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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关于苏区逃兵和抓抓壮丁的原始史料部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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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区逃兵和抓壮丁的原始史料部分汇总子表决器,可以追踪每个投票人投的是什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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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红军话题: 苏区话题: 扩红话题: 群众话题: 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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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建立初期,征兵注重自愿原则和优惠政策吸引
苏区创立初期,红军靠“打土豪、分田地”、不强制抓壮丁以及优待红军家属的政策的
确吸引了不少苏区百姓踊跃参军,这可以说是红军迅速扩大,红军战士对苏维埃政权忠
心耿耿的基础。
初期红军招兵以宣传鼓动为主,比较注重自愿原则
1931年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全苏大会旧照
苏区初创时,由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断有兵员损耗,且扩大苏区需要更多红军士兵,
所以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兵员补充和招募的问题。据陈毅讲,1929年中央苏区红军补充兵
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但都以自愿参加为基础:“红军补充问题:一、招募新兵。二、
改编俘虏。三、由农会工会送来。上面三者均填新兵入伍志愿表,说明红军苦乐及纪律
,绝对禁止用欺骗方法,说什么红军每月关饷二十元。自愿者则听其入伍,不愿者听其
自去,红军士兵愿退伍请假者亦斟酌情形准其退伍。总之对士兵入伍退伍采取志愿主义
,不用胁迫的办法。”[详细]
在苏区中央局给地方工作人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说明要坚持自愿原则:“在实行征调
的地方,更须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使团内外群众不致有‘现在即实行征兵’的误解,
尤其要不致有‘抽丁’的不正确认识,而更激发团员的热忱,自动起来纷纷要求。经过
相当鼓动和解释后,除自动报名要求的以外,不足的数目,在十八岁到二十三岁的男团
员中征调。征调的团员,应在家庭状况和体格(如没有大病,不太矮小)上是比较适当
的。应从积极的鼓励和教育中,使被征调的团员,成为自愿和自觉的。对拒绝征调的团
员,应发动支部同志同他斗争,适当的给以纪律制裁。”(《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
红军工作的决定》,1932年9月18日中央局通过)
当时红军的新兵主要是从苏区农民中招募,招募过程中采取的手段以宣传鼓动为主,党
员和团员是主要的宣传员:
“每个团员须加紧在劳苦青年群众中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群众怕当红军’的说
法,是对于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的机会主义估计,是一种消极怠工的掩盖,必须坚决反对
。必须将政治状况,特别是红军的胜利,联系到当地的实际问题,向群众作不疲倦的宣
传工作。特别是报了名或被征调的团员,要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号召,吸引一批群众一起
到前方去。……团应加紧对各种青年群众组织的领导,经过群众组织的路线去动员广大
群众。应即举行青工小组,青工部,反帝青年部等群众组织的会议。团派代表去出席这
些会议,作鼓动的报告,并经过团的和团员的作用,发动这些群众组织中扩大红军的运
动。”
宣传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加强支部的墙报工作……应以扩大红军问题为墙报
的中心内容,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图画,用动人而美观的式样,建立其在群众中的信仰
,要使墙报成为扩大红军运动的一个主要的宣传和组织的工具。”2、“应动员青年妇
女,首先是女团员,加紧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鼓动她们的父伯兄弟和丈夫到红军中去
,消灭妇女阻止其丈夫儿子当红军的不良现象。同时,应领导儿童团进行此种宣传鼓动
工作。”(《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决定》1932年9月18日)3、注重举行
欢迎与欢送红军的仪式:“每当红军过境,政府应领导群众整队欢迎欢送,这样不但可
以鼓起群众对红军的信仰和羡慕,并且可以增加红军官兵的勇气。……欢迎并欢送红军
预备军(独立团),每次预备军到前线去时,召开热烈的欢送大会,可能的时候,赠给
物件,别乡别村的预备军,经过本乡的时候亦须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红军从前线
告长假回家,要举行欢迎慰问,请他们演说向群众报告奋斗的经过,表示敬意。”(《
通告: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1930年11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第532~533页。)兴国县的谢名仁在传授“扩红”的经验时说:“沿途准备了茶水,
儿童妇女唱革命歌,在这两天造成了全县工农群众欢送红军的热烈……兴奋新战士坚决
到前方去的勇气!”(《兴国扩大红军的模范》,《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第707页)
这些宣传方式在当时还是比较有效的,有人回忆说:“那时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唱山
歌,宣传动员当红军,当地青年决心很大,要去当红军打倒反动派、保卫苏维埃。32年
、33年我们这里整排整连去,一个村派出一个排,一个乡派出一个连,搞少共国际师。
33年搞归队运动,回来的又去。”(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编:《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
》,1978年版,第262页。)
苏维埃政权采取各种措施优待红军及其家属,吸引青壮年当兵
当然,仅仅靠宣传并不能真正吸引大量的青壮年去为新政权上战场卖命,真正能让他们
积极主动去保卫红色政权的,还是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分田”以及各种优待
措施。当时中央苏区为了引导人们参加红军,在三个方面给了苏区参军农民实实在在的
利益:
首先是分田分财产,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规定:“没收所有封建地主、豪
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动产及不动产,无偿分配给劳苦大众;红军及
其家属均应分得土地,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耕种。”(《第一、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618页)分田过程中,为了增强农
民对红军的信任,中共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措施,比如据傅柏翠回忆:
“当共产党军队到达时,在乡村内部共产党分子出面参加并鼓动之下,开农民大会,宣
布其宗旨及主张,叫人民起来打倒土劣并划分田地。其分田的技术工作系授权土地委员
会办理,等到组织起来的时候,红军便开到第二个地方去。红军一去,当地业主就大批
地回来。看见自己的田地乃至谷子都给人家分了,自然会设筹应付的办法。这时候,参
加打土豪、分田地工作的农民,特别是那些领导人物,便马上请求共产党军队回来援助
。他们此时才被告知暴动及继续分田的方法,以便把业主打倒,并组织武装的赤卫队。
然后共产党便派人前来组织乡苏维埃,并从而调整耕地,打倒富农。这时候已经是进一
步的深入了。”(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第99页)
第二,给予红军及其家属特别的优待。1931年11月苏区政府实行《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
例》,条例规定:“红军及其家属跟其他的贫苦农民一样享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他们的
土地耕种应获得政府的帮助;服役期间的红军及家属免缴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捐税,所
居政府房屋免纳租金,享受政府商店5%减价优待,子弟读书免缴一切用费,相互通信免
收邮资;红军战士外出交通费用由政府报销;受伤红军应得到细心照料,费用由政府负
担;致残红军与退职红军应由政府供养;牺牲的红军应得到部队与政府的褒扬,其幼小
的子女弟妹由政府教育抚养,其父母妻子由政府给予相当的津贴;保护红军婚姻……”
(《红色中华》第5期第5版,1932年1月13日)后来又连续颁布《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
各种办法》、《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与《优待红
军家属耕田队条例》,进一步强化优红工作。
第三,采取各种方式拥军。在慰劳伤病战士时,“由政府确定日期告知群众限头天将慰
劳的物品送乡苏集中,由政府号召会说话会唱会打锣鼓会弄音乐会打拳术的人把头天集
中的东西,一担一担捡好,沿途吹吹打打将该乡政府的旗帜高举飘扬,整整齐齐前去慰
劳伤病战士,并且还能做其他乡区的模范。”(《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一)》
,第330页)
以上三个措施对翻身的苏区农民极具吸引力,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已经得到的田产,另
一方面为了从苏区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政策实惠,他们开始踊跃参军参战。当时一位老
红军日后回忆道:“我是自动去当红军的,没有哪个动员我。为什么我会自动去呢?过
去我二十多岁就做长工,家里没有田,没有谷。红军来了我分到了田,分到了谷,还找
老婆。得到了共产党、红军的好处,所以我会自动去。去当红军,家里的田有代耕队代
耕,又有其他优待,也就没有什么家庭顾虑。”(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编:《黄陂革
命史资料汇编》,1978年版,第236页。)苏区老干部廖盛章回忆黄陂区的扩红情形说
:“那时提出‘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各种革命组织都召开会议宣传动员,也开了群
众大会,群众互相鼓励。大家都做思想工作,父母动员儿子、老婆宣传老公,弟弟动员
哥哥,好多青年主动去。有的人在田里做稳工夫(即:做着田活,引者注)就走了。…
…从二八年到三四年冬先先后后,我们黄陂地区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差不多都去当红军
了,地富子弟也可以去,家里只剩下妇女小孩自力更生。”(《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
.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转引自张宏卿、肖文燕《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
—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诚如毛泽东所说:“动员方法之正确,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之彻底执行,是迅速完成动
员计划的关键。废弃一切强迫命令,实施充分的宣传说服,制裁破坏扩大红军以及领导
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动员方法的重要节目。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
标准,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要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待遇,分配外籍红军战士以土
地,而发动群众代替他们耕种,为每一红军战士的家属很好地耕种土地,实行消费合作
社对于红军家属百分之五的廉价,实行为红军家属开办供给日用必需品的专门商店,实
行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盈利中抽出百分之十供给红军家属,号召群众为红军家属的疾
病困难募捐接济,号召群众对于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慰劳。所有一切
关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法令与办法,实际与彻底的执行,是保证红军踊跃地上前
线去及巩固其在前线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毛泽东《武装民众与建设
红军》1934年1月)
强制措施是后盾:以扩红法令为基础,把所有人武装起来
为了扩大红军,苏区不仅仅只有吸引农民当兵的优待措施,从1931年12月开始便有一系
列的强制措施将苏区的男女青壮年都武装起来,成立赤卫队,作为扩红的基本兵员。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在新开辟的苏区“数天之内分完田地,
组织苏维埃,建立起‘赤卫队网’(所有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壮丁一概编入
)”(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P159)1932年9月20日苏区政府发布
《中央执委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明确要求:
“(一)目前虽是自愿兵役,但应立即开始宣传义务军役以准备将来的转变,并使广大
工农群众认识当红军不仅是义务,而且是工农阶级的特有权利,一切剥削者这种权利都
被剥夺了。(二)赤卫军少先队……属于积蓄兵力场所。(三)以十八岁到四十岁的工
农劳动群众男女都应加入赤卫军(加入少先队者可不加入),在目前是用宣传方法使有
选举权的自愿加入,但在这一工作中要能使满十八岁到四十岁之工农群众全体加入,以
建立将来实行义务兵役的基础。(四)赤卫军编制以一县成立一军。(六)赤卫军每区
成立模范营,每县成立一模范团,以统一指挥……随时集中配合红军行动。(十二)扩
大红军的工作应当以选民大会、工会、贫农团、反帝、互济、拥苏等群众团体来发动群
众去当红军,特别是赤卫军和少先队更为动员取材的主要场所,因此在经常训练赤卫军
时应可在政治上注意鼓动群众当红军,以及鼓动最积极的队员去当红军(但妇女不充当
正式红军,担看护等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一九三二
年九月二十日)
这就使参加红军成了苏区青壮年男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保证在红军需要的时候迅速
为其输送合格的兵源。
对不愿参军者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干扰或刺激
对于不积极参军的翻身农民,或者在军队不积极表现“开小差”者,苏区政府采取了各
种方式刺激他,使其在民众中颜面扫地,甚至在家里也无法立足。
比如对待军队中的开小差者,“在群众中发动反开小差运动,使群众认为‘开小差是对
革命怠工’‘开小差是帮助敌人’,引起群众对于开小差的愤怒和鄙视,以至受到群众
的处罚(如公布名字,拒绝参加一切体组织等等)使开小差的不能在家‘优游自得’不
以为耻。”(《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或者
“应发动团员和青年群众,宣传他归队,与他讨论和解决一切困难问题。他若不愿归队
,应发动儿童妇女群众耻笑他,促进他的觉悟和勇气,使他归队。”(1932年9月18日
《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决定》)
而对于不愿参军的青年人,则动员其妻子劝说,甚至以离婚相要挟,比如汀东长宁区彭
坊乡的江银子,宣传丈夫当红军,“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乡苏要求同她丈夫离婚,后
来她的丈夫就自动报名当红军了”。瑞金也有这样的例子,“桃黄区有一个妇女要他老
公去当红军,他不,就向他离婚。”(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P172)
毛泽东在1934年对苏区征兵的措施曾有过非常恰当的概括:“以充分的政治鼓动去代替
强迫方法;以残酷的阶级斗争与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法令,去对付破坏扩大红军与领导
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与不良分子;以充分执行苏维埃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一切法
令与办法,去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去增加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精神上的安慰,去
解决红军战士及其家属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是扩大红军的重要方法。还要指出,为
红军家属耕种土地以及日用必需品的供给,是优待工作的重要部分。一切对于优待红军
战士及其家属怠工消极与阳奉阴违的分子,应该受到苏维埃法律的裁判。” (毛泽东
《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正是这种种措施,才保证了中央苏区初
期红军队伍的飞速扩大,兵员也相对充足。
1933年后苏区兵员枯竭,强制性手段随之出现
从1933年开始,随着国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红军兵力损耗严重,仅靠上述“自愿”参
军远远不能满足红军与国军作战的要求。同时由于对红军优待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
行,翻身农民参军的热情不断下降。于是,迫于生存的压力,红军逐渐开始强迫老百姓
当兵。
红军反“围剿”严重损耗兵力,征兵过多导致苏区兵源枯竭
据初步统计:第一次反“围剿”红军至少损失10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约损失10000
人,第三次反“围剿”损失约9800人,第四次反“围剿”损失约12000人,第五次反“
围剿”损失至少30000人。(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巨大
的兵力损耗迫使苏区不断征兵。当时红军在苏区到底招收了多少士兵呢?据王连花考察
,从1931年12月开始到1934年底,苏区“扩红”的具体数字如下表所示:图片来源:王
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
可以看到,从1932年春开始至1934年底,中央苏区掀起过三次大规模的“扩红”浪潮,
共“扩红”27万人。而当时苏区总人口仅25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几乎把
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都聚集到了红军中。
正如闽西革命领导人之一张鼎丞说:“拿上杭才溪乡来说吧,共有2000余人口,在一次
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只剩下壮丁7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军,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63页)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
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
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
《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长汀
河田中坊乡扩大红军更是达到了全部青壮年的100%。(《长汀红旗》第3辑,第154页)
而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
由于过度动员和苏区环境的恶化,当时一些女子甚至宁愿嫁给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也
不愿嫁给壮丁男子,理由是如嫁壮年,要当红军,夫妻不能团聚。(张宏卿、肖文燕《
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苏区财力物力枯竭,红军优待政策很难执行
从1932年开始,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苏区的财力物力就已经开始捉襟见肘,已经制定
好的红军优待政策根本无法保证实施。
首先,由于青壮年基本都被征发参军,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红军家属的土地常被迫弃
耕。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
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汀州红军家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
粮者达到1575人。还有长汀河田区“红军家属有因得不到帮助与优待而做了叫花子”。
(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
研究》2003年05期)
据邓颖超记录,她在参加扩红会议想发动党员当红军时,出现了以下场景:“征求党员
自动当红军,首先由参加人(中局及县委)发言解释鼓动,继由出席党员大会红军学校
党员发言鼓动与欢迎。第一次鼓动发言后,回答是静默沉闷,继之二次鼓励,依然是静
默沉闷,三次四次,经过半个小时的鼓动工作,终无一人来报名当红军!最后即提出不
当红军的原因的问题来讨论,很久很久,才在百卅余人中,涌出一句‘因为没有执行优
待红军十八条’一句回音来。此外就再无他语了”。(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1934)》P329)可见无论宣传鼓动的再好,若不见实际的好处,没有人有上前线的愿
望。
瑞金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红军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
想去当红军了”。(《黄沙区的严重现象》,《红色中华》第143期,1934年1月16日)
苏区群众不愿当兵,开始大规模逃跑甚至自残
战争伤亡不断,人们的参战激情也随之下降,从1933年开始,苏区群众开始躲避当兵或
当逃兵。
据1933年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
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
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
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
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历史文件
汇集(1933-1934年)》第107页)
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
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
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于都发生
大批队员逃跑》,《青年实话》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
而据李一氓回忆:“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
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
。……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
(《李一氓回忆录》第156页)而且逃跑的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
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
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
。”(《关于资城事变问题省委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石叟档案008222/3745/0247)
而不愿出逃的人则装病甚至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
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参见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
》第236期,第6版,转引自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
对于苏区群众从积极参军到逃跑甚至自残的这种转变,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
忆说:“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
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
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刘守仁《兴国“扩红”》,《党史纵横
》2006年第6期)
兵源严重不足,红军开始强制老百姓当兵
兵员枯竭加上群众不断逃跑,扩大红军越来越艰难,甚至“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
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刘少奇《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
摇》,(苏区中央局)《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从1932年开始,扩红的任务
基本很难达到要求,而苏区政府并不认为这是征兵过多的后果,而是将其视为扩红干部
的“机会主义消极”,比如1933年12月突击扩红月仅完成了要求的40%,比前几个月的
情况好一些,苏区中央下发文件称这是因为“在动员问题周围开展了具体的反机会主义
的斗争,在残酷的队级斗争中从苏维埃机关内与党内,洗刷了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官僚
主义者与阶级异己分子”,同时明确认为“突击月计划不能完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反
对机会主义动摇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的斗争,没有普遍的深入。”[详细]
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国军“围剿”使苏区不断被压缩,而中央则仍旧要求大力扩充主
力红军。因此,采用斗争手段扩红开始大规模上演,各地突击扩红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
发生。
比如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连干部都
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的严重现象’”。(富春《把扩大红军的突击到群众中去
》,1933年12月12日)有些地方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
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
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的就封他的房子(瑞金云
集区有个乡苏封了不当红军的十人家)”。(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
》,1933年8月29日)
在瑞金,要么是封不当红军的人的屋子,要么是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名单一
公布,谁也跑不掉,互相监督,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其门上挂“耻辱牌”。
(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这就造成了
“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东区和长胜区都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同志谈扩红动员不能迅速开展的基
本原因》,《红色中华》第234期,1934年9月16日)
在宁化,“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
,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了,于是甚至把其家属捉起来。石碧区个别乡召开扩
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
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标解到区苏
去。”(《宁化落后的原因在哪里?》,《红色中华》第238期,1934年9月26日)
同时,为了不影响群众参军的士气,苏区政府开始对信件、舆论进行控制审查。“苏维
埃有权检查和取消防(妨)害扩大红军的信件”,“督促红军家属写鼓励红军的信”,
鼓舞其斗志,禁止有打击士兵信心,动摇士兵意志的内容出现。士兵也不能利用信件散
布军队的负面消息,如军队的艰苦生活,战事的失利情况等。(《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
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P571)
强制扩红甚至酿成了暴动,比如瑞金白鹭乡“二十余名模范队员举行反动暴动,捆去区
委人员三个,杀伤一个”(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
尽管如此,193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又下发通知,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
的计划,红五月必须在指定的县区完成二万七千新战士,这是最低限度的计划。”同时
以极其严厉的口气说:“扩大红军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十天的突击又再一次的证实了。
敌人进攻更加紧张,反革命活动也更加厉害,在这次突击中,他们……不仅隐藏在机关
中进行破坏,他们还埋伏在赤少队组织中窃占领导的地位,阻挠整批的动员,组织整批
的开小差。他们的更新的方式就是极力破坏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
更加提高阶级警觉性来对付各种各式的,埋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中共中央
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1934年5月
12日)
这样的通知根本没有给苏区群众和基层扩红干部留下任何余地,除了继续强制扩红,没
有其他路可走。
过度征兵导致兵员素质下降,最终也使苏区丧失扩红指标的高压导致基层干部为了完成
任务,不得不向红军输送了大量滥竽充数的士兵,许多地方不关心士兵质量,把许多老
弱残废拉来凑数。如长胜黄石区在230个新士兵中,有64个是老弱病残;会昌县送到补
充团的300人当中,有84人被淘汰;福建省在已集中的1000多名新战士中,只有670人合
格;特别是兆征县,40个人当中只留下了7人。(《红色中华》第233期第1版,1934年9
月13日)
开小差的士兵也越来越多,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
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
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
数中的十分之三、四”(王稼蔷《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斗争》第37期,
1933年12月5日。)“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三分之
一,三分之二开小差走了。”(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斗争》
第24期,1933年8月29日)“西江庄埠五一报名一O四名,逃到白区去三十余名。”(《
争取决战面前扩红突击的胜利》,苏区中央局《斗争》第60期,1934年5月19日)
即便聚集到部队的士兵,也因为素质差,缺乏训练,常畏缩不前。这种状况可以从蒋介
石1934年对部下的发言中看出来:“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
: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
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
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
。(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庐山训练集》,第198页)
最终,由于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由于作战人员素质不断变差,由于苏区政府的强制征兵
导致其丧失了老百姓的支持,再加上国军的大力围剿,红军不得不放弃苏区,开始长征。
结语
1、 中央苏区开创初期红军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和各种优待政策,的确获得了
苏区民众的高度支持,也激发了他们的参军热情,兵员的素质和战斗意志也很高。
2、苏区后期,由于常年累月的征发兵役,以及战争不断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导致了苏
区兵员短缺,红军为了在战争中生存,不得不采用各种强制征兵手段,但最终仍不免丧
失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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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将表示暂时失明,正拼命顶别的贴让你的贴沉下去。

【在 g*******0 的大作中提到】
: 苏区建立初期,征兵注重自愿原则和优惠政策吸引
: 苏区创立初期,红军靠“打土豪、分田地”、不强制抓壮丁以及优待红军家属的政策的
: 确吸引了不少苏区百姓踊跃参军,这可以说是红军迅速扩大,红军战士对苏维埃政权忠
: 心耿耿的基础。
: 初期红军招兵以宣传鼓动为主,比较注重自愿原则
: 1931年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全苏大会旧照
: 苏区初创时,由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断有兵员损耗,且扩大苏区需要更多红军士兵,
: 所以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兵员补充和招募的问题。据陈毅讲,1929年中央苏区红军补充兵
: 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但都以自愿参加为基础:“红军补充问题:一、招募新兵。二、
: 改编俘虏。三、由农会工会送来。上面三者均填新兵入伍志愿表,说明红军苦乐及纪律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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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n't know what to tell y'all, except
放弃幻想,武装起义,推翻TG,建立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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