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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40 | 1 从1937年7月7日开始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借口进行全面侵华。当日军还在中国北方横行
时，国民政府在8月13日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尽管面对着后勤保障不利、士兵训练不
足及缺乏空中及重炮支援等困难，国民革命军仍固守着几近成废墟的上海。但日军并没
有攻击位于上海的外国租借地，表面上仍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尽管事实上与其关
系十分紧张。直到四年后日本决定向同盟国宣战，日军才占领上海的外国租借区。
到1937年10月26日国民革命军在上海闸北区的抵抗日渐艰难。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蒋中正命令该区所有军队撤出，以防卫上海西部郊区，同时命令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
官顾祝同让精锐的第八十八师单独留守。这样做一是为了拖延日军进攻速度，二是为了
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上的坚决态度，并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此时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好将于当年11月6日召开会议。[2] 顾祝同本人出于个人感情并
不愿意让第八十八师留守，因为他曾是第二师（第八十八师整编前的番号）的指挥官。
顾打电话向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传达命令，而孙强烈反对这一计划。之后孙又将自己
的参谋长张柏亭派到离前线20公里的顾祝同的司令部反复协商。
无论是顾祝同、孙元良还是张柏亭都不会违抗蒋中正的命令，但孙经张向顾建议，既然
是出于政治的目的，那么留守闸北的部队，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
多数据点是守，守一二个据点也是守。顾祝同最后同意第八十八师留出一团兵力，留守
地点则自行处置。[3] 张柏亭回到第八十八师师部四行仓库后，孙元良决定，就以四行
仓库作为固守据点，但觉得一团兵力仍然过多，在最后撤离之前，又决定只留一个加强
营就够了。于是就以第524团第1营为基干，配属必要的特种部队，组成了一个四百多人
的加强营。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
10月26日晚10点驻扎与上海北站的第524团接到命令要求撤回位于四行仓库的师部。第
一营营长杨瑞符面对这条要求其撤出已坚守两个多月的阵地的命令一开始难以接受，[4
] 但在得知孙元良是让第一营防守四行仓库后便同意撤退。
四行仓库是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的一座混凝土建筑，在新垃圾桥（今西藏北路桥
）西北沿。是四间银行──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所以称为
“四行”，建于1931年，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高25
米，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由于先前被当作第八十八师师部，因此仓库中贮存了大量食
物、救护用品及弹药。
[编辑] 战斗序列及装备[编辑] 国民革命军
谢晋元八十八师第524团 - 团长，陆军中校 谢晋元
团副，陆军少校 上官志标
一营，第524团 - 营长，陆军少校 杨瑞符
一连，一营 - 连长，陆军上尉 陶杏春
二连，一营 - 连长，陆军上尉 邓英
三连，一营 - 连长，陆军上尉 石美豪（负伤），连长，陆军上尉 唐棣
机枪连，一营 - 连长，陆军上尉 雷雄
第一营作为一支加强营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经整个淞沪会战的消耗到该次战斗前包括
军官只有423人（另一说453人）。而在部队从北站转移到四行仓库的过程中人数又降为
414人。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战斗，国军损失了大量原经过德式训练的士兵，在通过五次
兵员补充后，此时的士兵大多为原周围省份的驻军。[5] 他们大多来自湖北驻军第五团
第一营。湖北方面不愿意将他们训练最好、原与共产党作战的军队送到上海，因此被送
到上海的都是些在7月7日战争爆发后招募的尚未完成训练的新兵。[3] 为迷惑日军，中
国军队当时在其正式通讯中用“524团”代替“第一营”，让日军以为有一个团防守四
行仓库。
该团每人装备一支中国仿造Gewehr 88或Gewehr 98式步枪300发8毫米毛瑟子弹，两箱手
榴弹，一顶德制M1935式头盔，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4] 守军共装备有27挺轻机枪
，大部分为ZB26式轻机枪（捷克式轻机枪），接近每班一挺。4挺24式水冷马克沁机枪
以及一个迫击炮排。
[编辑] 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 - 松井石根 上将
第3师团
日军第3师团是当时日本帝国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在整个淞沪会战中受到了国民革命
军第八十八师的重创，他们称八十八师为“闸北可恨之敌”。尽管如此其指挥系统尚属
完整，同时拥有空军及海军的炮火支援。该师团装备有九四式轻装坦克及八九式迫击炮
，步兵使用三八式步枪。
经过数月轰炸后的上海北站[编辑] 战斗经过[编辑] 10月27日当晚各连分批穿过前线，
杨瑞符命令一连去四行仓库自己带领二连前进。而三连、机枪连和一连第三排的士兵无
法联络。直到第二日上午9时他们才到达四行仓库，他们是在随大部队撤退途中得到有
关一营留守四行仓库的消息的。[4] 之后他们的这种志愿参加“自杀行动”的精神被蒋
中正称为英勇行为的典范。[2]
早上时分，有关中国军队仍在四行仓库保卫闸北的消息在上海传开。这引起了中国童子
军杨惠敏的关注，而她将在整个保卫战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凌晨4点左右她听
到枪声便沿苏州河行走，她发现英国士兵向仓库丢了一袋香烟，她问新垃圾桥头的英国
士兵对岸发生了什么，英军回答四行仓库中有中国守军。于是她要求附上她自己的纸条
，不久后仓库传回纸条，说明他们需要弹药与食物。杨惠敏向上海商会求助，不过对方
并不相信。[6]
谢晋元将一连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仓库右翼，三连在左翼交通银行仓库大楼对面，二连
在在中央担任四行仓库外围之守备。机枪连除以两挺布置在楼顶担任防空其余分配一、
三两连完成全营火力网的编成。[4] 苏州河北路有原为防御租界内欧美军队的防御工事
，但工事的枪眼是向现在中国守军方向开的。为了防止日军利用，中国守军便在其中埋
下炸药，后日军进入其中，中国守军引爆炸药而对日军造成伤亡。[4]
守军用仓库内的沙袋、装玉米、大豆和其他货物的麻袋构筑工事。并将楼内电灯全部破
坏以便隐蔽，焚烧四行仓库周围房屋。[4]
上午7时日军第三师团开至上海北站，到午后1时开至四行仓库附近。约十名日军接近防
御工事进行侦查，很快被击毙。午后2点由第三连排长尹求成带领的一队中国侦察兵与
约50名日军交火。之后不久一个连的日军从西侧发动进攻，三连连长石美豪面部中弹但
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腿部再次中弹。大约七十名日军进入仓库西南墙根中国军队火力死角
，中国守军便爬上楼顶向其投掷迫击炮弹及手榴弹，炸死日军七名伤二三十名。[4][7]
在第一波攻击失败后日军向储有燃料及木材的仓库西区放火。下午5时大火被扑灭。同
时日军在闸北进行抢掠纵火。
晚上9时营长杨瑞符判断当日日军不会再发动进攻，便下令做饭并加固防御工事。当天
有两名守军阵亡，四人受伤。
[编辑] 10月28日中国守军连夜抢筑工事，没有人睡觉。早上谢晋元用从杨惠敏处得到
的上海商会的电话号码与上海商会联系。[6]
四行仓库的位置及建筑结构对守军相当有利。四行仓库临近公共租界，日军不敢用海军
炮火攻击。他们怕炮弹落入公共租界内，因为日本此时尚不愿意同欧美开战。日军也不
敢像在上海其他地方那样使用芥子毒气，因为这将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早上7时一架日军轰炸机在仓库上方盘旋，但因为害怕误中公共租界并未投弹。在遭到
守军防空火力攻击后日军轰炸机离去。
上午8时营长杨瑞符召集全营官长及班长讲话鼓舞士气。10时谢晋元与杨瑞符共同视察
工事并观察日军动向。当他们在楼顶上时谢晋元发现一队日军沿苏州河北路移动，据杨
瑞符回忆大约在一千米外。谢晋元拿起一支枪向其射击，当场击毙日军宪兵一名。[4]
四行仓库西侧，布满弹痕。新垃圾桥在图中四行仓库右侧。下午3时开始下雨，四行仓
库周围的火逐渐熄灭。日军在西侧发动另一次主攻，他们占领了交通银行大楼，并在四
行仓库北面部署加农炮进行攻击。加农炮对四行仓库厚重的墙壁无法造成致命伤害，而
在交通银行大楼内的日军又很容易被占领制高点的中国守军压制住。两小时后日军放弃
进攻，但得以切断四行仓库的供电及供水。
当日由一连陶杏春连长、营部军官汤聘梓和机枪连杨排长带领的一小队中国士兵加入了
战斗。
这期间上海商会得到了中国守军仍在闸北的消息后相当激动，这个消息很快通过电台传
遍全城。人们在雨中聚集在苏州河南岸，为守军助威。上海市民向守军捐献了十多卡车
给养。[6] 卡车于夜间抵达四行仓库附近，守军用沙袋筑墙到卡车旁，将给养拖至仓库
。搬运给养用了四个小时，在此期间三名守军阵亡。守军收到了食物、水果、衣物、器
具和来自市民的慰问信。一队记者也来到了四行仓库，但由于谢晋元与杨瑞符因事繁忙
，由机枪连雷连长代为接见。
杨惠敏与中华民国国旗谢晋元通过上海商会向美军要求送十名重伤员离开战场。美军同
意了此项要求，因此伤员趁夜幕掩护被抬离战场。[4]
同晚上海商会决定向守军送一面中华民国国旗。[6][8] 中国整编部队当时没有携带国
旗和军旗，当杨惠敏将国旗送入四行仓库时由最高指挥官谢晋元亲自接旗。当杨惠敏问
及守军的作战计划时，守军回答誓死保卫四行仓库。杨惠敏十分感动并向谢晋元索取所
有守军的名册，并将其通告全国。[6] 但为了迷惑日军同时又不使杨惠敏失望，谢晋元
让人根据原524团的名册伪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单。另据杨瑞符回忆，之前送出就医的伤
员也被告知，若外界问起仓库中有多少守军时要回答有800人。这就是“八百壮士”的
由来。[4]
[编辑] 10月29日10月29日早上，上海市民发现四行仓库楼顶升起一面中华民国国旗。
由于杨慧敏只带来了国旗但仓库内没有旗杆，因此守军用竹子和草绳临时制作了旗杆。
守军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升旗仪式。[6] 而苏州河对岸聚集的群众据说超过三万人
，[9] 他们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另说为“中华民族万岁！”[10]，可能为中共当
局避讳“中华民国”所致。）。日军气急败坏开始对中华民国国旗发动空袭。[4] 由于
密集的防空炮火同时顾忌误伤公共租界，日军飞机没能摧毁中国国旗就撤退了。经过两
天的战斗，四行仓库外的防御工事和仓库本身都遭到了破坏。
中午日军发动了迄今最大规模的攻击。加农炮和轻装坦克从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迫使中
国守军第三连从仓库外的工事中撤回仓库内。四行仓库西侧本来没什么窗户（这可以从
上面的照片看出），而日军的炮击却给守军打开了许多射击孔。一队日军试图通过梯子
爬入仓库二楼，谢晋元当时恰好在二楼窗户前。他一手夺过第一个上来的日本兵的枪，
另一只手将其推下，之后向第二名日军射击，最后推倒了梯子。[7] 一名在战斗中负伤
的士兵将自己绑上手榴弹跳下仓库，炸死了自己和约二十名日军。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
，此时日军的进攻都有装甲车和加农炮的掩护。最终日军再次失败后开始用挖掘机向四
行仓库挖隧道。河对岸的市民用大字报通知守军日军的行动。[4] 一人甚至在发现日军
准备再一次发动进攻后打电话通知四行仓库内的守军。
[编辑] 10月30日至11月1日30日早上7时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本次进攻只有少数步兵参
加，大部分时间日军用加农炮进行攻击。因为四行仓库建筑坚固又有充足的沙袋和修理
材料，在日军试图摧毁仓库的同时，守军时刻对仓库进行修复。据杨瑞符回忆加农炮炮
火相当密集，平均每秒都有炮弹落下。[4] 傍晚时日军用数盏探照灯照亮四行仓库以便
于其炮击。30日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守军摧毁了日军数辆装甲车。
上海租界中的外籍人士不愿意战斗地点与他们如此接近。面对日本的压力他们同意劝说
中国军队停止作战。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
因”停止战斗。对于蒋中正来说战斗已经胜利，绝大部分中国军队已经撤离并重新部署
到了新的位置，而战斗本身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注意。所以他下令部队在10月31日
撤离四行仓库。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被安排与英军将军斯马莱特会面，[3] 会议决定第
524团撤至公共租界，并和正在上海西部战斗的第八十八师汇合。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
也表示同意并保证允许中国守军撤退，但事后很快就反悔了。谢晋元希望能够继续留守
四行仓库直到战斗至最后一人。张柏亭最终劝说其同意撤退。[3][5]
午夜，11月1日，谢晋元带领376人分小队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约十人在撤
退中被日军机枪打伤。 [11] 到凌晨2时所有守军均完成撤退。
[编辑] 后续部队撤退后随即宣布与第八十八师汇合，但马上被租界内的英军没收武器
并限制自由。这是因为日军威胁如果让他们离开就要入侵租界。[3] 他们被送至公共租
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
蒋中正提升了所有参加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并授予谢晋元与杨瑞符青天
白日勋章[3]。
在他们被软禁期间，上海市民经常探访他们并进行文娱表演。军官为士兵开设了多种课
程如，外语、数学，甚至还有基督教神学[12]。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者陈望道也经常到
营地探望。士兵继续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并保持高昂的斗志。他们抵住外界的压力坚持升
国旗、唱国歌，直到被白俄雇佣兵以武力强制禁止。[5]
淞沪会战中方虽然失败并损失了国民革命军近三分之一的精锐部队，但它鼓舞了中国军
民的士气，并向外界传达了中国积极抗战的决心。媒体用“八百壮士”来称呼这414名
守军，同时创作了“八百壮士歌”以激励军民抵抗日本侵略。但蒋中正所期盼的外国援
助却毫无进展，欧洲各国除了对日本提出谴责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有德国和苏联在
二战欧洲部分爆发前援助过中国，而德国迫于日本压力于1938年结束了对华援助。
守军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了三年多。后来日本方面声称允许释放这些士兵，但条件是
解除武装并以难民的身份离开上海。谢晋元拒绝了这些条件，并于其后多次拒绝了中华
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940年）及汪精卫政权（1940年-1945年）的劝降。为此谢晋元
于1941年4月24日凌晨5点被已由汪精卫政权收买的郝鼎诚等四名士兵刺杀身亡。[5] 共
有超过1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而三天内拥进孤军军营瞻仰其遗体的共达二十五万人次
。[5] 谢晋元死后被追赠少将军衔。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并俘获了这些士兵。他们分别被遣送至
杭州、孝陵卫及光华门（南京）做苦役，还有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部分被
送至孝陵卫及光华门的士兵于1942年11月逃脱，其中一部分又在重庆重新归队，另一部
分就近参加游击队。[1] [5] 另外三十六名官兵被押至新几内亚作苦工。1945年，他们
看到日军垂头丧气，整天酗酒，才知道日本战败，反过来把日军抓起来当了俘虏。[13]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遇害。“八百壮士”无限悲痛，一致决议铸造谢团长纪念像章
。八百壮士孤军抗战的事迹传开后，全国慰劳总会向他们敬赠了忠党卫国纪念章。1944
年，“八百壮士”部分幸存者逃出日军控制范围，陆续到达重庆，国民政府又特意制发
了忠贞奖章表彰这些爱国勇士。另外还有四行孤军工务社证章。
杨养正获得的忠贞奖章执照战后约一百名该营战士回到上海在四行仓库搭棚为谢晋元守
灵。国共内战爆发后他们大多不愿再战而复员。之后他们中的一些包括女童子军杨惠敏
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那些留在中国大陆的士兵因为是国民党士兵而在文化大革
命中遭到不公正待遇。[12][14]
2009年3月7日，中华民国国防部成立专案小组，自巴布亚新几内亚迎回海外阵亡将士英
灵总牌位，并由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主持春祀。其中包含中华民国陆军67师200团吴坤
上尉、新30师孔宪章上士、曹友生上士，以及当地从事抗日活动被捕的民众梁有年、陈
纬南，共计256位英灵正式入祀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根据当地新挖掘到的中国广东民
众死亡纪念碑记载，共有636员死亡，其它受难者尚无下落。[15]
居住在台湾的八百壮士当事者，名为厉鼎新，当年为传令班中士班长。[16][17]
2010年12月16日下午五时，“八百壮士”中的最后一名幸存士兵杨养正因肺部严重感染
及心脏衰竭，在重庆市中国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逝世。享年九十六岁。[18][19]
另据报道，又找到一位八百壮士幸存者杨根奎[20][21]，但其身份尚存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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