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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420 | 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17z8s.html
致复旦大学：对朱学勤博士回复的回复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台鉴：
我于2011年1月23日向贵会寄出举报信提请重启调查朱学勤抄袭案，今天收到贵会
转来朱学勤博士的回复，特回复如下。
一、关于朱博士英语能力问题
朱博士认为我只认定全书（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有15处翻译错误，不能因此
断言他不具有阅读英文学术著作的能力，其英语水平已由答辩前一外、二外学位课程考
试评语，答辩后专家对其外语翻译能力的评审意见所认定云。
朱博士似乎未仔细阅读我的举报信。我在信中已明确指出，这15处翻译“只是朱学
勤博士论文中翻译错误的一小部分”，并非说全书中只有这15处翻译错误。事实上，经
我比对，朱学勤书中的翻译大部分都是有错误的，朱博士没请我当核对“外文专家”，
我不必一一指出每处错误，只是列举一些低级的翻译错误，足以表明他的英语水平很差
，不具有阅读英文学术著作的能力，更不要说翻译能力。我对朱博士英语能力的评估已
公布网上，链接在举报信中已提供，请贵会委员们仔细比对，无需外文专家，只要有一
定的英语能力，都可知我所言不虚。如果考试评语、评审意见认为朱博士有足够的阅读
、翻译英文学术著作能力，只能说明这些评语、意见下得草率，所谓的外文专家并不合
格，应重新做鉴定。
二、关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附录抄袭美国学者Susan Dunn《姊妹革命——美
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中译本的问题
我在举报信中指出：“即使是为别人著作写序，在序中照抄其内容而不注明，让人
误以为是其本人的观点、文字，这同样是抄袭。何况朱学勤还把《姊妹革命》中相关部
分的注释也一一照抄过去，让读者误以为是朱学勤自己阅读这些原始资料后所写，更说
明其刻意抄袭。更何况这是作为附录收入博士论文，已不具有序的性质，以序的特殊性
为其辩护更无法成立。”
朱博士说我的这个说法前后矛盾，前一句说“照抄其内容而不注明”，后一句说“
把相关部分的注释也一一照抄过去”，“注”是抄袭，“不注”还是抄袭，让人无所适
从云。朱博士对此似乎理解有误。前一句的“不注明”指的是没有注明抄自《姊妹革命
》，后一句的“注释”指的是从《姊妹革命》那里转抄的文献注释，都没有说明是抄自
《姊妹革命》，前后一点都不矛盾。例如，如果有人照抄一节《中国移民史》的文字，
连其中的文献注释也都抄过去，却不注明引自《中国移民史》，葛剑雄委员是否会认为
由于也抄了文献注释，所以就不是抄袭呢？
至于朱博士辩解说这篇文章原来是译序，有其特殊性云云，只是重复了已被我在举
报信中批驳过的观点。
三、关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正文抄袭美国学者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
》的问题
朱博士承认其论文大量地摘译Blum著作，但不认为这种做法是抄袭，其列举的理由
有三：
（一）“全书20多万字还有更多摘译，甚至全译西语史料的地方，不足为奇。如第
一章‘思想的入口’第一节，全译18世纪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日内瓦’条目，连
续8页不间断，也是长达18000字甚至更多，因来源单一，仅落注2处。”
我们指控朱博士抄袭，不是因为他大量地摘译Blum著作，而是因为他大量地摘译
Blum著作却没有恰当地注明是摘译。大量地摘译甚至全译史料固然不足为奇，但是摘译
了却不说明，让人以为是他本人的著作，那就成奇。朱博士说他的论文还有更多摘译，
如果这些摘译注明了出处，那就与抄袭Blum著作的性质不同，如果没有注明出处，那只
是说明他还有别人没有发现的抄袭之处，并不能说明他抄袭Blum著作就是合理的。不论
他翻译《百科全书》的篇幅有多长，只要他明确说明了那是翻译自《百科全书》，就没
人会说他那是抄袭，否则就是抄袭。
另外，朱博士连当代人的英语著作都摘译得错误百出，我不认为他有长篇翻译18世
纪史料的能力，“汉语学界第一次译出18世纪《百科全书》相关条目”由没有翻译能力
的人来做，并不是值得肯定的事，极可能也是译得错误连篇。
（二）“开卷第一页即有Blum引注。至全书结束，涉及此书引注共24处。”“书后
附录‘外文专著，论文参考文献’，再次开列Blum此书，按姓氏字母排序，位列第二页
第四行。”
朱博士论文有24处摘译Blum注明了引自Blum，只能说明这24处没有抄袭，并不能用
以否定他还有更多的地方也是摘译自Blum却没有说明就不是抄袭。即以我统计的部分，
51处文献注释只有14处注明引自Blum，剩下的30几处的文献注释其实大部分也是从Blum
抄来的，内容也是从Blum抄来的，更何况还有从Blum抄来的内容连文献注释都没有的，
这些都该注明引自Blum而没有注明，这难道不是抄袭？在书后众多的参考文献中塞进
Blum一书，并不等于就可以在正文中摘译Blum而不必注明，否则还要文中的注释何用？
（三）朱博士认为“一般性叙述”不必一一注明，“但如方先生来信所述，无论什
么情况都应下注，则难以思议。试问，‘戊戌变法发生于1898年，被镇压于慈禧等满清
顽固派’，这样的史实或‘一般性叙述’在各类史著中，比比皆是，难道也应下注？”
我从来没有说过对所有的“一般性叙述”无论什么情况都应下注，我的举报信中说
的是：“一般性叙述如果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作者自己特有的归纳，或者虽然是众
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作者用独特的文字进行表述，那么照抄别人的‘一般性叙述’而不注
明，同样是抄袭。”即在这两种情况下必须注明出处：一、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作
者自己特有的归纳；二、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作者用独特的文字进行表述。朱学
勤所举的“戊戌变法”一句只是对众所周知的事实的简单叙述，不属于这两种情形，自
然无需下注。但是如果对“戊戌变法”的经过有更多的归纳，或者叙述有特殊的文字风
格，那么就不能照抄而不注明出处，否则充满“一般性叙述”的历史教科书岂不人人可
抄来出版，不存在抄袭？
朱博士说我的这个逻辑“实在不知所云”，质问我：“既然是‘一般性叙述’，怎
么可能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者表述时又怎么可
能不经过‘自己的归纳或用自己独特的文字’？既然是‘一般性叙述’、‘众所周知的
事实’，后人转录那些‘归纳’或‘独特文字’，怎么又成为抄袭？方先生用如此费解
的逻辑来推翻委员会结论，其实是否定了‘一般性叙述’之存在，而否定‘一般性叙述
’之存在，其实是否定了史学之特性。依照方先生逻辑，史学作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
是满目‘蛇足’，注释比标点符号还要多；要么是寸步难行，袖手不作。历史学将如何
存在，如何发展？”
朱博士这段质疑，倒是让我觉得“实在不知所云”。“一般性叙述”当然有可能不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为每个人对史实的掌握并非都一样。例如朱博士论文从
Blum书摘译的有关颂扬卢梭的戏剧的介绍文字，就属于“一般性叙述”，但是无疑不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朱博士在看到Blum的书之前很可能不知道这些事实，否则也不至
于照抄Blum。如果朱博士否认这是“一般性叙述”，那么照抄而不注，岂不是更属于抄
袭？
“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只是一两句大白话，如朱博士所举的“戊戌变法”一句，
由不同的人来写结果来差不多，就无所谓“自己的归纳或独特的文字”。但是如果事实
较为复杂，那么由两个人来叙述，就都可能有自己的归纳，有自己的文字表述风格，不
可能雷同。“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
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
…”这是一般性叙述，对明史学家来说也可谓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你能在自己的明
史著作中就这么照抄过来，甚或还给加上《明实录》的注释，而不注明引自黄仁宇吗？
新近发现，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一书由朱博士
执笔的章节新近被发现大量地抄袭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书中的“一般性叙述”
，由于这是抄袭的中文著作，更容易认定抄袭。难道历史学的存在和发展是要靠抄袭别
人的“一般性叙述”来填充自己的学术的？
最后，朱博士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叙述自己如何构思论文，如何得益于各位学界前辈
，如何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怀念写论文时的那个可歌可泣“思想启蒙的大时代”，现
在又是怎样一个“思想萎缩的小时代”，暗讽质疑他抄袭的人是“以小时代清算大时代
，窃喜于宵小末技”……这些我们无法核实，也与他是否抄袭 Blum没有什么关系。
总之，朱博士对学术规范这一“宵小末技”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如果不是故意装糊
涂的话），分不清翻译与抄袭，作序与抄袭，叙述与抄袭之间的区别。贵会对学术规范
应该有比朱博士更准确客观的认识，因此再次请贵会重启调查朱学勤抄袭案。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联系方式：100022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48号北人泽洋大厦10层1005室彭剑转
2011年2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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