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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57 | 1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
冯胜平
这么好的信怎么菌斑没有转载？还是被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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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57 | 2 上个月水斑发了个“致习近平总书记”，是讲朱令的，你当习是居委会总书记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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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57 | 3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
冯胜平
习近平先生，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你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之际接班，是
历史的选择，也是众望所归。从此，中国向何处去，对你来说已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的智慧和决心，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满于旧制度的不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3年来，中国人民
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人们终于
发现：在公平之上，还有正义；正义之上，还有人道。中国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本主义
，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把人当人，包括对思想自由与独立意志的尊重，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缺此，
无论做宪政梦还是富强梦，都会以噩梦结束；缺此，无论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
都会以悲剧告终。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
宪政是共识，关键在于谁主立宪。君主，民主，还是党主？君主立宪是康梁的理想，民
主立宪就今日中国而言是太遥远的未来。在目前条件下，只可能是党主立宪，即在共产
党领导下解决共产党自己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的问题。诚然，正如朋友翁永羲所说，就
象医生给自己开刀，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中国别无选择。除共产党外，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主导政治改革。 能亡中
共的，只有它自己；能救中共的，也只有它自己。“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
决于他人。”（俞正声）政改是共产党对自己的革命，是共产党的政治突围。在这个意
义上，我同意刘一明先生的意见：为了政治改革成功，“这个党的领导不但不能削弱，
还应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不但不能削弱，也应加强。人民应该再给这个党一个机会，
因为这个党毕竟前三十年统一了国家(尽管贫字当头)，后三十年富裕了社会(尽管两极
分化)，应该再允许这个党探索三十年，中国社会可能会有根本的改变。”（对“致习
近平先生公开信” 的评议）
作为红二代子弟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我相信你对党的忠诚，不愿意看到苏共解体的事
件在中国重演。但是，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和共和国的领袖，你对国家和民族负有更大
的责任。你无疑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人民也支持共产党。但现
实是中共这个曾经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腐化了，背离了人民。造成党腐
败的原因主要不在党政官员的个人品质，而是缺乏监督的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因此，整
党、清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政改是
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习近平先生，你相信共产主义，我不再相信。但我尊重一切真诚的共产党人。从傅立叶
、欧文、马克思、到陈独秀，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幻想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
人劳动、财产公有的社会。为实现人间天堂，欧文建立了“新和谐村，”毛泽东首创了
“人民公社。” 但它们都失败了。
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
脑。” 从1949到1979，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作出过真诚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别
了共产主义，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
引了无数向往自由解放的优秀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天堂
，却把他们带进了地狱。在付出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从纯粹
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
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而被人类抛弃，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
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运
动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是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图挑战
上帝，创造新人类。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性，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
么美好，也 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
习近平先生，我们是同时代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相信在许多方面也有共识。以大公无
私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不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和野兽的结
合——只能用制度来协调；任何用教育或强力来改造人性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洗脑虽一
时有效，但不能长久。在压力下，人性可以沉默，扭曲，甚至折断，但绝不会改变。其
实，今天弥漫全国的贪婪和腐败正是长久被压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弹。应该承认，毛泽东
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是执着的；他们比我们更有魄力，更有牺牲精神。今天的中国人，
无论是拥共的还是反共的，都缺乏一种真诚。有人曾问一位从共运走向民运又从民运走
向基督的朋友是否真信上帝。他的回答是：“胡景涛真信共产主义吗？”这是一种可怕
的亵渎：连上帝都敢信，还有 什么不敢。苏共解体时，两千万党员无动于衷，违背了
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我不知道今天中共八千万党员中有多少真正信仰
共产主义，会在党有危机时挺身而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八年中我所
见到的非党的共产主义信徒比我一生中在中国见到的要多。
习近平先生，很高兴看到你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但是，权力这只野兽贪婪、暴虐、
狡猾、诱人，并具有极大的排它性，把它关进笼子绝非易事。中国共产党拥有巨大的权
力，同时也负有巨大的责任。政改的核心是规范、约束党的权力，它的突破点只能是党
内民主。 没有理由期待一个对自己都无法监督制约（或曰“不民主”）的政党会对别
人民主，会与国民党或中国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鉴于自身的局限和苏联解体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会、也不该把开放党禁作为政改的突破点。但它完全可以借鉴美
国和日本的经验，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美国建国初期，也是一党?——华盛
顿革命集团——独大，没有与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通过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它逐
渐实现了全民民主。通过宪政，华盛顿革命集团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自我
分裂成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延续至今。同样，日本今
天的两党制，也是从自民党一党分化出来的。 它为战后日本政治的稳定提供了保证。
美国宪政经验
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宪法是最高纲领，无人可以超越。但美国宪法是怎么来的呢？上
帝没有给美国一部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人制订的。具体地说，是战胜了英国殖民者的华
盛顿革命集团制订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由这一集团执行的。1787年，55位反叛
者（后称国父）聚集费城，争吵了117天，于是有了美国宪法。1789年，美国第一次总
统选举，390万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选举权。没有选举权的人包括女人（50%），2
/5的黑人（10%），不纳税的穷人和反对过革命的人（20%）。这不是君主立宪，也不是
民主立宪，而是典型的“党主立宪。”
华盛顿和他的战友们没有与被赶到英伦三岛的保守派共同制宪，也没有与国内自由派托
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里克—— 前者是《常识》的作者，后者提出美国革命著名口号
“不自由，毋宁死”——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解决内部分歧时是充分民主的。认识
到派系斗争是政治的题中之义，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中没有用他在独立战争中获取的巨大
威望和权力压制反对派，而是端坐在他的木椅上，像一坐雕像。与此同时，他的朋友麦
迪逊忠实地记录了制宪会议的全过程，留下了一部众人合写的历史巨著——《制宪会议
记录》（Notes On Philadelphia Convention）。三十年前，笔者从中国到美国读书，
通读了这部63万字的笔记，惊讶地发现：原来政治还可以这样搞。
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
权力制衡不是美国国父的发明，他们的杰出贡献在于把权力制衡的原则（普世价值）和
美国现实（美国特色）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三权分立为基础
的国家机器。
（1） 行政权 制宪会议代表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的人数和权力。最初的共识
是：为了防止个人独裁，必须集体领导，不能选一个人当总统。沿着这条思路，代表们
参考罗马共和国双执政官的经验，提出设立两个或四个总统。最极端的方案甚至提出选
举13个总统，分别代表13个独立的州。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睿智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富
兰克林一锤定音，以雄辩而简洁的常识说服了大家。他说：行政的最高美德是效率（
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executive is efficiency）。为了实现效率，必须一人
负责。一辆车不能有同时有两个司机，如果怕司机违章驾驶，可设警察在一旁监督。（
中国常识：一个和尚挑水，两个和尚抬水，三个和尚没水。）
（2）立法权 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议会的权限。为决定议会人数和选举方式，代表们
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几度拔剑威胁决斗 。在参考比较罗马贵族院、英国上下议院和
反复衡量大州、小州权益之后，代表们终于在富兰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达成共识：立法
的最高美德是贤明（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legislative is wisdom）。为了达
到贤明，必须集思广益，不怕人多，不怕旷日持久的争执扯皮。（中国常识：三个臭皮
匠，顶一个诸葛亮。）
（3）司法权 相对容易的是司法权的界定。没有太多的分歧，代表们再一次采纳了富
兰克林的意见：司法的最高美德是公正。为了保持公正，司法必须独立。考虑到法官也
是人，会受到金钱和权势的诱惑，宪法规定了法官的优惠待遇和终身制。
政治的最高艺术是妥协，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人性和制度的统一。在制宪会议中，
我们看到这两者的完美统一。
美国宪法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由此而来的政治制度也与英国迥异。没有人完全同意这
部宪法，但它又是国父们各自所能争到的最好结果。就个人来说，富兰克林喜欢君主立
宪。汉密尔顿主张帝制，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地方自制。制宪会议成功的关键不是谋略，
而是妥协。通过妥协，习惯在荒野中开垦的美国人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了一条路。
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路。
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出路
习近平先生，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济改革由此突破。今
天，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已成为党内外精英的共识。这一共识的
具体表达方式就是党内民主。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
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确
描述。但他终其一生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在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上
，党内的反对派，总是被打成反动派。鉴于这一历史教训，政改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党
内民主，把本来就存在的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制度化。具体做法可参考越共
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经验：党内两派选出代表人物，依执政理念不同竞选最高职
位；军队在竞选中严守中立；竞选双方遵重选举结果，在朝的执政，在野的监督；最后
七、八年再来一次。我相信，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一党两派制一旦确立，腐败将从根本
上受到遏制。随着党内最高领袖的民主产生和派系监督的实现，“权为民所赋”将成为
现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将为公民取代；施党内家法的纪委和庞大而扰 民的
维稳机构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对此俞正声先生有不同意见。他在2011年上海一次党员大会上说，党内分派势必引起党
内分裂，使党成为政客野心家的竞技场。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不允许党内分
派，党内政客野心家就不竞技了吗？不准明争，就会暗斗；不数人头，就砍人头；不是
七、八年选举一次，就是七、八年内斗一次。孰好孰坏，不言而喻。所以，关键不是禁
止党内分派，而是建立规则，让党争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习近平先生，纵观世界历史，凡成功政治改革无不自上而下。但是，改革失控导致革命
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人们常说改革和革命赛跑，这并不正确。在更多的情况下，革命和
改革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托克维尔名言：“对于一个
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一规律完全适用于路易十
六、尼古拉二世和满清王朝的最后统治者。他们都有心向善，梦想和谐社会，却都在政
改的路上碰上了革命的无常。与他们的前辈?——路易十四、 伊凡大帝和揚洲的屠城者
——相比，这些末日王朝的统治者无疑是开明和仁慈的。 历史的吊诡：王朝总是亡在
它最好的时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这是宣传鼓动，不是事实。历
史的真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经历过镇反肃反反
右和文革残酷阶级斗争的中国人，不难理解个中道理。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今天的民
怨和每年數以万计的群体事件，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言论逐渐开放，恐惧
正在消失，人民不再愚昧。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
毛泽东相信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方立之反对共产党，提出“民主不是赐予
的。”在对斗争哲学的信仰上，他们没有区别。相信斗争，不善妥协，我们会在没有矛
盾的地方找到矛盾，在没有斗争的地方开展斗争。事实上，推动人类进步的不是斗争；
是妥协。媳妇的斗争不能结束婆婆的专制，要结束婆媳的天敌关系，只有改变家庭结构
。对这一点，凡是仔细观察过近年来中国家庭关系变化的人，相信都会有同感。同样，
被压迫者的斗争并不能结束政治迫害，要结束政治迫害，只有改变政治结构。
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我们是刁民；动乱革命时，我们是暴民。
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似乎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
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重读历史，我们看到导致幸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
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 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
府的无耻敲诈。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就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
物。刁民是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他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
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宪政民主，使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
民的转变。
宪政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
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
一个泡沫。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
应该与此不同。事实上，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
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开展政治改革，实行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
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把权力关进笼子与军队国家化
习近平先生，政见不同、争权夺利是政客的本能，也是政治的题中之义。但是否以暴力
解决分歧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你有你激进的理由，我有我保守的道理。双方尽可争
论，但都应遵守人类底线，不要相互杀戮。拒吴忠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披露，
林彪9-13前曾一度想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十年内对政治局委员采取四不——不抓、不押
、不撤、不杀——政策，并把此项政策作为命令传达到每一个解放军指战员，使其成为
纪律。这是林彪鉴于党内残酷斗争历史，为自己和他的战友们寻找一条活路的最后努力
。似乎是不想自取其辱，信写好没有发出。可以想象，即使此信提交政治局讨论也很难
被通过。因为当时大权在握的江青集团不会预料到五年之后（1976）他们自己会被军人
抓捕，正如五年之前（1966）林协助毛用军队逮捕其他政治局委员时没有想到会有9-13
一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冥冥之中似有
天意。政治有时不是来世报，而是现世报。
写这封信时的林彪，处在他一生中最清醒的时刻。精研政变，深谙权术，相信政治斗争
就是你死我活，林彪终于在太晚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道理。他想把军队
关进权力的笼子，却已失去了笼子的钥匙。他本来是有——至少是部分拥有——这把钥
匙的。
习近平先生，作为总书记和三军统帅，你大权在握，完全具有推行军队国家化的条件。
需要的只是智慧和决心。希望你接受林彪的教训，及早让军队退出政治。切不可认为今
天能控制军队，就永远可以控制。殷鉴不远，萨达姆、穆巴拉克、卡达非控制军队几十
年，最后还是成为军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普世价值，把军队关进
笼子就是当务之急。毕竟，人类早已走出了丛林，用军队搞政治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
国家要长治久安，军人必须退出政治，不对政府指手画脚。因为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
枪指挥党，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最终只会导致动乱。倘若类似天安门事件的民变再次
发生，需要军队开枪 镇压，我相信中国军人不会再服从命令。从前年的埃及事件中他
们已经看到，军人的命运并非注定是刽子手或替罪羊。只要有机会介入政治，凭借一纸
“绝不向人民开枪”的声明，他们就能以收拾局面的名义收拾政权。这种既得民意，又
得实利的好事，军人不会看不到。结论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党绝对指挥不动枪
；一旦突然事件发生，只能是枪指挥党。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重大政治问题最终都变成司法问题。
不幸的是，它们在中国都变成军事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毛泽东的信仰，也是
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国政客的信条。据说江泽民初任总书记时，曾支持王沪宁军队国家化
的主张，遭到军人反对。现在看来，即使确有其事，江也不是真正想实行军队国家化，
把党军变成国军。他支持王，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控制军队。邓小平去世后，江大权独揽
，再也不提军队国家化的主张。
陈公博在回忆录中说：一生从政，两点经验。（1）凡天下事，到不得了的时候，就了
了；（2）凡中国事，到军人妄言干政的时候，就乱了。试看今天中国，少将朱成虎，
罗援，张召忠在CCTV上竞相亮相，指点江山。中将刘亚洲为自由派作家赵无眠旧书《百
年功罪》写序，带三十位将军站台。上将刘源为左派领袖张木生新书《读李零，思国运
》写序，携六位将军助阵，军人如此干政，实非国家之福。严肃军纪，不仅要禁止军人
喝酒，更应禁止他们论政。
习近平先生，看了网上流传的南巡讲话，知道你对苏联军队在苏共解体时的表现失望：
“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可是，如果军人开枪了，苏共政权就能保住吗
？六-四的经验不能无限重复，一个靠坦克和刺刀维持的政府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
苏共解体不是少数政客的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其根本原因是苏共
的腐败和脱离人民。没有人愿意去为一个腐败的政府殉葬。要避免苏联的悲剧，只有坚
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路，在经济改革成功之后，开展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
习近平先生，我们都知道党国之后，必然兴起的是军国。在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下，军
队国家化是个伪命题，因为党本身就是国家（朕即国家）。只有在宪政民主实现之后，
军队国家化才有可能。军国是党国意识形态崩溃的产物。它是一个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维
持的政权。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中国正不可避免地从党国转变
为军国。美国不喜欢军国，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但中国似乎却别无选择。它付
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价。
军队是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注定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看到你最近频频视察
军队，感觉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你对军队比你的前任有更深的感情和关系；担忧的是
你会太依赖军人的力量，忘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必须
承认，中国已接近富强，但并不民主。我支持军国，是因为我相信它是从党国走向民国
的必经阶段。军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会转型必须的秩序，而秩序是中国最稀缺的产
品。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社
会秩序。在宪政民主建立之前，只有军队能提供这种秩序，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吊诡
的是，政改的目的是把中共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军队支持政改的目的是让军人远离政
治，不再干政。总而言之 ，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你不约束权力，它就会祸害百姓；你
不把军队关进笼子，它就会把你关进笼子。
邓小平晚年最大的功绩是取消了干部终身制。老人退出政治，中国没有乱；军人退出政
治，中国只会更好。
南方周末事件的启示
习近平先生，当你说宪法的尊严和灵魂是实施时，我相信你的本意是党主立宪，既在共
产党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宪法的条款，使之从一纸虚文变成治国大纲。讲话被人们按自己
的愿望解读，从而引发了崇拜力量的富强派和崇拜自由的宪政派在南方周末事件上的冲
突。冲突的一方主张自由梦、民主梦、宪政梦；另一方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没有人想挑战你，但双方无疑都想影响你，垄断对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的解释权。宪政
派相信他们代表民意，站在历史正确一方，掌握中国的未来。富强派认为中华民族今天
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它的梦想，冒然推行宪政派的主张只会中断梦的进程，使中国陷入
分裂、混乱。宪政派的大旗上写着“普世价值，” 富强派的大旗上则直书“中国特色
。”
世界上无疑有普世价值，否则地球村不会存在。但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也就
没有中国。尽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平心而论
，普世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没有普世，中国就没有梦；没有
特色，中国则没有根。
习近平先生，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出现，使新闻自由成为时代潮流。党既然不能控制思
想，自然也就无法控制言论。人生一张嘴就有说话的权利，生有一个大脑就有思想的权
利，同时也就有不同意其它大脑的权利。南方周末事件再一次表明，政府对新闻的管理
是如何落后于时代：傲慢的权力不仅要管思想、管言论、还要管梦。当南周记者戴志勇
宣称中国梦是宪政梦、自由梦时，他并没有否认别人的梦。他只是阐述了自己的梦想。
也许，社论的删改者更准确地把握了你的原意，而当今中国大多数人的确是在做富强梦
。即便如此，也应该允许少数人做自己的梦。毕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
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进入了多元化时代。
习近平先生，毛泽东带领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你无疑希望在自
己的任期内使中国强起来。这是你的梦，也是中国的梦。的确，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接近
这个梦。抛弃政治偏见，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不会看不到中国三十年来的巨
大进步。然而，中国梦是由无数个人的梦组成的。对两亿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寻找新生活
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梦是孩子能在城里上学，自己能在城里安家落户；对已经基本温
饱的白领小资，中国梦是活的更精彩，更有尊严，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对先富起来的企
业家，他们的梦是国家能够立法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权力的无端侵害。面对这些不同
的梦，政府的责任不是统一梦想，而是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促成它们各自的实现。
困难的是，中国文化崇尚大一统，缺乏宽容，喜欢串梦。南周事件显示，一旦处置失当
，梦的冲突也会导致社会危机。南周记者的梦不同于新闻检察官的梦，于是就发生了强
制删稿事件；检察官的梦不同于自由派公知的梦，于是发生了集体抗议，要求庹震下台
的风波。面对这类冲突，政府常常处于两难：既不能纵，又不能压；进退失据，宽严皆
误。惩罚南周记者，必然引起自由派反弹，激化矛盾；撤掉庹震，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
刘云山。
阎锡山曾说：他是在中共、蒋介石和日本人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那颗都不行。习近平
先生，今天你也面对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左派，自由派和权贵集团。踩碎农民工的鸡
蛋，他们就会怀念毛泽东，做打土豪分田地的梦；试想百万农民工打着“居者有其屋”
的口号和平进驻城市百万空置的新房。这些房子是他们所造，很可能还是贪官的产业。
破了自由派的宪政梦，他们就会怀念辛亥革命，做天鹅绒、茉莉花的梦，因为他们知道
，没有宪政，搞太子党接班，皇族内阁执政，拼爹他们没有希望。最难对付的是权贵集
团，他们的梦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清算。吴思做过一个统计，以5%的贪腐比例计
算，十年权贵集团非法摄取的财富是十万亿。若以贪污一百万作为惩治标准，要杀的人
就是一千万。反腐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既不能杀，就只能抚。这不是没有原则，而
是只能如此。自古贪官多能吏。鉴于他们在发展经济上的功劳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必须
考虑赦免。在赦免实现之前，不宜冒然实行阳光法案。
共产党和权贵集团
习近平先生，当你强调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时，我相信你
是真诚的。问题在于，你的同事们真诚吗？他们真有这样的自信吗？你们都是共产党员
，在宣誓时都说过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看看温家宝先生是怎样奋斗的，再看看
戴相农先生是怎样奋斗的。他们（家属？）在同一天买进平安公司的股票，获取了数百
亿的利润。一个是共和国总理，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管金融。这是典型的的以
权谋私内线交易。更荒唐的是，在确凿的证据——时间，地点，身份证——被媒体曝光
后，中国却动用国家力量封网，不让纽约时报和人民见面。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倍增长股
市却徘徊不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党政机关内的硕鼠们利用职务之便肆意窃取股民
的财富，把股市变成了权贵集 团的提款机。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共产党内会出现一个权贵集团的人，当时他称之为“新生资产阶级
。”这也是毛泽东1966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遗憾的是，他选了一条错误的路。“过去
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迷信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认为，要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
，不腐败，必须鼓励群众造反，以七八年一次的文革方式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失
败后，共产党总结经验，没有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相对稳定，
经济快速发展；坏处则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这一集团罔顾党纪国法，大
肆侵吞国有财富，并以国家手段压制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
是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共产，真诚地实践社会主义的话，今天的权贵集团
就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寄生在共产党内，
这个权贵集团管理和控制着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他 们关心的不是民主自由，也不是
公平正义，而是如何化公为私，从资产的管理人变成所有人。打着提高效率、反对垄断
的旗帜，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私有化方案，把央企改制称为“最后的晚餐。”我们看到
，苏共崩溃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它殉塟，而寄生在苏共内部的权贵集团成为人类历史
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塟礼上发财的人。正如北大学者李零所说，中国最想
共产党垮台的不是左派，不是自由派，而是这个权贵集团。把党吃光喝尽，然后挖个坑
把共产党埋了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李零）。恰如清宫太监在偷盗宫中古董宝物后害怕溥
仪查问，一把火烧了建福宫。（1923）
习近平先生，你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强国，不是民主，也不是民生，而是如何对
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贪婪。权贵资本主义是共产党身上的肿瘤。摘除这个肿瘤，需要精
心准备和充分的时间，但时间又不在你一边。时间拖的越长，肿瘤就会长的越大。更难
的是，这是一次对自己的手术。你要对付的，很多会是你的朋友，同事，幼年一起长大
的的伙伴，甚至自己的亲戚家人。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现在动这个手术是不是太晚，也
无从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解决权贵集团问题，共产党将不会
有未来。
记得最后一次回国见到一位老友，问起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说：“共产党不会亡，
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 我反驳道：“一个人要死，好像跟他有没有儿子没
有关系。”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共产党不会死，因为它太强大了。”
这里的逻辑似乎是：乔布斯不会死，因为他太有钱了。乔布斯2011年10月5日死于癌症
。腐败就是共产党的癌症。
习近平先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共产党好，中国好；共产党亡，
中国亡。在你的肩上，担负着比毛泽东、邓小平一代人更重的历史责任。他们创建了中
国共产党，你的使命是给共产党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
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
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能完成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是真正的伟人。
2/13/2013 |
m**e
发帖数: 857 | 4 江棋生：读冯胜平上书有感
作者：江棋生 文章来源：RFA 点击数： 更新时间：3/1/2013 8:10:38 AM
元宵节那天，我本想就近去北京植物园观赏兰花，但因周天雾霾终日不散，于是被迫呆
在家中。然而，从早上6点到下午3点，窗外的马路却被堵得严严实实，奔八大处灵光寺
而去的善男信女，一拨又一拨地接踵而至，在北京射击场提前下了公交车，再走上四站
地去上香礼佛，许愿祈福。
我不上香，我上网。打开谷歌邮箱，见到友人发来冯胜平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党内民
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友人附言，说这篇过万字的长文，是冯写给习
近平的公开信，希望我能耐着性子读一读。其实，我一见“让”字当头的标题，就知道
必是上书无疑。叫谁“让”？肯定是叫执政者“让”么。阅读冯的长文时，我忽然觉得
，在窗外车载道塞的上香者和网上同气相求的上书者之间，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凡是
他们认准了的东西，他们是一定要付诸行动的。上香者信菩萨，那就一定要去烧香拜佛
，哪怕雾霾蔽日；上书者盼“伟人”，那就必定会建言献策，哪怕物议满天。
当天中午时分，读完冯的长文。平心而论，在我读过的不少上书文本中，冯胜平的这一
篇确是下了苦功，还真有可圈可点之处。正好王天成从美国打来电话庆贺元宵佳节，我
便问他：你认识冯胜平吗？天成说：见过两次面，不算熟。我知道天成和我一样，对各
类上书兴趣不大，但我对他说：冯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可以一读。我还会写篇短文，
说说自己的读后感呢。
我首先想说的是，冯胜平的上书展现了铮友的风骨，文中几无肉麻的阿谀逢迎之词；与
那些想当南书房行走或想谋个政协常委头衔的人所递的折子相比，冯文自有一袭清正之
气。
其次是，文中逆耳之言比比皆是，如不客气地认定中国共产党已经“背离了人民”；又
如无视以“两个不走”为灵魂的中共十八大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共的出路是变一党
专政为宪政民主。
三是，除了毫不含糊地给出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之外，还克尽策士之责，描画了分三步
走的路线图：先是党内民主，再是党政分工，然后是党政分开。
最后，也是最有必要圈点之处是，这篇上书的旁征博引、晓之以理，可以说是做到家了
。这表明冯胜平动笔前殚精竭虑、做足功课，动笔后推敲再三、数易其稿，乃非虚言。
然而，上书者千虑，必有“硬伤”。冯胜平先生的这篇上书，“硬伤”在哪里呢？
在本文中，我想指出冯文的两条“硬伤”。一是冯胜平盼“伟人”太过心切，以致于在
由一党专政变为宪政民主的多条途径中，他只认由习近平主导的“党主立宪”一条道，
而对其它路径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
二是冯胜平太过自负，致使他在读到习近平广东之行内部讲话稿之后，仍然以为凭他不
把自己当外人看的心态，和凭他一番亦师亦友、功夫到家的点化、规劝和诱导，就能收
变鹿为马之奇效，即总书记习近平先生会听劝和动心，会摇晃自己的“三个自信”，进
而更换既定的念想和心志，并拿出“智慧和决心”去践行冯给出的顶层设计，按冯画出
的路线图走。
应当说，中共十八大之后，对习近平抱幻想的上书者并非个别。而在习近平的内部讲话
稿被曝光之后，那些上书者就几乎全都凉透了心。他们判定，习近平坚持一党专政、拒
绝宪政民主的心志，已然是板上钉钉，毋庸置疑了。面对这样一位决心以身家性命捍卫
一党专政的铁血“男儿”，他们不仅失去了上书的胃口，有的还公开谈论起革命来了。
而唯有冯胜平君，居然还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习近平身上，期盼能打动他，说服他
，由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改旗易帜，成功地在中国大地上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宪政民主。
我把这一“硬伤”归结为“太过自负”所致，不知冯胜平君以为然否？
在我看来，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非变不可；而由一党专政变为宪政民主，并非只有一条
途径。我认为，走其它途径纵然不会顺当，纵然代价不菲，纵然有百般理由让人不待见
，也比走冯胜平先生热切盼望之路要强一些。因为冯认定的路，是一条十足的乌托邦之
路，断无走通之可能。无论是他发出的“共产党会死”的冷峻警告，还是他吟诵的成“
真正的伟人”之策勉靓辞，都不会使早已铁了心的习近平改弦更张。
在公开信的临近结尾之处，冯胜平规劝“中国共产党应该理直气壮地打起宪政的旗帜”
。这句话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点到了中共的软肋，也正好能引出一段我早就想说的话。
我想说的是，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这五个体现普世价值的关键词中，
中共对其它四个词早已先后脱敏和解禁，唯有“宪政”至今仍然是中共执政后的一大禁
忌。试看：1949年之后，从中共八大到十八大的历届政治报告中，全无“宪政”二字之
踪影。上海《东方早报》去年5月设立了“宪政启蒙”专栏，由童之伟教授和张千帆教
授轮流供稿。然而，开办不到一个月，就被当局生生叫停。《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刊登了“改革共识论坛”上部分论及宪政的发言，原本预定在2013年第1期上后续刊出
的发言，被当局下令不准再登，胎死腹中。《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原来的标题是
“中国梦宪政梦”，结果不仅标题中的“宪政”二字被粗暴砍掉，而且行文中的多处“
宪政”字样也被执行三光政策，全都抠除剔尽！最后，人们从习近平上位后的历次公开
或内部讲话中，又何曾听到过“宪政”一词？
那么，为什么我说中共对“宪政”躲着走是软肋而非死穴呢？这是因为，中共曾经先后
将“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变成了高高挂起的羊头，再把“宪政”这
颗最后的羊头补上，按说并无实质性困难，只要稍稍拿出点“智慧和决心”来，就能搞
定。例如，难道不能仿“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之前例，驾轻就熟地给宪
政也戴一顶帽子，称作“社会主义宪政”？说实话，对此我也很纳闷：在“宪政”面前
，中共到底纠结些什么呢？为何就是理不直气不壮，六十四年来都不敢“打起宪政的旗
帜”？
冯胜平先生，如果中共连话说“宪政”这个坎都迈不过去，又何论践行“宪政”，让少
数人先民主起来？
2013年2月27日 |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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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发帖数: 33185 | 6 这篇，我之前在别处已经看到过了，就提一个硬伤吧。
如果说要按作者的意思搞“让党内少数人先民主起来”，你猜会是哪部分人先民主？
不明摆了就是现在已经先富起来的权贵小集团的人吗？
所以作者在实际上就是替这部分权贵张目
运。
【在 m**e 的大作中提到】
: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 ——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
: 冯胜平
: 习近平先生，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你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之际接班，是
: 历史的选择，也是众望所归。从此，中国向何处去，对你来说已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的智慧和决心，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满于旧制度的不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3年来，中国人民
: 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人们终于
: 发现：在公平之上，还有正义；正义之上，还有人道。中国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本主义
: ，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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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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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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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57 | 9 《党建》杂志
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
“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
施。
“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以落入其背后隐藏着的“话语陷阱”。
近年来，西方的宪政思想和宪政制度，成为我国法学界、政治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
，甚至一度出现了一股宪政讨论热。在一些讨论中，有人以宪政没有东西方之分为名，
或冠之以“普世价值”的伪装，鼓吹照搬西方宪政制度，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三权
分立。这些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也有学者提出，我们可以提“
社会主义宪政”，与所谓“资本主义宪政”相区别，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在认识
上也是有偏差的。
“宪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
“宪政”又称“立宪主义”，英语中相对应的词是Constitutionalism，发源于英
美，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我国从近代以来开始受“宪政”观
念影响。早期主要受英国“立宪政体”的影响，把宪政理解为民权与君权的结合，所谓
“君民共主”。后期倡导“民权主义”，强调政权和治权分离。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五
权宪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宪政主张的集中体现。我党第一代领导人在同国民党专制独裁
政权的斗争中，也使用过“宪政”概念。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
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
我党开始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此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用的宪政概念
，以及标志着资产阶级法治和政体概念的宪政概念，均不被我党使用。
“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
的实施。它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西方政治学学者萨托利说，“立宪
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国内有学者也说，
“当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复兴是分不开的。知识界当前对宪政的诉求
恰恰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的一部分。宪政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概念。”
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宪政”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三
权分立，互相制衡。这是宪政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
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
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现代西方
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
“宪政”的讨论不是所谓“词语”之争，“社会主义宪政”的主张是种似是而非的
模糊认识
长期以来，境内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主张“宪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变中国
政治体制的突破口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策略与途径，极力宣扬“宪政”的超阶级
性和普世价值性。这些“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在法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以宪政或社会主义宪政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基本纲领
与上位概念。这部分学者本意是好的。他们认为，宪政有资产阶级宪政和无产阶级宪政
之分，不宜笼统地摒弃“宪政”一词，社会主义宪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等三语可以并存。不少人因此认为近年来围绕宪政问题的争论就是一个要不要用
“宪政”的语词之争。诚然，一个语词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我们可以规定
或赋予它一定的含义并采用它。但问题是一个语词的实际运用不能脱离历史。如上所述
，宪政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具有确定的内涵，构成宪政实质内涵的几个方面是
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同我国现行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对立的，不是加上社会主义
这一限定语就能改造过来的。我们应当看到，在西方以及在我国受西方影响甚深的学术
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宪政有先入为主甚至是“约定俗成”概念，即认为宪政是与多党
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中立、新闻自由等紧密相连的。一旦我们采用了
“宪政”或“社会主义宪政”的语词，把“宪政”当作指导性的基本政治概念，国内自
由主义主导的宪政思潮会更加泛滥，社会思想领域会更加混乱，境内外敌对势力就有了
对这一新提法做出肆意解读的空间，一步一步地来逼迫我们用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主导
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干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向。围绕“宪政”问题的
争论并非语词之争那样简单。
有的同志看到了宪政的阶级属性，也不赞成按西方的观点解释宪政，但试图赋予宪
政以社会主义的原则与内容。把“社会主义宪政”的本质解释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为基本出发点与前提，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目标，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实施、维护和发展完善宪法的政治
思想、政治制度。但既然我国已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
功之路，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概括，其实就不必再借用“宪政”的帽子
了。
讨论中，一些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却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在实践上容易误导我们的民
主政治建设。
有一种说法认为，有宪法即有宪政。中国自有宪法以来就是一个宪政国家，中国实
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宪政”。实际上，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有宪法
与有宪政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宪政本身有着独特的西方内涵和制度属性，它不是一个可
以随意粘贴的标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宪政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
治、实行阶级压迫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虽有宪法，但因为实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
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西方观念里当然不属于宪政的范畴。而像英国等国家虽没有成文宪
法，但由于国家的制度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们仍然是宪政国家。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有我们党曾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就可以提“社会主义宪
政”。对于这个问题，若仅从形式上因为有新民主主义宪政，所以就应有“社会主义宪
政”，这是毫无认识意义的。
1924年，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曾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
”、“宪政”三个时期。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军政”、“训政”的
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专制统治，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民主自由的武器，以唤醒广大民
众的政治觉悟与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起当时象征民主与进步的宪政旗帜，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和民族解放
事业。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把参加和促进宪政运动作为
党的一项重要方针提出来。
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性质也有着直接联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新民主主
义社会还不具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因此，如何从政治上联合、
团结各革命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一
切汉奸反动派，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要求，就成为党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而借鉴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某些形式，比如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并加以革命
性地改造，以促进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和选择。这一选择与新
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显然不相悖。
也正因为宪政民主的特殊属性，毛泽东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
把新民主主义宪政与旧式的资本主义宪政、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区分开来。他指出
：西方的宪政“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
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正因为把宪政严格限制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中央
便不再使用“宪政”这个政治术语，更不用说提“社会主义宪政”了。我国目前处在社
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的性质已是社会主义了，这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此，可适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宪政，也就不能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与要求
了。
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避免陷入“话语陷阱”
有些人在理论概念上不加区分地实行“拿来主义”，似乎只要是得到西方学界认可
的概念，都可以直接拿到中国来套用，其理由就是和国际学术界接轨，否则无法对话，
自己的学术地位就无法被认可。就有些学术概念而言，这样做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但
是，一个概念，总有其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过程。对于一些集中反映和支撑着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核心学术概念，必须格外慎重，不能落入其背后隐藏着
的“话语陷阱”。“宪政”就是反映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概念，被这样
一个概念牵着鼻子走，就意味着自我解除思想武装。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近60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已经有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等基本政治概念。这些基本政治概念是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正确反
映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征，符合我国的国情，含义清晰、准确，对完善和发展我
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多年来，我们按照这些基本政治概念体现的
指导原则，贯彻我国宪法的精神，依宪行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
大进步。今后我们还要以宪法为指导，不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决不能把“宪政
”作为我们的政治纲领和基本政治概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