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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1731 | 1 转自 http://www.stdaily.com/other/dengxiaoping/chunsongcontentzhang7.htm
原书名《春晖》 ，第五章 重开高考之门 ，标题是我加的
.......
公元1977年10月22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二营所在的西双版纳景洪农场。
尽管已是金秋时节，但空气里还是没有多少凉意。
天刚亮，刘伍明就和战友们钻出自己亲手搭建的草屋，奔向橡胶林。割胶，这是他高
中毕业后来到这里两年半以来的主要工作。
虽然已经快到停割的季节了，但属于他任务范围内的200棵橡胶树，每天还得挨个割
过去。在树上划一道口子，树底下放一只碗，奶一样的胶汁就顺着口子流出来，流进碗
里。这个过程比较漫长，一般要3个小时，直到中午温度升高，胶汁停止流淌为止。
中午，大家都纷纷收工下山吃饭了，地里只剩下刘伍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今天
割胶的时候下手有些重，割深了，胶水还在流淌。他就坐在树底下等着。
忽然，营部平时很少使用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刘伍明仔细听
，明明听清楚了，却又不敢相信。他跑到胶桶旁，赶紧收拾东西。
高音喇叭里还在一遍遍重复着那句话：“恢复高考了！可以考大学了！”声音在一道
一道山梁之间撞击、回荡……
他往山下跑，边跑边跳：这是真的吗？高中毕业时，他只有15岁，从湖南来到这里“
接受锻炼”。他曾真的以为，割胶工就是他的归宿了，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出色的割
胶工。
上大学？他真的不敢想。
他所在的连队平均三四年才能推荐一个大学生，即使推荐，一辈子也轮不到他。兵团
里都是知青，有上海、北京、重庆、湖南和云南本地的。各个地方来的知青都是一个集
体，好事当然首先得给大集体，像他这样几乎就组不成集体的根本没门。
不过他还算是比较上进的人。华南热带学院常常有大学生到这里来实习，他们用一种
新的方法割胶：添加一种化学试剂，割掉一小块树皮，插一个针管进去，胶水流得很快
，还不怕洒到外边。大学生想找个年轻人帮忙，刘伍明毛遂自荐。大学生实习了三个月
，他学了三个月。
他跑下山的时候，整个连队都沸腾了。平时开会用作主席台的小土丘旁边围满了人，
他往里面挤，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哥们儿，可以考大学了！”
可以考大学了！那人的力气真大，拍得他生疼。
连队文书拿着一份《云南日报》，站在土丘上大声念着：某某大学招什么专业，某某
大学招多少人……已经开始填报志愿了。当时全连队180号人，只有一份《云南日报》，
刘伍明从始至终都没能看清楚它长什么模样。
真的可以考大学了！刘伍明激动得不得了，他总算有机会离开这里了。他现在觉得，
自己曾经梦想当个好割胶工多没远见！
年初，要好的北京知青在北京过完春节，回来后，曾跟刘伍明说，有可能要恢复高考
了，让他好好准备准备。他们大多数是“老三届”的，比刘伍明大。
刘伍明当时不太相信会有这种可能。
现在，却已成真。
500多万人涌进考场
消息也同样搅动了另外一部分人。
这些人很不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居然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上大学，十几年来哪有这
种事？让这些“坏分子”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那咱们贫下中农的子女怎么办？中国到
底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声音传到了中央。邓小平对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告之天下，坚定执行原定方
针政策不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首先就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
平等。
全国人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被严重剥夺了学习机会的几代青年，受到了极大
鼓舞，他们踊跃到所在地区或单位报名，要求参加这早应参加的高考。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公布，刘伍明所在的四连180多人中就有140多人报名。
压抑了10多年，他们忽然觉得自己看到了理想，好多人报了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他
们也许只是想还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夙愿，能够怀着这个神圣的理想走进考场，足矣。
刘伍明当时并不怎么自信，甚至没有太高的理想。
他觉得，只要能以这种方式改变他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就行了，不管什么学校
都行。他报考了云南农业大学。要好的北京知青开玩笑说：“那不行，毕业了你还不是
得回到这里来当技术员？”
刘伍明想知道：怎样才能不再回到这个地方？
西双版纳，现在多少人梦里都想去看看的地方，当初却令知识青年们视若藩篱，他们
都想“逃出去”。
朋友们建议刘伍明考师范大学，“至少可以到县城里当个老师，而且师范大学的分数
线应该比较低。
最后，刘伍明报考了云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学好
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由于时间太紧，这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考试时间定在年底，并且
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政治、语文、数学为必考科目，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
到1978年，原教育部才编发了《高考复习大纲》，并于同年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
离考试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十多年过去了，不仅仅是荒废了学业，连需要的复习资料
都找不到。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搜罗。商店里的笔和纸好像都在断货，课本和教材更没有一家
书店可以找到。
人们只能四处去收集那些经过十年浩劫侥幸留下来的书本，至于让现在的学生眼花缭
乱的各种考试辅导资料，那时候，连想都别想。
刘伍明悔恨自己当初没有听北京知青的话，只想着好好接受锻炼，要是早点准备该多
好！
农场的生活极其贫乏，除了劳动还是劳动，根本找不到什么书读。偶尔能看看《西双
版纳报》，像他们这样的普通割胶工，《云南日报》和《人民日报》是不可能见到的。
刘伍明的父亲是军人，家里只有一些革命回忆录之类的书。除了课本，他再也找不到
别的数理化方面的书，曾经学过的知识，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
有了书，那就等于拥有了稀世珍宝。没有书的人，就只能趁人家休息的时候赶紧借过
来看一看。
当时商店里有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的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他们几个人凑钱买了一套，
大家轮着看。上午，你看数学，他看物理，我看化学，下午交换。惟恐自己看不完，所
以每个人都不休息，尽量多看点。
山坡上，橡胶林，小河边，到处都有他们学习的身影。
刘伍明常常向那些老知青请教，他打心眼里崇拜这些人。他们真厉害，课本上好多题
刘伍明不会做，而他们蹲在地下，拿一根棍子左划右划，就做出来了。
时间太紧了，搜集到的资料，他们只来得及匆匆翻一遍，就该考试了。
此时，在山西省平鲁县西钟牌大队插队的牛谦，已经复习了两个月。
前面说过，8月份，科教工作座谈会还没结束时，牛谦就已经意识到可能要恢复高考
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后来竟然完全不用推荐。所以，正式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公布，他并
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欣喜若狂。他只是觉得，自己很敏感，判断能力很强。后来有同学还
说，他那么早就知道了，肯定是有后门。
牛谦上高一时还正而八经读了点儿书，高二的时候学校就又乱哄哄了。他们年级的五
个班被随意分成了革命理论班、机电班、卫生班、农业班……他所在的革命理论班不学
理化。
所以，虽说动手早，还是比较吃力。他高二时的班主任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套“文
化大革命”前的数学试题，牛谦全都不会做。他只能抄一遍答案，再照着答案一点一点
地试着推导，一天一天地琢磨。
明天就考试了。
牛谦早早起来，换了一身平素很少穿的新衣服，背着简单的行囊步行到平鲁县城。县
城距村子10里地，他比较熟悉，毕竟两年前刚在那里读完高中。
此时，牛谦的父母还在另外一个县城里工作，那时的孩子比不了今天的孩子，参加一
次高考全家甚至亲朋好友都去陪驾。
他来到县城，找了一家还不错的旅馆住下。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于是在
街上找了一家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顿。
晋西北的冬天很冷，但在牛谦的记忆里，27年前的那一天没有寒风，只有温暖的阳光
。
前来考试的人很多，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牛谦的中学老师也和他一起走进考场
，拿起了笔。
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像过节一样，兴奋异常。
考场就在他当年就读过的县高中，一个教室里坐50个人。牛谦做得很轻松，考完估分
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每科能考84分。
同一天。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团部所在的橡胶林，摆满了几千张简陋的桌子，一时变成
了一个偌大的考场，煞是壮观。隔十几桌就有警卫连的战士荷枪而立，权做监考。
早晨6点多，刘伍明他们就挤上了连里发往考场的“专车”。说是专车，实在有些夸
张，只是连里从运输班派出的几辆手扶拖拉机而已。
刘伍明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抬头一看，考场的人黑压压望不到边。
一个团有12个营，一个营有24个连，他按他们连的参考人数粗略算了一下，这个考场
大概有五六千人。刘伍明发现，那么多老知青都坐在考场里。想到他们平日里什么题都
难不住，他突然有些犯怵，越发地不自信了。他想，就算是陪他们考考算了。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前边的小题不难，刘伍明做得很轻松。后面的作文则是给了一句
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让写读后感。他越写越紧张，手开始发抖，写了好
多错别字。他就先在草稿纸上写，写完再往作文纸上誊，誊了不到一半就到时间了，他
只好连草稿纸一块交上去。
刘伍明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成绩。他问一位30多岁的老知青，那人说，你连作文都写
不完还能干吗。刘伍明很是沮丧。
下午考数学更加糟糕。后边的大题他都不会做，其中一道题里边有一个长得像肠子又
像五线谱音符的东西，刘伍明从来没见过，下来问别人，才知道是积分符号。还有一道
微分题，他也不会做。他觉得自己这下子真的完了。
那道积分题从此刻在了他的脑海里。27年后，他还能很熟练地写在办公室的黑板上给
我看（∫1/1+x·dx）。
第一天下来，好多人都坚持不了了，第二天没有再来。
刘伍明没有放弃，他觉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机遇，一定不能错过。他晚上没有乘拖
拉机回去，在团部中学教书的一个知青那里借住了一宿。
第二天考化学、物理和政治，刘伍明觉得特别简单，找回了一些自信。
红宝书为考卷让路
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
这无疑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考试，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如
何解决考生的试卷纸张，在当时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
考试总得要钱，比方说印卷子、评卷子。考生们觉得全靠国家掏也确实困难，但他们
自己又实在没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报名费能不能只收一块钱。后来政治局讨
论认为，不能再增加考生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那时候中国的纸张产量本来就不高，而且大部分还都拿去印了“红宝书”，或者写了
大字报、大标语。
《毛泽东选集》6个月前刚刚出版，此事为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全国所有印刷厂都
在开足马力印刷“红宝书”，已经印了2800万册了，还要印。有人掂着“红宝书”说，
还不如就把印这个的纸拿去印考试卷。
这个主意不错。可是地方官员不敢做主：违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高考，已经不得了了
，还敢把印《毛泽东选集》的纸挪用做考卷？他们只好把问题上呈，一级一级地报到中
南海。
中央作出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
刷考生试卷。
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
建立在知识尊严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是多么神圣！
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1978年春节前的一天。
刘伍明看见文书远远地冲他笑，他走过去，文书告诉他他考上大学了。文书搂着他的
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你总算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最差也可以在县上当个老师。
”
文书不知道刘伍明考到哪里了，他也是在电话里接到的消息。两天后，通知书来了，
是云南师范大学物理系。刘伍明很激动，总算实现了小小的理想，他恨不得跳起来。
他去团部转关系，团里的人对他考上大学似乎并不是很高兴，甚至后来他离开兵团的
时候，团里都没有搞任何欢送仪式。刘伍明当时还是副班长，转完关系，班里的好多事
情又交接了两天。
刘伍明的人缘不错，他勤快，大家都喜欢他，而且愿意帮助他。但是，此时大家好像
并不为他高兴。
他抑制不住喜悦，他要为自己庆祝。跑到营部买了些糖果回来分给大家，他们边吃边
聊。
一位平时和他要好的北京知青落榜了，他对刘伍明说了和文书相同的话。
在山西省，是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填报志愿。牛谦考得不错，平均成绩85分。
考试之前，学校就把一些大学的简介贴了出来。
他当时并不苛求一定要上多好的大学。他从小就崇拜技术工人，梦想着当个工程师，
所以，他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山西省比较有名的太原工学院，第二志愿是山西重
型机械工学院，第三志愿是北京大学。
他觉得，去北京是一个遥远的梦，因此也没把北大当回事。本来想报自动化和无线电
专业，害怕考不上，就报了自认为冷门的物理学。后来才知道，北大物理系的录取线当
年很高。
那天，牛谦破例没去大队办公室——那间只有一部电话和一个老头的窑洞。老头管收
发，顺便开了一个小卖部，卖点烟酒等东西，酒里面老掺水。牛谦经常饭后没事时溜达
过来，看看报纸，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
和他一起的一个知青回来说有他一封信。牛谦去取时，看见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字是
竖排的，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信封了。信封上的落款是北京大学，上边还印着“录
取通知书”。
牛谦从窑洞里跑出来，一路跑回去。他没法不激动：家族祖祖辈辈就没有出过一个大
学生，今天他考上了，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
要说牛谦的命也挺好，那年，重点大学提前录取，他的成绩好，就先被北大录了，要
不还真得亏死。
牛谦不记得那天是不是喝了老头掺了水的酒。他所在的村子有一个知青点，11个人，
年龄相仿。大家看到牛谦高兴得合不拢嘴，也就你一言我一语地祝福着他，陪着他放纵
，暗地里却各自黯然神伤。
这年春节前，全国有27万多人先后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这就是大学？
1978年2月，牛谦怀揣着录取通知书，提着家里唯一的一只小皮箱去北京报到。没有
人去送他，火车从太原到北京整整爬行了一夜，他没有座位，找了个角落在皮箱上坐了
一宿。
第二天到北京的时候，天已大亮。无遮拦的朔风扫得他脸生疼。他出了站台，乘上北京
大学接新生的车。
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早晨的阳光斜照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突然与传说中的“圣地”如
此近距离地接触的时候，牛谦竟然表达不出自己的感觉是亲切还是神圣，他脑子里当时
只有一个词，而且变得巨大无比：
金碧辉煌！
可是，当他走进北大时，这个中华一流学府却没有该有的清幽、整洁。
校园里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留下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在墙上飘飘扬扬，四处
张贴着毛主席语录，教室里光线暗淡。
学生第一食堂是一个大礼堂临时改成的，没有桌椅。学生们用网袋提着饭盒，排队打
饭，然后就随便找个地方或蹲或站着吃，就像在农村集镇上的小吃摊。
当年一声号召，多少学子扛起革命的旗帜，把书桌砸烂，把老师赶进了牛棚！因此，
经历了10年浩劫的高等学府，几乎都成了如此不堪收拾的残破模样。
大学校园日渐荒草萋萋，革命声势却依旧不减。
清华大学，这所原由美国人创办的专门培养“庚款生”赴美留学的学校，曾经是以具
备最出色的理科教学而闻名于世的。
清华的实验室里走出了像钱三强、周培源、茅以升那样的大科学家，以及数以万计的
杰出工程师。
经过10年浩劫，它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暖气管冻裂，地板不翼而飞，老鼠做窝，麻
雀筑巢，老教授们或伤或病，或还在做着清洁工。
邓小平站在清华大学废墟一般的校园里，目光沉重地望着陪同他的学校负责人，问他
们修复实验室需要多少钱？
校领导轻声说，光是购买仪器就得花费3000万至5000万人民币。邓小平低头略想，抬
高声音说：“那么，全国就得花20个亿了。”
这还只是实验室仪器。全国那么多所大学，经过10年的浩劫，就像一个好端端的屋子
被败家子糟蹋得不堪入目，要想重新住人，重整家业，需要花费多少财力物力？
有人被这种不堪展望的前景吓住了。
是的，还远远没有恢复元气的各高等院校，要在一两年内，一下子接收几十万上百万
学生，且不说，这上百万学生后面还有一个几乎如天文数字庞大的考生群——积压了10
年约3000万享有上大学权利的考生。3000万！简直就是一股百年不遇的巨大洪峰，学校
能承受得了吗？
这是一个不能不引起重视的现实。不光校舍等基础建设承受不了，10年牛棚生活，
1
0年工农兵大学，许多稍微偏远一点的大学，连师资都成问题。
刘伍明来到云南师范大学时，原以为这个前身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堂堂高等学府，应该
遍地都是能给他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然而，事实却几乎相反，有些老师甚至连学生都不如。
大学第二学期，期末考热力学。发卷子的时候，有一道题，班上好几个同学都被判为
答错了。
刘伍明曾经在一本习题集里做过这道题，而且书上还有详细的计算过程。他们觉得不
对，就拿着那本书和卷子，找老师讨论。老师居然说，你们说对那就算对吧。
这样的事情，刘伍明经历过多次。好多老师甚至不知道该讲什么，就发给学生一本习
题集,一做一学期,最后还没有标准答案。
然而，让刘伍明心存感激的是，这些老师的脾气和心肠都特别好，常常劝刘伍明趁着
年轻多学些知识，毕业后考研究生。
那时候，基本上没有现成的课本。要么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课本，要么就是工农
兵大学生的课本，而且都是油印的。
大三的时候，系里开了量子力学课，还是没有课本。后来，他们找到一本复旦大学“
文化大革命”以前编的《量子力学教程》，刘伍明就发动全班同学刻蜡版油印。钉起来
厚厚的一本，很不齐整。
流行于校园的“三抢”
在“教育要革命”的岁月里，他们虚掷了太多的光阴。大学，这个本该属于他们的知
识殿堂，却整整让他们等了几年甚至十几年。
此刻，他们相信只有知识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恶补，就像干渴已久的禾苗，贪
婪地吮吸着每一滴雨露。
刘伍明在大学里的全部乐趣，几乎都来自习题比赛。
上数学分析课的时候，老师拿来一本吉米多维奇编的《数学分析习题集》让他们做，
一共4462多道题，没有答案。
刘伍明是学习委员。他带头刻蜡版，全班每人印了一本。老师说期末考大数题，不到
半学期，他们就把这部分题做完了。老师又说，那就考商数题，结果又是超前做完。
没有习题解答，他们常常是三五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商量，甚至为维持自己的见解争
得面红耳赤。
要是有人弄到一本习题集或者别的什么参考书，立马就会遭到哄抢，其激烈程度远远超
过今天的大学生们抢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往往一本书回到主人手里时，已经烂得不成
样子。谁做的题多，谁就会被当成英雄一样崇拜。
后来上电动力学的时候，老师找来一本苏联人编的《电动力学习题集》让他们做。刘
伍明欣慰的是，当年的每一道题他都认真做了，因此，后来考博士的时候，有一道本科
时做过的题，他不假思索就写出了答案。
大学那几年，刘伍明老觉得时间不够用。
像今天的大学生那样出双入对地谈恋爱？他们想都没想过。教室每天晚上10点熄灯，他
们就每人买一盏马灯，常常学到12点。放假一般也都不回家，在学校泡图书馆。每个月
的生活费除了吃饭就是买书。
有一次，牛谦和同宿舍的好友去逛中山公园，突然看到一家图书馆，几个人便改了行
程。
同宿舍的大哥屠志淳原来是个工人，有工作证，可以借书。正在你挑我拣，他们突然
发现了一本《数学分析习题集》——就是刘伍明也做过的那本，他们如获珍宝，一路哼
着小调捧回宿舍，８个弟兄时常切磋。
幸运的是，北大毕竟是国家一流学府，图书馆的书很多，大学几年里，牛谦他们过得
还算充实。
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流行“三抢”：一“抢”是抢座位，抢教室的位子。每次上课前，
同学们都会早早来到教室，用书抢占前排的位子，自己占好了还帮别人占。女生们更是
抱成团，哗啦一下子就要占掉十几个座位；二“抢”也是抢座位，抢自修室的位子。有
人甚至用废书长期“占踞”着一些好座位，以致常常引起纠纷；三 “抢”依然是抢座位
，抢图书馆的位子。早晨图书馆还没开门，门外就已排起了长队。
“三抢”的事牛谦干过，刘伍明也干过。４年大学生活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干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1977级学生许纪霖，如今已是知名学者，他在回忆大学生活
的文章中写道：“当年的大学图书馆哪像现在门可罗雀，其热门程度，只有牛市里的证
券交易所可比。晚上6点半开门，5点半就要等在门口去抢座位。不仅抢座位，还要抢杂
志。大门一开，就直扑事先瞄好的目标，晚一步就势必落入他人之手！我记得，金观涛
、刘青峰关于中国超稳定系统的文章，就是以这样的百米速度抢来的。它当时发表在一
个很不起眼的杂志《贵阳师专学报》上。那杂志差不多已经被人翻烂了，但依然被学生
们反反复复抢着传阅。”
“恢复高考”一下子激活了整个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变。当时，读书的身影
随处可见，新华书店的长龙司空见惯。
除了图书馆，许纪霖“最常去的地方就算书店了……我们常常利用课间15分钟的休息
时间，去看看有何新书。教室在河西，要来回跑步才赶得上。即使这样，也乐此不疲：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新书，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托尔斯泰的《安娜·
卡列尼娜》——实在比如今股市中的新股还紧俏，你晚到一步，就会遗憾终生！”
人才辈出的“82届”
1981年，牛谦尚未大学毕业。
李政道先生创办了一个基金项目，招收一批物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到美国各个著名大学
留学。由美国一些大学出题，国内组织考试。
牛谦得此机会。
刚去的时候是在西雅图，他在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接着在伊里诺大学做了两年博士
后，又在加州圣巴巴拉大学做了三年博士后。1990年，他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工
作，现在是讲座教授。
2004年6月，我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见到他的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他现在还
是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学者，每年回来工作两三个月。
在美国，他常常会遇见当年和他同级的同胞。
刚去西雅图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位37岁的老大哥，是和他同年出去的。牛谦所在的这
所大学，后来培养了好多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1977级的刘伍明、赵宪庚，还有现在已
经是研究员的刘杰、副研究员的姚裕贵、刚刚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的
他的学生吴飚。
牛谦北大时的舍友，现在基本上都是科技领域的中上层人物：胡晓东，现在是北京大
学物理系的教授；师贵全，在上海交通大学做自然科学史研究；杨斌，读完博士后在硅
谷做了工程师，只可惜英年早逝……
刘伍明大学毕业之后，还是回到了西双版纳，被分配到云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工作。他
在那里工作了３年，又考回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当了３年老师，考上中国科
学院金属所的博士生，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
辗转数次，刘伍明于1998年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做了两年副研究员，在巴
顿研究所做了两年副研究员，2002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他每年招收两个研究生，现在已经带了7个，已经培养出站3名博士后。
公元2004年4月27日中午，我和刘伍明夫妇，坐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职工食堂临
窗的位子上，边吃边聊。我试图把他的记忆拉回到27年前，那个改变了他和许多人命运
的崇高时刻——1977年，恢复高考——为我的写作增些素材。
“没有邓小平，也许就不会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今天。”他挟着清蒸鲈鱼的筷子停在半
空中，认真地对我说。
“……”我看着他，无语。
“真的。真是这样……”他似乎觉得我无法理解。
在办公室，刘伍明从抽屉里拿出几页纸，给我介绍了一大串人：
张富春，香港大学物理系主任，据说现在月收入17万港币。上大学之前，曾在贵州一
家兵工厂当过10年工人。
牛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讲座教授。当年高中毕业之后，曾在山西农村插队两年半。
周欣，美国杜克大学杰出教授，曾在北京乡下插队期间自学完大学数学课程。
郭鸿，加拿大McGill大学教授。
田光善，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张酣，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原院长。
赵宪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
……
这些人至少有两点是相同的：第一，如今都是物理学界的佼佼者；第二，都是1977年
或1978年考进大学的幸运者。
几位在境外工作的教授，现在每年回国做两三个月研究，偶尔也会带外国学生回来，
带国内学生出去。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常常会将国外物理学研究中一些最前沿的东西带
回来，慢慢地，一茬一茬的人才也跟着被培养起来了。
1977级和1978级，一般被合而称之为“82届”，后来确实出了不少人才。上世纪80年
代令中国文坛很是辉煌灿烂了一把的“伤痕文学”作家，大多出自这一届，还有如今堪
称大腕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
据许纪霖回忆：他所在的华东师大政教系，“本来在文科里面属于被瞧不起的系科，
但在我这一届，后来也出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如经济学家陈琦伟、中国哲学史专
家杨国荣、西方哲学史专家童世骏、现任华东师大人文学院院长的国际问题专家冯绍雷
等”。
如今，“82届”毕业生大多数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甚至佼佼者。拿科技界来说
， 2004年2月走马上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静海院士；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不久前从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位子上调任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局长的张杰；号称“铁
腕”的中国网通总裁张春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包信和……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采访时，刘伍明告诉我，他们所里“82届”的人很多。后来
搜集素材的时候，才知道光该所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的就有多人，这里不妨列
举几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恩哥，199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称号，
2003年获世界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
北京大学长江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彭练矛；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极端条件物理实验室副主任王楠林；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研究员王岩国。
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百人计划”特聘研究员谢
心澄。
……
这些人大都40出头，而且都有留学经历。27年前，大学之门刚刚公平地向他们敞开的
时候，他们也许是田间荷锄的农民，铸锻车间做工的工人，煤窑里爬上来的掏炭工，寒
酸潦倒却留着小分头的民办教师，橡胶林里割胶的割胶工……
如今他们的共同称谓是：人才。
1977年冬天，报名参加考试者达570多万，录取27.3万。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
40.2万人。而此后20多年，中国一共有6000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了高考，1000多万人进
入大学学习，有近3万人取得博士学位，31万多人取得硕士学位。
其实，在当时，恢复高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它犹如一把利剑，劈开“左倾
”思想的枷锁；又如一只号角，吹出了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
当我完成采访，坐在电脑前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仿佛看见，公元1977年8月，邓
小平那个坚决的手势：“那还来得及，把它追回来！”
我不止一次地想起饭桌上刘伍明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也不止一次地在想：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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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他们的人生将会怎样？如果没有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中国，
将会怎样？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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