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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史学家与宣传家的区别——读柯文评袁伟时有感
子乔
袁伟时老先生最近又写关于《冰点》的文章了，想不到过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算完（
《事件纪事与省思》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BA%FA%CB%B5369/archive/2006/12/06/62784.html）。
文章体现出的精神很令人敬佩，不管怎样，比歌功颂德之辈强得太多，“最是伤怀
是亲情”一节也非常感人，但这里就不重复别人对老先生的赞美了（上面给个链接，也
算为老先生宣传一下，这篇网上很少见）。总之，我对老先生的态度是，精神上敬佩，
道义上同情，学术上鄙视，作风上反感（本文的“学术”限于义和团史，下同）。
老先生文中仍不忘说我几句，但提到的是我的第一篇文字，也即他在反驳张海鹏先
生时顺便反驳的那篇，却未提及我早已发出的与之对应的几篇回复，而我自认为后几篇
说理更清楚、反驳更有力（《冰点》事发后老先生获得了广泛的同情，我的后两篇屡遭
删除，有时双方都删，也就算了，但有时只删我的。《再论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的主要
原因——兼回袁伟时先生》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028769《谈谈袁伟时先生新作中与我有关的内容》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36409&flag=1《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使馆卫队入京问题》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2&ID=1064878）。
老先生说：“他（引者按：指子乔）反对我的观点”。这太笼统了，一篇文章可以
有不同层次的多个观点，老先生的主旨——呼唤现代化、提倡理性思维等等——我怎么
会反对？又怎么敢反对？我反对的是他的某些具体论点、对材料的处理方式，以及治学
态度。而老先生说的赞同他观点的学者，恐怕基本上也都是赞同他的主旨和精神，还未
见到能真正从学术上给他有力支持的。就算不敢公开支持，穿个马甲拐着弯儿地支持一
下也没什么危险嘛。有的行家宁可用这种方式去调侃张海鹏先生，如那篇写教堂斗法的
，也不肯在材料上支持一下老先生。道理很简单，他那些具体观点——除了关于义和团
滥杀的，这个我也没有反驳——都很难找到充分的材料来支撑。
老先生在文中列举了一些学者对他的赞美，包括著名学者柯文先生的文字（附后）
。但在我看来，嘿嘿，柯文先生夸他是跟他客气，夸的大部分都是学术之外的东西，在
学术上是轻视他的。柯文先生的最后两段说得太准了（附后），不得不佩服，这就是史
学家和宣传家的区别（当然柯文先生的有些表述我也不同意，如义和团仇视现代化云云
，注意我不是说义和团不敌视现代化或拥护现代化。这种表达本身就不恰当，因为义和
团头脑中没有现代化的概念）。
可老先生却说什么：
“我非常赞同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评论（引者按：当然主要是指夸他的话，呵呵）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这个任务在柯文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著
作中已经解决，不再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学科生长点。而在中国大陆，冲破狭隘民族主义
的桎梏，依然任重道远。”
就冲这段话，老先生就是门外汉。“义和团因何而起”这个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在
这一领域，从以史为鉴的角度讲，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了。如果真已解决，在那种局
势下，柯文先生又何必（或何苦）再特意跟他说那些话？那些话其实是一种委婉的商榷
甚至批评——不能简单地给研究对象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就算完事（老先生是打着红旗反
红旗，指责别人拿意识形态干预学术，自己却也大搞意识形态，呵呵）。
另一方面，老先生认为义和团是“土匪”，一切都好解释了——土匪不就是为了满
足物欲吗？口号都是借口。要真这么简单，柯文先生更不会跟他讲那些话。就算如老先
生所说，问题已经解决，那他等于是自己承认了错误，因为义和团专家中（包括海外）
无人简单地将义和团定性为“土匪”，哪怕是对义和团评价不高的人。
以上这些尤其是柯文先生委婉的批评，都被老先生忽视了，他自信地说：“我关于
义和团的观点，是境外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用不着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点醒他们；
柯文的来信就是佐证”。
且不说来自某位学者的赞美如何能成为“学术界共识”的“佐证”，我前面讲过，
观点可以分成若干层次，老先生呼唤现代化，没几个人会反对。有些明摆着的东西，如
义和团的愚昧、野蛮、落后，也没几个人会否认。这有什么？我也振臂高呼一句：“在
十进制里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全球数学界的共识！除了这类东西，境外著名学者如周
锡瑞、柯文、相蓝欣等人的理念、观点、方法，跟老先生完全是不同的路子，有质的差
别，后者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读者不妨自己体会一下柯文先生的最后两段话（附后）。
老先生说这个问题不是“学科生长点”，言下之意，“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
才是“学科生长点”，敢问这是学术课题吗？转来转去，还是在意识形态的小圈子里，
也即柯文先生所说：“仅仅说义和团反现代、反外国是不够的，在我看来，那些事情是
显然的，我想再进一步，去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后者才是真正的学术课题，研究
它，绝对比纠缠于义和团是否进步、是否革命这类东西更有实际价值。
当然，搞意识形态本身不算错，各有所好嘛，也总得有人去搞，但“宣传家”就是
“宣传家”，自诩为“史学家”，往反方向误导青少年，就不合适了。还有人说老先生
是“思想启蒙家”，不是史学家（老先生自己肯定不同意），所以材料上的错误无关紧
要（具体错误详我以前的文章）。真是奇谈怪论！材料和观点是什么关系？难道思想启
蒙能靠欺骗和误导来实现吗？只要最终目的正义，就能采用非正义的手段吗？这和认为
义和团为了反侵略什么都能干的观点有何区别？
读老先生的文字，总感觉他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急功近利，在“义和团”的问题
上矫枉过正。这虽然能取得眼前的宣传效果，满足人们渴望“现代化”的心理需要，但
却很可能重蹈覆辙——曾几何时，人们不正是用歪曲历史的手段去宣传“革命”的吗？
从长远来看是否真的有利于现代化事业，我是很怀疑的。
2006.12.08
以下引自老先生的新作《事件纪事与省思》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BA%FA%CB%B5369/archive/2006/12/06/62784.html：
××××××××××××××××
在我收到的来信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Cohen）的来
信。他的《歷史三調：作爲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公认是这一领域的一流名著。
他在3月26日的来信中写道：
“首先，我赞同你在文章中致力的事情。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
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但是，正如你在评论日本的情况时指出的一样，日本和中国的
情况有所不同。一个不同是，在日本有不同的现代史教科书，教师可以根据他们的偏好
来进行选择；第二个不同是在日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教科书扭曲历史的事情。这在美
国也是如此，但你也已经发现要在中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因此，你呼吁人们关注并修
订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努力是完全值得赞赏的。
第二，也更为具体的是，我同意你对教科书处理义和团起义一章的几点评价。当然
，完全忽略义和团对现代化和一切外来事物的仇视是不可理解的。同样不可理解的是对
诸如毓賢滥杀无辜之事和慈禧太后怂恿起义等行为不予任何批评。我同样同意义和团起
义是一场极端的反外国运动，而非反帝国主义，因此（李时岳数年前就指出这点）说义
和团运动防止了中国的分崩离析纯属诡辩。最后，你批评教科书对于历史证据不负责、
不诚实的安排，确实令人想起文革中对于义和团起义的历史处理（我书中有一章谈论这
点）。
第三，更为宽泛一点，我由衷赞赏你对理性的爱国主义和盲目的爱国主义（我的国
家永远是对的）所做的区分。在此重申，尽管中国是个极端特例，但也可在其他国家的
‘爱国主义’里找到与中国（的爱国主义）重叠之处，包括美国。这让我想起越战时期
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就试图把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打上‘不爱国’的标签。我（作为一名
反战人士）的观点是，如果你认为你的国家是错误的，那你的爱国主义责任就是用一切
可用的方法让人们认识到这点。而你已经通过批评教科书对义和团起义的评价，批评共
产党继续支持这种对于历史的扭曲中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你对义和团的研究中有一个方面我不同意。你深深地认定现代性的一种
形态，就是充满理性和宽容，甚至是世界主义的形态。这是你希望中国拥抱的形态，我
也希望这样。然而，我不认为这是重建义和团历史的适当的出发点。你的基础问题是相
对于你支持的现代化，义和团的站位在哪里，这样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很显然，和
你希望在中国实现的人道的、世界主义、宽容的现代世界相比，义和团是固执地反对一
切形式的现代化的。
从我的视角出发，重建义和团历史的方法其结论应更为开放。我试图理解义和团是
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北方出现，是什么导致了他们那样的行为。
我想尽力弄明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以及这些信仰和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了什
么作用。我还想了解，他们的信仰和仪式和中国其他的社会运动（1900以前及以后）有
什么不同，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又有什么不同。简要地说，我认为，仅仅说义和团反现代
、反外国是不够的，在我看来，那些事情是显然的，我想再进一步，去弄清楚义和团因
何而起。”
我非常赞同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评论。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
起”这个任务在柯文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中已经解决，不再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学科生
长点。而在中国大陆，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依然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他说的“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的问题。美国也是如
此。”是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汉斯（HansMoleman）先生也
曾主动告诉我：“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教科书问题。荷兰的教科书最初对在印尼的
殖民统治也遮遮掩掩，后来才逐步反思。”三月，我曾收到一位正在英国留学的一位中
国学生的来信，因为看到英国教科书也有问题，他激愤地说：“我也是义和团！”他的
烦恼似乎在于他没有注意到在发达国家，没有人会把教科书看作不容批评的“国家行为
”，而是在自由讨论中逐步涤垢除秽；前提是知识分子牢记自己的责任，不要放松对各
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行为的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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