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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04 | 1 中国官僚阶级内部关系之一斑
作者：王霄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2-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2-13 2:27:30
阅读量：4471次
在对拙作《什么是官僚专制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一文的网友评论中，中国官僚阶级
的内部关系也是一
个焦点。中国官僚阶级是一个初步定型但还在演化中的群体，在总体身份特征一致的基
础上，也显现了相
当的差异化，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有相当复杂的交织和博弈，呈现色彩斑爛的光谱。对于
官僚阶级内部的关
系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分析，比如中央官僚、地方官僚、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官僚、军队
官僚、企事业单位
的官僚、官僚派系等等。如果作全面的分析，那可能需要一本专著。限于篇幅和网络特
点，本文只选取一
个有代表性的方面作简要分析，那就是中央和地方官僚的关系。毕瑟姆指出，就官僚制
本身而不是它与外
部关系而言，分析维度有三个：结构化的分工及职位说明，调节成员彼此关系的内部秩
序规范，以及对个
人自利性追求的激励和制裁[1]。下面的分析基本是沿着这三个维度进行的。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了国家与省级及其以下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交
集了官僚阶级内部
不同层级集团的利益关系和公共管理在时代演进中的变革与保守的关系。中央官僚与地
方官僚的关系，也
是中共建政后一个指标性的并对官僚政治具有函数常量影响的关系。
一、政治空间：权力放收的根本是一种利益共享与分脏博弈
有一些学者如郑永年先生，从新中国历史出发，指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通过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来推行建设与改革的，他据此认为今日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深层根源是这种放权“
改革没有深入，很多
配套制度没有到位(例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责任的分配)。更为重要的，每当地方出现
一些问题，中央就
用收权来解决。不用说政治领域的权力，就连经济、社会、环保等等方面的权力都呈现
出集权的趋势。
[2]”
郑永年的看法失之于肤浅，他没有分析造成这种结果的不同时期的深刻的社会政治
原因，没有看出今
日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要之：过去是公共管理的权力和责
任的矛盾，今天是
官僚阶级的权力和利益的矛盾。当然公共管理需要和官僚阶级利益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
，不过二者在不同
时期的比例不同。大概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的诸种收权改革，是在政治制度本身存在根
本性缺陷的基础
上，主要基于公共管理需求而不得不为的最后一次具有正面意义的改革。至于这种行为
后来发生的变异，
即郑永年先生所说的出现两方面的大问题(一方面，权力集中到中央，但责任并没有集
中起来，于是造成了
权力和责任的严重脱节，地方严重缺失承担责任的能力，尤其是财政能力，只好另外开
辟途径，无限制地
闯入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等社会领域，造成了地方和社会的严重对立;另一方面，中
央的集权分散在各官
僚机构之中，并没有如领导层所设想的那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流向了形形色色
的既得利益集团
[3])，其原因，正是在这一时期官僚阶级逐渐成型、其自利性日益膨胀的历史背景下，
中央和地方两个官
僚阶级集团分脏博弈的结果。没有政治改革配套，没有中央的和地方的民主制度，任何
在行政管理权限上
的放与收，都会进入怪圈。这里的区别仅仅是，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怪圈是“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而在
今天，这种怪圈是“一放就乱，一收也乱”。
让我们以房地产为例，来说明这种关系。
2004年以后，中国房价的飚升，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极大矛盾，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
烈不满。2006年
以后，中央政府多次调控房价，但房价却越调越高。人们普遍认为高房价的最大获益者
是地方政府也就是
地方官僚阶级，岂不知高房价是整个官僚阶级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官僚集团共谋的结果，
是这个阶级整体利
益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地方官僚阶级的一己之为。它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官僚阶级统治合法性的需要。
经济增长，也就是GDP的增长，是时下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唯一证明和支撑。中央和
地方的官僚阶级，
都需要GDP的高速增长。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的贡献率是6.5%，它拉动了60多个
行业的发展，解决
了大量人口的就业。中国社科院2010年经济蓝皮书指出，2004年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
要依靠的就是房
地产。在中国经济结构始终不能实现根本性改变之时，房地产业成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党和政府的命
根子，是它们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
高房价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种维持其循环的毒品。中国特有的扭曲
的经济增长模式和
严重贫富不均的分配结构的表现之一，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截止2010年底，它发放了
广义货币72万亿元
人民币之多，是GDP的2倍。但中国这一时期物价的上涨并非剧烈，其原因正在于高房价
吸纳了大量的通
货。如果房价下跌，其他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后者会引起社会更大的恐慌与震荡。虽
然居住也是民生需
要，但是真正有住房刚性需求的不过是比较弱势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尚不足以对政
权构成威胁。相
反，政府正可以通过高房价，将前者的几代财富席卷一空。甚至，高房价可以使人民更
孱弱，从而有利于
官僚阶级的统治。当然，如此离奇的脱离中国百姓收入水平的高房价所造成的泡沫，终
有一天会破裂，但
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对于致力于利益最大化的中国官僚阶级来说，饮鸩止渴才是最理性
的选择。
其次，中央与地方官僚阶级在房价飚升中各取所需，利益分脏。
1.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官僚阶级的利益需要。截至2009年末，房贷已经占到11家
上市银行总贷款
额的24.20%，加上以房地产为抵押的其他贷款，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已经接近信贷总量
的一半，有20万
亿元左右[4]，而且是它所谓的优质贷款。只有维持高房价，银行的房贷和它向房地产
公司的放贷才是安
全的。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10万亿元，基本是银行贷款，而它向银行提供的
担保，是土地收
入，这种收入，在2010年是2万亿元。如果房价回落，地方政府土地收入下降，则银行
会出现坏帐。金融
机构是中央官僚阶级的势力范围，为了降低贷款的风险，和维持自己极高的不当收入如
工资、职务消费和
众多福利，银行不可能愿意房价回落。当然地方政府也不愿房价回落，这一点是相通的。
2.是权力要害官员自己的利益需要。
房地产成为中国最腐败的领域，从房地产上吸血刮油的是中国官僚阶级中最有实力
的群体。他们或者
自己亲自上阵，或者让其子女亲戚出马，成为高房价的最大获利者。纪检部门的一份报
告说，仅规划部门
官员的腐败案件中，平均受贿额就在740万元以上。我们也不难窥见在房地产中呼风唤
雨的官二代们，而
且他们更多地从事着倒腾土地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无论是当年的海南房地产热，还是
中国的各大城市的
开发如北京和浦东，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往往是土地的第一单倒手者，凭借权力空手
套白狼或者只以象
征性价格取得最优质的地块后，轻松倒手，在获取了巨额的利益后悄然而退。
3.是官僚阶级整体的利益需要。包括：
⑴房产利益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全体官僚们，无论是房改前，还是房改后，在
住房的获取上并不
客气，他们基本都有不止一套房产，并且继续以低廉价格获取高价住房，并依此而获利
极大。甚至在当前
的政策保障性住房的获取上，他们也当仁不让，巧取豪夺。这方面媒体披露甚多，不赘。
⑵职务侵占的需要。官僚阶级职务侵占包括畸高的工资与福利、三公消费以及灰色
收入。中国的行政
费用已经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在某些地方，则完全是吃饭财政。为了支
付这庞大的开支，
必须保证稳定而持续增长的财政收入。房地产特别是卖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
，一般占到其财政
收入的一半以上。为了稳定地方官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忠诚，从而有利于官僚阶级
整体的统治，所以
必须维持这种土地财政。因此，中央政府不可能真正对高房价下狠手，所有关于抑制住
房价格的调控，必
然是空调，甚至越调越高。官僚阶级倒是经常默许那些房地产大亨放出风声，说房价还
会涨，要买房要趁
早。
人们经常说房地产绑架了银行，绑架了政府，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房地产支撑了银
行，支持了政府。
人们也经常批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责利不对等，地方政府的财政变成了土地财政，
希望中央政府扩大
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成，这些批评也都很皮毛。这里的关窍是什么呢?就是中央的最高官
僚阶层，要依靠全体
官僚阶级中的各个集团来维持统治，他们既要与基层的官僚集团形成分赃的默契与潜规
则，又要保护自己
和中央官僚集团的利益。如果不遵守分脏默契和潜规则，就会自乱阵角，不但会遭到基
层与城市官僚以及
中央特殊利益集团的合力反对，而且会导致高层内部的斗争的激化。如果不保护中央官
僚集团和家族的利
益，也就是自己与自己作对，不但众叛亲离，更是会导致整个统治的更快崩盘。这些都
是不符合官僚阶级
整体利益的。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如果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现有财政分配格局
下，都有可能大幅
度加大民生投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这样做的条件只不过是压缩用于揖注官僚阶级自
身职务侵占的支出
罢了。比如，如果能够将三公消费压缩十分之九，那将会为全社会提供近万亿的民生投
入，它将完全解决
中国的公共医疗和教育的经费需求问题。
从中央与地方官僚的关系中可以窥见最高层官僚与全体官僚阶级的关系。官僚专制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政治架构，使得它的最高层具有十分复杂的身份与行为特征。他或他们既不是世袭制的
君主，但也不是民
选的治国者;既是官僚阶级的总代表，却又在名义和实质上是全民和国家的领袖;其本质
是独裁，却又受到
集体领导和派系斗争的制约;既要依靠全体官僚阶级进行统治，却在当代条件下必须接
受民众的某些干预或
者介入来保证合乎最基本道义标准的统治秩序。这种身份的错乱与行为的混乱，就使我
们看到当代中国政
治呈现出的史上最复杂最色彩斑驳的政治现象。同时，在这个最高领导集团里，既有凶
悍的刽子手和贪婪
的吸血鬼，又有高尚的爱国者和勤劳的行政官;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出现了跋前踬
后、摇左摆右、既是
天使又是魔鬼的角色紧张与多副面孔。但其本质的规定，是一个阶级的整体利益决定了
他们的反人民性。
在对于现实政治制度的维护上，二者都有高度的自觉性，
当然，在权力维持和社会财富瓜分中，中央和地方官僚阶级是有矛盾的。一般说来
，好像中央官僚更
加理性和深谋远虑，而地方官僚更加凶悍和急功近利。但在财富的分脏中，中国官员的
腐败是上下一体
的，不过中央官僚更加不受监督和惩处，因此不能公开罢了。其实就权力越大利益越大
的公式来说，中国
最大的贪官肯定出在中央官僚，就如台湾最大的贪官是“总统”陈水扁，这是毫无疑问
的。历史终究会公开
中国官僚阶级的贪腐真相。
中国老百姓往往有一种极其天真的认识，似乎中央领导是亲民的，中央政策是为民
的，只是地方的和
尚们把好经念歪了，把好事做坏了，同时阻碍了下情上达。基于这种认识，在地方受了
冤屈的老百姓义无
反顾地去北京上访，从而造成了中国特有的百万上访大军。其实，正如前述，中央的地
方的官僚阶级是一
家，天下乌鸦一般黑。截访得到中央官僚的默许甚至是配合，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都在说制度改革比强人政治重要。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在根本政治制度不改
革的情况下，中央
领导哪怕是如朱镕基和温家宝这样正派的好官，出于良好动机的各种制度改革，终究会
演变成播下龙种收
获跳蚤的闹剧。这方面的例子除了上述朱政府的收权改革外，又如分配制度改革，朱政
府期间，连续三次
给公务员加薪，导致了官员集团的特权加大，撕开了中国官僚阶级整体化职务侵占的口
子;而在温政府期
间，2006年的工资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再次拉大了官僚集团与知识分子的分
配差距。
二、政治架构：内部管控在严格的层级制、严密的政治纪律与过度的自由裁量权中
摇摆与散乱
作为一个单一制的国家，中央集权的中国显然有着数千年来大一统的观念及制度的
血缘与基因，正如
王亚南先生所说，官僚制的发达正有配合此一体制的内在依据。但是，面对如此广袤的
国土与众多的人
民，特别是面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巨大的地区发展水平与利益的差别，以及民众民主意识
的觉醒，大一统的
中国感到了治理上的吃力。如果实行民主制，按照所有民主都是地方民主的原则——这
里的地方不能简单理
解为仅是与中央相对应的地方，也包括了国家本身也是地方——那么联邦制将是一个很
好的国体选择。这种
分权的联邦制的思想火花也不止一次地闪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学者的脑海中[5]，
不过由于中国官僚
阶级最高利益所在(联邦制必然涉及到民主制)，不能对此进行哪怕稍微正式的研讨。一
切的结论都回归到
大一统的原点。庞大而错综复杂的中国，就像一列重载的火车，由呼呼喘着粗气的官僚
阶级牵引，继续在
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国体轨道上，摇摇摆摆地轧轧行进。
维持这种大一统的国体的，是庞大的官僚阶级，是严密的权力化的共产党组织，以
及严格的官僚层级
制。最重要的是中央官僚阶层，将地方政治权力的绝大部分收归已有。这种权力，与联
邦制不同的，最核
心的是两条：一是人权，二是财权。
所谓人权，是说国家最高官僚阶层控制着所有副省级以上官员的任免，甚至某些重
要地市的主要官员
的任免。由于部分地恢复了下管两级的干部管理体制，各个省和部在任免地厅级干部时
，也要向中央报
备。中央则通过干部交流和挂职锻炼的方式，频繁地干预地市级干部的任免。
所谓财权，是说国家财政拿走了税收的大头，并通过转移支付，取得了对地方程度
不同的财政控制。
这两种权力实质地表明，中国是由官僚科层制而不是民主分权制来构造中央与省的
关系以及中央与地
方官僚集团的关系，主导的规则和目标就是由上而下的严密控制以及由下向上的臣服。
与人们印象相反，这种科层制对官僚阶级内部非正式的派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很
好的土壤。如果我
们分析中国政坛上所谓“上海帮”、“团派”以及不那么紧密的“太子党”的生成历史
及成员网络，会看到它正
是依附于这种科层制。地域、系统和血缘基因下的人际利益关系，是构成中共目前派系
的三个主要因素。
换言之，如果在民主的体制下，中国的政治帮派体系即使有，也不会是目前的谱系及组
织文化特点。
与科层制同时存在的是严格的政治纪律，这是维护中央高层官僚阶层利益的第二把
利器。在中共历史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的单向性组织原则亦
即政治纪律，在今天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客观地说，中国官僚集团通过严格的政
治纪律——当然，它
是以史上最强有力的特务系统和暴力机器为后盾的——在内部最容易产生裂隙和对立的
中央官僚与封疆大吏
官僚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安定的政治秩序。
基本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尚未出现过毛泽东时代所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的独立王国，更没有
出现过历史上藩镇割据的局面。所有欲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大佬都遭到了彻底的清除
或者实质性的剥夺
权力，前者如北京的陈希同、上海的陈良宇，后者如广东的叶选平和谢非。
但是，在这种强力控制的同时，给予省级大员适当的补偿，也是中央官僚阶层的一
种必须的策略，这
是为了保障起码的地方公共治理成效和恰当地照顾省级大员的个人利益。如果联想中国
一般省的土地和人
口规模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么这种补偿，似乎有了充分的理由。
这种补偿，主要体现在容忍或放纵地方大员的过度的自由裁量权以及贪腐上。
我们看到，在严守政治纪律并保证对中央忠诚的同时，地方主要官僚即省委书记和
省长以及省级领导
班子的核心成员，拥有多么大的权力，以及多么大的自由度。一般来说，省级官僚集团
拥有制定地方法令
和政策的权力，省以下大部分职位的用人权力，以及掌控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权力。
如果这种立法、行
政、用人与掌控，与上位法及国家政策、中央用人政策规定和国家战略与计划有稍微的
不符，或者有所突
破，中央一般会默认，或者容忍。在人事上，即使是省级副职的任免，以及省级班子的
组成，中央也是尽
量尊重省委书记的意见的。如果这次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为中央有时也要考虑自己的
利益比如提拔亲信和
派系平衡)，也会提供另一种人事的补偿，即在其他副省级岗位上安排几个其夹袋中人
物。
当省级官僚出现重大违法违纪问题时，只要他没有政治错误，也没有站错队，这些
问题都会被包容，
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易地作官。这也正是俗语所说，到了这一级别，只要不犯路线错误
，其他错误都不是
错误。
当然，省级干部的提升、保位以及升迁，“路线”也就是派系，是其最主要的依托。
不过中国特殊政治体制所体现的中央权力过分扩张的态势——日益复杂而动荡的社
会使它“陷入一个强
制不断增强的循环之中”——必然导致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愈来愈大，因为“中央寻求的
控制活动越多，来自社
会和地方的各种创新性受到的压制就越烈”[6]，以及地方官僚阶层利益空间的就越缩
小。这种矛盾会导致
什么结果呢?
三、政治图景：治理的日益混乱，政令不出中南海。
许多人甚至包括中央政府的部级大员都批评中央政府的执行力，说“政令不出中南
海”，而老百姓的说
法是“中央的经都是好经，全都让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就政令的亲民性而
言，中央官僚特别是最高层，因其地位和利益的特点，往往表现得好于基层官僚。问题
是虽然中央越来越
集权，中国的治理却呈现出一种乱象。地方官僚并不公然地反对中央，但却在权力范围
内愈来愈表现得胆
大妄为，自行其是。中国近数年来急剧增多的突发性群体事件，表明了地方官僚治理的
不得力。地方官僚
为什么这么大面积的不得力呢?为什么 “政令不出中南海”呢?
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中央政令不适合地方实际情况的因素(试想中央的任一政
令怎么能完全适合偌
大之中国的每一个地方，特别是这个中国还表现出超出外国人想象的巨大差异性)，也
有个别地方官僚会有
一定的事业心，不满于中央政令的保守性，从而别出心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因素，
但政令不通的主要
原因是中央与地方的官僚阶层的利益不一致。三十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利益
分配格局，也包括
中央官僚与地方官僚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中央的政令侵犯了地方特别是地方官僚的利
益分配，那么，博
弈就可想而知。
这种利益分配格局，是由官僚阶级的整体利益决定的，简言之，中央官僚虽然把持
了最大的权力，却
不能不在日常基本社会秩序的维持上依靠地方官僚。张千帆先生对此有一个准确的分析：
现在中央和地方已经非常迅速地形成了一种既得利益同盟。原来我想中国很大
，中央还有地方各
级层次很多，它们之间的利益不尽一致，这样也许可以利用各方的利益差异实现相互制
约、推动良性改
革。譬如省一级官员不愿改革选举制度、“革自己的命”，但也许可以推动县、乡选举
;中央保证言论和新
闻自由，其实是对维护长期执政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让中央及时了解各地情况。但
现在看来，他们早
已经意识到彼此之间的既得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其实是很小
的，具体的实际统
治必须通过各级地方政府。要维持地方对中央的忠诚，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放任地方官
员去瞎搞、去寻
租，故意留着制度上的漏洞让地方政府钻、从中得到好处，否则别人为什么要给你卖命
啊?这样一来，中国
就沦落到一种最糟糕的中央和地方制度安排[7]。
基于利益最大化而实行的中央地方官僚的共治，还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中央领导
的光环、神圣性早
已荡然无存。作为阶级内部成员，地方官僚们对于巍巍然高居庙堂之上、好像是遥不可
及需要仰视的高层
官僚们的真实面目的认识，比一般老百姓更加深刻和准确：既然都是捞，而且你大捞，
那么乌鸦就不要说
猪黑。同时，地方官僚对于自己在整个官僚阶级整体和政治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也有理性而自信的
把握，他们料定了中央离不开他们，必须依靠他们。在某些强拆现场，官员们放言“胡
锦涛、温家宝来了，
也得拆!”而宜黄官员就公开说出一个事实：“没有强拆，哪有新中国!”
于是就有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相对应并且完全顺理成章的就是“冤屈不出县区
乡”。 “‘唐福珍’、
‘孙中界’、‘张海超’们要想获得公平和正义，似乎必须以牺牲生命、残害身体为代
价。[8]”
虽然治理的劣质化，责任并不仅在地方官僚，但是地方治理的糜烂会导致一个王朝
的最终灭亡。这种
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教训当然也让对官僚阶级负有更大责任的中央官僚特别是最高官僚阶
层不安，于是近年
来我们看到中央开始采取一系列举措。比如，“减少政府层级，省直管县，让中央对地
方的管理更加直接;
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办县委书记培训班，让县委书记直接领受中央政策意图，
减少政策传达的损
耗;向地方派出巡视组，监管地方大员;中纪委、最高检开通举报热线，接纳民众的举报
和投诉……这些措施
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克服中央政令受阻的局面，让中央政令和权威一竿子插到底。
然而，这些政策除
了设立网络举报热线之外，与传统的控制地方的政策相比没有明显的改善。”
刘山鹰先生认为问题的要害在于中央集权制下的一个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庞大的政
府体系和官员群体，
要解决‘一对多’的技术困境，只能是开辟一条‘多对多’的途径，就是让人民来监督
政府。”[9]他说得是
对的，需要补充的是在地方民主化的同时，中央也需要民主化。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理
“技术困境”的问
题，而是一个根本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大国有好处也有坏处。按照
洛克的说法，从民
主和治理的有效性来看，中等国家是最适宜的。当然，现当代政治史也提供了若干大国
的优秀治理典范，
比如美国。张千帆认为，“大国成功的治理经验从根本上说有两条：一是要充分保障地
方自治和地方多元
化，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发挥地方的能动性、自主性、积极性;二是要让中央遏制一些
不良的地方倾向，譬
如地方歧视、地方保护主义或地方内部的多数人暴政。……至少近几年来看，我们中国
恰好相反，充分发扬
了大国中央集权的弊端，而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扼杀了。[10]”
还有另外一种现象也需要注意，即“中国有些地方领导还是想做事的，也尝试了不
少地方创新，但是这
些良性的地方自治试验反而被中央左一个文件下来、右一个文件压下来。前几年某些地
方试验乡镇长直
选，硬是被全国人大以‘违反宪法’的名义叫停了。[11]”另外，官员中改革先锋的基
本命运是落马，或者
被赋闲，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山西的吕日周，陕西的神木县委书记，目前我们能说得出的
、似乎仍然在权力
一线孤军奋战的只有昆明的仇和了。这证明今天地方官僚已经基本没有了改革开放初期
那种地方官僚的良
性竞争和个人主导创新的政治空间，没有了当年仅凭德能胆略就可叱咤风云的条件。官
僚专制窒息了一切
地方突破的可能，让整个中国成为一个权力死海。薄熙来主政的重庆是一个个案，不足
为例。
[1] 毕瑟姆：《官僚制》，43。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2005。
[2] 郑永年：《中央地方关系与中国改革新动力》，2010年08月31日《联合早报》。
[3] 这方面的情况当然是严重存在的，郭剑鸣指出，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
政收入占全国财政
收入的比重度从原来不到三七开的水平大幅提高到五五开强，而央地财政支出比重则由
三七开下降到二八
开。在此背景下，中央各职能部门一方面尽可能在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总盘子中扩大
本部门的份额、做
大本部门预算，以积累其调控地方政府的权威基础和资源总量;另一方面又采取“共建
”、“配套”、“放权
(事权) ”等方式转移许多外溢性、区域性的公共服务职能，“其结果是地方政府特别
是基层政府的财政压
力增大”，“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求财政收入的增长点”，其中就包括求助中央的资助。
目前我国仍有1 /3
左右的省区是“输血财政”，争取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欠发达地区实
现财政收支平衡和履
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支柱。而分配这些财力资源的部、委、办、局有三四十家，地
方政府必须经常跑、
分头跑。因此，出现了中国特有的驻京办现象。郭剑鸣：《相机授权体制下我国央地关
系中的潜规则现象
及其矫治——兼谈分税制后“驻京办”问题的实质》。《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4] 贺江兵：内地涉房地产贷款高达20万亿 一旦房价暴跌银行损失巨大。华夏时
报，2010年08月
06日。
[5] 青年毛泽东是主张联邦制的，甚至积极组织了当年的湖南独立运动。建政后毛
泽东也曾经有将全
国划分为50个省的想法。
[6] 毕瑟姆：《官僚制》，111。
[7] 张千帆：《为什么改革会越改越糟》。作者博客，2010-9-1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6939
[8] 刘山鹰：《中国政治的双重任务》，《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
[9]刘山鹰：《中国政治的双重任务》，《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
[10]张千帆：《为什么改革会越改越糟》。作者博客，2010-9-13。
[11]张千帆：《为什么改革会越改越糟》。作者博客，2010-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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