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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1690 | 1 中央首晒"红包"治理清单透视 5.2亿元背后是什么？
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
.5亿元。日前，在持续一年多、正进入收尾阶段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张
中央首次晒出的“红包”整治清单引发关注。
有专家称，这张清单意义深远，意味着年初中纪委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反腐新路径—
—将治理收送红包礼金作为重点，已经落实并取得初步成效。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
强说，“红包”和购物卡一直被视为灰色收入，处于腐败与人情的“暧昧”地带。这是
一种范围很广，影响恶劣的腐败行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此有针对性地开展整治
，从根子上寻求解决之道，在社会心理和一些制度难以覆盖的方面形成有效之策。
一些主动上交“红包”礼金的干部说，“现在看来，过去那些被当作‘人情’的小
钱，以后都会跟腐败挂上钩，不敢再随便收了。”
官场“意思意思”积累5亿元“红包”
教育实践活动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查找和解决问题，以钉钉子的精神
反“四风”，出重拳、用重典，标本兼治、扶正祛邪，推动作风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成效。
梳理这份成绩单，从被通报的部门来看，金融、医疗、能源等监管部门，以及部分
地方领导班子人员频频涉事，“实权”部门及“实权”岗位成为红包腐败的高发区。
从金额看，各地平均上交的“红包”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浙江省，7000余人
上交“红包”3300万元，人均近5000元；天津市披露的数据表明，370人上交10万余元
“红包”，人均不到300元。
“没有权力的人不会收到红包，红包首先是对权力的靠近和腐蚀。”中央党校研究
室教授辛鸣认为，长期以来，这种官场潜规则一度登堂入室，领“红包”办事成了“明
规则”。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
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据了解，这一规定就包含各类现金红包以及银行卡、购物券等，以及各种充值会员卡、
可支付现金卡。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为便于实际操作，近年来各地纪检部门
还普遍有规定，收取的礼金应当在一定时间内上缴，纳入财政或廉政基金，否则将构成
违规收送“红包”，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要被“先免职再处理”。
“红包”都是用来干什么的？
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央纪委负责人就曾表示
，重点纠正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喜庆、乔迁履新、就医出国等名义，收受下属以及有利害
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礼金行为，是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掌握审批权、有权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部门，往往有收受红包和购物卡的腐败
风险。一些人把收送红包当做人情‘润滑剂’，结果是搞坏了党风，形成不良风气和社
会文化，形成极其恶劣的社会毒瘤。”蔡志强说。
被通报的案例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保护费型”。比如，广东省鹤山市委一常委曾“带队”拿“红包”。2013年
初，鹤山市委常委梁某带领鹤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卢某等12名市直机关单位干部，接受
某房地产开发商的宴请，并各收受该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1万元红包。
——“蛀虫型”。上海市纪委通报，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间，在长达三年多的
时间内，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以“会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实际将公款用于购买购物
卡和接待等，严重违反财经纪律。
——“借机敛财型”。天津市纪委通报，其下属郊县干部杨某借女儿结婚之机，收
受同事、朋友礼金8.9万元。被纪检部门勒令一一退还。
据了解，除了上述通报的案例，事实上，近来，在反腐高压下，“红包”新伎俩层
出不穷。“包括‘微信红包’在内，一些新的腐败载体隐蔽性更强，已经成为纪检部门
打击的新焦点。”高波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储值购物卡仍在国庆期间公开销售。记者在北京各大商场的
门口仍看到，不时有人向顾客收购各种礼品卡获利，他们的目标客户通常是一些官员家
属和国企员工。而网络上，可以作为“红包”奉送的各种礼品销售火暴。其中，亚马逊
、淘宝等知名电商网站在各地超市、便利店发售各种面值千元上下的礼金卡，在网站上
就能消费使用，甚至还可转账。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治理“红包腐败”是反腐工作更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具体体
现。在抓“小问题”做“大文章”的新共识下，各地纪委纷纷出台了更加细致并具有可
操作性的规定。广东省纪委就发文进一步明确了收送“红包”违规情形：一是用公款赠
送“红包”；二是收受管理或服务对象的“红包”；三是授意或委托特定关系人收送；
四是多次收送“红包”。对于这四种情形，一律将对当事人先免职再作处理。
强化“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迈进
整治活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各地情况的差异和一些不足。记者在目
前公开的30余个省区市教育实践活动成绩单中看到，仅有5个地方晒出了上交“红包”
的金额，其余地方只是晒出了上交人数，违规细节鲜有提及。
蔡志强认为，仍有一些部门在公开“红包”数量和人数上有所遮掩、避重就轻。从
党务公开的角度，党员应该及时向组织公开，组织应该向社会公开，保证作风建设有效
性，向社会公开之后，还会形成一定约束。“落实制度和政策要不打折扣。”他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一些地方在反腐信息公布上遮遮掩
掩，中央层面可及时跟进政策要求，将“红包”治理常态化。在强化干部“不敢腐”观
念的同时，向“不能腐”“不想腐”迈进。
蔡志强表示，从清单上看，各地情况差异较大，这与有关部门的判断和执行标准不
同有关。从当前的形势看，不排除一部分人存侥幸心理不上交“红包”，也有一些人上
交的原因是迫于一时压力。
如何改变乃至消除长期存在的官场“红包”现象和“红包”文化？蔡志强认为，一
要有明确制度约束，有严格的追究机制，应该完善党的纪律和相关法规，把收受“红包
”视同违纪；二是制度设置要科学，具体执行必须严格。
此外，不少专家认为，将收受“红包”入刑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收红包就
是受贿，送红包就是行贿，尤其是一些企事业单位，更加应该明确。”任建明说。他建
议，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进一步纳入法律法规的监管范畴。“要从根本上遏制‘办事就
要给人好处’的风气，让权力真正得到监督，改变部门、岗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任建明说。(王存福、翟永冠、杜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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