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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046 | 1 张树华
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国外社会科学》主编
20多年前，一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剧变，结果导致苏
共垮台、苏联解体，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被抛弃，社会改变了方向，政权改变了
颜色，其影响犹如改朝换代一般。20多年过去了，革命的硝烟渐渐散去，俄罗斯民主选
举层出不穷，政权更迭不断，新老政治精英交替登场，然而官场生态难改，政权生态依
旧。不仅西式民主法治没有实现，苏联时期政治的效率和秩序也已丧失殆尽，于是形成
了一种奇怪的“非东方、非西方”、“非资、非社”的政治生态。
精英阶层，层层阶梯
“精英”一词原本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概念，其被很多俄罗斯学者及一些
西方学者用来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演变问题。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俄语中的“精
英”一词带有褒义，而当今的俄罗斯上层并非真正的社会精英，因而不配使用，主张以
“新阶级”、“新权贵”、“官僚阶层”等词语代替。无论演变至今“精英”概念的具
体涵义如何，追根溯源，它都是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产物
。在苏共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苏共最高领导层端坐于“金字塔”的顶端，构成了社
会精英阶层的核心。有关报道曾透露，在原苏联有一份列有各类最高级职务人员姓名的
秘密名册，涉及到苏共、最高苏维埃，以及政府的经济、外交等各部门，甚至波及到了
一些军事和社会群众组织，总计11000个领导职位。而占据这些重要职位的领导人，毫
无疑问地被认为是社会的“执政精英”或“权贵阶层”。另据一些研究俄罗斯精英问题
的专家测算，苏联时期联盟和地方两级的权贵阶层约75万人，若加上他们的亲属，则有
大约300万人，占居民总数的1.5%。
苏联时期精英阶层不仅数量庞大，且等级分明，要想当官必须沿着由苏共设计的“独木
桥”，爬过层层阶梯，方能步入“精英”的序列。而这一阶层内部通常又分为14级，各
级的任命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内部更新换代要按照特定的程式和原则，且一般情况下
排除家庭继承或子女世袭。在苏共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高级干部子女不就高位
，尤其不允许继承父辈的职位，他们大多被安排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工作。
通常情况下，每个总书记的更替都伴随着高层干部的大换班，并在随后的两到三年内形
成自己固定的亲信班子，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涅伯河帮”。受严格的程式与阶梯的
约束，很多人往往等到踏着人梯，成为“人上人”之时，业已精疲力竭，步入古稀之年
。明显的例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政坛上一批老朽的“政治精英”的存在。其
造成的压抑和沉默的政治氛围，如一位俄罗斯社会学家所言，正是这些老态龙钟的苏共
领导带领苏联提前完成了“5年中为3位总书记送终的国家计划”。
1975年时的苏共政治局休息室。图中1.勃列日涅夫；2.安德罗波夫；3.《真理报》主编
；4.乌斯季诺夫；5.阿利耶夫；6.契尔年科；7.柯西金
“改革”过后，“精英”更迭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搞政治改组和干部撤换。一方面他希望借此培植和安插自己的同
盟者，另一方面则幻想通过人员变动推动改革。因为在他看来，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
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庞大的“阻碍机制”，而维持这种机制的关键就是“官僚机关”。
于是，在其带领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官僚机
关”、反“阻碍机制”的改革浪潮。在“民主”和“公开性”的旗帜下，政治改组成为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也为以后政治进程埋下了不少陷阱。
政治上的风云突变，打破了原来封闭的权贵体系，在“民主化、公开化、反特权、争独
立”的呼声中，“反精英”势力也呼之欲出。结果原来属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年轻
政治精英走上前台，获得了执政大权，成为独立后俄罗斯政坛上的主宰。叶利钦便是他
们中的“旗手”和领头人。而原加盟共和国则在苏联解体后借机独立、自成一统，其第
一书记也随之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总统”。
由此，原苏联政治精英集团四分五裂，纷纷自寻出路。有的改头换面或改弦易辙，成为
民主浪潮的弄潮儿，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有的
适应了新的权力体制，且占据了权力的巅峰，如原政治局委员，并先后担任过苏联联盟
院主席、俄罗斯外交部长、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也有的从此步入商界，及时将权力
和关系变为资本，成为商界名流，如前莫斯科市领导人塞金等。
在一般人的眼里，革命意味着“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有时甚至会造成血流成河。不
过这种情形在原苏联各国并不多见。在这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较为“激进”的精
英夺取了另一部分较为“保守”的精英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精
英排挤了老精英。与权力更替相比，意识形态、政权形式显得并不重要，不过是手段而
已。
“新精英”，旧生态
当今的俄罗斯政坛好像出现了一些“新面孔”，但细心的人们发现，同过去相比，俄罗
斯精英阶层的核心以及权力的性质并未改变。权力斗争的冲击波过后，政治生态如旧，
俄罗斯人对权贵的“政治感受”依然如前，而新老当权者之间的差异只是在年龄、出身
等方面。
一份被广泛引用的俄罗斯科学院的调查材料显示，新的精英中，“前朝遗老”的比例竟
超过了70%。而在俄罗斯地方政权中，保留下来的旧时精英比例就更高，约占80%以上。
1992年底的一项对地方领导人的调查也表明，民主浪潮对苏共地方党委书记们并没有多
大的冲击。这正像一位作家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德意志皇帝没有了，而
德国将军们却留了下来。
经过了几年的激烈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以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叶利钦
周围75%的亲信来自原党政经权贵，在政府中比例也高达74%。实际就连叶利钦总统自己
也有着长达30年的苏共党的工作经验。叶利钦于1976-1985年曾担任苏共州委第一书记
，1985-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8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1988
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东欧和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1989年以后精英
变动情况作比较研究后也得出与前述相同的结论。1993-1994年间，一个由美国和几个
东欧国家社会学家组成的课题小组对俄罗斯以及波兰、匈亚利等5个东欧国家的精英情
况进行了调查。他们通过对40000多人的采访和2000多名精英人员的访谈后得出结论，
即与东欧一些国家相比，俄罗斯老权贵更成功地维续了他们原有的权力或影响。
精英蜕变，弊端丛生
近几年，俄罗斯每每出现30岁左右的“后生”担任部长、副总理甚至总理要职。虽然“
少壮派”在政坛上有时只是昙花一现，但与苏共时期不同的是，此时政治上的失落，并
不意味着仕途的终结。辞职后仍可东山再起，或干脆步入商界。与过去相比，当今俄罗
斯政坛的开放性、流动性都有了增强。组织政党、参与竞选、经商、专家咨询等都可以
登上政治“金字塔”顶端的大门。但是，精英阶层外表的光鲜依旧遮不住内部生态的恶
化与蜕变。
首先，权力万能，腐败成风。在俄罗斯，为何有这么多的人热衷于当官，原因就在于权
力万能。俄罗斯私有化的实施，让官员能够及时将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转化为所有权，并
使之合法化。权力万能、权力本位现象十分严重，掌握权力成为社会成功的重要标志。
叶利钦总统恢复沙皇时期的官衔制度，级别分明，并几次提高薪俸。不过，这并不能阻
挡官员们不时伸出“第三只手”。在俄罗斯官场，贪污受贿盛行，为此俄罗斯连续两年
被西方商界评为“世界官场最黑暗10国之首”。俄罗斯报刊透露，组织一次与副总理的
“会见”，好处费可达几千甚至上万美元。记者采访、拍照均“酌情收费”。描述私有
化内容的手稿尚未面世，作为作者的一些政府高官却各自收取稿酬达45万美元。俄罗斯
政治捐助盛行，商业利益、金钱与权力日益结合。上层政治斗争甚至失去了意识形态的
味道，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小集团或派系之间的利益纷争或权力之争。叶利钦先后换了4
任总检察长，而其中有的总检察长也是由于贪污或其他丑闻下台。
其次，机构臃肿，效能低下。俄罗斯新政权机构臃肿，越减越膨胀，官员队伍达700万
。苏联时期平均每10万人工作可养活1000个管理者，而1994年的俄罗斯平均每10万人则
要养活1500个管理者，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膨胀到了1700-1800个。1995年底俄罗斯
中央执行机构的改组人员为33800人，计划利用半年的时间精简15%，结果却增加了1000
多人，致使总数达4万人。新权力机构招牌常换，但内部工作人员几乎是原班人马。为
官的风气和道德水准每况愈下，俄罗斯政权机关继承了苏共时期的官僚遗风，效率低下
、文牍盛行，普京总统将之比喻为“一台生锈的、呼哧作响的破旧机器”。
第三，任人唯亲，自私自利。大多数研究精英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对这个阶层的评价都不
高，他们认为其特点是：小集团利益盛行，忽视公众利益;专业水平低，缺少有才干的
领袖人物;官僚文牍主义，脱离多数百姓;缺少为官之道，贪污普遍;实用而短视，缺乏
战略和理论思考;缺乏团结和全民动员力量。除此之外，还应补充一条“任人唯亲、帮
派盛行”。
第四，院外游说盛行，寡头政治出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经济控制能力削弱，资
本高度集中，金融势力急剧膨胀。在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压力集团”、“院外游
说”大步走上政治前台。新生的金融资本“爆炸”式的裂变，积聚了强大的实力，捞取
经济利益和待遇。1995-1997年间，为瓜分国有资产，争抢“最香的肥肉”，部分俄罗
斯财团和寡头不惜血本，相互攻讦。以政治家为旗手，构成了由政治家-政党-政治派别
-财团-院外游说团体-新闻媒体-保安机构等组成的多层次政治实体。影子政治现象十分
明显，政治生活中“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增强。
最后，权力资本，交相融合。人们发现，俄罗斯“新贵”的发迹史与经济改革的轨迹几
乎同步。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一些权贵便开始利用手中的
权力为自己积累财富。而叶利钦时期经济改革和私有化将“权力变为资本”的过程合法
化。在公司化、市场化的浪潮中，原经济部门的管理官员们已伺机行动。他们凭借手中
的权力，深深地潜入新的经济体系。于是，管理者变成“占有者”，“管理权”变成了
“所有权”。私有化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他们一方面是苏联中央机构的“掘墓人”，
一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财产的“继承者”。而原苏共权贵之所以未加任何反抗地接
受了苏共政权的垮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及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在市
场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悄然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好处。摆脱了党的纪律的监督，
抛弃了意识形态约束，大批原苏共官员积极投身于自由市场的浪潮中，正是在这种“蜕
变”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商界精英也诞生了。
可见，俄罗斯10年的市场化进程为权力演化成资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市场化、民主化
不仅并未给原苏共官员和管理层带来灭顶之灾，相反他们却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得了新生
。厂长经理们变成了“红色资本家”，“共青团干部”则早已成为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
。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认为当今俄罗斯是少数人统治的社会。
由掌权精英操纵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改革，最终使得占人口比例不到2%的精英阶
层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他们代表的是俄罗斯社会极少数人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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