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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1690 | 1 包括广州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等至少3名官员在6月以来被公布“失去联系”，让
官员“失踪”问题再引关注。记者梳理约十年“失踪”的部分官员发现，出逃官员多与
经济问题有关，也因此带来巨大损失。一些官员是在“听到风声”甚至被调查后失踪。
官员频繁“失踪”，暴露出一些地方对官员日常管理存疏漏。对于公务人员、官员
的出境，国家早有相关规定，包括处级以上官员要审批并备案等。近年来，对公职人员
出境问题更加严格，包括要求申报在国外配偶子女情况等。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防止
官员“失踪”，需要进行制度建设包括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等。
湖北省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突然就“消失”了，两个多月过去，尚没有进
一步的消息。
今年6月20日，公安县政府通报，蔡道明5月28日与家人和单位失去联系。7月26日
，公安县纪委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仍无法联系到蔡道明，县委已免除了蔡的一切
职务。
如此突然失踪的官员，蔡道明并非第一个。近年来失踪或曾失踪的官员，还包括贵
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
等。
蔡道明也不是最后一个。今年6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57岁的王雁威突然
消失。
今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工作报告时曾说，五年来，检察机关会同
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
不过尚未归案的“失踪”、在逃职务犯罪者有多少，未有公开的数字。
休假式“失踪”
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失踪官员都会存在违法违纪问题。有官员可能听到被
调查查风声后逃走
履历显示，王雁威是广州增城人，2011年11月当选为广州花都区政协主席。
依据公开资料，王雁威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是5月30日，参加一个重大项目的
开工动员会。
广州市纪委曾在定期发布会上透露，王雁威曾通过区政协办公室转达到区委办公室
请假治病，后来离开工作岗位。
7月25日，广州市纪委工作人员说，市纪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对这类官员“失踪”情
况进行研究处理。
根据《公务员法》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
过十五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应辞退。至目前，王雁威失踪已超两月。
这种“休假式”的理由，王雁威不是孤例。据介绍，湖北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
道明失踪当日，对妻子称身体不适，要去看病。此后，即失去联系。
网上有消息称，蔡道明“畏罪潜逃”。不过公安县尚未公布调查进展。
2010年，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也是以休假名义，赴美国旅游一个多月后再
未归。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这些失踪官员，都会存在一些违
法、违纪问题。组织部门可能谈过话，或者官员听到自己要被调查或被举报的风声而逃
走，也不排除个别官员反应过敏失踪。
8月8日，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也不完全排除官员因家庭
矛盾而失踪，但可能性极小，负气出境就更没可能性。不排除这些人实际上将情人、财
产已转移出国，制造家庭矛盾负气出走假象。
被调查后出逃
反腐专家李永忠介绍，发生在立案前或刚立案后的“失踪”案例，并不少见
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在被调查期间失踪。
之前，2012年1月6日，温玲已卸任区政协主席，正式退休。公开资料显示，她1997
年任南山区科技局局长时，还曾当选深圳首届“十大优秀青年公仆”。
2012年4月，深圳市纪委对温玲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有媒体援引网络
举报称，温玲涉案受贿金额或达2亿元。
温玲之弟去年6月曾对媒体称，姐姐因孩子结婚赴美。
今年7月24日，深圳市纪委发消息开除温玲党籍和公职，经查温玲在南山区工作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由其亲属代为收受他人所送公司股权；并在
组织调查期间私自出境至今未归。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公职人员被调查期间，若需限制其出境或采取强制措施
，有关部门需要寻求司法机关配合。有些时候，程序协调、审批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
，发生立案前或刚立案后的失踪案例不少见。
李永忠说，中国每年有十几万党员、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真正够条件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占极少数。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又失踪的案例几乎没有。
同样在被调查(举报)期间失踪的，还有辽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
据报道，王国强曾于2010年7月以赴美国参加女儿毕业典礼为由，办理了因私出国
护照，但因故未能成行。
2012年3月，王国强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办理了一年多次赴美签证。4月，王国强
与身在丹东海关工作的妻子从沈阳机场出境去美国，此后便与国内失去联系。
据报道，去年2月，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组成调查组，对凤城海德热电公司调查
，调查该公司的过程中，发现了海德热电曾行贿王国强等问题。
按时间推算，王国强是在被调查期间“失踪”。
网传王国强卷款2亿多元。去年5月，王涉嫌经济犯罪一案被移送检察机关。司法机
关已对其启动追逃程序。
姜明安认为，我国现行的法规，对地方和部门“一把手”的监督还不到位，“同级
纪委管不了，上级纪委又太远”。一些高级别的领导，特别是部门“一把手”受约束小
，个别领导甚至消失很多天后，才被发现失踪。
“不堪逼债出走”
郴州曾登报寻找失踪的王昌宏，他被找到后交代炒期货赔了400多万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总结过近年官员失踪事件
的共性：一是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避走躲债，二是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
潜逃。
今年6月23日，湖南醴陵市有关方面消息称，该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邓元华未向上
级部门请假，已失踪超20天。此前，网络上有传言称邓元华携款近300万元失踪。
事发后，醴陵市检察院已介入调查。对于邓元华失踪的具体情况，醴陵市有关方面
未公布调查进展。坊间多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
王昌宏的失踪也与债务有关。去年3月13日，一则《湖南郴州农机局登报寻找失踪
副局长》的电视报道在网络上传播。据介绍王2011年11月起长期“不正常上班”。
2012年4月22日，郴州市纪委监察局人员找到王昌宏，他已做过保安、司机等工作
。据其交代，他做官同时还是个商人。炒期货赔了400多万，不堪逼债出走。
去年1月底失踪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官员李华波，失踪前还曾向局领导请假。失
踪后被曝出从2006年开始往境外转移资金，数额达9000多万元。
据报道，李华波一家4口一起失踪。2012年2月，鄱阳县财政局党组副书记程四喜接
到李的电话，称自己逃到了加拿大，“这几年，我贪污了很多公款”。
也有“失踪”者或因就医。去年11月，广州天河区猎德村村民注意到支书李方荣消
失了，后得知其已赴加拿大。李后来寄回诊疗证明并提交辞职申请。今年3月广州市纪
委称暂未发现李方荣有贪腐问题。
出逃与巨额损失
曾有科研资料披露，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逃者16000至18000人，共携带款项8000亿元
失踪的官员们并非都能长期隐匿下去。
据媒体报道，涉嫌受贿5000多万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
经理卢万里，得知有关部门在调查他后，2012年1月“失踪”。后据调查，他用名为“
张唯良”的护照跨越边境。
卢万里逃至南太平洋岛国斐济。3个月后，被押解回国，2005年底，卢万里被执行
死刑。
2007年，云南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时，发现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
星有重大嫌疑。2007年1月，案件侦办过程中，胡星消失了。据报道，消失前胡星还代
表交通厅参加了一次省里的会议。
胡星出逃后，中国警方对胡星发出A级通缉令。后来，在专案组办案人员规劝下，
胡星从新加坡回国受审。2007年8月，胡星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说，这些年，中国不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订相关
协议、谈判、协调协商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失踪官员被引渡或遣返归国受审的案例越来
越多。
“没有遣返或引渡归国的人，他们在国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想跑出去也越来
越困难了。”李永忠说。
今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工作报告时称，五年来，检察机关会同有
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
央行网站曾刊登完成于2008年6月的课题报告《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
径及监测方法研究》，该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
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
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出境限制与身份造假
国家对干部出境有明确规定，包括报批等。失踪官员多持有假身份
对于公职人员、领导干部出境问题，国家其实有多个明文规定。早在1999年，中办
就已下发《关于加强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工作意见》。要求，
正县(处)级以上干部因公临时出国(境)，要办理审批手续，要由单位填写备案表，报上
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审核等。副处级出境也要填写备案表。
领导干部因私出境，则需经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再到公安部门办手续。副省
级以上干部因私出境，出境审批手续也更严格。
即便如此，高官外逃依然不断发生。综合报道看，一些官员出逃前办理了假的身份
信息等。
根据公开资料，目前为止失踪最高级别官员，是2002年10月消失的国电总经理高严
，他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媒体认为高严携巨款外逃。审计署2003年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国
有资产流失46亿。
高严至今处于“失踪”状态。曾有消息称他在澳大利亚。
据报道，高严拥有至少3个不同名字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云南
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除本人护照外，还持有广东某地户口及护照、澳门居民身份证
。当年他出逃，便是持假护照越境。
专家介绍，对于领导干部的出境管理越来越严格。例如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及
离退休副厅级以上干部，因公、因私护照均要交由相关部门统管或登记等。
今年初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王岐山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
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此前，2010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
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子女或配偶移居国外的公职人员，应向组织(人事)部门书
面报告有关情况。
中央纪委、中组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暂行规定》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工
作人员，考虑到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掌握更多公共资源，《暂行规定》将其作为规
范重点。
技术与制度“预防”
专家李永忠认为，没有责任倒查机制，也是官员能够“失踪”的原因之一
反腐专家李永忠说，公职人员失踪前，一般做了准备。其家庭成员动向一般会发生
变动，同时，他们的账户、股金、房产等财产，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有关部门关注
及时，应不难发现蛛丝马迹，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这段时间他长途电话是不是多了，收发邮件频率是否变得频繁。这段时间是否深
居简出或频繁活动……”李永忠说，这些官员也可能会突然到远的地方开会或休假。这
些可能是给出逃准备条件。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公职人员出逃时，往往会把财产转移境外。这样的
大批资金流动，银行应该引起注意并向有关单位汇报。“银行应该成为反腐败的生力军
”。
今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建立“公职人员名单管理”体系，建议把官员及家属
、利益关联人在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信息纳入监督平台。林喆认为，这个体系
一定程度上能防止腐败行为，包括防止官员出逃。
李永忠指出，对于官员提拔乃至失踪官员，几乎没有责任倒查机制。“没听说有部
门因官员出逃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到“守土有责”，也是致使官员失踪(外逃)问题的
弊病之一。
姜明安认为，必须重视制度建设，“制定法规从源头上防止官员失踪”。目前已有
地方政府如广东珠海，着手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姜明安呼吁中央也尽快出台预防腐败
的法规。
在李永忠看来，目前技术不断发展，对防止官员失踪或外逃已有很好的效果，但这
属于技术层面，“微观角度”。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从宏观角度进行权力结构改
革，“这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备注：依据公开报道和新京报记者采访整理。)
□新京报记者 孟祥超 李超 北京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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