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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985 | 1 温家宝的“文革”和“普世价值”——一个初步的心理学分析
草民之心
在今天中国几个非常高的高官（指政治局常委级别而言）中间，温家宝是最为特殊的一
个，这个特点早就为世人所熟知，有人给他加上一个昵称“影帝”。这个昵称一出，罕
见地受到国内外左右派的一致同意。我老家把小孩子好表现自己，叫做“喜欢背黄布包
包”，这是超强的荣誉感和表现欲的超级结合，不过我老家的孩子们没有影帝那么多那
么好的表现机会而已，通常是只能在课堂上积极举手发言什么的。本文不拟在这个有高
度共识的方面多加发挥，好表现自己其实是一种人之常情而已。
有些反常的是，在所有高官中间，温家宝的表现方法是极为独特的，他是唯一的一个高
频次提及“文革”和“普世价值”的人。而且，据温家宝当年的校友介绍，温家宝文革
时期，作为一个在校研究生，积极参加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这与其他高
官大多来源于保守派的经历截然相反。今天的高官群落中间，有且只有温家宝一个人，
是唯一的一个造反派出身的高官，当年没有站在文革反对派立场上充当保守派。原本在
文革之后的1980年代，中共中央组织部特意下文，对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大学生，在政治
上要入另册，不予中用。温家宝是如何通过重重组织审查，以曾经的造反派身份得以大
力提拔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据温家宝的校友称，在他担任总理后，曾在与当年的地院东方红造反派领袖晤面时，坦
率地承认官方文革史宣传，完全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官方文革史把许多当权派
和保守派所做的坏事，都盖在造反派和文革发动者身上，他之所以不去解决这个重大的
政治问题，是因为温家宝说自己目前工作太忙，整天忙得“像救火队队长”，没有空闲
时间去把颠倒的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当年北京造反派体系的“天派”和“地派”中
间，“天派”偏于温和和保守，地院东方红是地派的栋梁，属于比较激进的一派。而隶
属于北大“井冈山”的季羡林也同属于“地派”，温家宝曾经四次去访问季羡林，这件
事固然与影帝偏好表演有关，但是，很难想象，同一个季羡林会让温家宝发掘出那么多
的“演对手戏”的价值，所以，也有当年的老大学生“以草民之心度高官之腹”，认为
温家宝完全坚持“派性”至死不改，借用季羡林老先生自己的说法，派性就像是“毒蛇
”永远在那里啮咬着人们的心灵，难于摆脱。
文革作为一个过去的旧事，其实并不为官方发言人所亲睐，至少从1990年代开始，高官
们甚少提及它。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只要他不是“复辟狂”或者是“死硬派”，他的日
常感触总会远离那些“攸关制度一百八十度变革”的事儿，正如温家宝所说得那样——
“像救火队”那样处理急迫的日常事务，这是为什么多数高官甚少提及文革的一方面原
因。同时，鉴于民间毛派思潮的崛起，很多民众对今天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给出全盘
负面的评价（对于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总体评价，当时的词汇叫做“走资派”“反对
学术权威”，其实就是发的文革的理论基础），甚至有激进网友指出要“少养专家多养
猪”，所以，提及文革对于增进权力合法性已经不算是一个很有利的话题。只有那种自
由派倾向很浓厚的学界精英，常常做把文革和改革相提并论，做些忆苦思甜工作，想要
让人们记住“毛邓时代两重天”，帮助人们告别黑暗的过去和展望美好的未来。一般而
言，只有那些免于“救火队”牵扯的体制外知识精英，才会把新旧时代两重天作为自身
的言说基础和存在方式，这应该是体制内外人士发言方式的基本区别所在。有个自居“
非主流”的学者杨帆自称他已经超越了左右翼，而温家宝同志的表演，很明显是超越了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 .
体制外的知识精英们的取向很明确，要在中国建立起美国那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是
，鉴于温家宝先生的文革经历和他对文革的认识，就很难说他所要避免的文革的真实意
涵。温家宝先生也卖力地鼓吹普世价值，但是也很难判明他所需要的普世价值又是些什
么。民间和网络传言，家宝同志的夫人和公子大力敛财，许多“草民之心”早就断言家
宝同志要给业已聚敛的财富带上“政治保险套”，这样一来，家宝先生的普世价值就意
味着给贪污以相称的“政治市场份额”和操控能力，实现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相互匹
配。这与第一时间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实践都有着不小的距离。
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之所以召开，北大教授贺卫方（同时也是美国的“保护”级线
人）曾经受命发言指出要“走台湾的道路”。“新西山会议”召集人高尚全先生后来披
露，是当时的国务委员吴仪让他主持召开的，以便形成专家共识再向领导同志建议，同
时吴仪自己还说是领导同志让她办理的。这个会议最终是在国务院机会事务管理局管辖
的西山杏林宾馆举行的。假如吴仪先生口中的领导同志，就是温家宝先生的话，就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家宝先生对于普世价值的热衷是由来已久的。
网上曾经流传出处不明的“美国智库报告”——《瓦解中国很难吗》，这份报告指出：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在官场中间业已形成一个获得巨额商业红利的贪官集团，对于这个
集团来说，共产党政权的存在，对他们构成极高的政治和法律风险，所以，这个贪官集
团有着积极的冲动要在中国执行前苏联那样的政治经济措施——通过瓦解完整的国家形
态和把共产党非法化，也就是说，通过谋杀“合格债权人”来实现“政治保险”。
看起来，温家宝同志的强烈普世价值诉求，是与他本人所感受到的巨大政治法律风险是
分不开的，而相关的政治法律风险，又是与他本人家族聚敛的财富数量成正比的。在一
定程度上，家宝同志的忧虑，是党内那些“发了大财”的高官们的共同忧虑，而那些人
中间很多人不是没有看到政治风险，但是却害怕冒头和不敢说话（秦晓可能算是一个例
外），完全不够“哥儿们义气”。
当然，风险和收益的匹配也有一定的规则，民间谚语谓“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也就是说，捞得多的人风险更大，因而也有更高的行动意愿和行为能力，应该由他们来
承担更大的风险。其他的那些贪官们虽然也面临着同样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但是，捞的
钱还不够多，风险也相对小，就先在一边看着，只要时机一到，大家就齐心合力实现前
苏联那样的演变。假如党内贪官足够多，人数足够大的话，这就另外一个方面构成一种
凝聚代表性的努力：选择成为一个庞大势力的自觉代言人，往往就能够最终到——成为
那个强大政治势力遴选的政治代表人，这样，家宝同志就能够实现由总经理向董事长的
转化。 |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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