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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作者：万润南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
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
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
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
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
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
，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
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
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表情冷峻
、胡和任待人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
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
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
“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
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
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
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
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
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
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
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
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
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
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
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
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
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
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
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
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
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
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
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
，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
，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
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
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
其妙地觉得自己脸上也有光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
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
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
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
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
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
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
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
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
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
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
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
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同江青有关的“切肤之病”
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
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
只是喊了几句口号。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嗓门、拉长
了尾声、略带点颤音。“同学们～，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啦～～！”正常
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眶。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
于“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
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
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
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院的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
袖，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
”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
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关系匪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
话。一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8月4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
北大。我是在大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在
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
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华～，她是个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
我们头上来啦～！”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
也算是毛家的媳妇。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
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
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
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
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联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
，说是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
再祝永远健康。“红袖标”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么场合的一个讲话。
我迷迷糊糊地听着，不知“红袖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学起
了江青的腔调，声音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美！去印尼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
我：‘出国能不能戴项链？
’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我看电影，她又戴了！！！”
“红袖标”念起了括号内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哭了。”我当时的感觉，
就像吃了苍蝇。立刻想起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副大项链
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显然老蒯的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讲
话。
据说蒯大富现在说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也不低，为什
么其感受同平常人，即绝大多数中国人如此南辕而北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
人（广义）眼里出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
我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也没受过其迫害，谈不上有什么“切肤之痛”。但确
确实实，我为她得过一种“切肤之病”。蒯大富办的《井冈山》报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
文章，四个小标题是毛的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结论是：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词极其华
丽、夸张、肉麻，我读的时候，全身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没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种怪病
：只要我念及这篇吹捧江青的文章，或想起这个妖精本人，就会起鸡皮疙瘩，在胳膊部
位尤为明显。我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来，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学，叫
蒋世俊，说她的表哥是北医三院的脑外科医生，可以帮我查查。
她带我去了北医三院。蒋世俊的表哥很帅，笑眯眯地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
一做功，就出现了鸡皮疙瘩。他说可以帮我做脑电波检查。我觉得很新鲜，就跟他进了
一个黑屋子，躺在一个大椅子上。在我头上套了一个像外星人头盔那样的东西，又在我
胸、腹、胳膊、腿等处贴上电极头，引出许多导线，他嘱咐我闭上眼睛。我很听话。检
查期间一会儿铃声响响、一会儿灯光闪闪，我也不为所动。好大一会儿，走出了黑屋子
，我看到蒋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叠曲线记录。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吧？他看得很仔细。
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三个字：“很正常”。临别，他笑眯眯地建议：“也许，穿长
袖衬衣会好一些。”
这症状持续了一个时期。大串联时回到宜兴老家，我在母亲面前还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
瘩。由于回到了童年的时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彻底地放松了一把。有一天母亲突然
问我胳膊上好了没有。由于心情好转，我让那个妖精在心里翻了三百六十个筋斗，也没
有出鸡皮疙瘩。这才告别了“切肤之病”。
懂得心理分析的朋友一定会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为政治实在是一种“
脏话”，有“洁癖”的人很难生存。我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乏过人之处，但我也有自
己的致命弱点。
“不要打人！”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
的命。有网友加了个批注：“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
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
。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
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
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
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
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
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是储安
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
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
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
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
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
、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
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
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
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
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1949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
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
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
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
邻家婶婶欲盖弥彰，反而弄得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
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
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
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
打架，连骂架都不会。记得小时候邻家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
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
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自己。”于是又进入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
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
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
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第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时候，那天是1966年6月24日，这一天应当明定为“校耻
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
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
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
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
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
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
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已
被打伤了，为了避免再次挨打，他奋力地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
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
。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
情地抡起了皮带，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
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
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
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
革期间清华园里，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
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
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
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空望月儿明
从1970年1978年，我在承德前后生活了八年。人生的二十四岁到三十二岁，本来应该是
充满绚丽和璀璨，因为普遍的大环境、因为独特的个人境遇，给我留下的却是一段晦暗
的记忆。那八年当中，我先是在铁路车辆段当工人，后来在铁路中学当老师。当刘涛南
下西去（承德在北京东北方向）后，留下我一个人，家徒四壁、冷冷清清，可说是到了
人生的最低谷。能给我精神安慰的，一是读书、二是收听来自太空的“靡靡之音”。
你们听说过梁绍良和周友康吗？他们是我精神上的良师益友，也是美国之音的时事播音
员。梁绍良的音色，不亚于中央台的夏青。收听他们播讲的时事经纬，是我一天生活中
的大事。记得他们评论林彪事件后的中国社会，用“上层僵持着，中层瘫痪了，下层灰
心了”来概括，我觉得言简意赅，说得极为准确。我也喜欢VOA的音乐节目。记得听过
一首吉他曲“Aloha”，伴随着夏威夷海水的涛声，每一声叮咚都轻软地敲打着你的心
。仿佛吉他歌手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你的心弦。我也喜欢美国的乡村音乐，那里有美
国早期拓荒者艰难辛苦的吟唱，也有西部牛仔追逐绿草水源的高亢。对我来说，这都仿
佛是从月宫里飘下来的仙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偶尔也能收听到苏联的广播，播音员浓重的俄罗斯腔，让人大倒胃口。后来我读到美国
CIA关于对外宣传的条例，其中有一条是：流利地使用对方国家的语言是有效宣传的前
提，因为任何人对借用他们的语言都会有反感。起码在这方面，美国人比俄国人更明白
，也更有效。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在海外遇到中文流利的周友康，他还在VOA工作，这
回是他和我面对面的访谈。我同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嗨，久违了，老朋友。我还向他
打听梁绍良，他说梁是老一辈的，已经退休了。
“往亊微痕”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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