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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7 | 1 吕耿松生于一九五六年，家住在杭州九莲新村，小时候饿肚子的滋味，恐怕至今仍刻骨
铭心。有心理学研究称：饥馑的童年记忆，往往能造就坚毅的品格。我不懂心理学，不
晓得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姑且将它放下，开始叙说我们今天的主角。
那地方我很熟，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忙活，是一种小小的享受，因为在那些时候，你会联
想到自己也许正坐在青史之侧，观察着某种会令青春时代的人们萌生敬意的场景。偶尔
发一小会呆时，隐隐间若有个声音在对反复念叨：“老吕坐牢去了，老吕又回来了，老
吕还会再去坐牢、、、、、、”那场景是平静的，只要你不是刻意地想把自己带进忧伤
情绪之中，忧伤就不会主动袭来。他和别人不同，想起他那些浮沉身世时，给人的感概
并不多。因为他殊于常人，在他身边，就算努力想要矫情，也很难矫情起来。他并不擅
长与人做浓烈的情感交流，平平淡淡，在无声无息中替你着想，为你奔忙。一切妥当之
后，也让人很少能够察觉得出，他在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对他来说，有些话要是说出
来，或者有些事要是做出来之后教人察觉，就象会使自己显得很虚情假意一般。仿佛只
有尽量教人记不得他的好，他才对得起别人。
从城站火车站下车，搭9路公交，可以直达他家的小区门口，右手边最里头那栋楼的一
层，靠近路边一家便是吕宅。在十几米外斜对面的路旁，是社区警务室。社区不大，百
来户人家；警务室却不小，好几间房子，赶得上个小型派出所。警务室地址选的非常好
，从里头可以把吕家两个门的出入状况都查看得一清二楚。在他家门外的路上，时常横
有路障，保安们守在路障前登记过往人等，问“为何要登记”？回答往往是支吾。他们
放过一般过路人，有选择、有目标地登记。没人能搞得清选择的标准和理由，只知道被
登记的对象，多是吕宅的来客。那路障象两道船闸，把吕家前后门之间的一截道路闸将
起来。而盘查的人缘何能从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分辨出谁是吕家的来客？是件颇费人思量
的事。没有盘查的日子里，要是吕家来个人，总有莫名其妙的家伙，张头探脑往里窥视
，神态并不精明、警觉，更象是爱管闲事的嚼舌邻居，而爱管闲事的人如此之多，教人
好生烦恼。
他每日一大早起来，为妻女收拾早餐，送她们上班后，自己也开始一天的工作，看看有
没有人需要帮助。因此上午他大抵会留在家里，想要扑空并不容易。若是上他家去，时
常可以隔着防盗窗碰见他正在窗下洗碗，招呼一声：“老吕～”，他闻声，会抬头看一
眼，有些漫不经心地“哦～”一声，淡定地放下碗，转身去开门。如果你不想这么着急
招呼他，大可在窗外欣赏一番他洗碗，也不失为一桩乐事。只见一边洗碗一边若有所思
在想着别的什么事，好象洗碗这桩事根本就不需要过脑子，闭着眼睛也能做到有条不紊。
要说起这位先生的掌故，惊天动地之举好像没有。这辈子最“出彩”的表现，是在二零
零八年的法庭上。检方的起诉书上说：吕耿松写反动文章，给党和国家抹黑，良心大大
底坏，居然说敌对势力、反动台湾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英明的党和国家是土匪作乱，
婶可忍叔不可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底干活，死啦死啦底！而吕耿松辩称：说中华民国
才是中国正统的合法继承者，这是严肃的历史学术问题，我的文章写得有理有据，完全
系学术探讨，要是有人指出我在学术上的错误，那么我感谢他，他是我老师。但像你们
现在这样，却不行！这是在搞政治迫害、学术迫害。最后以一声“自由万岁”收场。
法庭判了他四年，四年后再见着他，身材略有些发福，面色白净了许多，愈发地心平气
和。胖是虚的，白是捂的，上了岁数坐牢，难免发脬；至于捂白了，却应当是不干活的
缘故。想到这一层，我颇为自己得意，就是那种跟着沾光的心态。这一次再回到我们身
边，他好象很惬意，经常穿着睡衣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一心多用，举手投足俨然一
派无忧无虑的“居家男人”。每当有人问起我，在杭州的民主派同仁中，谁的风险最大
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吕耿松——只要他还在监狱之外。他行事克勤克俭，身兼民主党
和维权专家、异见作家多重身份，其政治敏感性不言而喻。然而当他出现在你面前时，
却很难从他身上嗅到那种被称为“政治风险”的气息。你只会觉得：这是一个日常到不
能再日常的男人，没有丝毫神态气质上的异象，表明他正在从事着一桩高度危险的事业
。那些监控、限制他的人们对他来说，就如同多年以来习以为常的左邻右舍；而在暗处
天天写他的材料、打他报告的人们，则更加压根也不存在。“别人坐牢，回来以后往往
表现得很压抑，至少需要一个缓冲适应期；但你回来以后，却表现得比以前更轻松。”
有一天我偶然间向他提起这茬。他闻言，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依旧一副“居家男人
”的宜爽派头，一边忙着手边的活一边答道：“以前么，我老婆胆子有点小，老是担心
他们会不会来抓我；现在么，她也完全不怕了。”答非所问，驴唇马嘴。但经历了一些
生活之后，如今的我已经完全能够明白，这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情
义。当你回头细细品味时，你会发现这份情义，也好象只有用他这种话语才能表达。
男人们对家庭负有责任，这是个无需证据的天理。让自己的亲人们生活在动荡之中，每
一个负责任的男人都应该为之感到愧疚。有人批评异见分子们说：“你们应该首先把自
己的家庭照顾好。”这话虽有道理，但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性判断——这个国度的未来
，你无需去为之负责。这样的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事实就是：对有些人来说，那是
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两种责任在事实上发生冲突时，求全责备是苛刻的。这个国度
走上未来的代价，必须有人去承担，古训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是无人去担当这
些责任，则天下便无兴亡可言。这责任深沉厚重，超乎我们的想象，甚至超乎我们的整
个人生。感谢造化，她赐予我们的男人坚强的双肩和广阔的胸襟；赐予我们的女人慈悲
的心肠和柔韧的情怀。
说沾光可不是信口雌黄，能沾上他光的人并不多，象我这样的，需要恬着脸才能够得着
。这位老吕经常在家做饭，一日三餐，等着妻女休班回家就餐。“我老婆做饭不如我！
”若有人问起，他就撇着杭州普通话宣告自己占领灶台阵地。我不知道他们两口子的手
艺孰高孰低，不过他本人的手艺，倒真真是极好的。我第一次上他们家，他就亲自张罗
了一桌子好酒好菜，很多年过去，我仍记得那味道，比起知味观和楼外楼，印象还要深
刻。他口碑人缘极佳，管埋头干活，不生是非，人们会说：“老吕从不乱说话的，既然
这话是老吕说的，那就肯定没错。”
因为活干得多，多年以来一直是杭州警方重点关照的对象。有一天我又出现在他家窗户
下，那天他心情颇佳，决意带了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小馆子去略吃一顿。我从没跟他一块
出过门，不晓得阵仗。才走出家门，小区里的两个保安就跟了上来，俩大个子，红着脸
羞羞答答和我们并排而行，我想他们应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保安身后，是几个
穿制服的协警，张头探脑，一副想要讨警察欢心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现的模样；协警身
后；又有几个穿白衬衫挂胸牌的什么人，年纪都不大，看起来虽然象职场中人，却并不
干练，有些垂头丧气，并不十分情愿的样子；身前10点钟方向，有辆涂了警用颜色的面
包车慢慢悠悠和我们一道；身后还有一辆SUV亦步亦趋。待到我们在饭馆里坐下，保安
、协警、穿白衬衫的工作人员悉数站在门外伺候，四名脸色阴沉，心事重重，一身晦气
的家伙跟进饭馆，点了一桌菜坐我们旁边。和别的食客一面吃饭一面闲聊不同，他们几
乎一言不发，只是偶尔用手势让让菜，吃饭时还不忘时时关照着手边的提包，仿佛那里
头有什么闪失不得的要紧物什一样。我们吃完回家，他们也起身走人。
这阵仗以其说是用来监控吕耿松的，倒不如说是用来吓唬那些试图接近吕耿松的人们的
。因此我暗中揣测，在那个小区里，他的家庭应当是个被议论的中心，邻里之间自然少
不了拿他们的家的事来嚼舌根。余有老友邹巍，系浙江民主党同仁，生相憨厚，品性淑
纯，鲁钝中隐隐有大智大慧之资，而慧根又似植于缺心眼之上。他告诉我：“要去老吕
那里么？问题倒也不大，只要别大包小拿，一眼看出你是外地来的就好啦嘛。”
我初次造访吕家，就是一副大包小拿的外地人模样。照着他留在网上的地址寻去，敲门
却无人应答。正恨手边没有他电话，无计可施时，楼道上走下来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士
，装束颇有规矩风范，教人亲切。我退到一旁，向她打听吕家所在。她闻声驻足，露出
一丝怜惜喜悦之色，微笑着压低声音问：“是公安学校的那位吕老师么？”我答是，她
近前一步，倾斜着上身，用温柔的低语和手势，为我指出吕家的位置。我道谢之后，她
又用垂怜的眼神与我交流了一眼，轻身下楼去了。
他的家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进门后看不出有卧室存在的迹象，我很少去盘查别人家的
布局，因此估计他的家最多有三十平米。还有一截他自己搭出来的偏厦，大约七、八个
平米，白天做他的工作室，晚上做女儿的卧室。我第一次见到吕飘旗时，她还在念书，
小丫头片子一个。每有客人来到家中，无论认识与否，她都要规规矩矩上前，彬彬有礼
打招呼，征得客人同意后，又轻手轻脚地离开，一派民国风范。她站在我跟前，犹豫了
一眨眼的功夫，还是决定称我为“叔叔”，萌萌哒。我们所坐的地方，就是那个他父亲
搭出来的偏厦，是她晚上的卧室，要是看见占了她屋子的客人一时半会没有要走的迹象
，她就会约了同学到云居山上去跑步。几年后，吕飘旗从学校毕业，在地铁公司找到了
份工作，但受父亲牵连，原本已经录用她的地铁公司变卦了，中间很可能发生了什么与
警方或者安全局有关的事，地铁公司系国有单位，不愿因为她而惹上麻烦，飘旗只好另
谋它就。她上班离家不远，父亲每日做了三餐在家等她，日子倒也过得平和。
但这一次，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噩运再度降临，她的父亲再次被捕，面临着也许比上
一次更加严酷的迫害。八月十三日，吕耿松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虽说我对老吕再度被捕早有心理准备，但逮捕消息传来，仍大为震惊。撇开因为我们
之间的情分所导致的伤怀不谈，单说这罪名——“颠覆国家政权”，自一九九七年所谓
新《刑法》颁布以来，并没有太多案例。新党魁上位之后，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亦尚
属首例。过去将近两年以来，共产党高层忙于权力交接，无暇顾及民间力量，使民间力
量有了相当长足的增长。当新党魁和他的集团渐渐站稳脚跟，便腾出手来向民间力量开
刀，大量反对派人士被捕，这些被捕者十有八九被课以“寻衅滋事”或“聚众扰乱公共
秩序”之罪。如今杭州当局重拾臭名昭著的《刑法》一百零五条这一“反革命”利刃，
连我这种以“老运动员”自诩的人，亦始料不及。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测：杭州当局
趁着人们人关注大量“寻衅滋事”案件当口，想避人耳目，构陷吕耿松，将对吕耿松的
迫害，淹没大量“寻衅滋事”案件之中。吕耿松是无罪的，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仅
仅因为他热心帮助别人维权。
一九九三年，吕耿松在夜市上练摊养家糊口，因为他刚刚被杭州高级公安专科学校开除
了，在那种政审非常严格的地方，象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无法立足。这位小贩
一边写作，一边替他人维权。因为工作经验，他对公检法系统非常了解，因此有他参与
的维权案例，经常能够获得成功，即便成功机会不大，亦能保护维权者少受打击报复。
于是更多的蒙冤者慕名而来，由此麻烦缠身，当地想方设法刁难他，试图断他的生计，
穿他的小鞋，各种勾当层出不穷。他自己搭出来的那点偏厦，街道办、物业等部门纷纷
出来找茬。但他们找不出一丁点证据，可以证明那点偏厦是违章、违法、违规、危险建
筑等各种对吕耿松不利的事由来。最后，这些人准备来混的，想霸王硬上弓，找来几名
工人要强行扒了吕家的房子。当第一个工人爬上屋顶，吕耿松闻声从屋里端了条棍子赶
出来，指着那工人说：“你给我下来！你也是穷苦人，我也是穷苦人，我本不想打你，
但我就这么一丁点房子，你拆了它就是要断我的活路！你要是不下来，我就敢打死你！
”那工人见他红了眼要玩命，便从屋顶上跳下，其余人悉数不敢近前，房子得以保全。
我去过杭州很多次，只要他在，下车之后的第一选择基本就是朝他家去。尽管我在杭州
城内有很多朋友，堪称莫逆，但我仍旧下意识先去吕家，有可能是交通便利吧。有年长
经验丰富的人教我说：“你上哪里，要把最敏感的人留到最后见。”因为要提防被警察
抓住赶走，应付这种事对我们来说是必备的功课。见人的次序按敏感程度来排列，可以
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因被驱逐所受的损失。这样做的话，即便警察来抓你，你也已经见
了好些个人。假如到什么地方人都还没来得及见人，就被驱逐走，那样会很划不来。但
我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不是因为有事才去杭州，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那里，去
那里做什么？我只是想要去到他们身边而已。对我来说，盘算敏感度，是桩伤神费力的
事。我经常坐在吕家屋里，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坐在自己人身边，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更象是一种心理需要，我需要时常感受一番那种踏实的气场。他亦不热衷于场面应酬
，有时候会找些事给我做，让我帮他删掉电脑上的国产杀毒软件，再换上国外产品之类
。我缺乏实干才能，却又只喜欢与象他这样的人为伍，因为在他们身边，我几乎可以忘
记一切烦恼，至少是暂时地。前些年我还算有点小本事，会帮人收拾电脑，因此很多人
都喜欢我的到来，那意味着他们奄奄一息的电脑又可以重获生机。如今会摆弄电脑的人
越来越多，用得着我的地方也越来越少。而且，我的水平随着技术进步，正一年年地退
化。我走到哪里，能给别人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少，给别人添的累赘却越来越多，有时甚
至觉得自己渐渐变成了个民运废物。
老吕从不高谈阔论，至少在我面前如此。不象其他同仁，一见面就迫不及待交流思想，
诉说掌故，甚至滔滔不绝，没日没夜。他从没跟我说过这些，从没提起过自己艰难的生
活，更没提起过自己有什么光荣事迹。在浙江民主党人里，他既非发起人，又非主持人
，远远谈不上声名显赫，但他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却数一数二。我们呆在一起时，相互
都没有多少话，气氛平静，就象某个常客在从小就熟识的街坊家中串门一样，彼此都把
对方的存在当成柴米油盐般的寻常事。只有当离开他的之后，才会重新想起：不知明年
再来，老吕还在家不在？
老吕已经不在家了，从这个男人身上可以学到的东西何其多也。这位看似平凡日常的男
人，早在九零年代初，就已经预见到中国官场黑社会化的趋势，但他的著作直到二十一
世纪才获得机会发表。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位哲学家、历史学家或者伦理学家，但他选择
了政治异见，选择和弱者站在一起。那些身处强势的人们，如果只有当自己也沦为弱势
者时，才能体会到弱势者心的境和弱势者的艰难的话，那么，到那时候，他们的结局将
比原本就处于弱势的人们更加荒凉。我本人微不足道，仅有寸许秃笔，为吕公及其家庭
，吁请各界关注，请诸君为在下更为吕公传播，不胜感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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