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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643 | 1 四是紧急进口粮食。从1958年起，一连三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大批的粮食。
其中，1958年进出口相抵，净出口65亿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94.8亿
斤，比1958年又增加45.9%，相当于1957年的2.5倍。1960年在粮食收不抵支的情况下，
仍净出口20亿斤。1960年因农业歉收征购量减少、城镇人口增加，伴随而来的是商品粮
供应量增大而造成的粮食收支逆差，仅靠加强粮食调拨，降低口粮标准，搞“瓜菜代”
，都难以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1960年冬，粮食形势越来越严峻。这年11月，国家
上调粮食的任务只完成了64.4%。12月头4天每天运粮比11月份平均下降了20%，比中共
中央要求的减少了一半，交通沿线粮食库存普遍空虚。然而，问题并不在于运输能力不
足，而是在农村已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调出。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周恩来和陈云建议
：下决心进口一批粮食以渡过难关。
1960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和外贸部长叶季壮商量后，确定进口粮食数量为120万吨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大进口，数量增大到50亿斤。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
开的工作会议上，又决定进口100亿斤。从1961年到1965年，我国共进口粮食547亿斤，
年均109.4亿斤。同期共出口粮食127亿斤，进出口相抵，净进口粮食420亿斤，年净进
口84亿斤。
五是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仅靠进口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
问题的。而且进口粮食需要花去大量的外汇，这几年用在粮食进口上的外汇占去了国家
外汇总数的1/4，共约5亿美元，这必然要压缩其他物资的进口。
http://culture.ycwb.com/2011-08/29/content_3546519.htm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罗平汉
1959年以来的粮食紧张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
，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
一是抓紧粮食的调运。1960年开春后，针对京、津、沪、辽等地的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
、供应紧张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国务院副总理、财政
部长李先念负责，并有国家经委、铁道部、交通部、粮食部主要负责人参加。1960年2
月18日，李先念就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问题，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采取如下紧
急措施：（一）责成有关省、自治区和铁道、交通部门必须保证按时完成中央确定的粮
食调运计划；（二）在突击运粮期间，对粮食的调运应尽量优先安排，即便外贸出口的
粮油也应暂时让路；（三）提前拨给各省、自治区按原计划分配的汽车；（四）除人民
公社的专业运输队外，组织必要的副业运输队参加突击运输。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
了李先念的报告，要求各地立即研究执行，并且提出“凡是有粮食调出任务的省份，应
当紧急动员起来，掀起一个调运粮食的突击运动，坚决保证完成当前的粮食调运任务”。
196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几项措施
的报告》，要求在新粮上市前的50天到两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粮食和交通
运输部门，必须全力以赴，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完成第二季度56亿斤粮食的调运任务，其
他物资的运输要暂时为调运粮食让路。此后，中共中央几乎每月都要就粮食调运问题发
出紧急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检查粮食调运工作，确保每月粮
食调运计划的完成。当时，粮食库存很少，只能是夏秋将南方早熟的粮食运往北方，冬
春将北方晚熟的粮食运往南方进行调节，以缓燃眉之急。
二是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
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的口粮标准，淮河以南每人全年原粮360斤，遭灾的地
方应更低。丰收的地方，除了完成原定的外调和为支援灾区而增加的外调任务外，如果
还有余粮，可以提高到原粮380斤，但最多不能超过原粮400斤。淮河以北的农村口粮标
准，应当压低到人均全年原粮300斤左右，东北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而各省的重
灾区则压低到300斤以下。其实，这个时期许多农村的口粮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
由于1960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农民口粮已降低到了仅维持生命甚至连生命都难以维持
的极限，已不可能通过加大征购量来保证城镇居民粮食供应，惟有在压低农民留粮指标
的同时，相应减少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
口粮标准的指示》中明确规定：“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
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通过核实城市
人口，压缩口粮供应标准，核减不合理的粮食供应，仅北京市每月减少粮食供应530万
斤，人均压缩了口粮3斤。
三是提倡“瓜菜代”。早在196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作出了《关于当前蔬菜工
作的指示》，要求将蔬菜的生产和供应，不仅作为一项经济任务，而且要作为一项政治
任务，所有城市和农村的党委与人民委员会，都要抓紧蔬菜的生产。到了1960年夏天，
粮食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凸现出来，中共中央在这年6月作出的《关于抗旱备荒的指示》
中，再次提出要抓紧目前植物生长最强季节，大种瓜菜，以备必要时度荒之用。所谓“
代”，指的就是代食品。“代食品”是那个年代的专有名词，顾名思义，就是能代替食
品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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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643 | 2 其实，要是国家救灾不力，大饥荒就不可能在三年就结束。
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webmanager/wkfiles/7
历史上的大部分饥荒的发生和终结都是伴随着人口死亡率的变动, 虽然
营养不良也是常被使用的一个指标, 但由于其无法与其他公共危机分开, 因
而较多使用死亡率来度量饥荒(彭尼·凯恩, 1993) 。不过饥荒与死亡率之间
有一个时滞, 特别是在饥荒结束时, 较高的死亡率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比如
在1943 年的孟加拉大饥荒, 虽然在1944 年食品的供给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由于饥荒引起了流行病, 至少到1947 年, 也许迟至1951 年, 死亡率才恢
复到正常水平(Sen , 1981 ; Greenough , 1982) 。
当我们考察中国1959 —1961 年大饥荒时, 这种现象却呈现相反的迹象。
如附表1 所示, 当饥荒在全国范围内结束时, 粮食产量并没有恢复到饥荒前
的正常年份, 甚至还低于饥荒开始的年份(1959 年) , 饥荒居然在粮食产量恢
复之前结束, 这与历史上的其他饥荒显著不同。这可能是由于人口流动模式
的不同, 在Sen 考察的饥荒中, 人口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中国在“一
五”期间为了有效分配粮食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 这一制度在饥荒中有效
地防止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2 , 对于流行病的爆发有克制作用, 例如, 在孟加
拉大饥荒中, 常见的流行病有霍乱、疟疾, 而在中国1959 —1961 年饥荒中,
常见的只有浮肿病, 而浮肿病主要是营养不良的表现, 并不是流行疾病(罗
平汉, 2001) 。
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webmanager/wkfiles/7
【在 h*****9 的大作中提到】
: 四是紧急进口粮食。从1958年起，一连三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大批的粮食。
: 其中，1958年进出口相抵，净出口65亿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94.8亿
: 斤，比1958年又增加45.9%，相当于1957年的2.5倍。1960年在粮食收不抵支的情况下，
: 仍净出口20亿斤。1960年因农业歉收征购量减少、城镇人口增加，伴随而来的是商品粮
: 供应量增大而造成的粮食收支逆差，仅靠加强粮食调拨，降低口粮标准，搞“瓜菜代”
: ，都难以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1960年冬，粮食形势越来越严峻。这年11月，国家
: 上调粮食的任务只完成了64.4%。12月头4天每天运粮比11月份平均下降了20%，比中共
: 中央要求的减少了一半，交通沿线粮食库存普遍空虚。然而，问题并不在于运输能力不
: 足，而是在农村已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调出。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周恩来和陈云建议
: ：下决心进口一批粮食以渡过难关。
| H****g
发帖数: 14447 | 3 大饥荒这个词，本身就不对。
【在 h*****9 的大作中提到】
: 其实，要是国家救灾不力，大饥荒就不可能在三年就结束。
: 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webmanager/wkfiles/7
: 历史上的大部分饥荒的发生和终结都是伴随着人口死亡率的变动, 虽然
: 营养不良也是常被使用的一个指标, 但由于其无法与其他公共危机分开, 因
: 而较多使用死亡率来度量饥荒(彭尼·凯恩, 1993) 。不过饥荒与死亡率之间
: 有一个时滞, 特别是在饥荒结束时, 较高的死亡率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比如
: 在1943 年的孟加拉大饥荒, 虽然在1944 年食品的供给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 但由于饥荒引起了流行病, 至少到1947 年, 也许迟至1951 年, 死亡率才恢
: 复到正常水平(Sen , 1981 ; Greenough , 1982) 。
: 当我们考察中国1959 —1961 年大饥荒时, 这种现象却呈现相反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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