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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1990-03
【作者】元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地区北上，拟进入川南，在宜宾和沪州之间地域渡过长
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时，川军积极在长江沿岸布防，派
重兵开赴川黔边境。1935年1月28日，红军在习水之土城与川军激战，未能得手，被迫
向西撤退，放弃了渡江计划。其间，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及川、滇、湘、黔等省地方军云
集赤水流域追剿、防堵，妄图一举聚歼红军。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
条件下，以非凡的睿智和胆略，运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的运动战法，四次渡过赤水河，不断改变作战方向，以“走”调动、打击敌人，在桐
（梓）遵（义）战役中，予敌以重创，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随后，经过第
三、四次渡赤水，南下乌江，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敌人围追堵截，取得
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胜利，同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挫折相比，是应该充分肯定
的。它在我军战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它并非如一些史书所叙述的那样，是完美
无缺的。
四渡赤水有哪些失误？
（一）战略行动上不适当地强调进攻。
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准备反攻”、“实行反攻”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在进入黔境所
发的文电中也多次出现。就是在遵义会议初步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这类
“进攻”、“反攻”、“总的反攻”、“决战”、“新的决战”等字眼，仍不只一次地
在文件上反映出来。比如1月20日中革军委渡（长）江作战计划（载原解放军政治学院
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提到会合四方面军后“实行总的反攻”，“争取
四川赤化”；2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
大纲》（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6））指出：“目前最中心的问题
，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部队”。这个思想集中反映在3月8日中央告
全党同志书里面。它号召全党在“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的决战”面前，要“一致动员起来
”，“用一切努力来……大量消灭蒋介石和云贵川湘桂军阀的部队，彻底粉碎敌人新的
围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上述，凡带战术性质的
，都是十分必要的。红军在战略退却阶段，必须设法利用并创造条件，打敌弱点，以逐
渐扭转局势。但是，其中带战略性的提法是不妥的。它要求劣势的红军在一定的时间、
地域内打击的对象，不是敌人一个团、一个师，而是若干个师，甚至是整个的“蒋介石
的和云贵川湘桂的军阀部队”，这就大大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必然带来不利的后
果。
（二）渡江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使这一阶段的作战行动一开头就遇到了麻烦。
“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在遵义会议上确定的。它改变了“
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
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载《中共党史资料》（6））。计划是在
比较仓促的情况下制定的，里面虽然分析了敌方情况，规定了二、四方面军配合的任务
，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战术要点；同时，也预见到如果“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
时”的处置，但总的说来，计划的制定不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多方论证、深思熟虑
基础上的，对当面严重的敌情估计是不够的。正如陈云所批评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
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
个目标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陈云：《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载《中共党史资料》（6））结果，不仅未能实现预
定计划，还使红军在实力、士气方面受到损失。
（三）一次关键性的战斗受挫，使红军一度丧失了主动权。
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川黔边境开进。不久，土城战斗爆发。
1月上旬，刘湘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兵遣将，拒止红军北上。1月14日，所部教导师师长
潘文华在泸县（今泸州）组织“川南剿匪军指挥部”，任务是：封锁长江，指挥部队在
川黔边作战。接着，教导师第3旅郭勋祺部、独立第4旅潘佐部、模范师第3旅廖泽部，
先后抵达黔北土城附近地域；模范师第1旅章安平部、第5师13旅达凤岗部，由北面进入
贵州赤水县境。26日起，一军团在土城北面、赤水城南，五军团在土城东面，与川敌发
生激战。中革军委为扫除渡江障碍，决定集中三、五军团歼灭土城东面的川军。
土城位于黔西北的习水县城西面，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为黔北大道要冲。其东、
南、北三面，山丘绵亘，地窄势险。
28日拂晓，红军向川军坚守的青杠坡、石羔咀、凤凰咀等地发起总攻击。为夺取这一关
键性战斗的胜利，红军主要指挥者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均亲临前线指挥。整个上午
，激战持续进行。敌军恃火力优势与地利，“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打到镇东面白马
山军委指挥部前沿”（吕黎平（时为军委作战参谋）：《战土城首渡赤水》（载全军《
党史资料征集情况》第6期））。红军有陷于背水作战的危境。值此紧急关头，中革军
委令干部团（长征前夕由红军大学，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及上级干部队
组成，辖四个营、一个上干队，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实施反击。同时，急调在北边
作战的一军团二师回援。敌受到重大打击。敌指挥官郭勋祺亲率预备队驰援，并力顽抗
。“战斗十分激烈，瞬时多变，每前进一步，都经过短兵相接的搏斗，付出很大的代价
”（蒋耀德：《长征中的红色干部团》，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中革军委于傍
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撤出战斗。
土城战斗，是长征中仅次于在湘江之战，以红军的失利而告终。敌称之为“土城大捷”
，旅长郭勋祺被越级擢升为模范师师长。此后，中央、军委被迫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四）以己之短，击彼之长，鲁班场攻坚失利。
3月上旬，桐遵战役甫告结束，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另一次大战役，“消灭周浑元来彻底
粉碎敌人的追剿”（《文献与研究》1985年1月号第26页）。3月15日，红军向周浑元部
（周浮元，为国民党中央军第36军军长、第2纵队司令，指挥第5、13、96和99师，共16
个团，其时，除99师警备贵阳外，其余部队均集结于鲁班场）据守的鲁班场发起攻击。
鲁班场，位于仁怀县城西南50余里，系茅台镇通往打鼓新场（今金沙县治）的重要孔道
。四周群山环抱，易守难攻。周敌侦悉红军寻其决战后，即收缩部队，昼夜抢修工事、
碉堡。15日晨，红军向鲁班场逼进。一军团、三军团第11、12团和干部团为右翼队，从
北向南突击敌第5师之左侧背左正面，五军团及三军团之第10、13团为左翼队，向场东
南、南、西南敌之96师、13师攻击。10时许，红军各部连续向敌既设阵地发动猛烈进攻
。指战员响应中央“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的号召，英勇杀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
。下午3时，红军发起总攻击，直至入夜，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在敌96师棋盘山阵地
、5师团标寺阵地、13师场南端阵地，敌我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一
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践踏为平地。由于敌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
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终无大进展；加上，敌援兵逼近。红军被迫撤出阵地，
赓即三渡赤水，进入四川古蔺地区。
鲁班场战斗，是一次阵地战、攻坚战。红军在几番寻战，企图在运动中灭敌不成的情况
下，被动地在敌人预先选择，并已构筑了大量工事（光碉堡就有70余座）的阵地上，去
同敌人逐点争夺，结果吃了大亏。但尽管如此，由于毛泽东等新的军事领导人，及时审
时忖势，权衡利弊，果断地决定迅速脱离战场，重渡赤水，变被动为主动，从而避免了
更大的损失。这同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人指挥的许多拚命主义战斗，是不可同日而
语的。
四渡赤水期间产生的失误，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些损失同它在战略上取得
的重大成就相比，虽是不足道的，但从总结经验、借鉴历史角度出发，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削弱了红军实力。土城、鲁班场战斗，进行的时间尽管不长，但红军投入兵力
之多，战况之激烈程度，在长征中仅次于湘江战役。红军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鲁班
场一战，红军在“阵前遗尸七百余具”（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5
）第884页），光红一军团就伤亡489人（贵州人民出版社：《红军转战贵州》第123页
）。土城一役的损失更大一些。据敌方材料，“各路击毙匪约二千余名，负伤之匪甚多
”（《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24年1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载档案出版
社：《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美）哈里森·索尔兹
伯里《前所未闻的故事-长征》第175页披露的伤亡数字为4千多人。此数约占当时红军
总人数的1/8，几接近于长征以来各部扩军的总数（《总政治部关于扩红成绩的总检查
和今后的工作》（1935年4月5日）（载《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记载：总共
约5400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偌大的伤亡，在红军史上是少见的。第二，影响指
战员士气。一月间，长期转战的红军在遵义地区得到短期休整，消除了疲劳，振作了精
神。但自土城受挫，西进遇阻，续有损失，“部队中散漫疲劳现象是在增长，军纪风纪
相当松懈”，“减员较一月前增长，损坏和遗失武器较多”，“情绪低落，不愿到前线
打仗”，掉队、逃亡现象增多；医务技术人员“屡发生逃亡、落伍的事”。为克服上述
消极现象，中央、总部多次下发指示（本段内容根据《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
第256、258、261及262-263等页文件）。第三，战略方针频繁变更。红军在赤水流域活
动期间，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战略方向曾多次改变。仅第一、二次渡赤水前后，即有
先后在黔北、川黔边、川滇黔边、川滇边、黔北等地区开辟苏区的计划；相应的，作战
对象与作战方向，亦不断发生改变。当然，由于战争是千变万化的，战略意图的改变是
常有的事，但在短时间内如此频繁的变更，不能认为是很正常的，其中缘由也包含有决
策者的失误。第四，引起领导集团内部的分歧。由于两次重要战斗的失利，“战略方案
”，“一个也没能够实现”（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46页）；部队中疲惫、不
良现象增加，一些领导干部有不满情绪，对直接军事指挥者进行了批评。比如在鲁班场
受挫后，洛甫“把这次行动称为未加考虑的”（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46页）
；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感到烦闷，建议中革军委今后应“避免与相等兵力决战”，不要
“攻坚”、“乱碰”（蒋宝华：《长征中的彭德怀》，载《中共党史资料》（14））；
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意见更大，“要求朱毛下台”。四渡赤水以后，在“领导层中”，这
股“要求撤换领导”的“小小的风潮”（《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8页），直到会
理会议才得到平息。
产生上述失误的基本原因
（一）对战略退却的现实缺乏足够的理解。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提出的“反攻”、“决战”，是背离战略退却的客观实际的。
长征是一次空前的战略退却。红军的战略性大转移，是个客观存在。只有正视现实，因
势利导，才能“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战”，以“准备将
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战”（《刘少奇选集》中《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力量
显著削弱的红军，要在无根据地依托的条件下同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决战”，是不够
现实的，有害的。遵义会议后有些干部还喜欢打大仗、攻坚，比如，桐遵战役以后，一
次中央开会，除毛泽东外“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硬要去攻那个堡垒”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载《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其实拥有强大力
量的国民党军是欢迎退却中的红军决战的。敌在川黔边的历次军事部署，都在迫使红军
决战。敌策划、发动的这种“决战”，其他几支红军转移途中也遇到过，并蒙受了大的
损失（比如：红六军团西征入黔的甘溪战斗，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的枣阳新集、土桥铺
战斗和漫川关战斗，红二十五军西征中的独树镇、庾家河战斗，红二、六军团西征的便
水战斗等等）。
对战略退却的现实认识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对当时国民党
当局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国力日益增强、军事力量大为强化的实际估量不够。比如遵
义会议决议写道：敌经济“空前的崩溃”，“困难大大的增加”，“蒋介石的主力……
削弱了”等等。这个思想在桐遵战役大胜后又有所发展。党中央在“告全党同志书”中
写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使“蒋介石和许多军阀的军队遭到了空前的损伤”；“全国
经济的破产，财政的恐慌，有加无已”；“国民党军阀统治，更加逼近了自己的坟墓”
；还说桐遵战役的胜利，“震动了国民党整个统治”。以上离开实际的分析判断，是导
致提出“反攻”、“决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未能始终如一地发挥运动战的特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敌强我弱是战争的重要特点。弱小的红军要战胜强大的国民党军，
基本的作战形式是运动战。江西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正是运用了这种战法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正是抛弃了这种战法的结果。这在向敌人后方实行退却
，缺乏老苏区人民支援的情况下更为必要。为此，中央要求在川黔边作战的“红军必须
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
有时走新路”（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1935年2月16日），载《军
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用“走”迷惑敌人，疲惫敌人，打乱敌人的计划。土
城受挫后的危急时刻，就是靠“走”脱离了险境，赢得了新的机动。二渡赤水后所以取
得重大胜利，就是红军主力趁吴奇伟部初来乍到，立脚未稳，予以猛烈袭击的结果。通
常，阵地战、攻坚战，尤其是在“当面敌人多了”或“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
接”，及“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
泽东选集》第214页）等情形下发动进攻，都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土城、鲁班场战斗就
是吃了这个亏。后者的教训，尤足珍贵。
另外，在作战中，红军未能做到“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孙子兵法》：《虚实
篇》）；相反，两次军事行动都全在敌之意料之中，以致一开始就丧失了主动权。
（三）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对困难认识不足。
本来，“战争中的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克劳什维茨：《战争
论》第1卷第159页）；加上红军离开土生土长的根据地，到远离我国腹心地带的西南边
陲作战，天不熟，地不熟，人不熟，敌不熟。一切更少确实性，更带未知性。加上，频
繁的行军作战，电台难于开展对敌侦听、破译工作，情报不灵，更增加了这方面的困难。
孙子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重要的作战指导原则。红军长征后，对敌情是若
明若暗的，尤其对西南地方军阀部队陌生。原来只笼统地感到：西南是军阀势力割剧，
派系复杂，互相间矛盾很多；军队装备差，素质弱，士兵生活苦，官兵严重对立，战斗
力不强。进入黔境后，见黔军是“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支烟枪），且一触即溃，
或望风而逃，更增加了这个印象。对于川军，过去中央苏区的一些报刊、文件，过分夸
大了川陕苏区的胜利，说各部川军在红四方面军的打击下，“兵无斗志”、“战斗力全
无”；军费拮据，官兵“生活困难”，即使辖区广大、富庶的刘湘的21军，“部队也欠
饷三个月，士兵衣不蔽体，死不得饱”（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44、46期
）；也象黔军一样，普遍吸食鸦片。讽刺“川军象条牛，我们牵着游；黔军象条狗，我
们打着走”（《红军长征过云南》第1页）。事实上，参加“围剿”红军的三省军阀部
队，除黔军外，川滇两省军队的素质是比较好的。滇军领导统一，历来注重教育训练，
“装备武器系新自法、捷、比三国购置，不仅黔军不能相比，即蒋嫡系军的装备也赶不
上”（孙渡：《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62辑）。川军刘
湘的部队，尽管在川北遭过红军打击，但它绝非“战斗力全无”的军队。刘湘在四川军
阀混战中，先后率部南征北讨，逐鹿巴蜀，击败过滇、黔军及熊克武、杨森、刘文辉等
部川军，到1935年已拥有10余万之众。官兵久经战阵，纪律较好，抽鸦片者绝无仅有。
武器装备精良，不比中央军逊色。军直属有海空军司令部、战车大队部和炮兵、机关枪
、工兵等司令部。并且，对中央红军可能进入四川，在思想上、组织上早有准备。制定
了北守（即在川北对红四方面军防守-笔者）南拒的方针，全力遏止红军渡江。投入的
兵力达13个旅43个团，约六万人，且多系精锐。至于薛岳指挥的中央军，尽管有近一个
师在遵义城南受过重创，但红军的胜利并非垂手即得，而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由此可
见，敌人还是有战斗力的，不是不堪一击的。至于认为周浑元部“没有堡垒的凭借”，
“比吴奇伟纵队还更疲劳”（《总政治部为动员全体红色政工人员争取新的胜利的命令
》（1935年3月5日），载《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的判断，也是欠准确的。
实际上，周部自一月初入黔后，先后在贵阳以东休整了一个月，3月1日由习水南返仁怀
地区后，一直未大动，并无太大的疲劳。
至于对敌人第一线部队实力的了解，尤其是对川军的了解更是多次失准。
起初，中革军委认为“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
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9页），川军“不可能及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长江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49页）。土城战斗过程中，对入黔川军兵力、编
制、番号的判断，更是连连失误。1月26日早，判断由温水西进之敌“恐系川敌廖泽部
约两个团”。实际上，刘湘部旅为三团制非两团制；又廖泽部（旅）系教导师第3旅郭
勋祺部之误。1月27日晨，判断28日晨参战的为“川敌廖泽部约4个团”。实为郭旅、潘
佐旅及廖泽旅（缺一团）共8个团；加上土城北面之章安平旅（缺一团）、达凤岗旅共
13个团，约26000余人（我军判断，见贵州党史办编：《红军在贵州》第二辑第32页，
敌军部署。见《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部24年1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直至总攻
受挫，通过侦察、审俘，方将当面敌情基本查清。
再，战争的胜负，除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重要因素外，自然条件也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孙子兵法·地形篇》指出：“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极有见
地。
川黔边，位于云贵高原北端，四川盆地南缘。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河谷深切，关隘亘
阻，山道崎岖，地形极为复杂。红军向古蔺、永宁（今叙永）地区转进时，深感“地形
对我非常不利”，“这里没有路，那里没有路，到处都象悬崖绝壁一样”。有的地段每
小时行军不过五六里，甚至只能走一里，“是数月来第一次行路难”（引文分见谭政：
《向赤水前进》；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伍云甫：《长征日记》；陈伯钧：《长征
日记》）。川南的地形，最不利于军事行动的是号称天险、自古难逾的长江。它对于进
攻一方面而言，绝非当年秦王苻坚所说的投鞭“足以断流”的沟渠，而是一道深宽的天
堑。中央红军计划抢渡的宜宾至泸州江面，宽约500-800米，加上江两岸布防的敌正规
军、民团，星罗棋布的碉堡工事，及江上穿梭巡弋的舰艇，所有这些，对于缺乏重火器
和渡河手段的红军，确是有足够阻挡力的。正如敌方所指出的：“倘不因长江天险之阻
隔，朱徐两股，或早已会合于巴蜀之间矣。”（羽高书店发行、胡羽高编：《共匪西窜
记》第575页（1936年版））但是由于领导人对形势过份的乐观估计，忽略了这方面的
困难。在作战计划、部署中，常常只讲敌情，不谈地情。比如在1月22日中央给红四方
面军信中，只预见到“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而只字未提途中的自然障碍，在渡
江作战计划中，在“情况估量”部分，谈的也全是敌情，绝无一句提及地形。这也反映
了战略指导思想上的某种片面性。须知，红军到远外线作战，对自然条件的了解，其重
要性有时并不下于熟悉敌情。
为什么一些史书对四渡赤水多有溢美之词，而讳言其失误？
总的看来，四渡赤水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虽然由于条件不具备，红军未能达到在黔北
开辟新区的目的，但却保存了有生力量，使蒋介石在赤水流或歼灭红军的计划归于破产
。这是战略上取得的最大成功。试想，如果没有留下这一大批民族的精英，中国革命的
成功会推迟多久，是很难预料的。
但是，四渡赤水期间“战略指导很困难”（陈伯钧：《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3期）。对此，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谈得十分清楚
。他说：“从1月、2月出发，到3、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
渡赤水河”；连“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可是好些史书有的只写成绩、经验，
不写缺点、教训；有的即便提缺点，也是一笔带过，使人不知其然。有的对成绩过分夸
张、渲染，对敌人则过分贬低。如说遵义会议后，红军生龙活虎，处处主动，所向无敌
；而敌人则被拖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处处挨打。有的以讹传讹，以假作真（比如，
有的将士城战斗写成胜仗，说“先后打败黔军侯之担部和川军郭勋祺部”；有的写三渡
赤水，是有意调动敌人；有的将四渡赤水后去云南，写成有预案的行动。等等）。好些
溢美之词、虚夸之事，易使人产生错觉：似乎在那艰难的两个月中间，红军遇到的敌人
，连同他的首脑、“很机动”的蒋介石（王稼祥在中央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徐
则浩《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载《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在内，一个个都
是笨蛋、熊包，毫无战略头脑，战术拙劣；红军的面前总是光辉灿烂，一无艰难，二无
险阻，见不到充满血与火的激烈战斗；红军往返于赤水两岸，仿佛很轻松、优游；红军
所到之处，是有攻必克，有战必胜，赢来全不费功夫；战略指导上，也不是什么“很困
难”，而是游刃有余。事实不全是这样的。仅从兵力耗损的数字看，即可证实胜利来之
不易。红军入黔时约三万余人，加上沿途扩大的5400人，共约四万人，但过罢金沙江，
就只剩下二万多点人了（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55页载：“实际兵力为22000
人。”）。
一些史书为什么没有如实地反映这段历史呢？这除了过去公布的文献、回忆资料少和受
“左”的影响有关外，中间还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据笔者查证，四渡赤水这个名称的出现和被拔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基本上可以说，
它是伴随着个人崇拜的兴起而诞生，伴随着个人崇拜的盛行而神化的。到了“文革”后
期，四渡赤水更被写成是有计划进行的一个“战役”。不少史书、回忆文章给以种种美
誉。诸如：“军事指挥上的杰作”、“我军战史上的光辉战例”、“奇观”、“运动战
的光辉典范”、“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的典范”，等等。这些都是不确切的。
“四渡赤水”这个词汇的产生，有一个历史过程。50年代甚至60年代以前，行文中尚无
这个名称，更谈不上给以高度的评价了。
30年代，毛泽东写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军事著作，均未提“四渡赤水
”。1936年编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无一篇述及“四渡赤水”；红
军大学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简史》，也没有提出“四渡赤水”。直至50年代，大量史书
纷纷出版，但书中均未出现“四渡赤水”的词语。刘伯承的《回顾长征》、张爱萍的《
从遵义到大渡河》等回忆录，对这段历史虽有叙述，但没有说是战役。四渡赤水被写作
一个战役，且被写成仿佛是毛泽东庙堂算定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的一个完整的“战
役”，大体上是从60年代以后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注：元江，1929年生，成都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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