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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208 | 1 雪峰祭忆——北大山鹰社山难回望与反思
这个玛尼堆用的石头来自香山脚下,从八年前就伫立在这里。
拂去五颜六色的彩旗和藏语六字真言,石堆上处处可见乳白色的蜡泪。那是前一天
留下的,和堆前的几束鲜花一样,来自北京大学登山社团——山鹰社的纪念仪式。
堆旁不到10米,是山鹰社高大的攀岩训练墙,几名社员正在向身上挂绳子等保护设施
。墙上某洗发水品牌的字样清晰可见,尽管它早已不是山鹰社的赞助商。2002年山鹰社
攀登希夏邦马峰遭遇雪崩五名社员遇难,是它停止赞助的原因之一。
前一天——2010年11月18日,是个意义独特的日子。纪录片《巅峰记忆》在北京一
家影院公映,投资者与主角都曾是山鹰社成员。
女主角李兰是当年那场山难的幸存者之一。这部片子以她多年后再度攀登那座高山
的经历为主线,讲述她个人的“救赎与回归”。这也是八年来,北大山难第一次面向社会
的回顾行为。
再攀登一次
“对于攀登者们来说,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这座山峰,这将是我的一个坚定
的心愿”
——《巅峰记忆》
“拍这个电影,我们几个(山鹰社)‘老人’论证了很久……觉得这个事情到了该回顾的
时候了”。
个头不高但很壮实的孙斌是《巅峰记忆》的投资者,在校时是山鹰社的登山队长。
这改变了他的人生。2000年他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却去了中国登山协会当教练,还参加了
北京奥运会的珠峰圣火传递工作。那次山难之前,登山队员们请他来,讲授过地形地貌、
气象及高原反应等知识。
在《巅峰记忆》中,孙斌也是一个出镜角色——登山者。他们6名登山者结伴,在去
年9月攀登了当年北大山鹰社遭遇山难的希夏邦马峰,8012米。这是一次商业登山活动,
他们每人花费8万元,和西藏圣山公司签约,获得了30多名藏族向导和辅助人员的服务。
孙斌负担了其中一名女登山者李兰的费用。她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这次登山给留着长发的导演李嘉——北京电视台体育部的一名编导灵感——为何不
顺势拍下这次登山,以李兰的经历为主线,引入当年的那场山难呢?
于是,这部纪录片的一开头,便是李兰的自述:“……这片河谷和我曾有着那么深、
那么强烈、那么难以割舍的关系,我来,我是为这个山谷而来。”这样的自述,贯穿了整
部电影。
李兰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因为她是6名登山者之中,唯一经历过当年那场山难的人。
2002年夏天,已经从北大广告专业毕业两年的李兰仍跟着山鹰社一起登山。是年,山
鹰社的目标是西藏的希夏邦马西峰。
对世界上任何一位非专业登山者而言,八千米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高度。1999 年,
山鹰社成立十周年之际出了一本社史,名字就是《八千米生命高度》。这个名字的底气
来自前一年北大百年校庆,山鹰社以这样的举动表达祝贺:攀登上了 8201米的世界第六
高峰卓奥友峰。尽管绝大多数登山队员皆非在校学生,但那一次无疑是山鹰社有史以来
的最高峰——此前国内从未有业余登山队登上过这一高度。
校庆过后老队员们纷纷散去,继续登山的任务落在了在校生身上。他们虽也知道自
己不足以挑战八千米,但又无法杜绝它的诱惑——于是,他们定下了这个目标。根据的路
线资料来自多年前的一支日本登山队。
希夏邦马主峰高8012米,西峰高7292米。“我们当时确实是想一边攀登西峰,一边侦
察,看将来有没有攀登主峰的可能性。”当年的山鹰社长,99级生物系的国家二级登山运
动员刘炎林说。
当时,山鹰社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今年的梦,是希夏邦马西峰——7292米
。届时,我们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在岩壁狂欢?”“自我膨胀”。今天,一位山鹰社社员
如此对南都记者评价8年前的山鹰社心态。
“对于攀登者们来说,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这座山峰,这将是我的一个坚定
的心愿。”李兰在《巅峰记忆》中说。但她也没有想到,这部电影会一直拍到今年。
严酷之地
“我坐在驮包上,久久地向着山谷方向看着,就哭了,我们十五个一起进山,却有人再
也不能自己走出来了,那个山谷始终沉默着”
——《巅峰记忆》
八年来,那次山难从未得到面向社会反思和追忆的机会。除了2004年山鹰社十五周
年时拍的一部内部短片《没有顶峰》中提及外,它一直是山鹰社、北大乃至中国民间登
山运动心头的隐痛。这次拍电影,北大还有相当一部分反对声音。
在李兰的回忆中,希夏邦马的冰川还如八年前一般,沉默而骄傲地伫立着。
2002年7月中旬,山鹰社15名队员先后到达西藏。为了省钱,他们没有坐飞机,而是先
乘火车到格尔木,再坐大客车几经辗转到达拉萨。10元钱一张床位的小旅馆,他们亦非一
人一床。有几名男同学都睡在地上。
山鹰社并不缺钱。李兰回忆,当年社里申请了体育彩票的赞助,10万元。给拉不到赞
助的山鹰社科考队留了两万元,还要省钱做其他一些活动。最后,包括路费、吃住和登山
注册费在内,只花了5万元。
省钱,招来了山难发生后舆论的质疑:为何不听从西藏登山协会的建议,花钱租一部
海事卫星电话,再雇几名藏族向导?
西藏登山协会给山鹰社的建议除了以上两条,尚有一条:希夏邦马峰位于雅鲁藏布江
以南,纬度低,这个季节是希夏邦马的雨季,降水多、积雪不牢固,安全系数低。建议他们
改在春秋两季攀登。
三条建议都未被采纳,山鹰社只是向西藏登协借了三台对讲机用。除了省钱、自力
更生这两条一切学生社团都本能地沿袭的准则,时间更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这次除李
兰之外的14人全部是在校学生,他们只能利用暑假登山。
根据对高山的适应情况和攀登实力的强弱,15个人分为A、B、C三组,最强壮和技术
最优秀的A组五个人担负了冲顶任务。他们是98级电子系学生雷宇,曾任山鹰社社长；98
级数学系学生林礼清,曾任山鹰社秘书长；2000级政管系学生张兴柏、2000级力学系学
生卢臻和99级数学系学生杨磊。三人分别是山鹰社的训练部部长、装备部部长和资料部
部长。
由于要照顾身体适应最差的队友,队长刘炎林留在了负责后勤的C组。李兰在B组。
她还憧憬着,如果A组顺利成功且天气允许,她也将尝试冲顶。
8月7日中午11时,走出冲顶前最后一个营地C3的A组翻过一面6700米高的大雪坡,来
到两块大石头中间。上宽中窄,成喇叭口形状——这是典型的易发生雪崩地形。西藏登
山队事后用特快专递邮给中国登协的搜救报告称:8月初,这里已连续下了8天的大雪。
如果不走雪坡而走山脊,就不会出事。8年后的今天,李兰如此对南都记者断言。然
而,当时缺乏经验的学生登山队看不出这个毁灭性的错误。A组最后的信息是“正在修路
”。不久,联络就断了。
李兰的B组和刘炎林的C组都以为是步话机故障。直到第二天,李兰按计划上到C3营
地,发现昨夜根本没有人回来,才觉得不妙。她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想:或许是他们冲
顶到半路回不来,挖雪窝趴了一宿?实际上,他们这些学生没人懂得挖雪窝的技术。
又一天过去了,A组还没有回来。李兰和一名队员上山去找,发现了“半个足球场那
么大”的雪崩区域；还发现了在两块大石头中间的雪坡上,似乎露出一点人体的痕迹……
刘炎林事后写下文字回忆:
“(8月9日)6点半左右,李兰和牟治平出现在帐篷对面陡峭的雪坡上。我拿了一瓶水
出去接。风雪又起来了。老牟走在前面。我问:怎样?他黑着眼睛和嘴唇,说:A组全完了
。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全身的颤抖。我继续往上走:李兰还在后面。我抱着李兰,她靠着
我肩膀,大声嘶哭,一会挣脱我的肩膀,在漫天的风雪里尖声大叫。我跪进了雪里,所有的
疑虑都被证实了,所有美好的设想都被打破了。岳斌趴在雪里,双手拍打雪地。”
雪崩是登山者的大敌。新中国第一位登山烈士丁行友便死于雪崩。落在手上轻飘飘
一会儿便将融化的雪花汇集、滚动、崩塌,就变成摧毁一切的万钧之力,人埋在雪中几分
钟便会窒息死亡。上次日本人走这条路线平安无事,谁能想到这次竟如此惨烈?
由于没有海事卫星电话,队员们只能下山求救。一直到15日,西藏登山协会派出的搜救队
才赶到大本营。
事实上,搜救队员们也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山难。
最终,搜救队发现了三名队员的遗体。另外两人的遗体据推断埋在更深的雪中。由
于雪崩危险时刻可能发生,根本无法把遗体从6000多米高的雪山上运下去,甚至没有时间
将遗体全部挖出。搜救队员们根据国际惯例,在拍照、取下部分遗物后,将遗体原地掩埋。
李兰在《巅峰记忆》中说,当时她和队友下撤时正是中午,怕再雪崩,不得不在山坡
上坐等了几个小时才下去。望着冰川,她觉得它一点儿都不美。很丑陋,而且很脏。登山
这件事情“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儿”,“完全没意义”。
在藏语中,“希夏邦马”意为“气候严酷之地”。
血的总结
“孤独极了,好像要有300人等着看我的旧伤口一样,又一定有人要听我对过去的描
述,其实我没有义务一定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一定要表现得很超然么?”
——2010年11月16日,李兰的微博
不待刘炎林等第一批六名队员飞回北京,舆论对“山鹰折翅”的关注已炒成了一片
。网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评论:“是取消山鹰社的时候了”。
在纷乱中,最后一批回到学校的李兰被遗忘了,没有赶上刘炎林等人接受的心理治疗。
山鹰社攀岩训练墙旁边的玛尼堆,就是此时树起来的。无数胸戴白花的学生在堆旁
点燃烛光的场景上了电视新闻。五名遇难社员被授予“登山勇士”和“共青团标兵”称
号。除了每人1万元的生命保险,北大赔给每个家庭8万元。他们的父母来到学校,在严密
看护下一次次哭得死而复生。
有山鹰社“教父”之称的山鹰社首任社长、98年卓奥友登山队的队长曹峻认同李兰
对希峰山难的技术性分析。他另对南都记者总结说:希峰山难表明山鹰社作为学生团体,
知识点方面的欠缺,和团队风险控制能力的欠缺。
北大也没有就此禁绝登山活动。但刘炎林回忆:各种各样的总结会一直从当年8月份
开到了第二年三四月份,山鹰社历年的许多老队员都赶回来参加。除了总结山难原因,还
定下了一条规矩:山鹰社的核心主题是“登山训练”,而非此前懵懂的那种“一山更比一
山高”的心态。
孙斌的看法与曹峻相近:纪录是山鹰社创造的,每一代队员都想超越纪录；问题是每
一代队员不一定都比前一代的技术水平高。另外,总是靠老队员给新队员当教练,技术的
传承也成问题。“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合格的教练。”
缺少气候地形资料的山、天气多变恶劣的山、有不可避免的雪崩地带的山……从此
成为山鹰社明确不考虑的选择对象。按照这一标准审视山鹰社往年的战绩,所有的人都
心生凉意:发生山难的前一年,山鹰社攀登了7048米高的西藏穷母岗日峰。那是一座难度
远远超过希峰的高山,且有不可避免的雪崩地带,还真的发生了雪崩,只不过侥幸无人受
伤。刘炎林、李兰,以及五名遇难队员中的四名都登顶穷母岗日成功。按照这样的力量
标准,攀登希峰其实根本不在话下。可谁想到,会发生雪崩呢?
参照希峰的标准,山鹰社还伴生了诸多不成文的规矩:不登7000米以上的山,不登雅
鲁藏布江以南的山等。中国登山协会也多了一些新规定,如学生登山队必须聘请向导。
对五个遇难社员家庭的感情,成了山鹰社心灵上永远的一块保留地。刘炎林勇敢地
拒绝了学校的劝阻,坚持去见五个人的家长。他们想用各种办法弥补家长们的心伤,其中
包括在遇难社员之一卢臻读中学的母校设立了一个“卢臻奖学金”。还按照五个人的家
庭分布地域,派家在附近的社员假期去探望。
这些慰问方式没多久便难以为继。新入社的社员未曾经历其事,对五个遇难者的家
庭没多少直接感情；按照李兰的话说,“也不是每个学生都长于人情世故”,哪句话该说
、哪句话不该说,年轻人们都不好把握。
没多久,探望改由刘炎林和李兰这些山难的亲历者去,按照他们每个人的籍贯,各负
责某个遇难者的家庭。
依然不行。遇难者家长对他们的情感是矛盾的。双方交谈,总是三句两句扯到死难
的儿子身上,空气极易瞬间冻僵。一方面,他们确实想好好招待这些孩子；另一方面则不
希望他们来。因为这无疑是又把他们心灵上的创口揭开一遍。
这种看似温情实则残忍的慰问,李兰刻骨铭心。她对自己的心灵创伤有切实印象:经
常在公众场合控制不住自己,一喝多就流泪,就想那五个死难的队友。“……刚开始我们
这些人想做点什么,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心安。”
“卢臻奖学金”发了两年,停了。刘炎林的解释是,后来他读研究生事情多,忙忘了
；李兰则解释为,每次给中学生发奖学金都要把卢臻的父母找来,这太残忍。五对父母从
来没有当面对他们说过“你们别来了”。但其中一些亲属曲折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她才
恍然大悟。后来,李兰又给他们邮过几次月饼之类的东西,但她再也不去了。
折翅再翔
“我们带着勇气来了,我们带着伤痛离开,我们又重新回来,我们终将会离去,将记忆
永远留在这条沉默的山谷里”
——《巅峰记忆》
事实上,早在1999年,北大山鹰社就发生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山难。只不过没有引
起团队的警觉。
那一次,李兰同样是亲历者。她参加的山鹰社第一支女子登山队,11名女队员和2 名
男教练攀登了5588米高的四川雪宝顶。这是一座很适合初学者攀登的山,雪线以上只有
四百多米高,坡度在20度到25度之间。但就是这样一座山,还吞噬了一名女队员——21岁
的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生,来自湖南理县的周慧霞。
李兰所在的大多数队员相继登顶后,周慧霞所在的后勤小组也开始了冲顶。她刚行
走了约半小时,坐下休息,忽然身体失去平衡,一路向山下滑去,最终被抛下悬崖而不幸遇
难。
作为周的湖南老乡,曹峻对这起山难亦有技术分析。如果周慧霞当时身体不错,就能
做规避动作避免悲剧,可惜的是,她已没有余力,以致一路滑下悬崖。二是学生社团毕竟
存在着一定的管理不严,经验不足的弱点。如果当时能拉下脸来,让身体状况不佳的她留
守；如果能在攀登难度不大的路面时也系上安全带……
周慧霞的死没能给山鹰社和北大以多少触动,他们普遍把这看做一场意外。媒体也
没有过多关注。李兰虽然不免害怕,但在下山的路上还是想:下次,一定还要登这座山!
希峰山难发生后的第二年暑假,山鹰社选择了1990年第一次登山时的出发地——
6178米高的青海玉珠峰。那是一条成熟的,有安全保证的路线。折翅后的山鹰,又回到了
它的出发点。它聘请了3位西藏向导,中国登山协会又派来了两位。
李兰是这次登山的技术顾问,刘炎林则担任了登山队长。他对登顶后那一刻的回忆
是:
“(在顶峰)……站在风里,一股心思涌上心头,双腿发软,便跪在雪地里:‘弟兄们,
我把今年的队伍带上来了。’在五月份的登山申请书里,我写上了这一句。而今,我可以
极痛快地哭,极痛快地对自己说这句话。”
此后的每一年,山鹰社都基本沿袭了这样的方针。虽然仍对未登峰(没有官方记载攀
登过的山峰)、七千米这样的名词所吸引,但那场山难杜绝了所有冒险的可能。2008年,
他们攀登7028米的新疆考斯库拉克峰,未能登顶。原因在于,在登顶之路上有一座雪桥(
山谷裂缝被雪填满的桥),无法判断下面有多深,更无法判断能否承受住队伍通过的压力,
宣布放弃。
在今年山鹰社的登山报告序言中,刘炎林说:“每一次的攀登都不能脱离山难的影响
”。
山鹰社现任社长,1990年出生的小伙子王正对南都记者列举了希峰山难给山鹰社带
来的最大现实改变:从前,山鹰社自己选好明年想攀登的山峰,只需去向校团委请示,再通
过团委获得党委首肯即可。从2003年起,山鹰社每次选山都要举行一次甚至几次论证会,
请来校方、老队员和中国登山协会的专业人士来评判是否可行。
团委、党委皆非登山的专业人士,除了叮嘱他们“注意安全”,还能提什么反对意见
呢?有没有专业人士参与决策,结果显著不同。
今年的登山结果便很能表明这种论证会的作用。2009年12月,山鹰社宣布,海拔6822
米的未登峰,西藏北部的夏康坚峰是明年的目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登山组织“凌峰社
”成员在论坛里说:“山鹰独立、探索的精神在7年之后,终于又回来了……”
但到今年6月份,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亲自给山鹰社打来电话,建议他们换一座
山。理由是夏康坚峰地处偏远、资料稀少,可控性相对较低。最终,在尼玛次仁的建议下
,山鹰社改变了目标,改为卡鲁雄峰。“路线成熟,交通方便。”帅气的王正说。
不顾面子的行为,效果是扎扎实实的:在5名西藏向导的帮助下,全队19人参与攀登,
登顶者多达16人,全部无一损伤、安然返回。刘炎林亦为其中之一。
山鹰后传
“我闭上眼睛,极力从心的深处捕捉第一次看到这庞大山体时的最初的感觉,那是最
初的一点单纯,只想着一座一座地爬山,现在呢,是更复杂了?还是更简单了呢?”
——《巅峰记忆》
山难和山鹰社的经历改变了许多人。8年来,中国大学的登山社团迅速增加,民间登
山运动更风起云涌。曹峻评价说,“山鹰社的主要社会作用,在于拉近了登山和民间的心
理距离。”
曹峻目前是深圳市登山协会的专职副会长,李兰则是西藏登山学校的教练。孙斌结
束奥运火炬接力中心珠峰运行组组长的任务后就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名叫“爱巅峰”
的公司,专门提供登山培训和服务；刘炎林也在这家公司做项目经理。明年他将拿到北
大的博士学位,但已决定不会去搞学术研究。
刘炎林现在搞的项目,是“山鹰会”,山鹰社的后传。在《巅峰记忆》的首映式上,
这个尚未注册组织的LOGO已经出现。它几乎与山鹰社的LOGO一模一样,不过由一只鹰变
成了三只。
曹峻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他的初衷是:山鹰社的老社员毕业走上社会,其中许
多人以登山作为职业或业余爱好,也都对这个组织有感情,愿意帮它做事。而这些人的能
力和身份,无疑比大学生有许多优势。为什么不建立一个这样的平台呢?
2008年末,曹峻等几个山鹰社老队员商议成立了一个基金,以纪念即将来临的山鹰社
成立20周年。他们募到了40余万元后,一位不愿具名的著名深圳企业家,也是山友,捐出
了自己为户外运动品牌代言的100万元,其中80万指明给两次北大山难的6名遇难队员家
庭。
余下的20万元汇入山鹰基金,总数达到60余万。身为理事的曹峻认为,这笔钱或许能
帮助山鹰社在更专业的方向上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的含义在不久的将来,或将转为现实。孙斌的“爱巅峰”公司尽管目
前仅有5个人,但已成功组织了攀登大洋洲和北美最高峰的商业旅游活动。他下一步考虑
的是:将国内顶级的登山、攀岩等专业人士与山鹰社联系起来,实行系统的有偿培训。此
前10年,他从未对山鹰社邀请的讲座、培训和论证登山计划等活动收过一分钱。这一次,
山鹰社将从他的朋友、校友,变成他的客户；“山鹰会”的会员中,无疑也潜藏着巨大的
商机。
“孙斌是在商言商……我们想,比较理想的模式可能是这样。”曹峻讲。“某个赞
助商出钱给山鹰基金,得到名声；孙斌的公司收钱,出培训服务；山鹰社得到实惠。”
每个山鹰社成员都知道两起山难、六位遇难者的故事。遇难者的家庭如今也或多或
少适应了新的生活。林礼清的哥哥林礼宜考上了北大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如今已经毕业,
在厦门工作。张兴柏的弟弟张兴旺今年刚结婚,一家人勉力耕种20余亩地, 种玉米。接
到南都记者的电话,这个22岁的小伙子并不觉得突兀。常与刘炎林聊天的他说,母亲如今
很少因为思念哥哥而哭了。他们的父亲,55岁的黑龙江农民张清春用粗糙而朴实的口吻
说,并不知道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与他遇难的长子有关。
FreeClimber
“岁月的痕迹、攀登的痕迹、成长的痕迹都从身上掠过了,最后剩下来的东西是不
是就是我到这世界尽头来寻找的呢?”
——《巅峰记忆》
新疆博格达峰、四川四姑娘山、云南梅里雪山……基本上,每月一座。
这不是山鹰社的登山计划,是李兰一个人的。一直排到了2012年。搭档是谁,哪座山
,什么方式,都已确定。
比起教师,她更在乎自己的另一个身份——FreeClimber——在中国,这个单词特指
那种一年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爬山的人,总数不超过10个。尽管已是某户外品牌的签约
运动员。
与中国在登山运动中付出血的代价较少形成对照的是:珠穆朗玛峰的28条攀登路线,
中国人到目前为止只爬过两条传统路线。登山探险运动的几乎每一个分支上,中国与世
界的差距皆非一星半点。这是国内登山界的共识。
李兰尚未成家结婚。在《巅峰记忆》中她解释这一点,“还不到时候吧”。每逢听
到“你该生活得正常一点儿”诸如此类的劝告,她就做出一副真诚的请求状:“全国13亿
人,6亿5千万女性,就让我一个生活得另类一点儿,不行吗?”
这位亲历两场北大山难的女登山家语速极快,似乎要抓紧每一秒时间用来攀登。当
初从希峰下撤的10名队友天各一方,今天只剩她和刘炎林还在爬山。与学生时代相比,她
目前的登山技术、经验,对突发事件的把握能力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皆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她觉得登山“是一件特别荒谬的事儿,完全没有意义。”今天她说:“登山是
我全部的意义。”
《巅峰记忆》的首映日,11月18日是李兰的生日,已成为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的王勇
峰到场。80分钟的电影放完,观众集体合唱《祝你生日快乐》。这是一种格外的幸运。
因为就在三个月内,她连续遭遇了三次生命危险。
今年8月初,她攀登新疆博格达峰,一只脚踩进裂缝,半个身子都掉进去了。9月初在
四川登山,一块大石头掉下来,砸中她的头部,被头盔挡住。不久前,她又刚刚在梅里雪山
滑坠一次,从40多米高的山崖上,三个山友一起摔下来。幸好被一处小平台接住了。
情绪稳定后,三个人讨论起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被接住,《巅峰记忆》的首映式会
变成什么样子?李兰十分肯定:
“一定是非常悲情,也非常隆重。因为主持人会说:对不起,主演前几天刚刚在山上
挂掉了……”
8年前,北大山鹰社雪山折翅,5名学子遇难。如今,与此事有关的人们拍了一部电影,
以期获得救赎与回归。这也是八年来,那场举国震惊的山难第一次面向社会的总结行为。 |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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