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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记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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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刘和珍话题: 鲁迅话题: 杨德群话题: 烈士话题: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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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
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
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
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
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
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
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
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
,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
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
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
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
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
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
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
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
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
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
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
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
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
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
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
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
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
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
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
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
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
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
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
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
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
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
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
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
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
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
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
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
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
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
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
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
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
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
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
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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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从此终身吃素忏悔,和邓小平挫骨扬灰有一拼了。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
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
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
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
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
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
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
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
,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
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
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
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
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
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
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
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
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
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
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
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
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
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
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
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
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
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
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
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
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
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
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
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
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
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
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
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
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
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
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
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
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
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
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
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
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
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
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
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在 t******r 的大作中提到】
: 一
: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
: 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
: 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
: 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
: 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
: 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
: 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
: 能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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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比小平还是好不少,矮贼打桥牌还欢着呢。

【在 a****r 的大作中提到】
: 段祺瑞从此终身吃素忏悔,和邓小平挫骨扬灰有一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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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
: 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
: 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
: 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
: 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
: 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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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圆明园西南面“九洲清宴”遗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这座墓园占
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一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九米六面体大理
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
左,镌刻北平市长何其巩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
、所在单位和职业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坟茔,其余烈士葬于别处。这处烈士墓是
在“三·一八”惨案三周年时建成的,当时北平市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礼。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
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
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里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园。在校园的
西跨院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两层方形碑座上是方锥形的碑身,上刻“三·一
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座上刻着两位烈士的生平传略。碑身阴面镌刻着
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杨德群曾在国立武昌高师肄业,后转入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当时也为她举行了追悼
会。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的楼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
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汉白玉方锥形纪念碑,碑座正面
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写的“碧血丹心”四个字,还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叙
述了建碑缘起。和平门外师大院内曾建有范士融纪念碑。 在北京大学西部化学南楼后
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烈士牺牲一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了这
座方锥形的汉白玉碑,碑身正面镌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八个大字。碑下的三层基
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的是“三·一
八遇难烈士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纪念碑”。1982年3月,北大团委从原北大三院(
在东城区北河沿)迁移来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
”惨案。纪念碑为方锥形,四面分别用篆书刻写着:“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君克仁、李君
家珍、张君仲超纪念碑”,“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与此相对应的碑腰四
面,分别刻着三位烈士的简历和铭文。 在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建
有“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纪念碑”。这是清华学生在1926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
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
学生会同人立”。清华同学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三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
八诸烈士合葬,于是在原墓址竖起断碑。 在崇文区幸福大街汇文中学校园内,建有“
唐耀昆、谢戡烈士纪念碑”。是从汇文中学原校址建国门船板胡同迁来的。碑身正面镌
刻着“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碑铭全文是:“举幡伏阙,自古有之。惟义与此,
匪党匪私。何渎于天,市朝陈尸?!舍生报国,千古同悲!”

【在 t******r 的大作中提到】
: 一
: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
: 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
: 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
: 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
: 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
: 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
: 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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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碑 - 三一八断碑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阀军舰
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
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
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
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
威胁北洋政府。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中国国民党执行
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
天安门集会。3月18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
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
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
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
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
,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
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
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
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
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
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
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
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
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
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
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同
时执政府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下令通缉徐谦、李
大钊、李煜瀛、顾兆雄、易培基等5人。朱家骅、蒋梦麟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张作
霖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
4月26日清晨邵飘萍于被秘密处决,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代校长蒋梦麟等遁入六国饭
店再秘密离京。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
馆。《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被查封。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刘清扬。 3月20日,中
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
、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
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
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
,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
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
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
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
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国务院“阁员总辞
职”。但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
《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
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
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
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
》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
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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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在近期的中学教科书改革中,虽然大的趋势在向着世界文明潮流靠近,但也出现了一些
局部的逆流。比如,上海的新历史教科书因为淡化了中共的“革命史”而被中止使用,
鲁迅脍炙人口的名作《纪念刘和珍君》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
对于《纪念刘和珍君》的消失,在知识界有不同的解读。近日,杂文家鄢烈山在《重塑
鲁迅》一文中,谈及广州一尊新落成的鲁迅塑像,称赞这尊国内惟一的鲁迅和许广平在
一起的“夫妻塑像”,鄢文指出:“与以往横眉冷对的鲁迅形象不同,这回的塑像着力
凸现了他和蔼、宽厚、坚韧、睿智的文化气质。这不仅是为了‘缅怀两位先生在广州的
情缘’,也表达了时人对鲁迅的新认识或者说新塑造。用鲁迅之孙周令飞的话来表达其
立意,就是‘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紧接着,鄢文谈及当下中学语文课本
中课文的更替,鲁迅作品大幅缩减,金庸小说得以入选,鄢文为《纪念刘和珍君》被撤
换而叫好:“起码将《纪念刘和珍君》换下来还是有道理的。此文背景说来话长,文章
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
残到这地步’这句表达激愤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青年人振振有词的座右铭,
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还是暂不出现为妙吧。”
我完全不同意鄢烈山的看法。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见不得《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为何
不愿接受鲁迅对中国人“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的评估,为何支持鲁迅的孙子提出的“作
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的论断。无疑,“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俯首甘为孺子牛
”是鲁迅生命中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此前人们过多地接受其怒发冲冠、“横眉冷对千
夫指”的一面,而忽略其温柔谦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如今凸现后者、还原
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确实有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试
图用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来完全地取代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那
样所获得的鲁迅的形象,同样是残缺不全的。
在我看来,《纪念刘和珍君》是鲁迅最好的文章之一,是鲁迅最动感情和最用心血写的
文章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这篇文章作为中学语文课
本中的范文是当之无愧的。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刚刚上高中一年级,在学习《纪念刘和
珍君》一文的时候,老师一边朗读一边落泪,他是用哭腔念完这篇文章的。虽然大部分
同学都不明白老师为何如此感动,我却心有戚戚焉。那时,天安门屠杀刚刚过去三个月
,血迹还没有干,谎言已经开始弥漫。对“六?四”期间的言行的清查正在如火如荼地
展开,人人都谨言慎行。语文老师是一位大学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惟有讲授这篇文
章的时候,他才得以真情流露。
许多年过去了,老师朗读那些段落时的情景,宛如是在昨日,历历在目,这些经典的段
落也时时涌上我心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
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
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
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
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纪念刘和珍君》过时了吗?没有过
时。因为屠杀并没有远去,屠杀就在我们身边;屠杀不仅是段政府的杰作,更是邓政权
的佳绩。在那些日子里,万马齐喑,指鹿为马,道路以目,我们年轻的语文老师惟有通
过朗读《纪念刘和珍君》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独裁者的愤恨:“但段政府就有令
,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
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
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句子深深地打动
了我少年人的心,我就像当年目睹十二月党人被沙皇绞死的赫尔岑一样,由此发誓与一
切专制独裁的力量战斗到底,这篇文章奠定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的本色。十八年过去
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学生有过与我相似的经历,但我相信《纪念刘和珍君》一直是青
年一代精神启蒙的重要一课。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曾经在校园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找到了与刘和珍、杨德群一起遇难的燕京大学女学生魏士毅的墓碑。在月明星稀的夜晚
,我独自前去祭拜孤独的学长,并为她诵读《纪念刘和珍君》。
这是一篇和着眼泪和血写成的文字。这是一篇不容轻慢、不容亵渎的文字。如今,中共
的教育主管部门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去,表明他们害怕这篇文
章,担心让老师和学生们联想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这篇文章不符合中共当局
炮制的“和谐社会”的谎言。杀死孩子之后不仅不认罪,而且还继续逼迫死难者家属的
政府,有什么资格说“和谐”这个词语呢?作为老百姓,谁不希望和谐、平安与幸福,
可是谁愿意以做奴隶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和谐”呢?
《纪念刘和珍君》所描述的不是过去的中国,而是当下的中国。这就是鲁迅文章的力量
所在,“死诸葛吓死活司马”,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旧政权的谴责,居然让一个武装到
牙齿的新政权心惊胆战!是的,如果说中华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三?一八”,那
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六?四”,而后者的残酷与血腥程度远远超过
前者。作为当代的写作者,应当自己写出一篇篇像《纪念刘和珍君》一样严词谴责凶手
的文字来,并慰藉那些死难者的灵魂和他们哀伤的家人;然而,我们没有写出来,因为
怯懦,因为逃避,因为升官发财的欲望。于是,我们只能借用鲁迅先生的文章,借用这
篇八十多年前的老文章,曲折地、隐讳地、战战兢兢地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本身便
是一个巨大的退步。然而,当《纪念刘和珍君》被从课本中删除的时候,当更大的退步
发生的时候,杂文家鄢烈山不仅不反对之,反倒为之叫好,因为“和谐社会”不再需要
“战士”了!
其实,鄢烈山早已宣称鲁迅的时代结束了,今天的中国不需要鲁迅了,需要的是“公民
写作”,是“建设”而非“破坏”。是的,死去的人既然不能复生,过去的事情就过去
吧,要学会向前看,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鄢烈山形容为“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代”呢
?这个时代,想当战士的人,只配落得个堂吉诃德的下场!但是,在我心目中,鲁迅永
远都是战士,是独自面对各种黑暗势力、组织及流氓小人的战士,是同时受到“敌人”
和“自己人”猛烈攻击而遍体鳞伤、却“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异类”。一旦剥离其战
士的质地,鲁迅便不再是鲁迅了。战士的身份,是鲁迅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
堂等人最大的区别。鲁迅迁居上海之后,脱离了政府、大学等建制,完全靠写作维持生
活。在此意义上,鲁迅比胡适等人更加自由和独立,这种自由和独立也更值得尊敬。鲁
迅不仅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战斗,不仅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战斗,也与中共控制下
的左联领导人“四条汉子”战斗,与习惯吃人血馒头的大众战斗,凡是有黑暗的地方,
便有他战斗的身影!
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最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黑暗并不比鲁迅那个时
代少。鄢烈山当然有权选择风花雪月,当然有权不当鲁迅那样的战士,当然有权否定昔
日也曾经战斗过的自己,甚至也有权批评和否定鲁迅的立场,这是他的权利和言论自由
;但是,我们同样有权批评鄢烈山打着“重塑鲁迅”的旗号所做的歪曲鲁迅的工作,我
们同样有权呼吁更多的知识分子像鲁迅那样生活和战斗。换言之,我们理解和宽容明哲
保身的选择,但我们不能认同逃兵对战士的攻击。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像王蒙所说的那
样“要是有一百个鲁迅,天哪,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的中国,需要有一百个、一
千个、一万个鲁迅,在人权状况极其恶劣的状况下为自己及同胞争取基本人权,在缺乏
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为自己及同胞争取言论自由。面对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面对辽宁被
铁水瞬间蒸发的工人,面对被流氓绑架殴打的人权律师李和平,面对奥运前夕被赶出北
京的上访村的访民,难道应当见怪不怪、视若无睹吗?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良知尚未
泯灭的人,必定会像鲁迅那样愤怒并呐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表明,现实社会
的残酷与邪恶远远超过我们的评估与想象,也是对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鄢烈山最不
喜欢的那段文字的印证——“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同样在繁华而溃烂的广州,鲁迅研究者、作家林贤治的感受就与鄢烈山截然不同。鄢烈
山拼命维护“和谐社会”的面子,甚至写文章歌颂中共十七大的“表达权”,林贤治偏
偏要揭穿那一幕幕“不和谐”的画面。在广州,有被警察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有被武
警射杀的太石村村民,有被冤屈下狱的记者喻华峰,也有“小康”不久的鄢烈山。林贤
治以鲁迅为镜子,照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小”来,他说:“我们这些学者之类的算啥?
哪个人会自始至终想到沉默的大多数,哪个人会想到社会不合理的存在,哪个人会正视
专制主义的存在,哪个人敢挑战专制者!我们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有些人说鲁迅好斗,
不好。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恶势力在那里,斗还是不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然而,鄢烈山却不接受这最简单的常识,不承认战士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不是鲁迅在
变化,而是某些人自己在变化,变得世故、圆滑、冷漠、自私、“过于聪明”,正如林
贤治所说:“我们身上没有一点战斗的因子,我们已经失去了感受的能力。”
鲁迅从来没有掩饰过对专制权力的厌恶,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某种“艺术化”的方式来隐
讳地表达这种厌恶。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其实是很容易作出的,不需要太多的考证
和研究。毫无疑问,《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从心底里喷涌出来的文章,鲁迅在写这篇
文章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否可以发表、在什么地方发表,以及发表之后会给他带
来怎样的危险。这样的文章才是千古绝唱。某些人,一提起笔来便反复斟酌如何发表、
在哪里发表、能得到多少稿费、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在此心态下写作,是非正常的
写作,是自我阉割式的写作。在此精神状态下写出来的文章,必定没有生命力。
《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许多人不敢也不愿阅读的文章。虽然它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
除掉了,但它不会消失在历史深处。我会把它介绍给许许多多的年轻朋友,我相信它会
打动越来越多同胞的心灵,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外部环境,与鲁迅生活的时代相比,并没
有本质性的变化。这篇字字泣血的文章,其重量远远超过了某些帮闲文人所写的所有帮
闲之文。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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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轮回。
五毛全绕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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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64放在美国也要镇压吧 ?纪念下弦月君
中国真的是进步了啊重看记念刘和珍君》心中油然而生三个字,“杀得好!
64死了一些 但是没那么多吧纪念小金猪君 (转载)
记念刘和珍君[转载] 纪念钱永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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