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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中国领导层的中期角逐-加速备战2012(系列一 省级领导人 3)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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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第四代和第五代领导人的主要区别是他们的教育背景。第四代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接受过
研究生教育,1940年代出生的领导人大部分接受的是文革之前工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第
5代?领导人很多接受过研究生教育,通常是在职教育,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的学
业领域相当分散,很多人学习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或者法学。在62个省级负责人中
这个新的趋?势十分明显。表6说明在2001年有40个领导人(64.5%)拥有高级学位,只
有8个省级负责人(13%)参加过研究生教育(通常获得硕士学位)。18与此相对应的是
,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有8人拥有博士学位,包括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1952年生)、陕
西省省长袁纯清(1952年生)、天津市市长黄兴国(1954年生)、新任命的青海省省长
骆惠宁(1954年生)以及上面提及的王珉和孙政才。
有一点很重要,这些省级负责人获得的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大部分是在职的,很多人
事实上是在中央党校获得的高级学位。近年来全国上下都强烈批评这种“假学历”。近
来中国官?方媒体呼吁官员们做到“学历清清白白”。19中国媒体也曾报道说某些高级
官员甚至是从一些被批评为“国外冒牌大学”获得他们的“高级学位”。据说,这些“
高级学位”资格,?比如EMBA,是不被美国教育部承认的。 20近期被控腐败而遭清洗的
两个高级官员,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和文化部前副部长于幼军都是从此类途径获得他们
的学位。
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例如,王珉于1983-1985年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全日制)。王也曾在1987-1989年在香港科技大
学作访问学者。在62个省级负责人中,只有3人(其中包括王珉)据称曾在海外学习。
其余两人包括:专业为经济管理的巴特尔1989-1990年在东京做访问学者,湖北省省长
李鸿忠曾参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未来领导人培训计划。没有人获得过海外的学
位。
表6也显示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党务是列表中最常出现的学术领域。33个省级负
责人(53%)毕业于这些专业,15人(24%)专业为工科。与此对照的是,在2001?年,
39个省级负责人(63%)接受的是工科教育,只有6人(9.7%)学习的是经济学、政治学
或者党务。21图2(见下页)显示出从 1982年至2010年技术官僚(接受工科或者自然科
学教育)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显著增长。
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内经历了“技术官僚接班”过程。
在1982年,技术官僚——拥有大学水平技术教育的干部——在中央委员会中只占2?%,
但到1987年他们飙升到25%。到1997年他们占据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半多。222002年当选
的9大政治局常委都曾经是工程师,包括最高级的三位领导人,总书记江?泽民(电子工
程师)、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土木工程师)以及总理朱镕基(电子工程师)。现任的
三位最高领导人也是如此:胡锦涛(水利工程师)、吴邦国(电子工程师)、温家?宝
(地质工程师)。这一时期,在省级的党委书记和省长当中技术官僚的占比也迅速增长
。近期省级负责人中技术官僚的减少说明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统治时代将要终
结。下?届政治局中,成员的学科领域可能会更为分散。
图2 技术官僚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比重变化
职业道路、领导经历和政治派别
绝大多数现任省级负责人属于所谓失落的一代,这一代人在文革(1966-1976)中度过
他们的成长时期,失去了获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机会。相反,很多人成为“下乡青年”
,青少年时代就被从城市派往通常很遥远的乡村,在多年甚至整整10年里从?事着体力
劳动。23个省级负责人(37%)——包括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广
西区委书记郭声琨、海南省省长罗保铭(1952年生)以及上海市市长韩正(1?954年生
)——都遭受这一命运。例如,新任命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1952年生于浙江省的慈溪
市,但早年在偏远的黑龙江省度过了13年的光阴,其中包括4年的农场劳动。?
多个省级负责人来自农民家庭。例如,天津市市长黄兴国1954年出生于浙江省象山的农
村区,他最初的政治晋升是在当地的一个人民公社。与此类似,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
尔是?17岁时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作为放牧人开始其职业生涯。很多省级负责人即使没
有下乡青年经历,也在生涯早期有过底层的工作经历。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1950年生
)曾是码?头工人;山西省省长王君(1952年生)曾是煤矿工人;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
曾是钢铁厂工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是化工厂工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
1951年生)曾?是化肥厂工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是食品加工厂工人。
多个省级负责人开始职业经历时是士兵,包括青海省委书记强卫(1953年生)、山东省
委书记姜异康、江苏省省长罗志军(1951年生)、宁夏自治区委书记陈建国和西藏自治
?区主席白玛赤林。
文革所造成的特殊生活经历对每一个领导人都有着持久的影响,并且整体上对第五代有
一种独特的集体冲击。这一代的成员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不同,文革开始之时后者
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应当提到,基于青春期的经验,第五代领导人
整体上与未来的第六代领导人有深刻的差异。后一个群体是在一个物质上丰富的时期直
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很少需要面对前一代人遇到的苦难和挫折。也有迹象表明第五代
的艰苦和贫贱的经历使其成员培养出有价值的个性,如坚忍、适应性强和谦虚。正如河
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我只?是成千上万个下乡青年中的一员,我和我的下乡青年
伙伴之间没有多少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我足够幸运,抓住了给予我的机会。”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31个现任省长和市长的研究,显示这些领导人中有77
%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是下乡青年、工厂工人或士兵——几乎没有白领职员。24他们参
加?中国共党的平均年龄是23岁,开始担任政府官员工作时平均29岁,升到省长职位时
平均54岁,现在平均年龄57岁。这个报告强调,平均而言,这些领导人在担任省长之前
都有?25年的领导经验。
表7(见下页)列出31个现任省长/市长的主要工作经历。根据他们的官方简历,作者将
他们的经历按9个功能区域分类:农村工作、工业工作、外贸、金融、中共组织(人事
)工作、宣传、学术研究、秘书经历(包括?担任个人助理、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以
及共青团官员经历。这个表格显示,这些领导人中几乎一半都有过农村工作的经历,作
为县长负责农业事务但只有五分之一有工业工作经历,?任职厂长或者市/省属机关中工
业局的局长。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有外贸的管理经验。只有两个领导人,即上海市市长韩
正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经负责融事务。只有一个领导人,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拥?有
学术领域的领导经验。他从 1982-1991年是广西政府所属的计划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和副
所长,1991-1994年是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主任,其后被
任命为广西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上述的省长们几乎有一半曾任职党的组
织部或宣传部部长?(在县、市或省级的领导层中)。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有多达21个省长们(68%)曾有过秘书的工作经验,这个统计数字反
映出庇护关系在中国精英选拔中的重要角色。某些人职业生涯初期是做前任高级官员的
个人?助理例如湖北省长李鸿忠就是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秘书。湖南省长周强曾经是
前司法部长肖扬的秘书。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省长蒋巨峰职业生涯初期都是所在省级
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刘在安徽,蒋在浙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升官之路几乎完全
是秘书工作。生涯早期做秘工作多年以后,姜1988 年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副局长。从1995年到?200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其后被任命为重庆市委
副书记。
表7也显示,16个省长(52%)有过县级领导层以上中国共青团官员的经历。那些从共青
团内获得升迁和1980年代早期直接在胡锦涛手下担任共青团省和国家级领导的人通常?
被称为“团派”(共青团派系)。本研究也考察了那些1993-1998年间当李克强负责中
国共青团之时,担任团的省和国家级领导职位的那些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并不是
所有这16个有过共青团领导经验的省长们都应被划分为“团派”?。有些人从未在担任
过共青团省或国家级的领导职位,因而并不符合。上海市市长韩正尽管曾担任上海市团
委书记,但并不属于“团派”,他升迁主要是由于和上海帮的关系。
然而,这些有共青团经验的省长中,有13人确实属于团派成员。表8(见下页)表明,
省级负责人中属于团派的数量,2003年为6人(9.7%),到 2005年增加到13人(21%)
,到2010年增加到21人(33.9%)。团派成员大量占据省级领导层并不令人惊讶。在中
共17届中央委员会中,86 个领导人(23%),包括正式委员和替补委员,可以被确认为
团派。本研究认为胡锦涛和李?克强的追随者可能将继续在下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
占据很大一部分席位。
当然,现在及18大之后,团派领导人无论在省级或国家领导层中都无法完全占据统治地
位。其他最高级领导人(前任或现任)的亲信们也在省级领导层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北
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被公认是江泽民的亲信。新任命的吉林省委书
记孙政才被认为是贾庆林和曾庆红的亲信。具有高干家庭背景的 “太子党”领导人经
常在省级管理层中与?团派争夺重要的职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
来是省级领导层中“太子党”利益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尽管“上海帮”的数量在省级
领导人中非常小,有几个重要的?职位仍被他们占据,如上海市市长韩正和重庆市市长
黄奇帆。太子党成员和上海帮成员通常在经济管理、外贸和金融方面有更丰富的管理经
验。俞正声和薄熙来之前曾分别担任建设部?部长和商务部部长。韩正和黄奇帆是省级
最高领导人中少有的金融专家。他们这种难得的专业资格和领导才能将可使他们成为未
来的领导层更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选。
2012年政治局席位的省级有力竞争者
中国的31个省级行政区级别相同,但它们并不平等。某些行政区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
治事务中比其他区承担更多的份量。对于62个省级负责人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
人比?其他人更有权势,影响更大。通常,省委书记在图腾柱上的位置比省长高,担任
政治局委员的6个省级负责人毫无疑问是当中最有权势的。直辖市——北京、天津、上
海以及上一个十?年加入进来的重庆——的市委书记按惯例在政治局中据有一席之地。
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广东同样如此,现任省委书记汪洋和之前的三个前任——谢飞、李长
春、张德江——在任职省委?书记期间都进入了政治局。25在过去的20年间,这种情况
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辽宁、河南、湖北、四川和新疆也在增加。例如,4个现
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和王兆国——之前都曾担任福建省负责人
。如果省级负责人职位是未来提拔的进阶石,在上述省或市任职基本上可以视为政治局
委员的入场券。
表9(见下页)列出了这些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最有可能进入下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候
选者。这份清单根据3个原则而提出:个人的年龄;他们现在任职的省市;他们基于当
前中国领?导政治权力平衡规则的派系归属。后邓时代的中国精英政治可以从广义上概
括成两个主要联盟的争斗:“平民同盟”和“精英同盟”。26这两个联盟因其成员的家
庭背景、职业道路?、政治联系而有所区别。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陆对阵沿
海),而且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国家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利益。民粹主义联盟的核心是上
面讨论过的团派,而精英主义?联盟主要由太子党和上海帮成员组成。
在这13个领导人中,11人现任省(市)委书记,其余两人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和上海市市
长韩正之前有过担任省或市委书记的经历。郭曾于2004-2007间年担任安徽省委书记,
2000-2004年间担任西藏区委书记。韩曾在2006年末、2007年初担任过几个月的上海市
委代理书记。在列出的13个人中,4个是现任政治局委员。汪洋、薄熙来和张高丽可能?
在新政治局中保留他们的席位。他们三人都拥有很好的机会成为政治局常委。由于汪洋
年纪相对较轻,他将可能在2012年后担任两届任期的常委。这将有可能使汪在未来中国
领导?人排名中成为极少数最具政治份量的人物。
如果下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出生年份上限是1945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将能够保留他
在下届政治局中的席位。考虑到他已经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他极有可能获得一个政治
局常?委席位。俞的老资格令他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人物,类似于15届政治局常委中的
李瑞环或者16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曾庆红。然而,由于俞潜藏的巨大权势,胡锦涛和其他
现任的高层?人物可能试图在18大上协谋让他退休。
胡春华和孙政才都生于1963年,他们被中国官方媒体广为报道,被视为所谓第六代领导
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过去20年来,从1980年代末担任西藏共青团的高级官员开始,?
胡春华的晋升之路大部分应归功于胡锦涛的强力支持。媒体特别提到一个事实,胡春华
能够说流利的藏语。27为与胡锦涛对胡春华的庇护相抗衡,贾庆林和曾庆红在孙政才的
迅速提?拔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看起来两个竞争联盟之间达成了一个政治交易,让这
两个更年轻的人进入新政易局。这不仅将保持派系的权力平衡,也可被视为第五代领导
集体延伸其连续性?的集体努力。
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在国家两个最重要的省份担任一把手。两人
都有丰富的中央政府内部的领导经验,他们都属于下届政治局候选人中的领先者。在过
去的30?年里,北京或上海的市长通常会进入政治局,有时甚至成为政治局常委。郭金
龙在省级领导层的坚实经历以及韩正长期管理这个国家最大城市的经历都是他们非常有
价值的资本。但他?们要获得下届政治局的席位,今后两年内都需要转任各自城市的党
委书记或者转到其他重要领导位置。卢展工、孙春兰和王珉都是与前面提到的胡春华、
孙政才一起,在2009年1?1月获任现有职务。这一职务变动使他们在加速谋求政治局席
位时占得先机。正如本文前已论及,在即将到来的政治角逐中,每个人都有他或她清晰
的优势。
2012年中国领导层的主要竞争者已经开始进行个人的竞选活动(当然是以中国的方式)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可能还没有显示出他们
与前?任有何不同,直到他们完全掌权以后。但是,已有迹象表明习和李都代表了新的
领导方式,愿意寻求新的政策优先顺序。例如,在2010年春节期间,习通过短信息服务
(SMS)?发出一条文字信息,向中共近100万基层组织的官员们表达他“个人的”祝福
,这是一种党的最高级领导人和地方官员交流的前所未有的方式。28同时,李也以其对
新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医疗保健、可负担的住房等的强烈关注而引人瞩目,
所有这四个问题10年前对于中国领导人都不是优先考虑之列。
汪洋和薄熙来都以敢言著称,人送绰号“两个大炮”。从2007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
开始,汪洋就一直提倡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或模式),并坚持政治改革的必要
性。?他个人发起了一波新的“思想解放”,要求地方官员克服意识形态和政治禁忌。
在2008年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汪洋引用邓小平对经济改革面临的巨大困难的描述,说政
治改革可能?是一条“血路”。29年初,中国官方媒体广泛转载一篇网络流传的写汪洋
的长文,该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所属的《大地》周刊。30这篇文章强调汪出身低微,
更重要的是,该文?重点提出是邓小平“发现”的汪洋,1992年邓视察安徽,遇到了
这个37岁的铜陵市委书记。文章引用邓的话说:“汪洋是个难得的人才。”文章结尾预
测,作为一个拥有“鲜明的团系色彩”的政治局委员,未来汪洋将有更光明的政治前景
。在中?国的政治和媒体文化中,对一个省级负责人如此报道实属罕见。
薄熙来的“自我推销运动”(self-promotion campaign)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现
在他以两个独特的行动而著称:“打黑唱红”。这个口号的上半部分指薄去年在重庆发
起的一次警方严打运动,逮捕了他所说的“地下?黑社会匪帮”,这些人通常有腐败的
执法官员保护。在薄从辽宁带来的亲信(现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的帮助下,薄发动了这
个城市的3万名警力,逮捕了许多“黑社会成员”和腐败官?员。薄把前任公安局长(也
曾任该市政府司法局长)送上审判庭。根据《重庆晚报》的消息,薄指示该市警察的目
标是逮捕该市的大约9000名罪犯。
至于“唱红色歌曲”,薄要求重庆的官员和普通居民唱革命歌曲以振奋精神。正如很多
国内外记者所看到的,这是薄熙来展示其太子党家谱的一种方法,使他成为他父亲那一
代所建立?的红色政权的理想的继承人。32同时,薄熙来向500万退休老干部、残疾老兵
和城市贫民派发了总值6亿元的“红包”。33尽管有批评断定这些办法反映了薄熙来的
“文革式的?思想和行为”,薄却似乎在重庆公众中大受欢迎。在全国,薄的高调令他
赢得了人民日报发起的2009年网络评选“年度人物”称号。34
然而,其他高层竞争者仍保留着一种更为传统的、不那么张扬的领导风格。例如,天津
市委书记张高丽最近对国外人士说,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风格,他的座
右铭是:?“多干事,少说话。”35上面讨论的所有这些行为——有些很新鲜,更多的
很熟悉——反映了中国精英政治中的活力变化。
可能更“两党化”(bipartisan)的阶段。当一个新的领导层出现的时候,巨变似乎不
可避免,上面描绘的省级领导人几乎肯定站在这些变化的最前沿。围绕即将到来的领?
导层更替,总体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将对中共的派系动态造成的深刻影响,标志着2012
年将可能是中国精英政治中极为有趣的年份。本专题关注通往18大道路上发生的政治角
逐?,后续的其他部分将考察一系列其他可能影响该事件结果的因素,并预测它可能会
如何重新定位中国近期和长期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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