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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上)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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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od_CHN_Hist 讨论区 】
发信人: chinabbsdad (张果老他爹), 信区: Mod_CHN_Hist
标 题: 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上)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Sep 20 22:15:01 2014, 美东)
但斌http://blog.sina.com.cn/danbin168 2014-09-14 09:30:25
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上)
2014-09-13
前言:1948年-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生长在大陆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从小就从老师和教科书那儿,从文学、电影、戏剧、
歌曲、美术、舞蹈等中获知:1949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叫“三座大山”,因为反G
反人民、贪污腐败而被人民推翻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外学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
例如:“失去民心说”,“人民选择说”,“历史规律说”,“日本和苏联侵略打击国民
党说”,“美国责任说”等等,能说到的都说到了。只是最近我又读了几本书和一些文
章,中心内容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有的还披露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新解密
的蒋介石日记,又让我想起这些问题,再翻看更多的历史资料,思前想后,还是围绕这
个主题:国民党在大陆是怎么失败的?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①作者曾写过著名的《雪白雪红》
,上本书写的是“四野”在东北,新书则是全景写“四野”南下的过程,全书的精华是
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电文以及作者对当年参战者、各级指挥者的口述采访,提供了“四
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量生动的细节。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横跨大
陆和台湾两个时代的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
》,②该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根据作者当年的日记而写成。
我读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篇长文,作者李黎是台湾女作家,却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
她潜心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开放不久的蒋中正日记,写下《最是仓惶辞庙
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①作者具有敏锐的历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蒋氏日记,提供了
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蒋的心理图录。
这三本书都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
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
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
,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
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
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
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1949年3月5日,毛
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
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②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
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
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③应该说,毛泽东说的这番话是
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
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
民党的黄埔生,陆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例如国民党著名军事将领,第五
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
善诗律,也是抗日名将,1949年1月亡命于淮海战场。
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
少。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
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C党确实创造了一项奇迹。
二、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
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军队;①后者只有127万。②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
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方面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
,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③在获得外
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
介石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
除其半矣”,④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的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宣部
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的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⑤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
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
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⑥6月17
日,蒋介石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
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
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⑦
至于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阶段,普遍将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正统”,更没想
过国民党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抗战胜利,中国进人“五强”,蒋介石的声望达到
顶点,在东北,因长期遭受日本统治,老百姓的“正统观”更为强烈。张正隆的书中引
述前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的回忆说,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
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揭.想
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
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①。1946年5
月30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在辽宁海城起义,一份调查材料显示,由于受“正统”观念
影响,在该师一个有139名士兵的连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人”。②
至于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虽然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
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③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
望。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
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地方实力派也没想过蒋败毛胜的问题。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等在1946
年公开批评毛泽东与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苦战之后,一
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
,“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
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④
1945年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不满,甚至是强烈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也不完全了
解或支持中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拥护到不满的变化过
程。1943年后,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及国民党官僚腐败的越演越烈,在大后方高校中,左
倾思想逐渐传播,牟宗三担优时局将有巨变,经常与左倾学生争论,甚至担心未来会落
于王船山、朱舜水之处境,而唐君毅则认为不至于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中间派为
数更多。1943年4月4日,蒋介石前往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视察,受到数千学生欢呼,使
蒋颇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彼等亲爱热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无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现者,平生之乐,惟此
而已。⑤
两年后的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会见两万多名大、中学生,又受到热
烈欢迎,这可能是他在大陆时代最后一次得到青年的欢呼。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讲话毕,即往场中巡阅,初时学生尚有秋序,余与其中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
前来,使余受围不能前进,余乃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学生又拥挤而上
,以后愈挤愈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
不可得矣!如此拥挤在群众之中,或进或出,局促于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
从来所未经历之情景也。青年之热情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①
美国学者胡素珊的研究证明,40年代后期,学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只是限
制它的权力……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中共统治中国的想法”,②她的书中还例举
了当时的调查资料:就是到了1948年12月,在学生中,也就只有3.7%的人赞成共产党
政府,而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③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是有批评也有期待,中间派
知识分子占多数。胡适、傅斯年等则是公开同情国民党的,至于其他知识分子,更多抱
观望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虽然知道经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已大为扩充,但是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
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军中的中高级将
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宜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
领,多把中共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和高调的国民党相比,这个时期的中共对外十分低调,虽然中共军队在数量上完全不占
优势,但是,中共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就是经过八年抗战,生聚教训,中共实力早已
今非昔比:
1.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在继续和日军作战的情况下,重视军力的发展和保护。
2.思想统一,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明确。
3.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轻装上阵。
4.经过土改,扩大并强化了中共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共军队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
诚的伪军,使中共扩充了兵力。中共方面的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10万
部队就扩大为30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①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
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一直跟着到了华南。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
要有用,都吸收。
5.没有负担,中共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民党军队则与此相反,要
支付巨额军饷,蒋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
”。②
6,中共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
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于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③
7.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的支持,包括军火方面的支持,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
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在平壤就设有办事处
,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资格中共党员朱理治任
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专门负责两方的交涉,北朝鲜曾援助东
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1.8万伤病员和家属多次进人北
朝鲜避难。④
8.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
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东北自卫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
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
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过仗。⑤在东北打了几仗后,
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⑥
9.中共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
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一1946年的骄傲是虚火上升。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都是
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现在看
,即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
改变。抗战期间国军打日本侵略军常有重大战果,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
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
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军队打中共军队就节节失败了,蒋
介石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
,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①只是当时绝大多数
中国人不知道。
三、1947年后,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军事军事战略指挥严重混乱
,造成不可挽回的军事失败,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极度恶化
1947年,国民党的局势开始严重恶化,即如毛泽东所说的:1946年跟国民党是小打,
1947年7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
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导致国民党由强变弱的关键因素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
场上不断失败,由此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
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
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
“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
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蒋介石为此深
为优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③
又造成民怨沸腾。
持续的战争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国民党军费巨大,军队官兵要发饷,要开饭,这是
一笔巨大的支出。蒋介石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
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
他逼得在吉安跳水。①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内战,局势无法平稳,致使经济出现严
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②
1947年12月25日开始行宪,次年4月举行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而在1947年7月4日
,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截乱”,但是大选照常进行,南京市内,“各派系你争我斗,立
法院内各派系人马为提名副院长事争执不休,好像战争远在天边”。③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硝烟弥漫全国之际,没把军事
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精力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已到了爆发的临
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④
等事件。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概叹“经济窘迫,人心动摇,军事失利,环境险恶
极矣”⑤。情势既如此恶化,为什么还要举行“国大”,是蒋要虚名?还是要政治合法
性,凝聚全国朝野的反共意志?有资料显示,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许受了冯友兰的影响,
1943年,冯友兰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要搞民主宪政,不能重蹈前清失败的覆辙,蒋介石
阅之落泪,⑥1945年后,蒋果然之。
蒋介石身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对推行民主宪政有兴趣也有意愿,即便是半心半意,这也
给中共提供了机会。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
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在重庆,毛泽东对身边的胡乔木说,
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⑦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
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
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
,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
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①毛泽东看出蒋和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蒋介石是局中人当然
不知此理,当他悟出此道时已经太晚。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总统,其时正内外文困,“东北战局濒临绝望,西北、华北也
陷入困境”,物价飞涨,出现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胡秋原说,“上海的物价指数已涨
到战前的三百万倍,法币已如废纸”。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提及一石米价已达4000万元(
l948年8月14日)。②8月15日,王云五主持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
元,初始情况不错,胡秋原说:“一时全国人民热忱反应,甚至乡下的老太婆也将所藏
金耳环送到银行换取金圆券”,他认为,“这表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所谓“
国家还有可恃的人心”。③蒋介石日记也称,“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一千八百多万美元
,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
。④而实行10天后,就收到二千七百万美元。⑤
但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按胡秋原的说法,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
东北战事而引发的,他说:“政府的军费,百分之七十用于东北,每月飞机运送金圆券
发饷,次日原机返回上海,换成黄金,再飞东北。”⑥胡秋原是历史亲历者,他的说法
是完全正确的。
白先勇也是这个看法:首先在东北被困住的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
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70%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
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
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⑦
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
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⑧。蒋介石认为,应将东北问题国际化
,借美英力量等来制约苏联和中共。然而,这些都是他的事后话,放在当时的环境下,
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怎么可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十四年的东北?国民党在
东北战局的失败更多是和军事主帅的错误指挥,以及未能及时动员民众、施惠于民众有
关,随着中共在东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统观”想法的东北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
,在“保卫土改果实”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参军,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了“四野”,从
而使“四野”在东北获得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的优势。
在国统区,由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再引发学潮,如此恶性循环,当时的一般社会大
众都感到人心惶惑,“似乎趋于麻木”。刘述先回忆道:那时的知识分子流行看《观察
》杂志,舆论普遍僧恶国民党贪污腐败,他那时虽是中学生,也感知国民党的江山将不
保。
金圆券的失败,造成人心大崩溃,但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的危机,而不是老百姓真的
要饿死了,此时银元(“袁大头”)已成为流通货币。当局对一些军、公、教人员还实
行实物配给。张正隆的书上引用当年解放军干部的口述资料写道,解放军打下天津,某
团驻在一中学教员家,房东“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饭、馒头,
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①。
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呢?当然是因为仗没打好,但是为什么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支持。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
堡垒”修9座机场,45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
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
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
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
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
但是全为具文。共军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
军是替地方打仗”的说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
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
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
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
国民党政府在内战爆发后,由于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
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
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宜布全国进入
“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
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
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
大改变”。①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②
国民党在政治上更不行,对美公关很差,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条件,美
援一旦不来,国民党上下“顿失信心”,③精神几乎崩溃。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
国会提出援蒋5.7亿美元财政援助,后修订为其中1.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4月3日获国会
通过,但到淮海战役打起来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④而相比较于蒋介石,毛泽
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对美工作做得十分细腻。
蒋介石对内整饬更不行,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
统一,不同军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
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日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
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
意中事,无足为奇。”⑤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
常态。
蒋介石感叹国民党不能做到毛泽东的一元化,在被解放军追得东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
日记里不是骂毛泽东,而是赞毛泽东。1949年6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毛
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⑥他特别欣赏中共善于“检讨、研
究、批评、学习、坦白”。⑦说到底,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他的对手毛
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
的,当遇到反对,蒋介石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介石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
,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介石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
,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介石也就同意了。①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
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介石虽是
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
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②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
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③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介石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
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
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祟禧等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他在日记中加以辩驳道:
“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
,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
不批露督导责任。”④蒋介石并斥责何应钦与白崇禧互相唱和:“不知负责,不知立信
,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傍惶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⑤他在日记
中还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
,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豪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
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城枉费我一生之心血。”⑥
内战初,蒋介石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
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
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
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⑦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
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介石还有一
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
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毫无创意,
机械搬用之,前线指挥官就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怎么能追得上身手敏捷、不拘固
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他的六个战术原则:
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
、会用。①
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极大地限制了战场主官的灵活性和能动性,1947年6月,国民党
颁定“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也说行动秘密和迅速机动的重要,但是蒋
介石却具体布置作战部队是否带重武器装备的问题。邱清泉向蒋报告,因装备太重,行
动迟缓,错过战机,蒋介石则训示:“重武器如一时不易留后,亦需编配在一个旅之中
,而将其他两个旅完全成为轻装备之机动部队,方能适合目前战役之要求”,②蒋介石
的指示细密具体到如此程度,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
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幸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淮海战役是
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介石仍然没有章法,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而且整个
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直至解放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北。毛泽东也在东北
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间题上有不同意见
,1946年6月16日,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
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
可得也”。③返观国军将领,“贪婪怯懦,毫无生气”(陈诚语),④打起仗来,只顾
保存实力,互相推诿,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
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解放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解放军
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
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
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⑤邱清泉为蒋介石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
淮海战役时他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动
,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
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
服从上级指示作有计划部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
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
,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①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
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
,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任何作用。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
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
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
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
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钩回忆,内战后期,国军
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共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
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
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
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人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
,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
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
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
可以了。
对于国民党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
,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已毫无现代训练的部
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③蒋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
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祟禧是不
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介石在1949年l月10日,即邱
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幸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
,实不愧为革命军人。”④
如此观之,蒋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祟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
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介石重用胡宗南几
十年,但关键时胡宗南却让蒋等大失所望。
至于虚报战功,蒙骗上峰,在国民党军中已是常态,以至于1949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
在金门取得几年来第一次胜利,蒋介石还怀疑消息是否有假,因为“前方报案之不实几
乎每每如此”。①
几年来,蒋介石主持了许多会议,诸如六省剿共检讨会议,也多次组合军事指挥机关,
把绥靖公署改成绥靖区等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先从速战速决,到全面戡乱,再到分区
防御,又到总体战(军事、政治、经济),全都无济于事。
四、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它的成功的情报渗透有密切关系
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
。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这就是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
“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自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就不再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
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经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已完全不能在上
海立足,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红军的保护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
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
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
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②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
,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
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③。
抗战军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对共产党确实比较亲密和友善,
“中统”原来是全部对付中共的,但在抗战后,“中统”将对共产党的工作压缩为一科
,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①原来专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转向”人员,如中共六大中央
委员余飞、王云程、袁家墉、汪浩等,都允许其离开各奔前程。②1939年后国民党开始
全面反共,是受了张浩《党的建设》小册子的刺激,③以及由敌后八路军的发展、扩张
而带来的两党关系的摩擦。但是国民党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苏联、英美和国内
社会舆论的相当的牵制。
于是,1938-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
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
打人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建立了一系列情报关系,重点针对国民党党军政大员和国民党
的耍害部门,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员,对地方实力派,对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积
极做统战和情报收集的工作,总之兰教九流,全面撤网。这些人中有“东北总会”的阎
宝航、白崇禧的秘书谢和庚,以及黄慕兰、董竹君等等。
Z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
新为党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
)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
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
用”。④中共西安情报处庞智(王超北)系统下的中统陕西站主任李茂堂,是前“转变
人员”,李1926年参加中共,1935年被捕,次年自首,后加入“中统”,从1941年开始
就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直到1945年功月后才作为特例,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人党,并由
康生代表中央,当着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处长
,李茂堂为副处长。⑤争取李茂堂为党工作,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有
资格出席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极机密的、出席者均须化名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
,李茂堂将每次的会议记录“都按期交给西情处”,“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统的电报
密码告诉我党中央,中央因此破译了许多敌人的重要军事情报”。①
为什么抗战爆发前,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发展中共情报人员很不顺利,但在1938年后,
有许多人不为名利,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国统区有许多人敬慕八路军;2.中共有
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钦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
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显出吸引力;4.中共有平民形象,
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迫存在的同情、
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5,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左
翼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
党做贡献以赎前错;6.地方实力派害怕蒋介石以“抗日”为名兼并自己,他们要联共
以制蒋。
而这一切在1937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显的,中共在抗战后高举的民主和民生这两
面旗帜,让中共站在了制高点,吸引了不少人。
从技术层面而言,国民党也是比较容易渗透的,国民党是一个外表西化、内里非常“中
国化”的党,早年号称学苏俄,但始终学不会,国民党的“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施
政、办事十分“人情化”,蒋给其部下,也是其黄埔的学生的电报,多称对方为“弟”
就是一例。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垮,军队虽有政工部门,但形同虚设,发挥作用十分有
限,只要一人在军中任要职或带兵,他的同乡,同学、七叔八侄皆可引人军中。如此情
况下,国民党的情报和机要部门就如大门洞开,中共地下人员渗人极为便利。
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
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粤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
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夹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
庸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
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②
杨尚昆所言极是,事实也正是如此,甚至蒋介石的身边也有中共情报人员:沈安娜从
1938年就潜伏在蒋的身边,一直到1949年才安全脱身。①
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
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
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
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
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
连想都没想到。”②
刘为章即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
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
好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③
郭汝瑰身居国防部三厅厅长的要职,深受蒋介石和陈诚的重用,抗战后期就萌生归队意
识(郭原为大革命时期党员,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脱党),曾几次秘密和中共情报
工作首脑之一的董必武见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为党提供机密情报,作为党对其
的考验。郭汝瑰在淮海战役刚打响的关键时刻,以九份绝密情报带出交给联系人,希望
尽速交给解放军,因交接情报的渠道不畅,联系人被抓,情报被毁,郭汝瑰未及暴露。
④郭汝瑰后在宜宾率七十四军起义,即向李大章提出人党要求,李回答:阶级队伍,谈
何容易。⑤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虽名气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
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
.郭汝瑰写信给董必武要求人党,董回信要他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1957年郭汝瑰还被
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遭逮捕,直到1980年,历经35年的考验,才被吸收为中共党员。⑥
现在有资料显示,前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抗战中就曾和中共方面有秘密接触,
①在1947年卫立煌从法国回国之际,也曾和中共沟通,表示“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
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
密”②。1948年1月,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还急电巴黎,将其老友汪德
昭召回国内,让汪担任他的秘书处长,以便和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③
1948年3月后,东北战事已十分危急,蒋介石“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
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
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的要隘沟帮子、国民党驻沈部队须经相当时期的整补方能投
人战斗为由,拒绝了蒋的命令”。“1948年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
。他决心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根本不同意,阳奉阴违
使事情不了了之”。④
在国民党军队中位居要职,却为共产党做事的,还有一位是韩炼成。他于1942年加入中
共情报系统,1947年2月莱芜战役时,在中共联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华东野战军前
线部队的一个师部。韩炼成本拟率四十六师战场起义,由于他的僚属多系白崇禧的亲信
,条件还不成熟。中共联络人员按照陈毅司令员的指示精神,劝告韩炼成突围时,秘密
离开部队,退出战场,使所部自溃。这个建议被韩炼成接受了。果然在华东野战部队发
起总攻后,韩炼成离队使其率领的四十六师失去指挥,造成七十四军长李仙洲被俘及李
部五六万余人被歼灭,韩浚等21名将级军官被俘。事后韩炼成又谢辞陈毅的挽留,表示
愿回南京继续为中共工作,陈毅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后,与韩炼成串联,编好说辞,让他
假装败仗后只身逃脱。为保障韩炼成的安全,陈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军营级以上军官
一个也不能释放。韩炼成由共方情报人员陪同并在其身边掩护,利用曾在中原大战时救
蒋介石一命的特殊关系,再度潜回南京到蒋介石的身边工作,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
处参军。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甚至飞赴各个战场,韩炼成常在随行之列。
送蒋介石看的战报要经韩炼成之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经韩炼成过目。韩炼成将刺
探到大量情报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党接头人员,并利用其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有意误
导国民党的剿共战争。⑤
蒋介石用人有强烈的主观性,他对一些和自己有渊源的人,往往“用人不疑”,蒋介石
的这个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
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的身边。这些人虽有国民党情洽人员的多次举报,蒋介石和胡宗
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例如:在韩炼成被解放军派回南京后,莱芜战役被俘的国
军整编第四十六师一个受伤团长也逃回南京治伤,对韩有所怀疑;华东野战军有个干部
叛变,都谈到韩炼成在莱芜战役中的反常表现,从而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事高层注
意。中统局长叶秀峰也对韩炼成旁敲侧击,甚至杜聿明向蒋介石密报,说韩有“通共”
的嫌疑,但是蒋介石都未听进去,只是在1948年4月改派韩任甘肃省保安司令。1948年
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炼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调韩炼成回南京,准备向
他下手。韩炼成在友人的帮助和地下党的掩护下,利用国民党上层各派系的矛盾,取道
香港秘密北上,于1949年1月辗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
独接见。毛泽东对韩炼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
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①
正是因为有了韩炼成、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至于
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
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人共军包围圈.蒋介石焉能不
败?
(来源:微信公号“历史尘封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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