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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季老这算什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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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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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人民日报》1976.01.24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
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
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
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
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
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
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
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
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
,“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
“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
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
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
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
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
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
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
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
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
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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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牛棚杂忆
季羡林
1998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
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
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
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
。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
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
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
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
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
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
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
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
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
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化
大革命”不了解,听讲“大化大革命”,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
。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
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
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
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
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
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化大革
命”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
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
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
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
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
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
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
上有崇高的地位。子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
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
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
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
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己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
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
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二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
”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
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
训,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
。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
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
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
,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批判会不像
“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好看”——,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
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
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
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拔白旗”等等。庐山会议以
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
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饿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说怪话了
。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
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
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
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
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个想法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
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
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
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点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
里呢?我当时认识不高,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动这一场“革
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
来说,就是“原罪感”。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己。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解放
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入。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只是觉得国民党有
点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其中心就是
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共产党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
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我认为自己那一点“
学问”,那一点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
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
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
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崇拜得
五体投地。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然而
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
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
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我的老师陈寅
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难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
,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
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
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
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
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
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
一和十一,地点都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
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前,接受领
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城楼上的领导人
。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
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
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
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一
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分证明
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几千
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
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
,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
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
“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
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
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
,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
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
。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我在上面罗哩罗嗦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
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
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
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
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
;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
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
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
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
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
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前此所未有。华侨中青
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
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
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
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各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
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
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
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
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
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
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
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
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
!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
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
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
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
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
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恐怕还难
以圆满。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
,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
“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
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
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可能性并非没有。说
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
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
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
,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
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
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
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我要罗嗦的也罗嗦完了。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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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跟邓主任的三封效忠信有一拼啊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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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邓轮都是坏到基因里的
印度国学大师一家乱伦
也算是本色.

【在 t*******y 的大作中提到】
: 这跟邓主任的三封效忠信有一拼啊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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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季偷了不少国宝吧

【在 D********r 的大作中提到】
: 邓轮都是坏到基因里的
: 印度国学大师一家乱伦
: 也算是本色.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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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季的儿子接着偷

【在 t*******y 的大作中提到】
: 老季偷了不少国宝吧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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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季的孙子到底是孙子还是儿子?

【在 D********r 的大作中提到】
: 老季的儿子接着偷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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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以是孙子吧

【在 t*******y 的大作中提到】
: 老季的孙子到底是孙子还是儿子?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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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老季的东西是不是给他学生钱文忠偷了不少啊,钱文忠貌似很富啊。

【在 D********r 的大作中提到】
: 这个可以是孙子吧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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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蛇鼠一窝

【在 t*******y 的大作中提到】
: 老季的东西是不是给他学生钱文忠偷了不少啊,钱文忠貌似很富啊。
r********9
发帖数: 18394
11
人格分裂, 难道说的就是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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