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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130 | 1 师东兵在探索历史事实过程中，从一个邓轮向毛轮转化的过程很有意思。
选择突破口
师东兵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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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师东兵先生，现年48岁，山西省定襄县师家湾村人。自1976年以来发表纪实文学、历史
小说、戏曲剧本等多篇，总数二千多万字，其中《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短暂的春
秋——华国锋下台内幕》、《庐山真面目——“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揭秘》、《高岗
魂断中南海》、《铁窗余生录——江青被捕之后秘闻》、《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
访谈》等书已在本港出版。1994年，师东兵的作品《中国第一冤案》获中宣部和新闻出
版署的优秀图书奖。
师东兵先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戏剧家协会理事，山西省法制心理研究会常
务理事，《当代作家名人录》及《中国作家辞典》收有他的条目。
狂飙系列介绍
师东兵的纪实新作狂飙系列二十本，是继他的文革系列十五本之后的又一套正面反映和
揭示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书。这套全书是以毛泽东、江青在部
署、策划、指挥这场运动的活动为主线，全面地、真实地分阶段、分回合、分层次地再
现了这场运动全过程的纪实文学。这套全书是已经出版的文革系列的姊妹篇，比起前者
分别是以一些老将帅或其他领导人的活动为主线来，这套纪实新作更具有权威性，更具
有揭示高层内幕特点，更能使人信服地了解和掌握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书中无论是对
毛泽东、江青的描写，还是对林彪、张春桥等人的刻画，都是本着他们真实的活动再现
，尤其是对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物的叙述，作者更是凭借第一手的真实资料，
毫不掩饰地归还他们在运动中的本来面目。这套全书的最大特点是“再现风云”、“忠
实历史”，体现了作者“秉笔直书”的一贯文风。
上册
历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讲出更多的真理……
有一位哲人说过：“越是不敢正视的东西，就越有它独特的价值。”这在一定的条件下
，很有道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一些人对其讳莫如深，总想遮遮
盖盖、修修补补？为什么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和文章，在某些机构和出版上还列为禁
区，使人不得越过雷池半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共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为
什么动不动就不让人们发表文章评说、议论，而有关出版的书籍竟然非得经过某些机构
或者是他们的“审查”？说穿了，无非是想封杀一些事实，封杀对他们来说是“丑陋”
的、“不敢见人”的东西罢了！岂不知这样的结果，是人们包括我们的后人，得不到真
正的经验和教训，不能探索到真知灼见，因而对今后也可能产生新的“盲区”。真实的
历史如同一面镜子，它可以照清楚一切人的面目而永久地留在人们的心里。
作为一个作家，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法同理论家、学者及历史学家有所不同。前者除了
阅读有关的文件和文献及资料外，还要进行大量的采访、调查，尽可能地接触事件的一
切当事人，然后他才能用艺术的手段描述和再现当时的历史风云。而后者基本上是通过
文件和资料来研究经验、教训和上升的理性的东西，对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或者是根据
政治需要的评价。两者的区别，决定了不能完全用同一个标准或模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拿上理论家的要求来硬套作家们的作品，就会得出很难接受的结论。我常常受到某
些专家、学者的责难，要什么“根据”呀，查什么情节的来源呀，如果你要提出当事人
的回忆，他们也要提出种种政治因素，等等。于是结论只有一个，以他们的观点和依据
来写东西才能够获得通过。这显然是强暴文学作品的极其落后和腐朽的做法。人类历史
总是一个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不管这个过程会出现多少的曲折、磨难和意想
不到的反覆，但是这个过程的发展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历史
，客观地正视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对文明的起码要求。
我的狂飙系列，将再一次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那场三十多年前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我的这次创作，和已经出版的文革系列不同点在于：将更着重
于从毛泽东和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作为主线，来揭示和再现那场“革命”
的全过程及其所导致的后果。原来出版的作品基本上是以历史事件入手，再现和刻划重
要的当事人。在当时的写作中，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形象刻划，基本上是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出发点的。这一次，将在更广泛的角度和广度来再
现文化大革命各个重大历史时刻的决策过程，多视野地再现那场革命的前前后后及其各
种人物的真实表现。
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你的作品反映的对象，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而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却相对反映得较少？”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直接决定和关系着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
程，他们领导人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人民有权了解他们言论和决策的真情和内
幕。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领导人的工作和生活并不仅仅是属于他们个人的，而且也是
属于人民的；人民需要了解他们，人民必须了解他们，更应该依照法律监督他们。不从
解剖他们言论和活动开始，人们就无从掌握那场“史无前例”的起因和发展的过程。正
因为许多的领导人和当事人、见证人陆续作古，我创作反映这场运动的作品就更加显得
必要。
事实和道理在文明和野蛮的词典里往往是两种解释。在一个时期，偏偏冒出这样的逻辑
：写反映某些领导人的作品和文章，必须要经过他们本人和亲属的审阅甚至同意。如果
从核实某种事实的角度上，有一定道理。但这往往便成了这些领导人或亲属根据自己的
好恶来对待甚至裁决作家作品、文章的理由。这就从根本上大谬不然了。只要不是存心
诽谤和诬蔑，任何领导人无权剥夺普通公民对自己评论、介绍包括批评的权利。道理很
简单：你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公务员，人民有权对你的一切表示关心。除了法定的国
家机密外，任何领导人的生活和工作，甚至是私生活都不一定属于保密的范畴。
想当官，想要权，又不想让人民说三道四，更不想让人民了解你的生活和工作，甚至动
辄对作家进行刁难、迫害，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就是法西斯的横行霸道！就是只许州官
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封建专制。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法制的健全，任何领导人的生
活和工作必须置于新闻舆论和人民广泛的监督之下。任何人再搞文字狱，再搞言论罪，
必将受到法律和正义的严厉惩罚！
这也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深刻教训。
历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讲出越来越多的真理，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当我们常常
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们也将会看到，就是实践也被历史不断地检验着，
从而更为人们所了解。历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充实，不断地揭开笼罩在其上的一
层层面纱而更清晰地显露出它的真相。只有历史，才将使一切谎言和伪装的制造者无处
藏形。曾几何时，类似“英明领袖”的人物，靠玩弄权术和伪造历史而红极一时，好像
他是什么毛泽东的正统化身，好像毛泽东给了他什么“执法秘诀”，等等。但是，随着
历史的推移，他总是不断地在现形着，仅仅是几张历史的照片，就把它那副“庐山真面
目”日益大白于天下。
历史，将迫使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它的检验，在它面前，不论是贫民还是高贵的官宦一
律都得平等排队。谁也不可能靠“插队”或“关系”而改变它的面貌。一部本来意义上
的历史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闪烁智慧的光焰，而伪造者将如同磷火般一样而逐渐地
熄灭。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
是使当时最高层人物的脸谱变化，基本上毫无保留地和人民群众直接见面，增加了除毛
泽东以外的其他领导人的透明度。一面是靠把所有的革命既得利益者还原为普通的公仆
而衬托领袖的伟大，一面用提高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来保证“上层建筑”的纯洁和
革命，这种“关心和参加国家大事”的结果，使得本来神秘的东西变得很普通，倒是让
本来普通的东西变得日益神秘起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当然也导致了发动和领导
者事与愿违的下场和结果。不管最后的收尾如何，它留给后人的教训和经验却是十分深
刻的，足以使历史学家们考证和总结出许许多多有益于千秋万代的经典名篇。
从这个角度上讲，敢于对历史负责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上，
将划分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同见风使舵、靠政治形势图解历史和靠钦定文件
来编纂历史的那些人的界限。基此，“鸡零狗碎”的史实，比多如牛毛的论证要有价值
得多，底蕴和意义会更加深远！我多年来就是从所谓的“鸡零狗碎”中搜集和总结出许
多的从文献里看不到的东西，从而掌握了许多历史当事人的所为和情感脉络，找到了他
们由兴盛到衰亡的人生轨迹。这一组历史的画面，就是我的文革系列和狂飙系列的纪实
作品。
在我的纪实文学作品相继出版和发表后，不断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
创作的道路？”我这样回答：“因为我不能容忍一些人对历史和生活的歪曲，当我知道
了事件的真相时，我就有一种把真相告诉读者和后人的冲动。这就是我最初的创作动机
。”
是的，一九七六年十月，那个自称为英明领袖的人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为一身，开始了肆
无忌惮地伪造历史的活动。他一面拼命地销毁对他不利的历史证据，迫不及待地利用“
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残酷地迫害和打击坚持真理、熟悉真相的知情
人，剪除异己；另一方面他却动用一批御用文人，恬不知耻地美化自己，把自己打扮成
什么“一贯紧跟毛主席”、“一贯得到毛主席的培养”、“是毛主席亲手培养起来的接
班人”。更有甚者，他断章取义地分割毛泽东一系列讲话和指示，伪造“圣旨”，好像
他所干的一切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他总结和提出的“两个凡是”的路线不仅在政治
上是欺世盗名，在理论上荒谬不堪，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在思想上搞僵化的教条主
义和形而上学，更活脱脱地暴露出此人无才无德无能无为的那个独特时代的庸人干部嘴
脸。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用人不当，误国殃民。再一次地也从正面说明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还从历史的角度告诉我们：毛泽东从来是把培养所谓接班人的措
施，作为他巧妙的党内斗争策略和艺术运用的，明白无误的接班人都是他在一个历史时
期的手段。他要真正扶上台的接班人是用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作为暗语的，是要
在他死后通过全党公认来选出的。只有这样的措施，才符合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和原则
，也符合他的“英明”和“伟大”的身份和地位。正因如此，这位聪明一世的毛泽东才
选择了华国锋这个“自己认为自己不能当总理”的人当了总理，而且担任了中共中央第
一副主席。
时间和历史老人往往与一些人在开玩笑。就是这个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口口声声说他
没有能力当总理，一旦当那位巨人果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以后，他的眼睛马上盯住了巨
人的宝座，他绝对不会甘心再当什么第一副主席的职位了。所以他对一位新闻记者没有
给他拍出他居中的照片恼怒不已，自己亲自在中央的回忆上滔滔不绝地给那位记者罗列
罪状，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我听了传达后找到他说的那天的报纸查看了照片，就对我
的几个朋友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还如此斤斤计较议长毫无差错的照片，可见此人心
胸窄小，不成气候。毛主席的这个所谓接班人并没有选好，我看他就是掌了权也不会长
久。”其中一个朋友问我：“你说华国锋能干多久？”我说：“顶多三、四年吧。”
紧接着，声势浩大的揭批清运动降临到我这个普通的作家头上，我说的这段话被朋友揭
发出来了。于是，我成了“反革命”，受尽牢狱之苦。批判我的时候，那些显示革命比
谁都坚决的人振振有词地说我是“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我下来反驳道：“我和他无
冤无仇，有什么可反的？我不过是对他的行为作一点评论罢了，怎么能说成是反对他？
真正能反对了他的不是我，劝你们不必在一些普通的老百姓身上下什么功夫了。我料定
这位所谓英明领袖需要你们保卫他的时候，你们没有人敢真正站出来再提半个字的“保
卫”！”
我的话，使我的那几个专案组的人面面相觑，不发一声。
直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我就料定，中
国真正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当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最后连党的副主席都
落选后，我再次望着他的画像笑了：“一个本来就不该属于你的位置你怎么就敢坐上去
呢？整整三年多四年头，就到了真人归位，小兵回营的一天了。”
我现在讲这些话并不是企图表现我的什么先见之明，而是要说明我对那些歪曲历史、篡
改历史的鄙视和厌恶。我后来见到那几个“英明”人物时，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历史
是容不得其欺辱的，谁欺辱了历史都会遭受时间无情的惩罚。
有人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并不假。但是人写下的并非全是历史，也有
虚假的赝品。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把陈年旧月扣在它身上的污泥浊水洗刷得干干净
净，恢复它本身的清白。为此，需要有胆识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努力。我愿意为了这
个目标，和一切作家们共勉。
师东兵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广州祥云阁
引言
一九七六的盛夏，北京城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浪，正在方兴未艾的时刻，
普通的老百姓谁也不敢相信，被称为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毛泽东，已经面临奄奄一息的边
缘。
身染重病的他，静静地躺在沙发里艰难地呼吸着，不停地发出咳嗽的声音。老年性支气
管炎的病症折磨着这位曾几何时叱咤风云、气吞万里如虎般的一代英雄。仅管站在他旁
边的医生已经悄悄地议论，他是很难渡过这个龙年大关的。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政治
局核心领导们都不会相信那个可怕的事实。他们坚信，他是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
但是，他确实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能招手像几年前那样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天安门
城楼或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接见他的英雄们和崇拜他的人们，就连正常的外宾会见
也取消了。如今，他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不时地从床上转移到沙发上，靠回忆来维持
自己生命的延续，靠别人的汇报和看书来继续指挥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
奇迹的是，毛泽东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仅管他不时地被恶梦惊醒。他在朦胧中好像又
看到了当年对他的通缉：
那是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
监察署发布的训令：“以毛泽东拥兵倡乱，请依法制裁，以平民愤等情。据此，理合呈
请钧长鉴核等情前来。查该逆毛泽东，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自
依法缉办。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首席检察官一体严缉，务获究办，以伸法纪。此令。”
毛泽东清醒后，微微笑道：“我又梦见和蒋介石打交道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毛泽东临终前的两个半月时，他召见江青、华国锋、毛
远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向他认为最可靠的人端出了他的心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一生干
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
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
，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睁开眯缝看的眼睛，依次
把他们都看了一遍，接着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
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
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始终耽
心着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的，
这将是他无法闭眼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后来的人们怎样看待这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但是都必将要正视当年的那些日日
夜夜……
第一章 暗藏杀机
毛泽东联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搞掉高岗和饶漱石以后，就担心彭德怀，把他看作了潜
在的隐患。他说：“还有高岗的人呢，不过要慢慢得来，再看看他们的表现。总是要给
一个机会的嘛，这是我们党的一个规矩，就是要等待觉悟。”他指的就是彭德怀。
他早就知道，高岗从建国后，和斯大林等苏共最高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逢年
过节他必定要给斯大林致电、致信外，他还经常把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机密向斯大林透露
，使斯大林很清楚毛泽东的思维动向。对此，毛泽东心明如镜。斯大林逝世之后，高岗
和苏共最高领导的接触就日益使毛泽东忧虑了。他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过高岗：“
我提醒在座的每一个共产党人，你们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党人，必须遵守中国共产党的纪
律，而不是其他党的纪律。不要里通外国，不要把党内的机密告诉其他兄弟党，经常的
通报应该有中央进行。兄弟党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不要混淆了彼此的界限。”
那个时候，中苏关系正在热恋期间，两党两军之间几乎无话不说，互通信息和中央文件
的事情几乎是普遍的，经常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把自己看作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成员，而苏联共产党是理所当然的最高裁决党，充当着最高领导的角色。
高岗很清楚毛泽东的所指，他在这次会后主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一
些联系，毛泽东劝他：“今后不要再单独和他们往来了，要注意党的纪律。不过，你的
这些事情也不算什么，中苏两党毕竟是兄弟关系嘛。”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过他。当高岗串联饶漱石等人企图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赶下台
，由他取而代之的活动正盛的时候，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将高岗、饶漱石揭露出来。
那时，中国争忙着筹备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所以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面主持解决他们的会议。而把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交给了刘少奇
和周恩来，这实际上等于在全党给他们树立了威信。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共
七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高岗和饶漱石集团的问题定性为反党联盟，于是建国以来中
共内部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就以高岗被迫自杀而结束。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
结的决议》里，毛泽东特意写道：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里，依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
级斗争，我们的敌人总是要从我们的党内寻找他的代理人。为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增强
党性，增加党的团结。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谈话的时候，就说：“你们说高岗、
饶漱石就没有后台吗？我看还是有的。不过，这次斗争的范围不要再扩大了，就他们几
个人，要尽量的多团结一些人。但是，告诉彭真同志，他要检查在东北时所犯的右倾机
会主义错误。他不检查，高岗这些人在东北的问题得不到彻底清算。”
经过一年多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直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中国共
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才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把高岗、
饶漱石开除出党。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
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务必使党内不要再重复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
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搞挑拨离间，但是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
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用的那一类的罪恶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蔽自己的观点和企图是
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
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
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习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毛泽东说到这里时，刘少奇插话说：“高岗相当国家总理和党的副主席，可以公开找我
们说出来嘛，我们可以让给他嘛，可是他在背后搞我们的鬼，挑拨离间，说我们有这样
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谁的问题都没有他的问题多。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
他的那些丑行简直令人无法启齿……”
“无法启齿你就不要再说话了！”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高岗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
问题。这个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他是我国现阶段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
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使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
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
反党联盟彻底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了。”
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刘少奇汇报高岗、饶漱石联盟的成员时，说：“在清
查中发现高岗和彭德怀、林彪、陶铸、黄克诚等同志的来往很多，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
楚，是否要这些人做个自我批判，还请主席最后定夺。”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同志其实是高岗、饶漱石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
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他能够起到大的作用。高岗有多大的影响呢？他就是坏也
坏不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暴露最明显的是高岗这些人。彭德怀主要是背后的东西，特
别是他和苏联的同志们的关系。所以，这次不要涉及彭德怀同志，可以让他检查一下，
这就叫做敲山震虎。”
周恩来说：“林彪说他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毛泽东说：“林彪就是没有什么好检查的嘛，你们让林彪同志检查什么？林彪怎么能看
得起高岗、饶漱石？简直是笑话！所以我说，真正会搞党内斗争的人，在我们党内没有
几个！要出以公心呀，搞私人报复历来不好，最终是要吃亏的。”
搞掉高岗以后，毛泽东就把担心放在了彭德怀身上。就在一九五五年的四月四日召开的
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补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和林彪谈话
的时候，经常明白地端出了别人和他的谈话：“有人说你是高岗一伙的，我就不相信。
你怎么能和高岗相提并论？你比高岗要高得多嘛！高岗也并不是一切都错，他在一些重
要的路线上，其实是支持我的。他的文化不高，主要是搞阴谋活动，不敢堂堂正正地站
出来讲话。依我看，现在我们党内还有隐患，这个隐患未除，我是睡不好觉的。”林彪
间道：“隐患是谁？"
毛泽东说：“你知道呀！在历史上多次和我们搞别扭的，对这个不服气，对那个不服气
，也对你不服气嘛！历来对你有看法嘛！这个人，朝鲜打了一仗，自认为自己了不得了
！我看迟早是要把他摔下来的。”
这下，林彪彻底明白了：这个隐患就是彭德怀。
毛泽东最了解他所领导、指挥的党和所有的高级干部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结构，凭良心说
，他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势均力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和他竞争、角逐权力的高低。
充斥在党和国家、军队里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几十年来的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
军人和小知识分子型的干部。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文化程度，几乎都是所谓‘泥
腿子”、“放牛娃”登上了大雅之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靠武装斗争而
夺取政权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毛泽东在一次全会上坦诚地说：“我们在座的干部，要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要
求，选出真正工人阶级的合格领袖，选出真正合格的管理现代国家的优秀人才，我看一
个也没有！"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决心要率领中国尽快地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五
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了高潮。文思大发的毛泽东，亲自搜集
了反映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百七十六篇文章，汇编了一本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
义高潮》的书。这个从青少年就注重舆论作用的执政党主席，
从来是亲自写文章，包括战争年代的新闻报道。这一次，他又是亲自写序言，并在一部
分文章前面加上了按语。
毛泽东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用心良苦
地写道：“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一九五五年
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霆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
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
几行的时候，全国已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人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
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毛泽东着意刻划了被他称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
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机会主义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
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
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
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
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
，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
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
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
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
他提醒全党，右倾机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输了，但是右倾保守思想还在许多方
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毛
泽东以无比豪迈的语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
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
的后头。”
他对一些人说：“彭德怀有个小姨子叫浦熙修，不知你们认识否？我见过，是一个很能
干的女将。但是她反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说我是企图一口吃下十年饭的空想主义者，
要把苏联几年走的路要在一个早晨走完，还说我是老左倾冒险主义者。她的话和王明的
话差不多，也和一些人的话差不多。彭德怀同志就说我是左，其实是他右。这个浦熙修
是否受了我们彭德怀同志的影响？或者说彭德怀受了她的影响。反正他们都是对我们的
农业合作化不那么满意的，经常说一些很不和谐的论调。我写的那些按语，也不能说是
没有针对着他们。”浦熙修也恨上了毛泽东，她在《文汇报》的一次会议上放言道：“
毛泽东的眼光只是在中国，他没有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工作。他除了苏联外，
哪里也没有去过。一个大国的领袖应该经常到外国看一看，吸收一些新鲜的东西回来，
毛主席不行，他的眼睛只是盯着中国。我们希望他经常到外国走一走。”
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坦率地说：“我管不了外国的事情，但是我能够管得了
中国，我除了中国的地方，我哪里也不想去。能够把中国的事情管好就不错了。”毛泽
东牢牢地记住了浦熙修，记住了她是彭德怀的小姨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在七月一日他亲自写的《＜文汇报＞的资产
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里，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
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演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
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
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
改变，不大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
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
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宜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
说有，辩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
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
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说：“我点了浦熙修的名字，就是对彭德怀进行警告，希望他要
注意他的身旁已经有了右派了。而且这个右派不是简单的右派，是党外挂帅的，他们需
要的是党内挂帅的人。”
毛泽东用尖刻的语言罗列了这个右派的问题：“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
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
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是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
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
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
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少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
清醒，多数人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千。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
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毛泽东曾经指着
这段话对刘少奇说：“我这话也是讲给一些人听的，起着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帮人擦
亮眼睛的作用。”
刘少奇认定他还是在指彭德怀。
彭德怀出奇地保持了沉默，他对他的老婆浦安修说：“老毛就是想让我出来为浦熙修讲
情，我偏偏不讲，不上他那个当。反正当右派又枪毙不了，让老毛随便批去吧。中国没
有两党制，也没有言论自由，就只好这样吧。反正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怎么一回事，这
也不丢人，你说是不是？警惕老毛到了斯大林晚年，会胡来！蒋介石杀人起家，共产党
也是要杀人的。”这话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笑了笑说：“让他公开说，
背后骂我们不好查，公开说我们，骂我们才好呢。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别人骂，骂得越起
劲，越难听我就越高兴。因为我总觉得我这个人是骂不倒的，倒的反而是骂人的人。”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的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
时，再次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脑筋，一下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覆。资产阶级还
会反覆，大的没有，小的可能。你们不要看现在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的好话，那是靠不
住的。你手里掌握了政权，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喊你的万岁。到一定的时候，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有了打倒你的把握的时候，资产阶级也会掀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
有的同志还会动摇。有了一九五七年这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
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吗？我看还是早了些。去年那么大的风浪，我们的船没有翻。有
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我看也不早。再不写就是有些左派也要烂掉
。去年右派闹事，其实是有很多人准备跟着闹的。我们的左派也沉不住气了，认为人家
说的有理，好像自己错了似的。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几十万右派
，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猖狂进攻，公开要让共产党下台。你说章、罗划
了右派，他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
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刘少奇对这个估计非常赞成。他说：“没有反右，就没有共产党的政权空前巩固。这一
点要看清楚。”
但毛泽东看得更远一些。他对党外右派的进攻不是太担心，他担心的是引起党内右派的
共鸣而掀起乱子。所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同一次讲话里，专门提到了党内分裂的问
题：“现在讲点黑暗，我看我们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大早大涝。还要准备
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分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
要准备我们这个党搞得不好，要分裂。当然我们搞得不好，不会分裂。但是说在某种情
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这种分裂就是党内出了反党分子或者是
反党分子把我们搞掉了，两种可能都有。”
毛泽东一提这个问题，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紧张，他们担心党内再出问题。
毛泽东解释道：“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比高岗、饶漱石那
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就会出现不平衡，虽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
是平衡。中央委员更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要跌跟头。凡是不顾大局闹分裂的
，有什么好结果？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该闹分裂嘛，搞分裂是不对的。只
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一
出现分裂，不是小分裂，而是大分裂。一九五七年七月上旬，我在杭州时，苏共中央派
来了米高扬、阿布拉希莫夫等人，向我们通报苏共发生分裂的情况，就是把苏共的马林
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定成反党集团。将来我们党内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出现
这个情况后怎么办？反正我有一条，资产阶级上台，我就重新上井冈山，重新搞革命，
无非是再来一次打游击嘛！"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此时此刻讲这些话。一九四
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着毛泽东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不
但在全世界各个社会集体和阵营，也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种种猜测和估计。对这个神
秘的古国究竟走向何处议论纷纷……
仅管北平和平解放后，彭真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就主管华北局，兼任北平市委
第一书记，罗瑞卿担任了北平市公安局长，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究竟要走什么道路，他们
也是模糊不清的。毛泽东在和宋庆龄等人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时，坦诚地说：“我们
党的干部在建设国家方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我们的干部除了在打仗方面，被蒋介石
逼出来了，成为专家外，在建设和管理上，没有什么水平。我很清楚我的高级干部，所
以真正管好这个国家，得依靠诸位！"但是，毛泽东的头脑确实很清楚，他一九四九年
三月五日至三月十三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的时
候，己经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和夺取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
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俊，
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
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提出了他惊人的论断，而且后来他始终坚持他的这个论断并且大大地作了发展：
“中国革命在全中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
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
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
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他在提出要求全党必须学会同资产阶级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后，强调提出：“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
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出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为胜利，
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
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
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
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
这样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
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
级，必须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这种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
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将是国家内部阶级斗争
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
，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得到全党甚至中共最高层的重视。
迅速而来的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一九四
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再次提出“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帝国主
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
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
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
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要成员一起
讨论类似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时，许多人就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了明显的担优，对完
全仿效苏联而提出不同的意见。
这时，刘少奇在九月二十四日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也反对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
写进这个临时宪法里，他说：“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
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大家不要担心，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去的，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后考虑的事情，现在就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正常秩序。”
于是，在九月三十日完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决议的第二天，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紧接着就出现了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那最为壮丽的一幕，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
为辉煌的一幕。
这一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凭借武装正式夺取了中国的政权，成为执政党。
这一天，也意味着毛泽东从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二十多年的血肉之搏和艰苦斗争，成
为对中国人民负责的领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底子也摸透了，他对毛泽东说：“无论是党还是国家里的领导核
心成员，除了极少数的人外，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连文件和基本理论都懂不了多少
的莽汉和农民。毛泽东如果不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导师和最高领袖的职责，这个党和国家
必然要四分五裂而拢不到一起。”
所以，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革命的胜利，致命地
打击了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把世界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
段中华人民儿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
阶段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社会主义革命的职
能，实质上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把周恩来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部长。
刘少奇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总工会名誉主席等要职。一批长
期革命的军政要员，如东北局高岗、西北局习仲勋、华东局饶漱石、西南局邓小平、华
北局刘澜涛、北京市彭真等陆续调到中央，担负中央重要的领导职务。过去，由于分散
作战，各自为政，形成了各种山头和派系，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和加以照顾，加以考虑。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他为核心作为出发点的。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他懂得如
何平衡权力，如何调整各个山头的矛盾和隔阂，如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作
用。
毛泽东把全国的整个工作，作为一盘棋子。他是操纵和安排、调动棋子的一方决策人。
另一方的对手呢，他认为应该是时间老人，或者叫历史老人。至于王明、李立三、刘少
奇、高岗等人，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十月十七日，刘少奇在政协党组第二次党员大会上，提出：“必须要联合资产阶级，这
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今天拥护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经济上、政
治上的权利。这个问题大家认识不到，我们这个国家就连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十月底，刘少奇在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知识分于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这一点可以告诉你们，确定为工人阶级的，也是领导阶级的，在座诸位大多数都在内
。没有多数知识分子的参与，我们这个国家是不能建设好的。”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
建设这个国家，是刘少奇治国的一个出发点。
彭真在北京的高等院校中也开始推行“教授治校”方针，让教授选举校务委员会管理学
校，提出：“在这里不要再说什么党的领导。”他在私下说得更清楚：“我们干不了的
事情，为什么不放手让人家干呢？该放手的时候必须放手，不然就会出乱子的。”
十二月一日，在全国总工会招待亚洲各国工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的口号和道路，并不是普遍可以运用的。同志们，不是一切国家、一切地方都可
以进行武装斗争。帝国主义曾经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战后选择自己愿意的政治制
度，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就产生了一种可以通过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可能。如果你们
机械地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就会付出相当的损失和代价，而且并不一定能够成功
。”
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谈到经济恢复工作时指出：“
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也是有办法的，有希望的。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
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这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零年三月四日，毛泽东长时间地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总书
记斯大林会面，在得不到西方国家和自由世界承认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毛泽东肩上的重重压力得到了许多的缓解，这对他决定彻底一边倒，下
决心走苏联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激动地谈到这个条约时，说过：“中苏友好条
约大长社会主义阵营威风，对帝国主义是个沉重的打击，对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将起着
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要用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不允许任何人以任
何借口破坏这个友谊。”
这年公安部刚刚组建，刘少奇提议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开始时，罗瑞卿不愿担任，提
出疑问：“公安部和社会部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公安部究竟是政府的还是党的？两者
比较哪一个权力大？”刘少奇回答：“公安部是第一个重要的部，是社会部、又是公安
部，是政府的、也是党的。”罗瑞卿听了这个解释，走马上任了。毛泽东也明确地说：
“今后我们的公安部要在镇压反革命，清除国民党的余孽、残余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的权力职能。”他还有言外之意，即如果不把政权的基础打牢靠了，政权不
稳固，要想走什么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和巩固
政权的斗争中，他需要他的这批跟随他多年的战友和同志，包括他认为所有的同路人……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和部署，别人说什么、议论什么在他看来根本无足挂齿，统统都
是不算数的。他深信他的力量，只要自己把牌一亮底，任何不同的议论都会嘎然而止。
第二章 勾心斗角
[彭德怀事件，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是因为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联系
着，他有赫鲁晓夫做“后台”：作为政治家，既然把敌手打翻在地，就担心他会在翻起
身来。翻案和反翻案的较量，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虽然撤销了彭德怀的职务，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得到苏中中央的
支持。为此，毛泽东一直恼怒：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人，中国共产党并
没有反对，而是积极地配合了他们，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如此作梗？
当年赫鲁晓夫派米高扬专程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马林科夫等人的问
题时，毛泽东稍加考虑，最后决定认可和支持。他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支持苏
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为此，我接受赫鲁晓夫同志的邀请，参加十一月初莫斯科举行的十
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两年后，赫鲁晓夫却对中共中央向他们通报的《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大
为反感，公开说：“彭德怀是苏联人民的朋友，我们认为彭德怀同志并没有什么错误，
我们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和英雄，也是我们苏联人民
的朋友，希望中共中央能够重新反省这个问题。”
这意味着毛泽东错了，应该下台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震怒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赫鲁晓夫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摆谱
，他在十月革命的时候连党员都不是呢，他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反斯大林的那天
起，我就看出他不是一个好东西！对这个人，不要客气，该顶就顶，要讲点原则。”从
此，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骤然恶化，一场国内国际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中国共
产党和毛泽东的面前。
赫鲁晓夫自恃大国地位和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角色，以为他的每一句话都会
产生威力，会迫使毛泽东接受他的意见。所以，他信口开河地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大发
议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手划脚，在国际上也摆出一副为所欲为的样子，全然不计
后果。很多人都看出，赫鲁晓夫显然低估了毛泽东的胆略和勇气，也低估了毛泽东的忍
耐力和积累了四十多年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及其超人的智慧。
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最深刻地
感受到了中国最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和愿望。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十八岁
的毛泽东参加了起义的新军，体验到了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和作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
动前后，他接触到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想和信念，造就了毛泽东决心改变中国社会的志向，
使他放弃其它人生道路，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一九二零年秋天，他在长沙创建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并不满足把这样的小组作为
一个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团体，仅仅靠清谈和讨论过日子，而是明确地认为自己的责任是
改造中国和世界。于是，他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
认识到自己找到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决心为之而献身。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国共
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那时，
他就对陈独秀等人的书生气和学究味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认为由这样的领导人来指挥中
国的革命，很难成功。他洞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认识到中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后，充分感觉到建立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
一九二六年三月，针对蒋介石发动的逮捕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以后的形势，毛泽东竭
力主张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力量以武力回击。同年五月起，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
运动讲习所，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支援国共
合作的北伐战争。十一月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被选
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国共关系破裂的紧急时刻，他在七月四日武汉召集的中
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上山造成革命军事势力基础，保存革命武装，应付突
然事变”的主张。随后在十天后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的论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即同彭公达接受中央关于领导改
组中共湖南省委和组织秋收起义的任务，前往长沙，担任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组建工农
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走向了从事领导武装的军事道路。
从毛泽东手里拥有军队的那天起，他就不是一个凭借书本打仗的教条主义者，他善于调
查研究，分析具体情况，一切从现实出发，灵活地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成为一个出色
的军事指挥家。在一九二八年的井冈山斗争中，他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
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在敌军的进剿和会剿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巩固自己。
他从敌人重重的包围中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出发，到一九三零年提出了发展工农武装割据
，逐渐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他认为，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才能使红军在战略上以弱胜强，
战术上以多击少，完成由游击战为主到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经过了反覆的党内斗争
和艰苦转战，毛泽东的路线和领导得到了全党的公认。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政治局扩
大会议，毛泽东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经常委，从组织上确立了他领导全军和全党的地位。
这时的毛泽东，无论在党内的政治斗争经验上，还是在同蒋介石较量的军事战略战术上
，都已经积累了无可匹敌的丰富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崭新水平。他依靠党内多数，
巧妙地利用共产国际的影响，依靠耐心的等待和容忍，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机智，成功地
战胜了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王明制造夺权的种种障碍，通过理论上的整风和组织上的
整顿，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且卓越地指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无论在任
何复杂的烟云迷雾中，也不管是在多么艰难困苦的历史时刻，毛泽东的头脑始终是清醒
的。他的斗争艺术和战略战术，就像一部严密的科学机器，总是有条不紊地、准确地运
转着，直到最后的胜利。当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两党的决战已经展开，一位远见的
政治观察家看到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后，马上预料：“毛泽东已经出神人化，掌
握了通往当代政治、军事大门的所有钥匙，任何人都无法战胜他了！”
果然，在经过了三年的第三次国内战争后，毛泽东神话般地打垮了蒋介石号称八百万的
军队，使蒋介石撤到了台湾岛上，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庄严地宣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样的一位伟人面前，谁又能是他的对手呢？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底，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为十大军事原
则，后来他在和江青谈话的时候，明确地说：“我的十大军事原则也适合我们党内和国
内的政治斗争，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斗争，同样要讲究斗争艺术和斗争方法，要分清
主要矛盾也就是主要敌人，然后把敌人进行分割，根据具体的形势和政治需要集中解决
一两个对手，在斗争中注意团结绝大多数，这样才能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江青在实践中细心地观察着毛泽东的斗争技巧和斗争方法。
是的，无论是在文化斗争中，还是在同党内的各种毛泽东认为是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倾
向的斗争中，毛泽东总是能够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和赞同。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克服困
难，取得胜利。
从这一点上看，赫鲁晓夫是绝对地失败了。
毛泽东对江青还说：“军事上是有进有退的，没有大规模的后退和转移，就不能麻痹敌
人而最后得到前进和进攻。在政治斗争中，许多的时候是需要忍耐和妥协，没有妥协不
能争取群众，也不能得到多数的同情。只有看起来是让步和妥协，才能选择到最好的进
攻时机。每次我们的后退和妥协，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检查，都是使我们的对手发疯的条
件，让对手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们的弱点才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到了那个时候，我
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发起进攻了。”
这番话，毛泽东和江青断断续续地讲过许多次，但是这个女人往往到了胜利使她也处于
得意忘形的时候，就把这些话忘到脑后了。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自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以来的《十年总结》，他一开始就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
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
，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
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
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
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的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
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
这个总结言词简短，涵义深刻。他几乎是天衣无缝地反驳了彭德怀和赫鲁晓夫对他的批
评和指责，恰到好处地证明了他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成果的。
提到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标和大跃进时，毛泽东写道：“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
高指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了许多。一九
五九年一月的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一些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
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
议规定了一个比较低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议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
，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
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
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的数，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如此总结，证明了毛泽东对那时的浮夸风，吹牛风，和不合实际与科学的瞎指挥并没有
什么责任。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很清楚一旦承担了具体责任后的结果。不管对中国当时
工业或农业经济上此起彼伏的问题怎样指示，但在宣称自己对错误的无辜和具体责任的
推诱上是毫不迟缓的。他能够找到一批给他承担责任的人，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所以，他在总结的后半部锋芒一转，说：“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
狂进攻。它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零年
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性，就是对于留有余地，
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同志们，主动
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
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
，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
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
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这样，毛泽东始终保持了一贯正确的导师形象。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主席：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
的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
你和其他的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
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也才可能消除我的
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
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
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早地得到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
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
，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
医治，三十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我对不起党对
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
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
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
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
虑示覆。
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信的当日，就作了批示：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即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尚
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
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的态度，予以
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这两种态度去
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
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
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
他自己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
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
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然后，他再次写了一段永远正确的至理名言：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是从来没有的，郑重的党在于重
视犯错误，找出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
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不犯
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
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来说，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
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没
有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
律，以便于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谁说不是这样呢？既然如此，赫鲁晓夫和彭德怀一类指责毛泽东就纯粹是别有用心，或
者是抓住鸡毛当令箭了！
江青看了这个《十年总结》，连声说好，她对陈伯达和田家英说：“秀才们喋喋不休说
了半天还没有说清的问题，主席写了一千个字解决了。而且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主席
对苏联赫鲁晓夫和彭德怀的攻击始终耿耿于怀，你们要注意给他宽心，也要教育全党正
确地认识这几年来的工作。”
一九五上年六月，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他在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演《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经过他精心修改的一篇重要著作。
江青敏锐地发现，毛泽东修改后的著作和当时的讲演，有几处是大不相同的：
毛泽东在讲演中曾经这样说：“我们所说的百花齐放，也包括各种不同的花，也包括一
种性质不同的花。百家争鸣，也可以讲唯心论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甚至是反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理论上并不强求，但是有一条，只要不搞秘密团体。那些不赞
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志，恰恰是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文学
艺术上，我们主张充分发展，像王蒙同志的一些小说，写得是非常好的。不这样，就不
叫其为社会，不是一个完整的矛盾组合体……”
在经过反右斗争时发表的正式文章里，这些话修改成：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呜的方针是指：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
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加上了这样的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
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
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
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在我国社会
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
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
他们最好的助手。”江青认为，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这些文字，突出地证明了
毛泽东卓越的政治预见力！
紧接着，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几乎
面临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把它归结为天灾人祸，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天公不作美，加上赫鲁晓夫的背
信弃义、人为破坏，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倒退了若干年，真是天灾人祸呀！”
刘少奇马上说：“这个天灾人祸里还应该包括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过火的斗争。庐
山会议后，不适当地在农村、企业和学校的干部中，甚至在群众中也展开了反对右倾斗
争，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扩大化，伤害了好多的人。这个现象必须纠正，如果我
们不纠正，我们的后代也要纠正。”
邓小平也说：“群众中有个反映，说是五九年以后的历史证明了彭德怀的许多意见是正
确的，而毛主席的意见是错误的，以后还要证明这一点。对此，我们要做工作。”
刘少奇接着说：“如果我们有错误，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不要等人家把问题摆到桌
面上来后再承认。
“就是对待彭德怀本人，我们也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彭德怀提出了要求甄别的
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央可以开会研究一下。”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担心更加沉重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像一团雾圈总是在他的
头上笼罩着，盘旋着……
早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就对安子文等人作过口头的指示：对发展资本主义
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现阶段应该鼓励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有理而不是有罪。现在剥
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才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
，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天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了。
你们懂得这个道理吗？谁不懂谁就是白痴。”
同时，他还反对在农村出现的变工互助。他说：“变工互助千万不能再发展了，要缩小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经济和手土业经济不能任其自流的说法
不一定全面，对目前出现的雇工、单干，我们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有什么不好
？对雇人种地也不要限制，它是完全合法的，这样做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目前农村中
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新中国成
立以来人民安居乐业的气氛。”
对刘少奇的这些观点，高岗曾经在一些会议上说：“刘少奇等人如此狂热地歌颂剥削制
度，把万恶的雇佣奴役制，描绘得像西天极乐世界一样，他的五脏六腑里装的是什么黑
货，不是昭然若揭吗？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吃人哲学，是吸血鬼的嚎叫。”他把他
的意见通过各种渠道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没有给予回应。
一九五零年二月，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并在报刊上被广泛宣传。
毛泽东在一些场合多次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她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几次提出要批
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却进行了抵制。江青质问胡乔木：“你为什
么要扼杀文化战线上这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主席的这个意见你们向中宣
部党组汇报了没有？”胡乔木说：“这个问题，我请示过少奇同志，他给我讲过：这部
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既然是爱国主义的影片，你要批判，怎么向少奇同志解释？”
江青沉默了。很快，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刘少奇在与胡乔木谈话中认为《清宫秘史
》是爱国主义的影片。看来现在不好再批这部影片了。”
毛泽东笑了：“大概刘少奇是看到光绪皇帝可怜吧，现在不批就欠下账了。凡是错误的
东西，一百年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
四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北京市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大力
宣传发展私营企业，并为资本家出谋划策说：“私人事业的活动范围是很广大的，要不
怕花费一些资本和力气去投资。国营企业与私人生产事业之间的某些不适当的竞争现象
应该加以改正。我们现在的政策要反对对私人资本实行限制，要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让
步，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民族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高岗指使一些人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一九五零年五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央颁发新
的《土改法》前，急忙给他出身地主成分的七姐写信，内容是：‘中央已令各地停止退
押，退不起的可以不退了。中央己决定今年秋后分田，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七哥的
家产不会受什么损失。以后你们安心作富农，雇请工人种地，这是合法的，不会受到大
的斗争的，所以你们以及其他的人家还可以雇请长工、短工。’刘少奇还在信中说，其
地主分子六哥、七哥只能算富农。我们认为这是刘少奇企图包庇他们过关，破坏土地改
革。”
毛泽东看了信后，给高岗打电话：“这个问题，请你在适当的时候找少奇同志谈一谈，
争取让他自己改正。凡是这类的错误，我们只能是进行原则的批评，而不能太具体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毛泽
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重要报告，他在分析了
国内外形势后指出：“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我国的财政经济情况就可获得根本好转。现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一致团结起来，作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巩固财经工作的
统一管理、统一领导，以及有步骤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
等项工作，确保我们的国家逐步地向好的方面过渡。”
这年的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往会上
号召一切要革命的人们过好土改关，他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
，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现在战争关已经
过去了，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现在这一关叫土改，也就是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让
广大农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环境。”
与此同时，他还号召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层，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
自我改造，跟上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还要作好准备，下一步过社会主义的关。
毛泽东此时已经胸有成竹，他根据苏联走过的道路，下决心在缩短时间的范围提前走完
这段路程，尽快地用最短的速度，赶上现在的苏联甚至西方发达国家。
与毛泽东气势、胆略和远见卓识相比，刘少奇更显得保守、务实和关往使少数人先富。
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说：“往目前我们的政策
中，保存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我们党和国家长期的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对于
我们国家的人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而对于广大的农民也是有利的。现在对富农的
雇工剥削国家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我在这里可以坦率地告诉
大家：消灭富农经济要等到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以后，也就是要在相当长
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远保存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正是符
合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就在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国际上爆发了
突然事变。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
国军队直接参加对朝战争，同时驻兵台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
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猖狂进攻，矛头是直指我国的。我们要
给予正视，密切注意国际动向。”
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
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的任何挑衅。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利诱，
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同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重申中国从美国帝国主义手中
解放台湾的决心。这在当时，看作是对美国进军朝鲜的警告。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是，全国土地改革运
动，轰轰烈烈地进入高潮。与这次运动紧密相连，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实行整风，通知
说：“这是进一步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
利，更好地担负革命新阶段的领导任务的大事。每次大的运动中，都要高度重视我们内
部的整顿，以跟上形势飞速的发展。”
八月，陆定一担任部长的中宣部发出《关于土改宣传的指示》，在规定如何解释“保存
富农经济的政策”这个问题时，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提出：“应当在农民中反对空
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提倡农民的勤俭生产而至生活富裕（劳动发家）的积极性，我们党
不反对一部分农民变为富农。”
九月，己经担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根据苏联的框架和刘少奇的指示，不主张公安工作继
续实行党委领导的模式，要求公安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和行政领导，以利更好地打击来自
各个方面的犯罪。毛泽东发现这一问题后，尖锐地指出：“这样做的后果十分危险，会
使公安保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
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十月三日，正当美国和南朝鲜等国的军队把北朝鲜打得节节败退，战火逼近鸭绿江边时
，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我们研究欧美等国的文化，对提高
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科学水平、认识水平上是有很多成绩的。应该看到，欧美的教育
制度，是有许多的合理住和科学性的。我们不能动不动就抬出老解放区的教育路线和制
度来固步自封，这样下去，我们的教育制度不能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决定派兵进人朝鲜，同朝鲜人
民军并肩作战。于是，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全民运动。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的覆电中，号召
：“全国一切爱国者，不应相信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作的种种欺骗宣传，应有决心
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根据这个指示，在全国知识界和工商界
展开了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批评。与此同时，在全国还掀起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
命分子的运动。为了使镇反运动的顺利进行，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提出了对反革命分
子要采取“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他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的指示里，
对这个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
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军事家的气魄和胆略，在建国后的头一年里内外出击，显示出非凡的
指挥和果敢……
第三章 引蛇出洞
[毛泽东对来自各方面的反对者，采取的一贯策略是：等待时机，引蛇出洞，分清主次
，区别对待，一旦组织完毕便主动进入，不停顿地先发制人，使一切反对者丧失还手之
力。]
中国进入一九六一年的第一天清晨，毛泽东就看到了当天的《人民日报》。
他首先阅读经过他修改的元旦社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
义主义新胜利》。社论的气势是磅礴的：
“一九六一年来到了。全世界人民正在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也就是说，和平和社会主
义力量进一步压倒战争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大好形势里，辞旧岁，迎新年……”
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了微笑。是的，尽管赫鲁晓夫已经对他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神色，但是
他还是尽量忍耐着，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实际上也就是他和苏共领导人的分歧，深深地
包藏在友谊的鲜花里。是的，中国的那几个反对派们是不足为虑的，但是如果和苏共领
导人的阴谋结合起来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赫鲁晓夫们正在中国共产
党内寻找他们的代言人，这一点已经从好多的情报中得到了证实。在过去的岁月里，毛
泽东已经尝够了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干涉和瞎指挥之苦，如果让苏共领导人的阴
谋得逞，首当其害的当然还是中国人民……
中央广播电台的声音是那样的铿锵有力：“当前国际局势的发展，日益有利于人民。正
如莫斯科声明所描写的，现在已经出现这样的局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它的
国际影响的急剧增长；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资本主义世界
中的阶级博斗日益加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衰落和腐朽。’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
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一九六〇年是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强大和它的影响更加增长的一年……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的四十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克服困难，一步一
步取得巨大胜利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提高
干部，提高群众，不断地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
最大的信赖，就因为在任何条件下，我们的党都是深入在人民群众中间，同人民群众在
一起，同甘苦，共患难，为人民的幸福进行最顽强的斗争。现在，全国已经有几十万干
部下放到农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个遍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办农
业、大办粮食的群众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这个伟大的运动，给灾区的人民，给全
国的农民，全国的工人，全国的知识分子，给六亿五千万人民，带来无比的力量和信心。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看到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暂时困难，纷纷地表示高兴。但
是他们不久就会发现，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到了任何时候，毛泽东总是要把宣传和舆论工作做得天衣无缝，想尽一切办法增强
人民的信心。在他的眼里，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是行使权力的工具，而绝对不是什么传播
四面八方的消息、新闻的媒介，这一条，他抓得很紧。
就在这一年的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
上，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决议指出：“一九五四年，当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加强省
、市、自治区的领导；同时，为了解决中央一级和大批新建厂矿的干部的需要，中央决
定撤销了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从一九五八年起，各省、
市从自治区就已开始按照中央决定，分别举行过多次的区域性协作会议，随后成立了协
作区委员会。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表明，协作在拟定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统一安排经济发展
计划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由于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工作的协商机构，工作范围和权
力都有限，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现在决定，成立华北、东北、华
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六个战略性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
建立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
这六个中央局的分省是这样的：
中央华北局包括：北京市、河北、山西和内蒙四个省、市、自治区；
中央东北局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
中央华东局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东七个省、市；
中央中南局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个省；
中央西南局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个省、区；
中央西北局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五个省、区。
毛泽东认为这是采取分散小权力和独揽大权，发挥地方积极性而避免中央统揽而管不了
弊病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提到了调查研
究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地方，下面对你封锁，你就要用眼睛看，用口问，用手写
。要找人谈话，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他还要欺骗你。”这时，他已经感受到自上
而下的那股浮夸风的猖獗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针对着全国出现的一些
问题，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我们下去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
是用别人的眼睛，要亲耳去听，亲自用手去摸，用自己的口去讲，亲自开调查会，以此
来了解情况。这几年不调查了，只凭着对情况的估计办事，就难免要出问题。所以，我
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之风，一切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发言，不要下决
心。搞调查并不那么困难，也不要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时间，只要调查一个社队，在
城市里调查一、二个工厂、商店、学校，合起来不过十几个，就可以摸透底下的情况。
有时甚至也不要你省委书记亲自去搞，你自己搞一、二个，其他的，可以组织一个班子
，亲自去领导，总之是要摸透问题，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这件事极为重要，党委书记、
委员都要搞调查研究，否则情况就不清楚。每一个省委书记和单位的领导都要了解一些
好的、中间的或坏的典型。这是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下面给他的几封信，都是反映基层缺吃少穿情况的，
他有点痛心地说：“这些事实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呢？需要你们调查一下。一九六一年搞
一个实事求是的年。我们这个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大概是在座的一些领导人官做
大了，就不愿意去摸情况了。不摸典型工作就不好做，今后大家都去作调查研究，不要
尽讲人家的坏话。老百姓的生活苦，是否到了历史上最差的年代了？你们了解一下后再
来告诉我。”
刘少奇说：“这几年是天灾人祸都赶在一起了。人祸，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实行了错误
的领导，当然也包括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封锁。”
“还是一个调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时期，提倡调查
研究，在全党内调查研究作风比较好。解放十多年，这种作风比较差。什么原因？要进
行分析。因为民主革命时期，犯了几次路线错误，有陈独秀的右倾，王明的左倾，‘左
’的、右的，都不搞调查研究。当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用什么路线、策略、方针，长
期未能解决，后来我们党进行了整风，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同蒋介
石作战，我们就比较注意搞调查，情况比较清楚。搞革命那一套我们较熟悉，问题也比
较单纯。解放后，几年来，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不够，对情况不甚了解，如农村中地
主阶级复辟问题，就知之甚少。现在各地出了乱子了，我们才认识到地主阶级复辟。”
讲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侃侃而谈起来：“我们对地主阶级复辟缺乏调查研究，对城市
反革命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大鸣大放，底摸清了，搞出几十万右派，
农村也搞了一下整社，但未料到地主阶级复辟。抽象地说也预料到了，因为说过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天下还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但未调查研究，
情况不明，决心不大。一九五九年刮共产风，因情况不明，所以决心不大。中间加上庐
山会议，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不得不被迫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这不得不
反。但之后，共产风又刮起来，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
社有经济，大办土铁路，取得很大成绩，不容抹杀，但怎样能那么大办？证明是大家的
头脑发热了。庐山会议后，情况不大清楚，就从右边刮了一阵风，它与国际上修正主义
、国内右派相呼应。去年中央同志集中力量对付国际问题，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我们对国内问题也要聚精会神，反对反革命分子，死官僚分子，组织贫下中农的委员会
代替它，团结农民也就是我们的贫下中农。我们党内有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分
子，所以要纯洁组织。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任务吧。”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和任务，实际上是冲淡了人们对造成这些困难的中央决策人的追究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也没有任何人敢提出追究的问题。
不久，毛泽东收到了一封信，是反映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问题的：
“主席：我冒着一定的风险给你写这封信，为的是让你关注一下文化界的动向。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召开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吴晗于九月十
七日写了《论海瑞》的文章，而早在庐山会议之前的六月十六日，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彭德怀向党进攻之前，他别有用心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的文
章。一九六一年吴晗终于完成了他所谓七易其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目的就是
为彭德怀翻案。对这样的东西，希望主席能够明察秋毫，予以关注。”
毛泽东把这封信交给了江青，说：“你可以抽时间把吴晗的文章和剧本都看一看，研究
研究，拿出你的意见来。”
很快，江青看完了所有吴晗关于海瑞问题的文章和剧本，又对吴晗和有关的人进行了调
查，形成了她对自己的观点。她对毛泽东说：“吴晗这个人和廖沫沙、邓拓这些人联系
密切，不同寻常。廖沫沙是个什么人？我对他的文章，也批评过他在上海的时候和国民
党在上海的特务有勾结，我看不起这个人。至于邓拓，你批评过他的文章，也批评过他
在人民日报所犯的错误。这样的人勾结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虽然没有发现他们和彭
德怀有什么联系，但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共鸣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同意群众来信的观
点。吴晗关于《海瑞罢官》和所有海瑞的文章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
出现海瑞那样的人物，或者说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他们理想中的海瑞。”
毛泽东说：“吴晗这个人，和彭真的关系很密切呢。”
江青说：“和邓小平、周恩来他们的联系也很多。据他自己讲，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
五八年间，周恩来就几次找他，商议建立清史研究机构，为修订清史而作准备。”
毛泽东摇摇头：“这和他要反党是两回事。总之，要对这个人有所警惕。彭德怀要翻案
，是要在全党全国造舆论的。没有一个合适的舆论，谁也不敢提出他的问题。这一段，
经常有人在我的耳朵里吹风，要让彭德怀站出来。有人已经开始逼我了。弄得不好，彭
德怀的第一步是会得逞的。”
过了一段时间，康生送来了毛泽东让他整理的一份刘少奇最近两年的讲话摘要：
刘少奇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一次讲话中说：“这两年我们的成绩是否伟大？有否虚假
？我看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就是在那里不懂装懂，很不实事求是！大跃进以来的什么文化
革命是戴帽子、乱斗争，强制人家接受马列主义。前几年是抽象的红，空谈革命，爬在
领导的岗位上乱指挥，瞎指挥。如果再这样下去，就要下台，谁也不例外。我们的一些
领导人不要欠账到棺材，生前不还死后还！”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一次报告里说：“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
面上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
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呀，人民
公社办早了呀，毛主席有错误呀等等。这样讲话是可以的。只要没有组织反革命地下集
团，没有要篡党，都是正常的。”
刘少奇近年经常讲：“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
那种过火的错误。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党组织，必须迅速地纠正过来，以后再不允许进
行这种过火的斗争，而是要按照我们党内早已经形成的，一套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办
事。今后谁也没有超越党内纪律的特权，就是毛主席也不能例外。”
刘少奇还在一九六二年春天说：“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要
翻案。只要本人提出申请，领导和其他同志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翻案。”
毛泽东看了这些整理的材料后，对江青说：“看来我们党内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为彭德怀翻案和对我们的清算迟早要有这么一天的。你不要以为我们的政权已经巩固，
我是从来不敢这样想象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随时都可能上台。他们有基础，有人马
，也有这样的条件。我从来也不担心蒋介石会反攻大陆，真正登上造反宝座的人，就在
我们的身边，就在中央委员会里！”
毛泽东很自然地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刘少奇在批改《立三同志为其他党派的工会会员是否可以参加
工会领导工作问题给中国煤矿工会东北委员会的覆信》里，赞同和支持李立三在工会工
作中提出的“阶级合作路线”。他认为，“民主党派人员只要他以工资收人为其生活资
料大部或主要来源者，都可以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人员也有被选到工会机关做工作的
权利。任何人不能给以任何的歧视。”饶漱石在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时批评刘少奇；
“他这样答复就给资产阶级分子混人我工人阶级队伍，并篡夺领导权大开方便之门。刘
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就推行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现在他的这个毛病依然没有多大
的改正。”
毛泽东当时听了，只是建议他找刘少奇当面谈一谈，不要在大的范围内扩散。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毛泽东对镇反运动所作的一系列指示，扭转了在镇反工作中推行的“宽大无边”的右倾
路线，毛泽东明确地说：“我们刚刚解放，建立了年轻的政权，如果对反革命分子不采
取严厉的打击和镇压措施，就可能重新丢掉政权。在这一点上，我劝你们学一学蒋介石
的四一二大屠杀。他那时不把共产党镇压下去，也难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和他是截然
不同性质的两个政权。但是，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全国各行各业在统一领导下
，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二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基本口
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经济建设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
必须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在此基础上，国家要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实行新
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康生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讲：“少奇同志在一系列的重
要讲话里，完全不提人民民主政权的专政职能，不提镇压反革命的任务，不提加强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这会造成错误的误导。此外，他在一些场合里还竭力鼓吹让资产阶级来
领导和保卫我们的经济，是否暴露了一些问题呢？请主席考虑。高岗说他是反对社会主
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也请主席考虑。”
毛泽东回答说：“现在议论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成熟，我心中是有数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给教育部的指示中，强调：“政治课内容要讲比较完全的政
治知识，教材要以苏联课本为基础。对不成熟的教改要慎重，不要再拿出老解放区抗大
式的教育制度来应付我们的工作。”
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针对肃反中存在的不得力的状态，再次指出镇反的伟大意义，他
说：“这次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有人鼓吹西
方的民主化，其实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民主化。如果给了反革命民主，就得把我
们的政权让给了他们。你们干不干呀？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才赢得了胜利的
果实，少数所谓的民主党派轻而易举地就想得到，我看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我
们这次镇反，就是要给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以当头一棒。”
在二十八日至四月九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
现在要把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巩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来作为党员的标准之一。现在我
们接受党员，和过去考秀才差不多，过去考上秀才就可以当官，现在加人了共产党也可
以做官。如果要求我们的党员用大多时间，无代价地来参加活动以表现自己的积极性那
是不妥当的。但是，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使我们的党员为民众办好事是可以的。”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说：“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
的。在现在依然是这个力量。纯粹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的。”
这次会议不久，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
主义，现在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显然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
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更大才行。我们的党过去一直是吃了‘左’的苦头的
，如果现在大家不警惕，恐怕还要继续吃下去。我在天津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工人着想，
提倡资本家的剥削是为了工人现在能够生活下去。有人无原则的批评我的讲话，我看他
们的政治立场大概并不稳。”
这年四月三日，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挥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康生说：“这是关于戏曲革命的最重要的指示。它指明了我国文艺灭资兴无的方向和
道路。”刘少奇批评他：“这样讲不妥当，还是应该含蓄一点。”
到了四月二十日，周扬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上，作一九五零年全国文艺工作与
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时，提出：“我们要在新、旧统一战线与公私兼顾的原则下
，来发展和改革文化艺术，并要求以历史观点和爱国观点作为审查剧目的标准。除此而
外，不应该再有什么标准和框架。”江青对一些人说：“你们看到了吗？周扬实际上是
想作文化艺术上的老大。他眼里是没有党和毛主席的。他在三十年代就是这样，至今没
有多大的改进。
这年五月，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制定了“党委领导，全党动员，
群众动员”的肃反路线。毛泽东在提出这一路线时，说：“我是反对在公安上搞神秘活
动的，要同那套脱离群众的东西针锋相对。如果那样搞，我们的肃反运动就会引到邪路
上去。罗瑞卿同志在一九五零年召开的几次全国性的公安会议上，有意把帝国主义特务
间谍说成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把秘密的侦察工作当成肃反的主要手段，宣传侦查第
一，容易使我们的镇反工作偏离群众路线，破坏对整个反动阶级残余势力的斗争。”针
对罗瑞卿等人的做法，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所写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
议》中，明确指出：“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
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坚决
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
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去
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人镇压反革命
工作和取得圆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照这个工作路线。”
对于毛泽东制定的这条肃反路线，有人公开提出反对。彭真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
：“如果完全听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不行。容易导致左的后果。镇反上我是主张宁
右勿左的。少奇同志讲了，右了好办，‘左’了就不好办。今天是宁右勿‘左’，我对
左的东西历来反感。罗瑞卿也在这年九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再次提出：“侦
察工作如何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伊凡洛夫说的对，隐蔽敌人不能依靠群众运动来
解决。过三、五年后，反革命分子搞得差不多了，可能就不要今天的群众运动了。动不
动就搞群众运动，容易把人的思想搞乱了。”
五月十一日，彭真在《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民主建政
”的口号。康生说：“这个口号是不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呀？民主建政的口号不能用
，容易使人产生新的歧异。”
五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讲话，反覆强调：“我们
党的多数同志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我们如果实
行工业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政策，对人民并没有好处，只会伤害工业生产积极性。现在的
农民是喜欢发财的，工农业过早地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违背进步
的，也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在现阶段要说剥削有理呢？甚至我们就
是要恳求资本家：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你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
子就能活下去。你不剥削我，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没有饭吃了。现在我们的许多资
产阶级民主人士，他们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代表社会进步的利益，比我们的一些
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比工人更高明，觉悟更高。资本家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人民
服务，有进步作用。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着先天的不足，根本就没有成长起来，为什
么不搞阶级合作呢？我看只要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提出：“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都起过人民代表、人民
领袖的作用，他们都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你们不要以为一提这些人就认为都是反动的。”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作了重要修改的社论：《应当
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社论指出：“《武训传》是一部宣扬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反革命影片，是
由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炮制的、得到党内外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的反动影片。他
们大肆宣扬，要人们学习的武训精神，其实就是投降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说教。”
毛泽东在社论中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在许多作者
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
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
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人了战斗的共产党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
了呢？”
康生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段话下面用红铅笔划上了重点记号，他对江青说。“这段话
写得实在是好呀，很有份量。我们党的一些文化领导工作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
在党内的代理人了。你要把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向主席多讲一讲，我们党内的情况是非
常复杂的呢。”
江青说：“我三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许多的问题。看来这些
人还是用对付国民党、日本人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不久，江青和康生同时都收到了一些信件，反映：“一九五一年六月，胡乔木、周扬对
毛泽东关于批判《武训传》的指示进行抵制，周扬提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
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我们要保护一些同志。’他们指使上海报刊发表了一
些文章为武训的吹捧者辩护，说他们‘本质上是进步的，只是思想认识上犯了错误。’
所以，党中央发动的这次批判，并没有从组织上见到什么大的收获。”
江青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那就采取一竿子捅到底的办法，彻底地分
清是非，把武训这个人的真实面孔搞清楚，不要给历史留下后遗症。”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毛泽东具体指示下，江青以“李进”的笔名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武训
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情况。后来江青对毛泽东说：“我们这个
调查团是在与周扬派去进行破坏的右派分子钟惦斐进行了许多坚决的斗争，克服了周扬
这伙人的重重干扰，在龙山、东堂邑、临清、馆陶一带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才写出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这篇东西真是来之不易呢。”毛泽东说：“关于党内的问题，
我们得慢慢解决，有些问题的情况现在马上搞不清楚，需要一个历史的沉淀过程。社会
主义革命不是一个早晨或者是一个晚上就能完成的，而要等待时机，需要足够的耐心。
”于是毛泽东亲自帮助江青修改她的《调查报告》。
从这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到二十七日，经毛泽东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
报》上连续发表。康生说：“江青同志领导和主持的《调查记》，以铁的事实揭穿了武
训这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
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反动目的，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对电影《武
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又一场大斗争，当然这场斗争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场斗争中取
得了重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认识了江青同志的才干，她得确是一个文化素质很
高，思想觉悟非常敏锐，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丰富的同志。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六月，当镇反运动正在全国开展时，刘少奇和彭真在审查清理内部的指示中，反覆强调
：“对解放前的政府人员要团结，只要没有血债的旧人员、旧知识分子，我们都要大胆
使用。现在，逼供信的现象已萌芽，我们要适当地纠偏。不能利用这次运动而破坏了我
们多年的统战政策。”
这时，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出版。刘少奇说：“胡乔木同志的这部书
可以作为我们的党史教本，今后就是要以这篇东西来修史。”毛泽东和江青在征询高岗
、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时，高岗公开说：“这部书里把刘少奇的白区斗争写得太高了，意
义也写得过分了。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斗争中，白区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也没有起
到多大的作用。这样写下去，太使我们伤心了。”彭德怀也直截了当地说：“抬高了笔
杆子，贬低了枪杆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老毛‘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七月，山西等地农民，根据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把互助组上升为试办农业合
作社的要求。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刘少奇却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
告的批示中，这样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
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
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
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
私有基础，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
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饶漱石得到这个批示的内容后，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批
语，从思想上来讲是他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
自供状。他竟敢把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路线，诬蔑为幻想；他竟敢把现实生活中冲破
资本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诬蔑为危险的空想。刘少奇的反社会主
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立场，在这里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个人的思想是过不了社会主义
关的。”
毛泽东看到这个批语后，明确地对一些人说：“少奇同志的批语是错误的，是站在资产
阶级的立场上打击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是少奇同志的这些做法都是公开进行
的，不是阴谋活动，而且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党章允许的。我和少奇
同志谈话以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对这些问题目前不宜吹毛求疵。”
一九五一年九月，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江青对周扬等人坚持包庇《武训传》的立场
，提出批评：“你们这样做，只会欠下历史的账。周扬对江青的做法大为不满，他对田
家英说：“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实在难做。江青在三十年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演员，
而我们就已经是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对一些情况我们本来是更有发言权的，怎么能
完全听凭于江青同志的指挥呢？”
于是，江青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她说：“由于周扬等人对文化采取了特别放宽批
评标准，致使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戏曲充斥舞台。我认为，戏曲舞台上的丑恶现象必
须澄清。但是贯彻不下去，他们不听。”
周恩来对周扬、夏衍说：“你们今后要重视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不要再用以前的标准
来看待江青同志，你们对她在三十年代的情况并不了解。我要告诉你们，江青早在一九
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期间已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了，你们和她在上海打交道的时候，她
是奉命行事的。许多情况你们不知道，但是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你们要注意呢，不
然就会犯错误。”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林彪在和军队的一些人谈话时说：“这是我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毛主席的一些文章经过了修改，更加显得理论化了。如果
你们现在掌握不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会在今后的行动中走错路。”
这年十月，刘少奇对周扬指示：“你们要把文艺团体完全按照正规的标准搞好，完全现
代化。现在的文工团只会扭扭秧歌，打打腰鼓，这样下去是害了他们。文工团要整编，
人员要大大削减，建立正式的剧团。现有的一些人才大部分让他们转业，不要这样混下
去了。”周扬根据指示，建立了不少的艺术剧院。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再一次强
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他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在全国
知识界全面展开思想改造运动，这是我们顺利地实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
根本措施，要持久地开展下去。”
十一月，林彪在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再次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人民
头等重要的任务，他说：“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政治理
论水平。如果我们的党不以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行动，不用毛泽东的理论指导我们
的革命，我们要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的阻力是相当大的
。”
这时，陈伯达把他写的《论毛泽东思想》和《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本书先
后出版，陈伯达在书中热情歌颂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毛泽东思想
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观点得到了江青的赞同。她对陈伯达说：“建国后，有人不
那么提毛泽东思想了，这是一种倒退，危险的倒退。这个口号，你要想办法再次宣传起
来。我很注意这个事情。”
十一月四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学习座谈会上，说：“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要有
独立的头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或是‘非’，要研究一番才
知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东西，毛主席又没有去过西方国家，除了苏联外哪里也没
有去过。我们这些人对外国的历史不懂，科学知识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学习毛泽
东思想也就有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基本的知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
就相当困难。这一点，我们不会苛求你们的。”
他在这次谈话里，再次宣传：“我们就是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我反对现在
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那是很久远的事情。我们这一代考虑不考虑还说不定。”
但是，就在刘少奇讲话不久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提议下，中
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是毛泽东
委托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他作了许多口头和亲笔的修改。《决议》草案指出：“在我国
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必须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在此运动中，全党要严厉地批判在农业互助合作方面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真正保护
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熟悉中央最高层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着
刘少奇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把刘少奇当作是一个什么可以威胁自己实行正确路
线的隐患。他看不起刘少奇，认为他的右倾毫不足虑，只要自己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刘少奇这些人就都会双手赞成，改弦更张的。
第四章 欲擒故纵
[毛泽东说：“你们看中央有没有人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局里有没有？你们认为没
有，我看有，而且大有人在！”于是，他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这，不失为一个聪明的
政治家的为政之道。]
毛泽东一生的反反覆覆，创造了不少的奇迹。他是一个敢于提出奇迹并且创造了奇迹的
人。他亲手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希望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使中国一跃进入社
会主义社会，他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手工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快马加鞭地开展了
农村合作化运动，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们都认为短短的几年就要进人马克思、恩格斯
预言的那个美好时代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那股兴奋实在是难以言表的，但是还是大
大地言表了。紧接着，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号召，雄心
勃勃地计划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生产已经高度现代化的英国。
一连串的事件使神话终于露出了破绽。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国际上与赫鲁晓夫为首的
苏共领导关系的恶化，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如果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强人，没有毛泽东几十年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经验和基础
，没有毛泽东所采取的一系列灵活机动的策略和政策，任何领导人都很难渡过那样的危
机和灾难。就是在那样的困难时局，毛泽东对他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他认为，丝毫不
是自己的指挥和领导出了差错，而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捣乱和破坏，是有人搞资本
主义而没有按照他的正确路线而导致了失败的结果。他依然不懈地倡导和坚持他最初提
出的路线，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拿出邓子恢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给他的信和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邓子恢写
的《关于龙岩调查的报告》和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写的《关于龙胜县的包产到户问题
的报告》等文件，对陈伯达说：“你这个秀才可以好好地看看，这些到底是社会主义还
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对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很感兴趣，而对集体化
和人民公社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没有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一场前
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需要探索，需要有勇气，有胆略。而走资本主义可以照搬和不费力
气。人人都可以懂得的东西，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
陈伯达说：“邓子恢的问题可以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中认真地解决一下。”
毛泽东站了起来，呷了一口茶水，慢慢地说：“如果我们党内只有一个邓子恢倒好了，
批判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的老夫子呀，问题可是不那么简单。比他大的官都对资
本主义那一套感兴趣。他们都不想好好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的重点应该放在党内，要好好地解决一下党内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下，陈伯达才感到了问题并不像他所考虑的那么简单，而要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回到家里，他看到毛泽东在邓子恢的信的若干段落上划了红杠杠，这些话是：
“……前年我部代中央起草的指示，把自留地扩大到百分之十，则是太多了。现在仍按
原高级社章程规定的百分之五是恰当的。全国现有耕地十六亿亩，按百分之五留自留地
计算，总共不过八千万亩。花这八千万亩地，可以解决五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
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五亿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
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
把五亿多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近半年来，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中
心关键，固然是由于粮食紧张、生产不足，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所致，但与农民进城抢
购副食品及城市人员买副食品寄回农村供应其家属也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农民留一点
自留地，由他自己支配，加上供给制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
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根大作用。因此
，我主张自留地问题，中央不再改变，也不必再发通知。”
这就是邓子恢这封信的主要内容。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当年是批准了他的主张的。这一回
，对邓子恢来说，是不是要和他算一次总账呢？他有点吃不准了。
陈伯达又翻阅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中国共产党第八
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认真地看了起来。是的，那年九月二十四日至
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多次讲
话。全会的公报上有这样一大段话：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
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
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
，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
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
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
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
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党产生修正
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
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重大历
史的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
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
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其中“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公报草稿
时加上的。
陈伯达记得，对于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表示完全赞成。但
是关于会议的传达，刘少奇几次找毛泽东建议：“传达要有一个范围，不要对下面传达
，免得把什么问题都和所谓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分析，弄得许多同志的神经高度紧张；
同时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这样搞，对恢复经济形势和战胜三年的
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建议，微微笑道：“那好，我看这次会议的精神，就只传达到行政
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我们就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了经济工作和其它工作。”
一九六三年二月，毛泽东看了湖南省零陵地委关于“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的经验，对
邓小平和陶铸等人说：“我看湖南零陵地委的经验很好，就是要把各地的阶级斗争的盖
子彻底揭开，让人们都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和单位里还有这么多的牛鬼蛇神，认识到被打
倒的阶级敌人并不会甘心于他们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要和我们进行垂死的挣扎和拼命
的反扑的。这个经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们要让华国锋来北京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这个经验。”
陶铸和邓小平在麻将桌上谈到这一点的时候，陶铸说：“我看不要让华国锋在大会上介
绍什么经验了，只是在小会上谈谈算了。大会上一讲，就容易在全党造成大的影响。全
国都来抓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我们进一步恢复经济秩序的整体工作。
邓小平点点头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尽量应付一下就行了，不要太认真。大认真了容
易出问题。现在形势刚刚好了一些，就这么折腾，岂不是左上加左，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不要完全听他的。
在毛泽东看来，他所采取和主张的这些东西，是他建国以来始终坚持的原则而已。“你
们这些秀才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动摇。”毛泽东对陈伯达说，“每到关键的时候，我
不站出来给你们敲警钟，你们就有可能摔下去。社会主义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我们在前进中出现一些弯路算得了什么？别说我们在前进中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就是
真有什么错误也是革命中的错误，前进中的错误。这和那些搞倒退的人、搞资本主义复
辟的人的错误是性质根本不同的错误。认识不到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
陈伯达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这种说服力，任何人到了毛泽东面前，都会被他的解释所折
服。陈伯达点点头说：“只要有毛主席掌舵，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也就是说，任何困
难都可以克服。”
是的，对陈伯达来说，过去的历史岁月始终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见证人：
一九五二年元旦，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时，发出号召，要求：“全国人民一
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毒洗干净。”
他对政治局的一些领导人说：“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不断地依靠群众搞运动，一个
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地搞，一直搞到实现了共产主义。我们这个党，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
，将会一事无成。没有人民的参与，什么事情也是搞不成的。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
共产党的这个秘诀并不是什么人什么政党都能够学到的，没有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
系是根本做不到的，我们共产党做到了。”
于是，紧接着镇压反革命运动，于一九五二年初开始，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中国人民
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江青在和秘书们交代工作的时候，说得
很清楚：“这是建国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
内外的代表人物的一次重大斗争。广大群众揭露了资产阶级丑恶嘴脸，打退了资产阶级
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这次胜利的斗争，将为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会主
义的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你们将会看到毛泽东同志还会有新的战略措施出台。”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新中国，我党和政府的领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马列主义与中国
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资产阶级却不能不受到批判和改造。同志们，我们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要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此，我们绝对不
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条件下讲公私兼顾；不能抽象地讲
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劳资两利。现在严酷的现实是：工商
常常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等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
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对我们
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不堪设
想。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就是根据这样的现实提出了这次运动的任务的。”
一月九日，周恩来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再次作了关于展开反贪污、
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指示。他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之所以要号召开展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就因为这是一场严重的、紧张的革命斗争
，需要我们全国党政军民和全体工作人员以极严肃、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
来参加这一斗争。我们并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人士积极参加运动，进行自我
改造。如果现在不进行这样一场斗争而允许资本主义势力对我们的腐蚀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这个新中国就将面临亡国的危险。”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指示：“过去从宽，今
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
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这个方针进行了解释：“毛主席提出这样的方针，就是
因为我们开展运动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惩办一些人，也不是一时的应景，而是从我们国家
的长远大计出发而制定的根本原则。如果不这样，我们的国家要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社会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许我们的步子迈得要大一些，但是不这样我们就会更
加落后，整个世界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再慢吞吞地走路。这就是我要告诉同志们和朋友们
的心里话。”
四月二日，正当“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深人开展的时候，刘少奇在给中华全国
总工会党组织批转的一个报告里批示道：“我们不必要求加强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现
在让工人监督资本家还无经验，还有困难，在一般的劳资合同中还是不要提出监督资方
的条文。我认为，在小商店中工人监督是有困难的，只能不许有五毒及账目公开。”一
封署名为“工人代表”的来信批评刘少奇：“他实质上是阻挠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破坏
‘三反’、‘五反’运动，保护资产阶级。”
四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是中国革命的经
验上升到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补充和完善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
史经验和教训。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补充和发展，我
们现在再不能迷信别人的经验和道路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
毛泽东曾经迟疑地间道：“这样讲好吗？我们的经验还远远地没有成熟呀！”
康生说：“这样提，才能给中国共产党人一个信心。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
理论和自己的东西，不然是站不住的。我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你没有信心，就会永
远地受他们的制约。苏共领导人中相当的多数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对此你也应该有
一个正确的认识。”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同意了康生的看法。
四月十八日，彭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讲话，说：“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两种作风和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对这个斗争我们要正确对待，严格
把握政策，不要资产阶级吃亏。”高岗在谈到北京的这个运动时，说：“彭真的提法降
调子了，他这样做的企图是掩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的这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
斗争的实质。大家只要看一看苏联的经验，就可以看到所有制的革命将是一场空前激烈
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用铁的手腕和不怕流血的斗志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斯大林同志的伟大著作＜
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章。他在请江青向毛泽东转送的信件里说明：“
我着重论述了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毛泽东同志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把我们国家引上了最正确的道路。我还在文章里指出
：在全国解放以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向我们国家、向工人阶级、向全体人民进行了猖
狂进攻，他们妄图用偷偷摸摸的方法篡夺这一个伟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经过千百万人
民流血牺牲得来的人民共和国，梦想阻止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
上使中国恢复到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我尤其指出，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三
反’、‘五反’运动后还是会存在的。”毛泽东请江青转告他：“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正
确的，这也让苏联的同志们看到，中国正在沿着十月革命的路线但是已经经过了中国实
践检验的形式在稳步前进着。我们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外再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要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不管我们还要进行怎样的斗争，我们
这个方向和决心是绝对不会动摇的。”这种提法和刘少奇的主张明显不同，陈伯达开始
高度重视和注意两人之间的区别了。
一九五二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多次批判了彭真提出的“民主建政”的口号，他说：“你
彭真提出这个口号究竟是什磨意思呀？人民当家作主难道不是民主，还要让资产阶级来
个两党制才叫民主吗？”彭真马上辩解道：“‘民主建政’的口号不是我提出的，是别
人鼓吹宣扬的，他们却不来认账，把责任推在我的身上了。我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讲过
这样的话，我宣布收回，不再坚持了。”
六月，国家出版总署按刘少奇的意见，拟定并发出了“关于查禁书刊问题的指示”。刘
少奇曾对他们提出责问：“查禁一本书，就等于枪毙一个人。谁给你们权力查禁图书的
？”于是，出版总署赶忙下令撤销对一切书籍的禁令。
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对一九五二年暑期留苏学生出国前夕的讲话中，说：“革命已经
是搞得差不多了，敌人已被打倒了，我们要你们去，不是要你们学习关于革命和战争的
这些问题。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如何搞建设，如何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落后现象。讨
小便宜吃大亏，吃小亏的人挣大面子。这里面就有许多的辩证法，我希望你们好好地领
会。”
八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反覆说：“今后
，大的政治运动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中国经受了这么多的运动
和斗争后，需要休养生息。谁要再搞什么大的运动，就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康
生在同江青谈话时，针对刘少奇的许多讲话说：“少奇同志讲话太随便，缺乏认真的研
究，一些提法是和毛泽东同志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应该让他多注意一点。”江青说：“
主席的态度是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全党同志熟悉一下他们的面貌，这样对今
后的工作有利。主席考虑得比较多，我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一九五二年九月，江青出面领导，对上海的资本主义电影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制
定了一些新的章法。康生说：“江青同志为资本主义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良
好的开端，创造出一条新路。江青同志的经验应该好好地总结和推广。”
毛泽东制止道：“还需要实践考验，不宜作太多的宣传。江青同志对电影是内行，可以
让她在一定的范围内搞一些新的试点，以便我们创造出属于无产阶级的电影来。”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杨献珍在马列主义学院的“三反”总结中，提出：“围绕创办中央
党校，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坚持了办党校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方法。但是陈伯达同志却对
这一点多次提出怀疑，甚至对我执行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多方责难，
干扰了学校的教育和工作。同时，我们批判了艾思奇同志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批
判了他的学院式的工作研究，从而为正确的教学莫定了基础。”刘少奇听取他的汇报后
，说：“我同意你的报告，对陈伯达应该给他说明，让他不要多管党校的事情。艾思奇
这个人就是不懂矛盾论。这一点，我早就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我的看法。”
一九五二年秋季，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很快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高岗对
林彪说：“邓小平怎么能够担任这个职务？他的资格远远地不能和你相比，他爬得可是
太高了，弄不好又是刘少奇、薄一波这些王八蛋搞的鬼，现在中央的位置缺人，刘少奇
和周恩来这些白区党代表千方百计地在争位置呢，你要注意呀。
林彪说：“我在静观时局，看看毛主席究竟是怎样的想法。一个人要想成点气候，光凭
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一定要和时局，和决定自己命运的人相结合才行。我承认自己是
三分靠天，七分靠自己。”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宣布：“在我国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
所留下的任务并恢复了国民经济以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及时
地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
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
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
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同志们，我们要在全国展开大张旗鼓的宣
传活动，使党的总路线迅速达到家喻户晓，深人人心。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
就要到来了，让我们展开双臂，迎接这个伟大的革命高潮的来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主张和意见，说：“你的许多提
法不切中国的实际，要注意改正。不过，依我看，刘少奇的问题确实是属于认识上的问
题，大家应该给予一定的观察和帮助，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毛泽东讲这个话，显然是针对着对刘少奇虎视耽耽的高岗、饶漱石等人的。
对陈伯达来说，他确实吃不透毛泽东的真正用意。他曾经对江青说：“如果主席能够给
我们一个实底我们就好工作，他总是让我们正确地理解他的指示的含义，究竟应该怎样
理解呢？”
毛泽东冷笑道：“他还是那个书呆子劲，什么都想摸到实底。哪里有那么多的实底！如
果领导人把自己的底牌都交给了他的部下，那还有什么政治领导艺术性！你告诉陈伯达
同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风浪里，只有靠自己的觉悟和敏感，才能不迷失方向。
政治上的迟钝，是会误大事的。”
第五章 出师不利
[刘少奇提出和苏共领导改善关系的谈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沉思。改善什么关系？怎样
改善？改善了以后还要干什么？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毛泽东感觉到，党内已经出现了
危险的信号，一种政治阴霾正悄悄地向他逼来……]
康生送来的材料，其中一篇是《刘少奇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和五日同英国共产党总书记
约翰·高兰和英国＜工人日报＞主编乔治·马修斯会谈纪要》，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
特意写道：“少奇同志的讲话，应该引起主席的重视。他表示要和苏共改善关系。这是
一个信号。我不知道这样的讲法，是否和主席研究过？如果没有和主席研究，那就是一
件重大的问题。请主席思考。”
江青看了材料和信，在一些段落上用红铅笔打上了很多的记号，然后亲自放在了毛泽东
的案头。这些年来，江青总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量地阅读各方面的材料，尤其是国
内方面的重大动态。毛泽东指示她：“凡是你认为有重要价值的东西，都要打上记号，
我就会及时地处理的。”今天这份材料，正是一个大大的记号。
毛泽东醒来后，看到了这份材料，对打上记号的地方反复看了几遍：
刘少奇说：“我们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在处理中苏两党的关系时是很谨慎的。我们绝
对不会首先采取同苏联分裂的步骤……”这段话的旁边，江青批示：“刘少奇首先讲这
番话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呢？”
刘少奇又说：“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中苏两国破裂
，对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有严重损害的。十几
年来，我们一直这么讲。我也相信，苏联人民也不愿意中苏两党两国分裂，因为中苏两
党两国的分裂，对于苏联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对于中苏两
党、两国避免分裂，恢复团结，是抱有希望的……”
毛泽东看到这些，轻轻地推开这些材料，深思起来。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睁开眼睛，
看到江青站在自己对面。她问道：“这些东西，你都考虑了吗？”
毛泽东点点头：“我考虑了很久。康生同志的提醒是对的。他的头脑一直比较清醒，能
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在我们许多的同志眼睛盯着美国和境外的公开敌人，不知道我
们党内就有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这些暗藏的反动分子才是真正最危险
的家伙。”停了一会儿，他对江青说：“苏联最恨的是我，他们拉的人是刘少奇这些人
。刘少奇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会利用苏联来作为他上台的力量的。他还有一些话，也值
得我们深思。你要注意国内的问题，特别是党内的一些动向，要当个哨兵！我的哨兵！”
江青当然知道毛泽东讲这番话有多大的份量。
不久，他批给江青一份材料，里面就有刘少奇的几段话：
一段是刘少奇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一个讲话里的：
“美国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主要的对手还是苏联，而不是我们中国。苏联和其它社会主
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不可调和，
难道帝国主义就那么喜欢苏联？美苏在一些不关系到利益的问题上，可以作些妥协。就
是在美国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渐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
有利。我们同苏联在世界上的分歧，主要是对帝国主义的命运的看法上，苏联认为帝国
主义当前的统治是稳固的，赫鲁晓夫批评毛主席有一句话就是：‘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
本主义的稳固性。’这句话，我一直在考虑，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在许多的观点上，我
们都是可以探讨的，真理在谁手里，我们要看事实。”
另一段，是刘少奇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四日在他访问苏联时在一次讲话里的，他说：“
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兄弟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
议上，同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这对世
界人民是有益处的。苏联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争取普遍裁军、为争取实现不同
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而提出的各项倡议，获得了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
持。”三天后，他在苏联的另一个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指出：“苏联对社会主义兄
弟国家履行着兄弟般的相互援助合作的义务，积极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
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一贯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中国人民坚决支
持在国际事务中所实行的这些政策。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率领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作了新的有益的努力，来揭露以美国
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揭露丑恶的殖民主义制度，苏联为了缓和国际
紧张局势而提出的全面裁军、禁止核武器等建议，获得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
人民的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中国人民要感谢赫鲁晓夫同志，因为他在第十五届联合国的
大会上，坚决地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严正地驳斥了美国对于中国所作的无
耻的诬蔑和诽谤！”
刘少奇在苏联访问期间，连续三次高呼“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万岁”等口号，这一切都被苏联领导人视为中共内部有隙可乘的理由。
从对外关系的策略上来考虑，刘少奇这样讲和做，当然有他一定的理由。但是，事关重
大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许多的言论并没有向毛泽东打招呼，也没有在事后向他汇报。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他又想起了当年的日日夜夜……
周恩来有一句毛泽东很赞成的话：“一九五三年一月，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
始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党内开展的斗争就是要不要服从中央的
决定，要不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我们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一
定要拿出党性来保证党的决议和总路线的完全实现。”
毛泽东对政治局常委说：“周恩来言行一致，他的革命历程是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周恩来崇高的品质所决定的，值得大家向他学习。”
二月，刘少奇指示周扬在文化部党组会上特意传达他的意见：“中央负责同志也要看戏
看电影，既然看了，免不了要发表意见，意见一传出去，就造成紧张，怎么办呢？我看
以后中央负责同志对文艺作品发表意见，只要不是见诸正式文件，都不要当成正式意见
，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谁要是抓住领导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而以指示的形式下达
，造成一定的后果就以你们论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逝世。
三月九日，毛泽东发表《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悼念斯大林。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同
志在理论的活动和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在政治局
会议上讲话时，这样说：“斯大林逝世后，他的理论和事业会不会继续坚持下去？我看
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继续发展，另一种是被人抛弃。他的接班人生前没有树起威信来
，这会影响今后。我们过去对他的话并不是全听，而是有选择地听。这才是好学生的做
法，而王明那样的学生是不足称道的。你们说是不是呀？”
一九五三年三月到四月，中央举行财经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薄一波在税收工
作中保护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毛泽东说：“薄一波的错误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错误，是多年来坚持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的暴露。”在这次会议期间，担任中
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计委主任的高岗认为时机已到，联合饶漱石等人，明确地进行
反对刘少奇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活动，提出：“中央的工作不能老是让刘少奇这些
人来主持，除了毛主席外，其余的人都可以轮流主持中央和政务院的工作，轮流坐庄在
目前的形势下是很好的办法。”他迫不及待地授意一些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让“毛泽
东保重身体，多加休息，放手让可靠的中央领导同志来在第一线主持工作。”
毛泽东看了信，对江青、康生等人说：“让谁主持工作呢？大概是高岗这些人了。按照
他们的逻辑，只有高岗有这个资格，他是代表武装的一大代表嘛，我们这个中央也是他
救了的，没有他那个陕北就没有今天的中央。高岗就是在一些场合这样来宣传他自己。
我看，他的问题要比刘少奇严重的多，刘少奇犯了错误但是他愿意改正，高岗承认自己
有错误吗？从来没有说过半次检讨的话。今天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有些话可以讲出来了
。高岗和斯大林过去一直有着秘密的来往，我们中央的许多机密，斯大林一清二楚，我
和斯大林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斯大林的判断那么准确，连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方案都清
楚，哪里有这样的圣人？实际上就是高岗同志给他通风报信。现在斯大林逝世了，高岗
还要给什么人通风报信？再通风报信就是阴谋活动了嘛！一个中国的共产党人，替兄弟
党和兄弟国家办事，合适吗？实际上他是有野心的，他想借助苏联的力量和我们讨价还
价，一旦他认为时机到了就要闹事。所以，我不赞成高岗的做法。如果让我现在在他和
刘少奇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刘少奇而不选择高岗，何况高岗还以要打倒周恩来等许多
的人，那就是更不能允许的事情了。”
一九五三年四月，经刘少奇批准，杨献珍制定出办党校的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
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陈伯达首先反对，他对毛泽东说：“杨献珍同志的这个
方针实质是抵制和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反对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泽东思
想来教育和武装全党的干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的教学方针。但是现在有人支持
他，使这个错误的方针不但作为高级党校办校方针，而且被称为全国各级党校以至高等
院校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针，如果不纠正后患无穷。”
毛泽东听取了刘少奇的解释后，说：“那就让他们试验一下吧，如果错了再改正也可以
，谁也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正确。”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康生说：“这部选集里都是毛主席
著作的精品，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任何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没有毛主席这样
的军事天才和深厚的军事经验，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东西。以后的选集要精选各个历
史时期的文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起毛主席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的经验对亚非
拉的武装斗争会更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这年的五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现阶段建设时期
我们工会工作的任务是：生产、教育与生活。在工会中，你们不要过多地讲实现党的过
渡时期总路线斗争中的职责。工会就是要代表工人的利益来说话，要给大家谋福利，这
样才能赢得工人的好感和支持。工会不要取代党委的职责，这些一定要区分清楚。这是
我多年来从事工会工作的经验总结。”他还说：“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物
质和文化福利就是革命的最后目的。”
高岗看到这些报道后，对东北的工会组织说：“刘少奇的这一套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
理论。你们不要听他的鬼话，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求得毛主席的支持。现在许多
的问题没有毛主席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的是，毛主席对刘少
奇并不满意，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右倾分子。你们心中有数就行了。”一九五三年五月十
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教育工作发表讲话，他指出：“办好学
校，首先要解决学校领导的骨干问题。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不是改革
师资和学生的来源。我们对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看重一些，要争取在很短的时期
内培养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陈伯达说：“毛主席的讲话实际上是提出了我们初期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但是，在
一些人的支持下，盘踞在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竭力抗拒毛主席指示，拒不执
行这条正确的教育路线。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
刘少奇听了汇报，不以为然地说：“陈伯达同志把什么问题都提到这样的高度来看待，
实际上也是一种‘左’的东西，你们不要考虑太多，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在社会主义
建设和工作上，我们的经验不足，许多的方面当然都要照抄苏联的办法。这没有什么坏
处，只会给我们减少麻烦。我们要坚决地按照苏联同志的经验办！”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强调
指出：“我们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
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
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
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的道路。发展互
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但是以刘少奇同志
为代表的一些人思想依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因而在一些场合发表了许多很
不适宜的讲话。这是错误的，也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例如他提出了确保私有财
产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我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已经批评
了刘少奇同志的错误，他也表示要认真地改正。应该看到，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充满
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
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初步检查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他兑：“跟毛主席相比，我个人
的差距不是用尺度来衡量，而是用公里来衡量，可以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和毛主席的差
距是十万八千里的。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着毛主席学习，学习，再学习。”
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中国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
是中国历史条件下的马列主义，现在我们进行的也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个高潮已经
到来了，我们要面对它，迎接它，正确地引导它。”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出
号召，他说：“我给青年讲几句话：一，庆祝他们身体好。二，庆祝他们学习好。三，
庆祝他们工作好。新中国要为青年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们要学习，要工
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
休息两个方面。青年人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我们都要认真地作好青年人的工作，把我们
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就在这时，高岗继续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刘少奇的问题，他揭发：“一九五三年七月十
八日，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仍然把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
政策，故意曲解为要‘和剥削者联合’，并把联合的目的仅仅说成是‘为了对付敌人的
残余’和‘克服落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提出来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在口头
上谈谈社会主义改造，但仍然强调和剥削者联合。他胡说经过这种联合，资产阶级就不
会‘造社会主义的反，就会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实际上这是在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合并。他还把这种所谓的统一战线的方法称之为‘和平过渡的方法’。”
高岗说：“我要提请主席注意，刘少奇同志的这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是一时的
、偶然的，而是一贯的、有历史根源的。像他这样在如此高的领导位置上的错误，将会
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虽然主席已经批评过他的错误，但是他在背后
曾经这样说：‘不管主席说什么，我们该怎么做还要继续怎样做。不然，出了问题还是
我们这些人负责，主席是不会负这个责任的，这就是他对你的态度。”
毛泽东表面上没有答理高岗的揭发，但是他在静静地注视着刘少奇的一些言行：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谈话中，这样讲道：
“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还是比较好的，能够和我们合作而不搞对抗，所以我们要尽量满
足资产阶级的一切要求。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很高，不是很难满足的，只要我们稍为
大方些，稍为不怕麻烦些，就不会有问题。资产阶级的种种要求，就算有实权的要求，
都不是太过火的嘛，要尽可能予以满足。这样我们才能谈得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
、限制和改造。”饶漱石说：“刘少奇实际上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
专政。对资产阶级只能是斗争，而不能搞什么原则性的妥协。”
十二月八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主任程子华关于第三次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会议的情况汇报时，这样说：“我们也要适当地站在资本家立场上，好好地想
一想不要因合作社的发展挤垮资本家的企业。我看还要提倡互助精神，发扬合作思想，
有饭大家吃，不要搞垮人家，不要与人家竞争。我们现在发展生产合作社是不是搞资本
主义独占思想？这个问题要解决。既然我们要劳资合作，共存一个社会条件下，就要正
确地对待资本家的企业，要让人家能够生存和发展。对小手工业者，那就更需要大力扶
助和支持了。这个政策，我们要好好地坚持下去，不要轻易地破坏。”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协定》正式签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
东看着协定的文本，突然泣不成声地说：“岸英啊，你看不到这一天了。你本来不应该
死呀，为什么要死呢？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周恩来见状，马上说：“是的，经过三
年来中、朝人民的英勇战斗，中国人民愿军在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自指挥下，我们进行
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终于打败了美国侵略军，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协定上签字。就凭这一条，
我们就是不容易的呀！”
刘少奇说：“朝鲜吹牛是他们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其实没有我们他们早就完蛋了！金日
成个人也是一个自大狂，我听彭德怀同志说他在处理两军、两国的问题上很不像样。”
毛泽东马上说：“不能那样讲话，不管我们作了多少工作，都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
务，你们谁也不能再说这些骄傲自满的言论，影响了两国的关系我们要负责任！”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起草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热
烈赞扬中朝军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说：“朝鲜停战的胜利，根本粉碎了美国帝
国主义并吞全部朝鲜并进而侵略我国东北的狂妄计划，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
安全，挫败了侵略者的凶焰，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
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人民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及其军队一道，以自己的胜利榜样向世
界人民昭示了一个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阴谋是必须击败和能够击败的；只要一切
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侵略战争，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
决国际问题的争端，那么，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彭德怀看到这个《慰问电》后，感慨地连连摇头：“说得简单，打起来可是艰难得很哪
！这个胜利可是真正来之不易，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毛主席也付出了自己儿子的代价呀！
江青收到了署名“小人物”的告状信，揭发道：“一九五三年九月，周扬背着党中央和
毛主席而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九月二十四日，周扬在会上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
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他公然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进行反攻倒算，他
声色俱厉地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
当加以纠正。有一些人动不动就给人扣上政治帽子，已经成了扼杀文艺的一把刀子。’
周扬的这些话，都是企图否定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推
翻毛主席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而实际上根本不懂什么马列主义
’的批判。他在文章中还大反文艺服从政治，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竭力鼓吹文艺
事业自由化。他还拼命地鼓吹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的宗派主义团体，闭口不谈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毛主席的指示。总之，他的言行在文艺队伍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期望党中
央能够引起关注。”
九月二十日，胡乔木代表中宣部起草了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草稿。陈伯达看了以后，
批评道：“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实际上是公然对抗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
既不提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也不讲文艺战线的思想斗争，还不鼓励新创作，反而以反对
什么‘公式化、概念化’为名，给社会主义新创作大泼冷水，甚至有诬蔑和嘲笑年青的
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倾向。”
胡乔木很不服气地把报告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我看陈伯达同志严
厉批驳的意见是正确的，中宣部应该撤销这个报告。如果中央的基本调子不明确，怎么
能说服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胡乔木只好收回这个报告，但是在文代会快要结束时，他
仍然到大会上作了发言，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把原报告草稿中的基本内容作了宣传。
陈伯达对毛泽东说：“这个胡乔木，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极为强烈，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突
出他自己的那一套东西，你不让他表现也不行。”毛泽东笑了笑说：“那就让他表现表
现吧，不然他闭不上嘴巴嘛。他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嘛！”
十月十五日，当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部分人极力主张不要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主张
几年之内搞试点，慢慢开展这项工作时，毛泽东却果断地作出关于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
会议的指示，他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
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十一月十四日，为迅速推动农业互助合作高潮的到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互助合
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批判了刘少奇等人稳步不前的错误，他说：“现在右倾机会
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鼓吹什么‘确保私有’、‘四大自由’等等谬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
臭肉特别感兴趣，总舍不得放手丢掉。这可是不行的呀。我再次说明：对于个体经济必
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互助合作，搞合作社，这不仅是方向而已，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中央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
，亲自抓好。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再犹豫不决，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在毛泽东的强调和督促下，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决议》。于是，一个农业合作化的运动在神州大地上立刻蓬勃兴起来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欢欣鼓舞地说：“同志们，我们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了，我
们的步伐要大大地超过苏联。不这样，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呀！”
刘少奇在和一些领导人谈话的时候，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见过呀？我们只是看到
了苏联的一个模式，也不是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东西。我们现在搞的这些，也是苏联的
样子，不过是有一点我们自己的创造罢了。究竟搞得对不对，还要接受时间的检验。”
那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思想上有点右倾，但是他是服从纪律和基本上听话
的。有他自己的思想好，工作会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领导同志。”
所以，他不断地宽容着刘少奇，宽容着他的许多和他意见不一致的言论，只是偶尔地批
判他几句。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刘少奇在修正着自己的观点……
第六章 声东击西
[毛泽东提出了四清的口号，部署要在农村发起向资本主义势力反攻的战役，这是他最
终要迫使党内最高层的反对派就范的突破口。先扫平基层障碍，在打分散和孤立之敌，
最后歼灭集中和强大之敌的原则，使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赢得了第一步高棋……]
康生告别了毛泽东而出了中南海后，就深深地感受到了此次召见的意义。
这是毛泽东从杭州回来后，第一次和他如此长时间的谈话。康生反复地掂量一九六三年
五月二十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价值，
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份文件。这里面包含着毛泽东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他
在国内反修思想的基本出发点。自己不能不作充分的思想准备。
回到家里，他对曹轶欧说：“你好好地看看这个文件，这是毛主席今年五月二日至十二
日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十八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件。毛主席亲自对我说：‘我就是要用这些武器
来向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发起一个进攻。不首先打退国内修正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
，就不能最后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阴谋。不要以为我这是多余的
举措，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在我们的党内，而且不会太少了。’这个话你可要好好地
研究。联系国内的各种现象，你给我准备几个材料，我在关键的时刻要使用。”
曹轶欧看到这份文件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她刚看几页，就被里面的一些重要提法吸引住了：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
“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
众斗争，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
顿时，一种大规模的山呼海啸般的巨大洪流似乎在她的眼前和耳旁出现。这种指挥千军
万马的热闹斗争过去经常搞，现在又要继续干，她有一种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感觉。共产
党员嘛，就是要干阶级斗争的。没有阶级斗争还要共产党员干什么！她有点摩拳擦掌了
，要跃跃欲试地施展她的才能了！
在这个文件的最后，特意突出了毛泽东最近的两个批示。文件写道：
“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最近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
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
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
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
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
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
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包
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单
位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
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
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
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
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
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
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
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
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
康生深知这个文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比重。就在杭州讨论这个文件的时候，毛泽东在一
九六三年五月七日的会议上就说：“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势
是很严重的，尖锐的。现在如果我们不抓好国内的对敌斗争，一旦有事，就是难以应付
的。为什么我们对国内，特别是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熟视无睹？有三个原因，一是
阶级原因，另一个是历史原因，再一个是认识的原因。”
然后，毛泽东对这个三个原因一一作了解释：
“阶级原因。重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
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
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毛泽东
讲到这里时，列举了许多的例子，然后说：“阶级原因和历史原因是有关系的。历史上
看，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
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面的原因。土改以后，
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
，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两次肃
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
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搞四清就清
出了许多的专案来。”
李雪峰说：“过去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你不挖，它就越藏越深，你把他挖出来后
，大家才会吃一惊，它也就没有杀伤力了。”
“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之后，我跑了
十一个省，只有刘子厚和延春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其他的省委书记都
不讲了。今年二月会议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河南有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了，也
是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了变化，并不等于全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
后也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了，说：‘真是有阶级斗争呀！’这就告诉我们，一言可
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什么叫精神变物质？这就是！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
，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水平不高，有的人连字都认
不全，什么叫哲学就更谈不上了……”
朱德说：“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是绿林大学毕业的，用国民党的话来说就是土匪出身。
”毛泽东说：“我也是绿林大学毕业的，蒋介石骂我是土匪头儿。事实证明我们这个绿
林要比他们那个正规大学要强一些。所以，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
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
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
，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中国的战争证明，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而是土
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入伍生，学的东西都是一些立正、稍息
和跑步、刺杀，并没有学过什么指挥。派他出来当连长，哪里懂得打仗？到了打仗的时
候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他就怎么打。到后来林彪成为打了许多胜仗的元帅，成了我
们党杰出的军事家。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
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我看过李雪峰同志的一部分笔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李雪峰说：“我学得不够，还不是跟着毛主席学的。”
毛泽东笑了笑：“我和王明辩论的时候，他讥笑我是山沟里的学问，他看不起山沟里的
学问。其实，山沟里就出哲学。湖南零陵关于阶级斗争的那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
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零陵。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顺境能够
出哲学吗？三国的黄盖老兄，就是零陵人；程颐、程颧的老师周廉溪，是宋代的大理学
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零陵人，是零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
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
在零陵。当时叫做水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辩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讲哲学
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讲到半个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哲学，
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内反倒没有人讲，这也叫做墙内开花墙外香吧！我讲了这么多
，就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就是要搞四清，搞社会主义的教育。”
毛泽东说：“我讲的要点，一是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阶
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二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里也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
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开盖子。第二条是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
，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
谱。”
毛泽东谈阶级斗争，就连康生也感到纳闷：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开始走向好的方面，毛
泽东怎么就能够从中国的社会里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但是，任何政治家都得佩服毛
泽东的准确和英明，他的理论和政策定得非明确：“三个要点是要依靠贫下中农。依靠
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
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
有人说地主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
他是要你听他的话。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
舒畅？贫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舒畅！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是后继无
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
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后继有人。”
说到四清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次搞运动就是要做到四清，什么叫贪污？贪污五
十元、一百元、二百元，我看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要算贪污。赃要退，也要合情合
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究竟怎样退，退多少？我看是不是采取
自报公议的办法。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今年不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要
先放慢一点。现行反革命按照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干
部也要等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要求办到的。”
毛泽东说：“我要讲的第五点，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
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水面上，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出
修正主义。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很好，山西的昔阳县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我
们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上里。”
这时，李井泉说：“现在有些劳动模范也不参加劳动了。”
毛泽东的脸色严肃了：“那好，我们就取消了他的称号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
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而不能参加劳动，这个问题要解决
。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
党保甲长一样了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
能有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就是抓两件事情：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
愿意干就回去当老百姓去。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听取各地贯彻《决定（草案）》的汇报时，有人对毛泽东说：“陶铸对这个文件
是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的。六月上旬，他到花县蹲点搞四清，根本不提照十条的指示
办，而尽量转移斗争的方向，根本不触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毫毛，而是强调
把工作队的生活尽量搞上去。他在和工作队的队员们谈话的时候，多次讲：刘少奇主席
很重视这次四清，亲自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下去蹲点，我们要好好地学习少奇同志，
把这次运动尽量搞好。”
不知怎的，毛泽东这些天一直在想着一九五四年的一些事情……
当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在刘少奇和高岗、饶漱石之间，选择保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立场
。鉴于高岗和饶漱石等人已经在一九五三年的一系列会议上遭到了批评，所以毛泽东于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提议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工
作报告。同时，毛泽东特意给刘少奇写信，说：“如果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
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个小时足够。自我批
评稿要扼要，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
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
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和高岗、饶漱石
这些人的傲气和霸气截然不同。要少奇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他比高岗更能够为党而做工
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说：“根据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的决议，定
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
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
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第二天，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下日，刘少奇致电已经离京到杭州的毛泽东，说：“四中
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通知今己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一月二十
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
、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
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
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
毛泽东一看到这个电报，就对江青和他身旁的秘书说：“你们看，原来说刘少奇这个人
是很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意见的，但是一旦到了能够反击的时候，他的攻击也是很厉害
的。现在他和高岗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岗、饶漱石已经垮台了，他得
势了，讲起话来也大不一样了。人呀，总是会发生变化的。不过，现在刘少奇的这个态
度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之外
，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
错误同志的觉悟。最近我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中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
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
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
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于是，一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了两次话。
一见面，刘少奇就说：“你要求和毛主席谈话，毛主席决定不和你谈，委托我们和你谈
话。中央希望你对你的问题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你的问题是属于反党的，搞阴谋活
动的，党不能容忍的错误。你目前的态度在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我们只要
在全国全党公布你的问题的百分之一，你就完全臭了，彻底臭了！”
周恩来也说：“你的生活上和政治上一样，都是难以启齿的。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愿意在
全会上检查你的问题，那是可以的，如果还要在全会上另搞一套，企图煽动一些人继续
反党，我们必将给你以最沉重的打击！”
邓小平也说：“可以告诉你，毛主席已经休假，他不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完全由少奇
同志和恩来同志主持。毛主席在你和刘少奇、周恩来的问题上明确地选择了少奇和总理
，而坚决地批评了你，这一点你应该清清楚楚。所以你在全党范围内是不会有任何的市
场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下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彻底解决了高岗、饶漱石
的问题。开幕的这天，刘少奇受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委托，在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说：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
反党分裂活动以来，我们党的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
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成
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
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的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
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斤斤
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甚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
党的罪恶道路……”
这次会议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作了发言，揭发和批判高岗、饶
漱石的所谓反党联盟的罪行。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的决议》。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认为敌人总是要
从我们党内寻找它的代理人的。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的缺
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
Y****N
发帖数: 8694 | 2 这个师东兵，出门带两个假武警
说是中央领导给他配的，保卫他的安全
哈哈 |
p******9
发帖数: 7130 | 3 文章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
【在 Y****N 的大作中提到】
: 这个师东兵，出门带两个假武警
: 说是中央领导给他配的，保卫他的安全
: 哈哈
|
Y****N
发帖数: 8694 | 4 丫已经因为诈骗被抓进去了
还可信。。。
【在 p******9 的大作中提到】
: 文章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
|
p******9
发帖数: 7130 | 5 说诈骗300万，被判刑15年。凭这个判决，就说明他的文章很可信。可以说是很难得当
代敢于秉笔直言，不畏邓产党反动派迫害的好作家。
【在 Y****N 的大作中提到】
: 丫已经因为诈骗被抓进去了
: 还可信。。。
|
i*****g
发帖数: 11893 | 6 这家伙是个怪癖，喜欢写这些政治小说，获得快感。
我觉得pwwp 歪哥最象师东兵，哈哈 |
p******9
发帖数: 7130 | 7 师东兵是正经做了很多访谈的，可以看《政坛秘闻录》，真正是下了功夫做调查研究的。
【在 i*****g 的大作中提到】
: 这家伙是个怪癖，喜欢写这些政治小说，获得快感。
: 我觉得pwwp 歪哥最象师东兵，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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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发帖数: 11893 | 8 好吧，毛派童鞋的推荐，我去找找。顺便和网络玄幻小说放在一起看
的。
【在 p******9 的大作中提到】
: 师东兵是正经做了很多访谈的，可以看《政坛秘闻录》，真正是下了功夫做调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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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发帖数: 11893 | 9 翻了几页，网上多处说他造谣，编撰
撇开这些不论，
我始终不明白建国后那些稀奇古怪的斗争是什么？雾里看花一样，那些人物说话和行为
和表态，和京剧一样，看着别扭费解之极
我个人认为，和中国历代的权力倾轧区别不大，只是与时俱进了，20世纪版本 |
M******8
发帖数: 10589 | 10 是啊，师东兵连胡耀邦在床上跟李昭说的悄悄话都知道，要不是他窃听，就是他瞎编。
【在 i*****g 的大作中提到】
: 翻了几页，网上多处说他造谣，编撰
: 撇开这些不论，
: 我始终不明白建国后那些稀奇古怪的斗争是什么？雾里看花一样，那些人物说话和行为
: 和表态，和京剧一样，看着别扭费解之极
: 我个人认为，和中国历代的权力倾轧区别不大，只是与时俱进了，20世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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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发帖数: 33562 | |
i*****g
发帖数: 11893 | 12 虎肉，还没看见你替清华忏悔铊案
你的行为说不定很类似铊案里面某个团支书班长之类的 |
p******9
发帖数: 7130 | 13 诈骗邓轮我看挺好，不过还是邓轮品味高，邓轮喜欢工贼汉奸之类的货色
【在 s**********e 的大作中提到】
: 毛轮怎么尽喜欢诈骗犯之类的货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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