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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130 | 1 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
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被拉出来示众，应该说，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举动。有些东西，看来
并不重要，也没有过分纠缠。可有些话显然经过充分准备，完全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
。比如针对王蒙的那些攻击若能成立，这位前文化部部长和前中央委员就算被投进秦城
监狱，也不过分。根据那篇《王蒙其人其事》发表在《中流》杂志1997年第1期。提出
的指控，此人是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国外和国内发表了无数的“反动言论”，证明他同国外的反动
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在1989年的“北京风波”平息后，他居然“‘称病’拒绝慰
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作者愤怒地指出，这个
人“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
，和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分子刘宾雁“心心相印”。不过，“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
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
“对不上号”。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人为地实行全民所有制的
公有制，类似于揠苗助长；比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
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比如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
比如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式……这些想法虽然新鲜犀
利，但却并不成熟，而且，作为一个整日忙于实际工作的官员，从事这样艰深的理论探
讨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一同在党校里学习的朋友就曾劝他，“不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
情，毕业论文也不必认真，随便抄抄报纸就过去了嘛”。事实上大多数在党校学习的官
员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厉有为不能同意，他脑子里的疑问太多，打算在这所高级干部的
理论殿堂中弄弄清楚，于是费时月余，昼夜苦读，弄得血压都高起来。文章本来还在修
改当中，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上陈述，大家都说讲得好，让他在班里讲，他就讲
了，大约100人听了他的发言。“那些人拿去批判的，就是这个发言，”他说，“他们
既然如此大义凛然，为什么要行此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肯事先说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又
为什么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肯让我知道呢？”
被称为“左派”和“右派”的人们相互已经势成水火，和解无望了，双方都说话太多，
白眼相向太多，怨毒太深。在这个多事的春天里，敏感的看客都已看出，许多事情突然
发生，同此前邓小平的去世和此后即将召开的十五大有着密切关联。对于厉有为、刘吉
、王蒙展开如此严厉的批评，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三个人特别坏，而是期望杀一儆百，或
者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人一生目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心中明白，这些
事情在1997年春天接踵而至，但却不是在这时才有的。它在1992年以后便在私下徘徊回
荡，至少在两年以前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两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时候，加快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
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中国开始弹奏改革的新乐章。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
人冯并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这是来自政府的声音
。经济学家也在急切地呼唤改革，有如吴敬琏所说，“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至于党的领导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
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
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坚定
信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从大局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确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
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中国人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
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
然而所谓“新路”，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有如冯并所说之“临界点”，也即专家
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这正是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
键所在，其情势有如18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经济局面几近崩溃乃至民不聊生，令所
有美好的梦想都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净化运动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亿万公社社员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向人民公社制度发起挑战，历五年“拉锯战”后，包产到户席卷全国
，人民公社的历史也就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发生，只不过，那一次
是发生在乡下，这一次是发生在城里。从经济的局面来看，再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全都遭遇到国内保守主义者的顽强阻击。前一
次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次换了一种说法，叫做私营经济“威胁
国家安全”。
尽管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党的报纸，但却仍然战斗不息，这让人们再次感
叹他们的顽强。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
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现在，他们正是要证明他们的说法有
根据。党的宣传部门一向对舆论方面的异常动态反应敏捷，还命令所有属下媒体“守土
有责”，绝不允许不符合党的方针的言论出现在报端，但那都是对付“右派”言论的经
验，至于眼前这些理论，尽管危言耸听，却对其听之任之。这让这些人得到鼓励，在后
来的两年中，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一个接着一
个。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第二个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
威胁的初步探讨》；然后《当代思潮》杂志总编辑又发奋写了第三个，叫做《关于坚持
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连贯起来一看，就说“这是四份‘万言
书’啊”。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的确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
野党”的样子，或者至少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了。党的宣传部门不去阻
止他们，并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主张与党的既定
方针不一样的证据太多了——至少不比他们尖锐批评的“右派”少。党中央说，私营经
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组成部分”），他们说：“重新出现
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党的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
扩大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
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
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党的领袖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
个中心，他们说：“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严厉地指出
，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
变，他们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
“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中央主张对工
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他们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
是历史的倒退。”朱镕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他们说：“
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朱镕基说：“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
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
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
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江泽民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坚定信心。”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
经济所占份额。”
他们的观点真是不少，尽管缺少想象力，但却无比犀利，刀刀见血。开始的时候，人们
还只是觉得惊讶，惊讶之后不免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
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说，“现在才知道，这些旗帜鲜明地
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
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此后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
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的领导人第一次
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将要召开的新一届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甚至
就是江泽民政治报告的“底本”；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信
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
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全国的听众，尤其是对所有高级干部
说的，这是政治运作链条中的必要环节，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
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讲台。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
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
江的讲话全文2万多字，公开报道的部分为其中4000多字，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所
有报刊都统一行动，刊登了新华社通稿。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公开
发表的部分态度平和，对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争论未予置评。可是，在现场直接聆听江
泽民讲话的人，都发现他心有所指。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听明白，他的很多
话明显是针对“左”的人士的。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
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一定是针对“左”的
人士的否定邓小平的倾向。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
义。”这一定是在批评“左”的人士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他说：“实
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也是
针对“左派”指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他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
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听
者把他的这些话汇聚在一起，顿时明白：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
答“万言书”的指责。此后几个月中，官方媒体号召全国学习讲话，以此统一思想。可
是在中国，一样东西的价值并不在于媒体的追捧，民间的毁誉往往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当时百姓中间，有人把“五二九”当作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点，又有人说这是过誉
之词。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两种说法都有足够的证据，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的中国
，的确洋溢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中南海的主旨在于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却
没有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给保守派留下一个台阶，让他们卷铺盖走
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只要有个台阶，也就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有如中国人一句
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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