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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六四伤残者与受难者家属证词(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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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伤残者与受难者家属证词(续完)
六四伤残者与受难者家属证词(续完)
尤维洁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杨明湖的遗孀
杨明湖,男,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出生,遇难时四十二岁;生前为中国贸易
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二时左右,於南池子受枪伤,
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了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六月六日八时於北京同仁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骨灰存放於西郊万安公墓。
杨明湖六月四日清晨一点离家,当时我和他听到枪声一起下楼,听邻居从西
单回来说起大街上发生的情况,杨明湖很担心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决定去看
看。他不相信人民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骑车离家到了天
安门西侧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东长安街的马路边。将近两点半左右,从公安
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杨明湖中弹了,三点多他由群众用平板车送
至同仁医院。他受伤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
折,医院只对膀胱缝合,骨盆处由於是粉碎性骨折,有些毛细管找不到,医生已无
法给他做手术。杨明湖在医院里同死神搏斗了两天两夜,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输
血,一边流血,终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於六月六日八时死亡。临终时他用微弱的声
音深怀歉意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别的话已无力说下去了。
杨明湖带着很多遗憾而死,他正值壮年,有许多事需要他做,尤其是对我们
的家庭造成巨大打击,我们有一个当时尚年幼孩子,需要我们共同抚养教育,现在
这一重担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孩子过早失去了父爱,过早地承受了不应该由他承受
的心灵创伤。当时我的孩子尚未满五岁,正值启蒙阶段,父亲的教育对於他来说将
永远不存在了。我所在工厂经济效益不好,工厂转行,对於我来说,独自承担孩子
的成长教育其艰难难以言喻。“六四”这一血的事实让我震惊,对於政府用这一残
酷暴虐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国民我深感愤慨!
尤维洁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黄金平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杨燕声的遗孀
杨燕声,男,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生,遇难时三十岁,生前为《中国体
育报社》编辑部电脑室职员;八九年六月四日七时在正义路抢救伤员中弹,子弹射
入肝部,於体内炸开,不治身亡。
八九年六月四日早五点多,当我们都酣睡时,忽听有人敲门:“燕声,燕声
,外面开枪了!”我听燕声骂了一句“真是法西斯!”又过了一会,我回头找他时
,他已经离家骑车走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去竟成永别!杨燕声四日凌晨骑
车至正义路,那里还在开枪,路边站着很多人,这时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士兵向
路边的群众开枪,人们都趴下了,燕声也爬在那儿。这时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
!我受伤了!”燕声站起来,要去救那个人,可就在他站起来奔向呼救的人时,狠
毒的子弹向他射来,打中了他的肝部。他倒下了,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周围的人:“
我是体育报社的,我叫杨燕声……”在周围的人中有北京医院的大夫,他们目睹了
这一切,并和周围的人用三轮车将燕声送到他所在的医院,立刻送到手术台抢救。
医生打开伤口,发现子弹在体内炸开了,这是中了炸子!因流血过多,已无法抢救
了。北京医院的大夫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们。
我永远失去了初恋的丈夫,孩子永远失去了爱他的父亲。那时孩子只有一岁
八个月。当孩子三岁时,提出了我有父亲吗?他是多么渴望见到父亲啊!我们母子
相依为命艰难生活着。沉重的生活负担都由我一人承担。孩子还特别懂事,从来不
要东西,有时,我想给他买,他就说:妈妈,我不要,我不要!留着钱交房费、电
费、水费吧!就这样为了支撑家里的开销,我不得不再找一份兼职工作。
孩子的追问,催我泪下,我强忍的心在流血;面对残酷的现实,我只有逃避
麻痹自己,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作为“六四”难属,不仅得不到政府的
丝毫安抚,反而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每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不能
离开工作岗位,警察都要来我家里“打招呼”。这些年来,我逐渐懂得,像我们这
样的“六四”难属,唯有将痛苦埋在心里,坚强地面对人生!
黄金平 一九九九年一月三十日
邝涤清的证词──“六四”遇难者邝敏的父亲
邝敏,男,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出生,遇难时二十七岁,生前为北京叉车
总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八九年六月三日,於北京木樨地遇难,子弹从背後射
入,射穿肝部,骨灰一直存放在家里。
我儿邝敏,八九年六月三日夜间在北京木樨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
二十七岁。他八零年就读於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八四年毕业後,分配到北京叉车
总厂工作,生前为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叉车总厂地处军事博物馆南面的莲花
池,而我家在月坛南街,每天上下班必须经过木樨地横跨长安街。我本人因工作任
务,当时正在天津郊区静海县出差,儿子遇难後六月五日接单位电话後,於六月六
日赶回北京。据儿媳说,八九年五月下旬以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上街支持
学生运动,儿子夫妇每天下班後都时间或长或短地与地段市民逗留於木樨地一带。
六月三日夜被进城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冲散、追杀,儿子是在附近的水利医院死亡的
。後尸体由电力医院的车子於六月四日转送到丰台医院。六月八日我在丰台医院太
平间看了一眼儿子的面孔就哭得死去活来,同行者把我拉开後,叉车厂工会干部和
儿子的同学给我儿子换衣服时,对尸体正反两面都拍了照片。据他们事後告诉我,
子弹从背後射入,穿透肝部,从前面出来,入口小,出口很大,说明中的是炸子。
六月九日去八宝山火化场了解情况,见有驻军把守,总是要办一个手续,写一死亡
说明,如果写枪杀就办不了火化手续。也有人传言说,一些遇难的人是裹着尸体谎
称车祸才得以火化的。我坚决不肯这样办理。苍天有眼,是刽子手杀害了我儿子,
难道还要我去替刽子手掩盖罪行?不让火化,就让尸体永远停在医院太平间!
到了六月十二日下午,我接到电力医院通知,说公安局通知要求在两天内必
须火化。我才如实写了死亡简要说明,於六月十三日办手续火化。至今我仍然把儿
子的骨灰保存在家里。叉车总厂事後给我一千元补助,我没有要。
我三十二岁离婚,儿子成了我相依为命的独生子。他八七年结婚,尚未生儿
育女,倾刻间一个三口之家,儿子死了,儿媳走了,人亡家破。如今留下我这个七
十岁的孤老头,收入低,且肺气肿缠身,风烛残年,一片茫然,往後的日子托付谁

专制独裁者伤天害理呀!
邝涤清 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
张振霞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轧爱国的母亲
轧爱国,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出生,遇难时二十二岁,生前待业;八九
年六月三日晚二十二时中弹,脑干贯通伤,骨灰安葬於老家天津。
八九年六月三日,我孩子出去买肉回来,叫我给他包饺子吃,随後他就找他
的女朋友出去买鞋,说明天出去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六月三日的夜里,政府的军队真的开始杀人啦!枪子满天飞。我当时在公主
坟,我要去找孩子,可人山人海,到哪儿去找啊!於是我就先回到家里。第二天是
六月四日,孩子没有回来,那可怎么办呢?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於是我就找来孩子
的同学和朋友,求他们到各大医院去找,我自己也出去找。我去到海军医院人家说
只管查活着的,死了的就不管查。看来死了的就没有地方找了!惨无人道!难道集
体给烧了?我到水利医院、304医院、人民医院都去找了,特别是人民医院,那
里尸体都没有地方放啦!我费了半天劲还是没有找到我的孩子。这一天又过去了,
到了五日那天,我说去301医院看看吧,结果我的孩子还真的在那儿,躺在冰柜
里,医院保存的还很完整,医生说是脑干贯通,没有抢救过来。等他们告诉我的时
候,我昏死过去好半天。我那天真活泼的孩子,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枪杀啦!他
们杀死了那么多中华儿女,是谁家的人谁不心疼啊!执政者犯下了血腥罪行,他们
就是千古罪人遗臭万年。孩子的骨灰起先存放在八宝山骨灰堂,每年的清明节、“
六四”祭日我们都去看孩子。记得在九一年,我和老伴还有孩子的女朋友一起去看
孩子,我们只不过在那儿坐了一会,公安人员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去了,审问我们
,想把我们三人驱散,怕我们闹事;最後又叫我们看彩电,给什么“三五”牌吸烟
,真不知他们存什么心。他们做了亏心事心虚,我在地上用树枝写了几句话“纸笔
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他们就问我们向谁报仇?我说谁杀了我的孩子我
就找谁报仇,到最後不了了之,就把我们送回家了。
我家以前是个欢乐的家庭,我看着我的两个儿子别提多高兴啦,他们都有女
朋友,彼此可好着呢。自八九年“六四”後,我们全家生活得就没有任何意思了,
简直是度日如年,我的神经受了刺激,半年没有上班,得了神经性高血压;我的丈
夫得了心脏病快十年啦,我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艰辛困苦的岁月。现在我想开了,
如果我要是死了,谁还给我儿子申冤?我还要保重身体活下去,我要和他们评理!
我就不信世界这么大就没有说理的地方,我要和他们抗争到底,讨回人间的公道,
要不我对不起那含冤於九泉的儿子!
孩子的骨灰在八宝山存放了三年後,我们送回老家去了,我这里有301医
院的医生证明,还有死亡报告单和死亡论断书,证明枪伤脑干贯通,还有我儿子的
照片。当时的血衣、手表、身份证我看着难受就都烧了。
张振霞 一九九九年二月
尹敏的证词──“六四”遇难叶传航的母亲
叶伟航,男,一九七零年二月十日生於北京,遇难时年仅十九岁零四个月;
生前为北京五十七中高三二班学生;於四日凌晨二日左右,在木樨地车站路北往东
一百米处宿舍楼前街心花园遇难,左臂贯通伤、右胸及後脑部闭合伤;骨灰存放於
家中卧室。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九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开始了大规
模的屠杀,全世界人民被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而震惊!
我是医生,当时我正在给一患高烧的小孩看病,我在患者家里六楼看见对面
我家儿子正在灯下复习功课,因为已进入紧张的高考复习阶段,看到儿子那样专心
,我心中感到无限的安稳和自信,万没想到这一隔楼相望却成为我们最後的永别!
无奈这无情的枪声震撼了年青的心灵,我孩子放下手中复习的语文课──《纪念刘
和珍君》,於四日0点十五分骑自行车离家前去木樨地(事後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个
时间),六月四日凌晨二时左右,我儿子中弹後,由四个年青人轮换背着他送到海
军总医院外科(日後外科大夫告诉我此情况)抢救。我儿子身中三枪,枪伤部位:
左臂贯通伤、右胸及後脑部闭合伤;经大夫奋力抢救无效死亡,那年他年仅十九岁

鉴於当时的情况,我们无法确知儿子遇难的地点,但事隔几月,我梦中梦见
了儿子遇难的地方,为了证实,第二天上午我前去寻找,果然与我梦中情景相同─
─木樨地车站路北往东一百米一宿舍楼前街心花园处,(现已拆除,已成立交桥)
,因为我便确实此处为我儿子遇难地。
儿子遇难後,我不忍心将他放在荒凉的土地上,为了相互慰藉孤独的心灵,
火化後,我把儿子的骨灰放置在我的卧室中,我可以经常与儿子聊聊心中的苦闷、
思念之情,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儿子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很受同学和老师信任,是班里的一个好学生、好
干部。他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未来。儿子突然离去,犹如晴天霹雳,我们的心在
流血,亲人陷入万分痛苦之中。这样沉重的打击,我们难以承受,精神和心灵的创
伤难以愈合。十年来,我们苦苦挣扎,为了给孩子讨回公正,我们呼唤有良知的人
们,动用法律来维护人间的正义,还历史本来面目,严惩杀人凶手,以告慰遇难亲
人的在天之灵!
尹敏 一九九九年二月
杜东旭的证词──“六四”遇难者马承芬的丈夫
马承芬,女,一九三四年出生,遇难时五十五岁;生前为复员老军人;八九
年六月三日晚十一时,在总政干休四所宿舍楼下乘凉时被戒严部队枪杀,子弹身入
右下腹部,伤口约4-5厘米,六月四日晨死於304医院;骨灰自费安葬於金山
陵园。
我的妻子是一位退伍老军人,一九三四年出生於河北省,一九四九年参军,
一九五一年入朝参战,在韩战中历经三载幸免於难。归国後一九五八年复员做了随
军家属,到了晚年却无辜死在了所谓人民军队的枪弹下。十年前的八九学运和民运
,全国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从国家前途着想,起来反对贪污、腐败,要求自由、
民主,并要求与当时身为总理的李鹏对话,李鹏不仅不听广大民众的呼声,反而丧
尽天良於六月三日派军车、坦克进城,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我们家住在总政白石桥第四干休所,位於复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
距大街还有二百米左右。当时很多老干部(约有数十人)聚集在干休所的楼下对开
枪屠杀人民的行为愤恨不平。约在夜间十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竟毫无人
性地向胡同里开枪,当时我妻子正坐在楼下台阶上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当
时我站在离她二米远处和一位老干部说话)。突然间,一颗子弹击中她的右下腹部
,伤口直径有4-5厘米,鲜血流了满地。她当时就栽到在地下奄奄一息,生命垂
危,必须马上送往医院抢救,可是汽车又不准出动,只好借一辆三轮车,直到四日
凌晨三点多,才被推进手术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草草手术後送回病房,也未给输
氧(事前已向院方说明她前两个月因心脏病在此住过两个月医院)。当时以为并不
严重,她躲过了这场灾难,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把我和
孩子们都吓坏了,我痛苦万分,致使心脏病复发,医生又把我送进抢救室抢救,经
两个多小时才恢复过来。事後经干休所联系,把妻子送八宝山火化,三年後,我又
自费将她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陵园了。
“六四”惨案已经十年,我们这些死难家属和难友,每年都向当局写信申诉
,要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我个人在“六四”後的前两年也多次向总政和国家
领导人写信要一个说法,因为我妻子完完全全是被无辜杀害的,但结果都是石沉大
海,不仅不给我一个答复,反而再三阻拦我同一些难友的联系;当局还一再厚颜无
耻地说什么天安门没死一个人。我在“六四”早晨从急救室出来在在医院门前等车
时,亲耳听医院护士边走边说:“可把我吓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辆坦克把一个人
碾成了肉泥!”至於死亡人数仅在304医院起码有数十人,在复兴医院、铁路医
院死亡的人数更多,更何况在大街上被射杀的人,当时由军车运走或就地掩埋的就
更是数不胜数了。
杜东旭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张艳秋的证词──“六四”遇难者王志英的遗孀
王志英,男,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生,遇难时三十五岁,生前为北京第
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职工;六月三日晚二十点,於珠市口十字路
口处遇难,子弹身中颈部大动脉,骨灰安葬於昌平佛山公墓。
我家住在北京珠市口西湖营三号,我娘家住宣武区椿树上三条十八号。八九
年六月三日晚十时多,我俩从我娘家回自己家,从前门外公园胡同出来就不能通行
了,到了大街了,到处都是人,我俩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回家,当走到珠市口时就
听到枪声,我们还以是是放鞭炮,边走边看,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听到有人喊“
打枪啦!”我们匆忙从挤满人的路口通过,看到人们到处奔跑,军队已经过来了,
是从南往北过来的,都是全副武装,头戴大壳帽的军人边跑边开枪。我们一看情况
不好,赶快跑到路口一辆面包车的後边躲藏起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颗子弹打
中了王志英,他倒在地上。我急忙蹲下去扶他,鲜血从他的後背流了出来,我忙用
手堵,血又从前边的颈部喷得很远(後来才知道中弹部位是颈部大动脉)。当时我
拼命地叫喊:“救命呀!救命呀!”但是在密集的枪弹声中,我的声音再大,也太
微弱,没人听得见,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打枪的部队那边,我的声音都喊哑了
。大概过了几分钟,前边的部队过去了,在我的拼命叫喊下,旁边的人才拥了过来
。地上的血已经流了一大片,我的身上也全都是血。这时有人说:“赶快送医院!
”有一个人推过一辆平板车,大家把志英抬上车,但志英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可能
已经停止呼吸了。人们把他送到附近的前门医院,医院说治不了啦,赶快送同仁医
院吧。人们又截了一辆面包车,把他送走了。当时旁边的人没有让我上车,车开走
後我拼命喊要一块去,这时有两个年青人骑车带着我奔向同仁医院。当我们到达崇
文门立交桥时,又遇上进城的部队,我们不敢上前,只好等他们过去才赶到同仁医
院。
到医院後,医院十分混乱,跟医院说明情况(别人帮着说的),一位姓赵的
大夫对我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当时跪在地上抱着大夫的腿说:“求求
您,救救他!他有七岁的女儿呀!”我的身上手上全都是血,沾了大夫一身,大夫
流着泪说:“不行了,我们用了各种抢救的办法,他送来时已经不行了,他死了,
已经送太平间了。”他是送到同仁医院的第一个死者,过了一会儿,赵大夫带我去
太平间确认了一下,取下了志英身上的钥匙让我看,我的心彻底地碎了。我大声地
喊叫,这时医院给我打了一针(可能是镇静剂),许多好心的人围着我、安慰我,
当时还有个青年报社的记者给我照了一张相。这一夜同仁医院拉去许多受伤中弹的
人,谁也没有逃过死亡。还有一个女大学生吓疯了,许多人陪着我掉眼泪一直到天
亮,一位至今不知道姓名的男青年帮我去通知家里人和孩子的叔叔,到了六月四日
中午才把我接回自己家。就这样,八九年六月三日在回家的途中我就永远失去了最
亲爱的人王志英!
一星期後去八宝山火化了,现在他的骨灰放在昌平佛山公墓。
爱人死後,双方父母和兄弟姐妹都非常悲痛。我一星期没有进食,整天哭泣
不止,神情恍惚,每日晚上都盼着他回来,总以为他去上班了,心想他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的!有时夜里经常说胡话,喊他的名字,一个月消瘦了二十斤。我的女
儿当时只有七岁,他爸死後的几天我们没有告诉她,火化的那天才告诉她,突然袭
来的打击把孩子吓坏了,不住地哭,学校的老师说她在课堂上经常发呆,回家後也
不吃饭,同我坐在一起掉泪。我的母亲昏死过去两次,我的婆婆更是悲痛万分,吃
不下睡不安,半个月後,公公眼睛哭得看不见了,去医院作了手术,两年後因思念
儿子过度悲痛离开了人间;婆婆高血压,冠心病也越发加重,经常离不开医院。我
爱人的死给全家人带来的痛苦是说不尽诉不完的。
志英死後,我和女儿在生活上很艰难,经济来源减少了一大半,我的工资只
有六十六元,带着七岁的女儿,多亏了双方姐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才勉强维持下去
。如今女儿已经十七岁了,在这十年当中,我们母女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痛苦和生
活艰辛啊!“六四”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张艳秋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
冯友祥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刘锦华的丈夫
刘锦华,女,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遇难时三十四岁,生前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政干休三所工作人员;八九六月三日晚,在燕京饭店西边楼後遇难,
脑部中弹;骨灰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後安葬於天津李齐庄公墓。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我与爱人锦华去我妹妹家取药,因为当时我们的住所正
拆迁,在公主坟阜城路那儿暂时住,到我妹妹家需要进城。当时北京市区秩序很乱
,在回家途中,我们走到礼士路听到西边有枪声响,就无法再往前走了,只好躲到
燕京饭店西边楼後。我们想,我们并未参与运动,能有什么事呢?没有想到,当部
队行进到此地时,随着枪声,我俩都倒在血泊之中,我的大腿中了一枪,我爱人脑
部中了一枪,一下就不省人事了。而後我大喊快来救人,接着我被送到了儿童医院
,我爱人送到哪里,情况如何,当时我不知道。过了了一周,我转入306医院,
方知我爱人已被群众送到空军总医院的太平间,她死了。她的遗体是由她单位的所
长找到的。八天後在八宝山火化,单位负责开了追悼会,我也带伤去参加了。而後
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三年;三年後,听我岳母的意见,安葬在天津李齐庄公墓。
“六四”事件发生後,我们的家庭就算完了,从那时起,我只好带着我的孩
子过起孤独的生活,至今没有组成新的家庭。在这十年之中,许多困难摆在了我的
面前。第一是工作,家中出了这么大的事,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我也就无法在单
位干下去了,因为我不能干一件永远也无法成功和能够看到前途的事情,一气之下
,只好“下海”经商。这期间给我的亲友们增添了不少麻烦,都是一些具体问题。
最让我头痛的是,培养和教育孩子的问题。我不能把残酷转给下一代,我不能培养
一个仇恨的心灵。但如何做呢?确实是件很艰难的事。十年了,我考虑了很多,我
想,最终的解决应当是国家在“六四”事件上有个结论,方能解除我们难属及全社
会人民的忧虑。我在亲人遇难十周年的时候,十分怀念我的爱人。我对於“六四”
事件中同我爱人一起倒下的人深表哀悼;对於这些年来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衷心感
谢。
冯友祥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
石峰、韩淑香的证词──“六四”遇难者石岩的母亲
石岩,男,一九六二年八月出生於辽宁大连,遇难时二十八岁,生前为北京
空政歌舞团演奏员;八九年六月四日遇难於某一立交桥,头部太阳穴中弹,右手有
扭伤,遗体於八宝山火化。
石岩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一九八三年毕业後分配至北京空
政歌舞团工作,他的家就住在歌舞团大院内。他八九年六月四日遇难时只有二十八
岁。因为我们不在儿子身边,听儿媳讲:六月三日晚些时候,她发现石岩一直没有
回家,就到处去寻找,後来在北京人民医院太平间发现了石岩的尸体,是头部太阳
穴中弹,右手有扭伤。当时有一位穿大衣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压力不敢讲真话,费
了好多口舌,他才讲出一点情况,说石岩是在某一座立交桥上被枪打死的,是红十
字会急救中心给送到医院太平间的,当时还没有停止呼吸,後来,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因当时北京满街都在打枪,是亲朋好友冒着生命危险急急忙忙将石岩的尸体送
到北京八宝山火化的。
现在家里只有我们两个老人相依为命,身边无子女。我本人是高血压,心脏
病,我老伴股骨骨折,行走不便。十年来我们两人艰难度日。
石峰、韩淑香 一九九九年二月
刘淑琴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彭军的母亲
彭军,男,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生,遇难时三十岁;生前为新疆建设兵团司
令部物资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办事员,六月五日晨於北京朝阳区东大桥遇难;骨灰
存放於平谷火化场骨灰管理处。
八九年六月五日早上六点多钟,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址出门,准备去买
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边约十五米的地方,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一处
在脚踝处,另一处从右後胸射入,左前胸穿出,当时由民众用平板三轮车送往朝阳
医院抢救,但抢救无效身亡。彭遇难时只穿了短裤和拖鞋。
彭军死後,送平谷县火化场火化,所在单位给他开了追悼会,并给彭的女儿
一次性抚恤金人民币二千元左右。
半年後,其妻带着三岁的孩子离家而去,後改嫁他人,地址不祥。
三年後,即一九九二年九月,父亲彭国贵因儿子遇难受刺激去世,年仅五十
九岁,原来的六口之家只剩下我和女儿两人艰难度日。
刘淑琴 一九九九年二月
刘秀臣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戴伟的母亲
戴伟,男,一九六九年一月五日出生,遇难时二十岁;生前为和平门烤鸭店
厨师;六月三日十一时,上班途中遇难;骨灰安葬在昌平县永陵。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戴去前门和平烤鸭店上夜班,行至民族饭店西侧七路公
共汽车站时,遇上戒严部队开枪,不幸中弹,子弹从背後射入,前胸穿出,後送邮
电医院抢救,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於四日凌晨死亡。
当我得知儿子遇难後,精神失常,下身瘫痪,住医院半年。後经多方医治,
幸存至今,但身体虚弱多病,精神恍惚,内伤已无法弥合。
其妹戴菊当时正在报考警校,各项条件均已合格,却因哥哥的事情受到牵连
,不能录取。後报考三十二中,学业优良,名列前茅。毕业後分配到哥哥生前单位
和平门烤鸭店工作,只是用自己的劳动换饭吃而已!
刘秀臣 一九九九年二月
方政的证词──“六四”伤残者
方政,男,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出生於安徽合肥市;一九八五年考入北京
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八九年毕业。
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潮及要求民主的示威运动,我当时为
四年级应届毕业生,在学潮期间,我作为体院的学生会干部,积极参与、投入了这
场运动。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从这天夜晚戒严部队在北
京市区开始大屠杀,直到六月四日凌晨,我们始终静坐在广场纪念碑周围,当时各
高校学生约有四千人。
“六四”凌晨二时半,从北京郊区冲杀过来的各路戒严部队汇集到天安门广
场周围在坦克开道及军队驱赶下,静坐的学生大约从四时左右纪念怀着悲愤、沉痛
的心情和平、有秩序地从广场东南角撤离纪念碑周围,当时我走在队伍的後面。从
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经前门西大街西行(在北京音乐厅附近一条南北走向连接前门
西大街及西长安街的路),然後拐上西长安街继续向西行。此时已近黎明,约六时
左右,学生队伍靠西长安街左侧(南侧)街在人行道及自行车道上。当我们刚拐上
西长安街行至六部口时,突然从人群背後射出许多毒气弹,顿时在学生队伍中炸开
了,有一颗就在我身边爆炸,倾刻间,一团直径大约2-3米的浓烟笼罩了我们。
走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学生,在毒气熏呛下,加上惊吓,突然昏倒了,我便赶紧抱起
这位站立不稳的女学生向路边转移。正在这时,我发现一辆坦克正快速由东向西朝
学生队伍冲杀过来,於是我奋力将这位女学生推向人行道边的护栏。一眨眼,这时
坦克已贴近人行道边逼近我的身边,坦克的大炮筒往後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闪不及
,就势滚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被
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我的腿及裤子,将我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我奋力挣脱
出来滚到路边,但这时我已经昏迷了。以後的事我後来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学生
送到积水坛医院去抢救的,在医院施行两腿截肢手术。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高
位截肢,左腿膝下五公分处截肢。
我在医院疗伤至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大约在六月十一日,西城区公安分局
对我进行了调查备案,出院回校後,我又继续受到校方长达几个月的询问和清查,
他们要我对坦克碾压学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我的拒绝。被我救护的那位女学生(
本院低年级学生)在校方授意逼迫下令人失望地否认了这一残酷的事实。我由於不
愿与校方合作,校方迟迟不给作结论,最後取消了我的毕业分配。但我当时并没有
离开北京,一九九二年三月,我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残疾人
运动会,并取得两项冠军、获两项远南地区最好成绩。後来,我因在北京生活无着
,在一同乡大姐的帮助下去海口谋生,一直至今。
一九九四年在北京举办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我理应在全国选
拔之列并代表中国参加这一国际比赛,後因我的伤残原因(“六四”事件中致残)
被无理取消了参加比赛的机会。此事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的《纽约时报》有详细
采访报导。
在海口的这几年中,地方公安部门一直把我当做监控对象。一九九五年底因
有一些“六四”民运人士来海口我处相聚,我的住所受到公安人员的无理搜查,所
有人被拘捕,从此我的正常生活常常受到公安的骚扰,每隔一段时间公安人员就要
上门盘问,给我在海口的生活及事业造成了很大困难。
伤愈後,由於久坐轮椅,腰背处有一些劳损,截肢的大腿神经也间歇地抽痛
,非常痛苦。这一切都给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和巨大的精
神创伤。
方政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齐志勇的证词──“六四”伤残者
齐志勇,男,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生,受伤时三十三岁,原北京市城建
六公司六级油工,现为个体摊贩;八九年六月四日晨一点二十分,在西单西绒线胡
同受伤,双腿同时中弹,高位截瘫。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被枪击伤致残至今已十个年头,我已四十三岁了。因我的
腿是“高位截肢”,每当天阴下雨,或者想起当年的可怕情景,我的双腿就疼痛麻
木。
当年我家住在海淀区红联南村(西外)。我们油漆班有一项工程在前门大街
“泰丰楼饭庄”。六月三日下午三点多,我们一行四人骑车上班(因那天天气火热
就想下午去干活,晚上接着干)。当我们路过西单西大街电报大楼,也就是国务院
西墙外的时候,有辆大轿车翻了,听围观的人说:“刚才武警打催泪弹来着。”(
後来我住医院时有一位女大学生就是被催泪弹打中右腿的)由於人太多无法骑自行
车,只好把自行车放到墙边,步行到工地。
六月三日晚上,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因活忙,白天没来得及去看“女神像
”,晚上我们想去看一看。当时同去的几个人转悠着看大字报,我坐在地下乘凉。
到十一点我钟听到广播里说:“如不离开广场,後果自负。”我心里发怵,就喊同
去的人赶快走吧。这时广场东侧飞快地开来一辆装甲车,绕着广场四周转圈,有位
骑车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开枪了!打死人啦!”
我们这时走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只见装甲车向横在马路上的隔离带疾驶而来
,如入无人之境。周围的人群吓得四处乱跑,我一口气跑到六部口西边的西绒线胡
同里,想过马路去取自行车。这时长安街西边走来一大队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
西往东行进,而那辆装甲车开到六部口就停下起火了,从车上下来三个汗流满面的
军人,有四、五个学生赶快过去挽着军人对大家说:“这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有
军令,谁哪里有水给他们喝点。”我这时还是想过马路去推自行车。正在这时,有
砖头从国务院红墙里面砸了出来,树上还有亮光。我又回到西绒线胡同里,此时枪
声大作,看到东侧起了信号弹。这时约为六月四日凌晨一点二十分左右,我在胡同
里面看到长安街上已经没有人群走动,只听到枪声!我站在那里往西看装甲车上的
火光。就在这时,我的一位住在石碑胡同的朋友喊了我一声:“小齐!”我说,你
怎不回家,他说我家胡同里都是坦克,回不去了。我们就这样边说着,边听着枪声
,我们还说这象是橡皮子弹!刚没说几句话,我往左边一看有几个穿迷彩服的军人
手端冲锋枪跑过来了,还没来得及躲避,我就突然倒下了,觉得子弹打到腿上了,
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喷泉似往外涌,我用力大喊:“救命啊!”这时有几个人跑过
来,他们一看,我还活着,打着腿了。一位小伙子脱下上衣撕成条,把我的腿包扎
上了,哪知道我的右腿也打了个洞,这些好心人用手把我抬着说,赶快送医院。此
时有一位老太太说:“孩子!挺着点,我回家拿门板!”就这样人们把我抬到了市
第二医院,可是市第二医院不知何故没开门,於是又把我抬到急救中心。
从我中弹的西绒线胡同到市急救中心,少说也有四里地。到了急救中心一看
,门外都是受伤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着吊液。这时有位大学生志愿者走过来
看了我一眼,对大夫说:“大夫,他是大动脉出血,很危险。”大夫把衣服撕掉换
了止血带。此时正好来了辆面包车,医生说,这里忙不过来,赶快往南城送,那边
可能好点。我被抬上这辆车後,车上已有两位受伤者。车开着开着,突然我左侧的
那位受伤者的左手从他身上掉下来了,我叫了他几声,他没有声音,司机说他可能
死了,我一听很快就昏过去了。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已经在宣武医院了。急诊室的
医生摸了一下我的大腿根部说:“骨动脉没了,你叫什么?”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
,他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我的胳膊上,然後说:“快送五楼手术室!”到了手术室,
那时约三点半,由於手术台都正在使用着,等到五点四十分才轮到我动手术。这时
负责救我的人打电话叫来了我弟弟,我弟弟问大夫,他死了吗?大夫说:“问题不
大,我们会抢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飞了人就完了!”整个手术进
行了六个小时,因为是两条腿,输了1800CC鲜血,左腿伤的是主动脉,医生
说我幸亏身体素质好,又及时包扎,否则失血过多就死了。
过了数天,左腿开始肿胀,做了减胀手术。到了六月十三号医生决定截肢,
我的左腿有动脉去,没有动脉回。医生让我妈签字,我妈一听截肢就哭了:“我不
签字,我生他时,好胳膊好腿。我儿让解放开枪打了,要截肢!不签,你们打死他
吧!他犯了什么罪!”当时我的心情乱极了,无法说清楚。我为什么这么苦?我是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希望当一名解放军,保卫祖国,没想到被解放军的
子弹打成残疾!
七月十六日由於伤口感染,进行了第二次高位截肢。由於天气火热,左腿疼
痛难熬,望着残肢真不知以後怎么活。
我们单位迟迟不肯交医药费,八月七日由两位士兵,一位警官和两位医院的
人带着我乘车到了我的单位,一位医生对单位领导说:“我们医院共接受诊治(受
伤)病人273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学生没交医药费了。”最後单位这才给付了医药,
单位无法安排我的工作,我提前办了退职手续,每月发给我五十元生活费和副食补
贴。妻子因此跟我离婚,我一人带着七岁的儿子与老母亲一起生活。刚开始用双拐
行走,十分不习惯结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以
後我在家门口摆了一个食品摊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齐志勇 一九九九年二月
张XX的证词──“六四”伤残者
张XX,男,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生,北京某高校教师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六日左右,我与两位朋友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女
神像”,八点左右到达广场,此时广场上人很多,女神像耸立在广场北侧,看过女
神像,我们听讲演,然後绕广场转了一周。在广场,我们听到了当天下午在西单发
生的戒严部队的军火车被民众截留一事,於是我们决定去西单看看後回校。这时大
约晚十一时左右,我们突然听到很大的机器声从前门方向传来,只见一辆装甲车从
前门高速向北驶来,人群飞快向两边散开,装甲车在人群中飞驰着,场面很恐怖,
最後装甲车向西驶去。我们还是决定去西单,到了六部门,由於人多,我们把自行
车放下,步行前往西单,到西单已是十二点左右。在西单十字路口看到了几辆用作
路障的公共汽车。这时从东西方向传来枪声,场面很乱,有几个从东面跑过来的人
喊“解放军开枪了!”这时我们几个人已走散了,我看到一些人抬着伤员过来,我
与他们一起往西跑。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突然在我腿下一声爆响,我随即倒地,
右腿失去知觉,我知道不好了,肯定是中弹受伤了,於是大喊。有几位戴着北京师
范大学校徽的学生过来抬着我继续往西跑,抬到一处院子停下,他们说需要待部队
过去才能出去。他们问我伤在哪里?这时我的腿开始疼痛,我说是跑的时候受的伤
,伤口应该在後面,我用手摸了一下後面,满手是血(果然是部队向跑散的人群乱
开枪)。过了一会,枪声过去後,有人找来一块门板,他们将我放在门板上抬到了
一家医院,由於那里伤员太多,我被简单包扎後,被转到宣武医院。在宣武医院的
大厅里,一位工人日报的记者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请他通知了我的家里。後来我
被送进手术室进行了第一次手术──清创手术。
我的伤口位於右大腿正後方的中间处,伤口是一个拳头大的洞,骨头缺损二
厘米左右,肉向外翻着,从X光片上看到了肉里还有数片金属碎片,显然中的是炸
子。两个星期後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接骨、植皮,一个月後出院。以後由於右脚
无知觉,脚也无法活动,又去宣武医院检查,证实坐骨神经被打断,神经缺损较多
。为此,八九年十二月又住医院进行了第三次手术──移植神经,术後一个月,又
得了急性骨髓炎,又住进了香山医院,用中医法治疗骨髓炎。按医生要求,治疗前
应先去掉钢板,於是进行了第四次手术──去钢板。九0年五月份出院。由於我是
瘢痕体质,康复很慢,右大腿肌肉粘连很严重,右腿严重强直,九一年二月住积水
潭医院进行粘连松解手术,这次手术切除了一部份骨臼关肌肉,致使右腿关节无力
,在九一年的一次外出时又发生骨折,再次住进了积水潭医院,进行了第五次手术
──接骨,术手休养到九四年,上班至今,前後共住院治疗一年多。
在我受伤时,我刚结婚两个月整(八九年四月二日),我的受伤给双方家庭
带来了巨大痛苦,我的妻子更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在我的多次手术
过程中,都是由她陪伴照顾我,要知道我们刚结婚两个月,还没有享受新婚带来的
快乐。至今我的大腿还带着钢板,右脚没有知觉,右腿无力,不能蹲,不能跑,不
能走,走路时一不小心就摔倒,给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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