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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相关主题
擦,差点成土木堡之变啊明朝皇帝不行,皇后行
大家看看腾飞猿解说的土木堡之变,觉得如何?明朝战史上的七大胜仗
去年有一篇分析于谦是土木堡之变幕后黑手的长文,谁能再贴一次(转载)大卖国贼蒋介石与日军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秦土协定》
王振问于谦:说我是抗战主力有错吗?说到杀小孩,应该是土改的时候最猛吧
如果团团访美发生土木堡之变咋办?土改中被逼叛变的战斗英雄陈怀初
主席如果突然醒过来,锦涛会让位不?看吉鸿昌这货干的事,老常对他真很放纵
如果江爷爷被抓中国历史上十大乱臣贼子
女医明妃传里面明英宗也是个悲剧英雄 (转载)总师基本上可以比明朝的司礼太监王振
相关话题的讨论汇总
话题: 于谦话题: 文官话题: 皇帝话题: 王振话题: 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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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说到战争起因和战争性质了,这两个是一致的,不可脱离的 。战争的起因如下:
1、削减马价,
2、拘留使臣,
3、谎诺婚约,
4、剪断布帛、
5、谎诺戏班子、
6、其他不能满足的索求,朝廷不与。
1、2、3、6、是 朝廷和王振干的,3、5、是明朝使臣马青、马云干的,4、是蒙古
使臣干的,一匹布剪断成两匹。弄虚作假者。在婚约上也先想为他的儿子娶明朝公主,
二马应承下来,也先高兴,夸示诸虏,发现是骗他的之后,大为恼怒。6个因素加在一
起便以寇边发起边衅。先期目标在独石马营,明朝抗击,战事扩大。
土木之战的过程
明朝根本没有意识到瓦剌的进攻,正月初,还在给瓦剌的使臣任命官职,可见当时
并无异常,最起码是明庭没有意识。明庭(尤其是兵部)没有做好提前的预防和准备工
作,导致各地纷纷告急。明英宗决定御驾亲征,带领准备了40余天的明军六师出战。明
英宗率大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
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
偏东一带。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所居
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
、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
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
时当中秋时节,公历十月,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而且十五世纪的
气候比现在要寒冷,到十六世纪才回暖!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
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
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
,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
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
《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
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
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
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
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
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
,我军遂大溃。”
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
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瓦剌何
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
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后来于谦说:“(杨俊,杨洪的儿子)遇
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
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严从简《殊域周
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
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
(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
,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他“伤”了哪几个“小边城
”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
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
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
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
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似
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
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显然,杨
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首先南逃,致使
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
(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
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
水库)北岸,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
,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
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节选
李新峰:土木之战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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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六师出征,由于严重“缺粮”,不得不回军,行至土木堡,得知怀来等城池全部失
守,归路全部被断,不得不在土木堡就地扎营,而就在此时,也先的瓦剌兵马源源赶到
,把明军包围在土木堡。
土木堡并非是一个军事据点,其地原名“统幕”,讹称为“土墓”、“土幕”、“
土木”,不仅未有城墙护池,荒地无水草,明军掘地两丈多深也挖不出水来(这一段记
载有问题,怀来县明代中叶景泰年间的一些资料。其中有涉及地下水的当时怀来县,地
下水位比现代高得多。一般最深两丈,就算六米吧,就有地下水渗出)。士兵缺粮还可
以忍受,没水才是最要命的事情。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有一条河,却早已经被阿剌知院
军首先占据。明军水源被断,军心大乱。
八月十五这天,中秋月圆,数十万明军被围,又饥又渴,精神几乎崩溃。也先很有
军事才能,他分出一支军马,从土木堡帝的麻谷口向明军发动进攻。坚守谷口的明军都
指挥郭懋还算条汉子,死战一夜,瓦剌军未能攻破。但瓦剌后续兵马源源不断,给守口
明军造成巨大压力。有人劝杨洪赶紧出兵冲击敌军的包围,让皇帝车驾能突围出来,杨
洪不听。其实,当时人在宣府的明朝将领杨洪如果领兵向也先发起进攻,可以给瓦剌军
来个反包围,内外夹击,说不定把也先军马尽数消灭掉,毕竟明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
。再不济,宣府明军进攻,明英宗也可以趁势突围逃走。但杨洪坐拥重兵,却始终龟缩
于宣府坚城之内,闭门不出。
也先这个人,不仅会用兵,还十分阴险,懂得“心理战”。为了麻痹明军,他派人
进入土木堡,表示要与明朝讲和。明英宗、王振听到这个消息,久旱逢甘雨一样,喜不
自胜。忙不迭立刻让阁臣曹鼐拟写敕书,并派两个“通事”与瓦剌使臣一起前去也先处
商谈和议。
明军士兵被围两三天,渴得要死,听闻双方终于讲和,一下子从精神上松懈下来,
纷纷四出找水找草料,脱离了各个关键防御地点。王振觉得大势不好,急忙传令移营,
“逾堑而行,延徊之间,行伍已乱。”试想一下,二十万大明军,外有强敌,内部自己
乱成一窝蜂,不倒霉才怪。
明军南行才三、四里地,瓦剌精甲铁骑蜂涌而上,四面围攻。蒙古人打猎一样,用
箭射死不少明军。然后,马军步兵一起上,刀砍斧剁,明军几无还手之力,“兵士争先
奔逸,势不能止。”他们已经饥渴了两三天,浑身无力,再让这些人冒死打仗,根本是
不可能之事。此时胜负已定,明军大败!据《明史》记载:“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
。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驸马都尉并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
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
,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死,帝北狩。”在土木堡之役中,损失的文武官员数百人,都是
大明王朝当时的精英分子,尤其是武将勋贵,几乎一锅端了
再说说土木堡之变的严重后果:武将勋贵势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文官势力一头独大
开国时的勋贵子弟和永乐靖难时的勋贵子弟在那时候在朝堂都有话语权,那时候在
朝堂并不是文官独大,武将一样有地位,而且也不低,是可以和文官平起平坐的存在,
而且这些开国勋贵和靖难时的勋贵子弟代表的就是武将集团,但是土木堡之变把那些勋
贵子弟都葬送了,特别是那些在朝堂有话语权的勋贵子弟,关键是这一死就给蒙古人一
窝端了,剩下的传人要不是那些年龄还小的就是一些没权力没才识的。才造成朝堂上逐
渐给文官打压得永不翻身,要知道那些勋贵子弟都是朱元璋和朱棣时的有军事常识和有
才华的老人后代,而且那些人因为立功多,地位也高,在朝堂上说话也硬气
成国公朱能是“靖难”武臣之首,朱棣藩封燕王时,与张玉共为王府指挥使,自东
昌之役中张玉阵亡以来,朱能一直是朱棣的头号股肱之臣。朱勇为朱能子。张玉死于靖
难中,朱棣即位后称其为靖难第一功臣。长子张辅册封为英国公,世袭罔替。曾率数万
军队平定安南叛乱,功勋彪炳。土木堡事变中死于乱军。
张、朱两门,自永乐以来,深受皇室信任,又有其他靖难功臣子弟,互相联姻,尽
掌都督府,而此时“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
”,文官根本不掌军事,正统(明英宗年号)后,勋贵散尽,则兵权归于兵部文官之手
(类似现代国防部,兵部堂官均为文职),五军都督府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
他们那些勋贵子弟可都是家景富实的人,子孙都是要读书的。他们一死武将集团就
跨了,这些也是后面造成文官独大的一个重大原因。当然文官独大也有明朝的政策问题
,但不可否认,勋贵子弟的集体死亡给文官做大留了个大空子,造成朝堂没有有地位和
才学的武将领导武将集团抗衡文官,有才识的没地位,有地位的没才识,而且文官也不
是什么武将都可以抗衡的,那些开国和靖难时的勋贵地位够高,所以才可以和文官抗衡
,别的武将就算有才学也轮不到他说话,因为他们没这身份。
就是因为土木堡,明军的军事人才几乎彻底覆灭。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
神机营、三千营、五千营被歼。从军力分析的角度讲,明三大营算当时全世界最精锐的
军队,拥有大规模的火器,最优秀的冷热配合,还有最精锐的蒙古雇用骑兵)成了猪圈
里的猪,九边地方戍守军队实力上升,武举不振,都是文官作祟所致。一旦,武举兴盛
武将集团必将人才辈出。能学习军事知识,练习战场技术的,训练军队的人才,一般都
是军事世家子弟。这是因为这个军事学习的成本高昂,不是普通士子家庭能承担的起的
。书香门第世家由于起家和家风以及传承,绝不会放弃自己长项去和军事世家子弟去竞
争。既然,我不能和你在校军场同台竞技,那就在制度上让你没前途,让你投入和收获
成反比。最终,文官集团通过在制度上做手脚彻底战胜了武将集团。
所以土木堡之变勋贵子弟的大量死亡和流失,造成没人可以代表武将集团在朝堂说
话,造成明中后期武将地位低下和给文官压着欺负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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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重大疑点
1.明朝永乐时期,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且设北京三十七卫仓。益令天下府县多设
仓储,预备仓之在四乡者移置城内。而且从北京到宣府一路,就有七个大型粮仓,分别
是,新开口堡仓、张家口堡仓、西阳河堡仓、万全右卫仓、万全左卫仓、渡口堡仓、李
信屯堡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
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六天时间,便将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
城,效率反差之大耐人寻味
2.明军六师从大同往怀来走的一路上,蒙古人尾随追击,为什么这一路驻扎的明军
,比如大同的郭登、宣府的杨洪,都没有出来阻挡,而是眼睁睁看着蒙古军队追着皇帝
打,不救皇帝,是什么罪,他们不清楚?最奇怪的是,郭登、杨洪等人事后不但没事,
反而加官进爵了?这是怎么回事?
个人的一些推测
土木堡之变明显没那么简单,因为土木堡的点已经在长城以内很远了,而且距离军
事重镇宣府很近,但是明军既没有得到瓦剌骑兵主力靠近的信息,也没有得到宣府方面
的援助,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
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
剌军呢?
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
火器充裕(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
,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而杨洪手握重兵,却眼看敌军追击自己
的皇帝而不救,这是什么行为?杨洪出兵救驾,成,就是千古功臣,皇帝和文武百官都
会感激他,回报丰厚;败,他也尽了自己的职责,也会成为千古忠臣,朝廷会照顾他的
家眷;而他却选择不救,杨洪难道不知道不进行救援,得罪的不仅仅是明英宗和王振,
还有随军出征的武将勋贵和部分高级文官?他们合起来是大明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一旦
他们平安逃回京城,追究杨洪的责任,杨洪将死无葬身之地!即使皇帝和文武百官都死
了,按理,新皇帝和京城的官员们同样会追究杨洪的不救之罪,杨洪同样会身败名裂!
救驾,杨洪无论成败都会得利巨大,不救驾,无论皇帝是否逃回,他都将身败名裂,甚
至会株连九族,但杨洪却选择不救驾,如此违背常理的行为,是为什么?而2-3万瓦剌
军敢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2-3万瓦剌军敢置以敢战、善战至大将,声震南北的杨洪精锐重兵于背后不
顾?且包围皇帝亲军数天后,才发动总攻?个人推测,很显然,杨洪的宣府军和也先的
瓦剌军达成了某种默契,所以也先的2-3万瓦剌军才敢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
对明军先包围数天,之后才发动总攻(这并非不可能,杨洪和瓦剌首领常有书信往来,
《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
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
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杨洪不惧怕得罪大明最强大的政
治势力,不进行救援,他倚仗的是什么?有恃才能无恐,杨洪之所以敢不救驾,必有强
大的倚仗!最符合逻辑的推测是:杨洪早就算到皇帝、王振及文武官员们根本回不了京
城!所以杨洪等人才敢于不救驾。而如果新皇帝要追究他的不救之罪,不仅有朝廷重要
官员出面保他,而且还会加官进爵。后来果然是这样,新皇帝想要追究杨洪的不救之罪
,果然有朝廷重要官员出面保他,并给杨洪加官进爵。我查到我最不愿意查到的一个人
,这个人竟然是: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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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对二十万余明军败于2-3万瓦剌军感到非常奇怪,明朝堪称精锐的三大营和蒙
古雇佣军战斗力为什么会那么弱?挡不住几万瓦剌军的进攻?这个问题,其实史料早已
给出答案,那就是军队长期“缺粮”,试想人长期饿着肚子,明军不少士兵甚至冻饿而
死,史载“僵尸满路”,这样的军队还怎么打仗?战斗力锐减是当然的事情,胜负其实
早已注定!
而明军为什么会缺粮?前面说过,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
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
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明英宗和王振难道不知道有这七座粮仓
?好,退一步讲,即使他们不知道,文武百官总该有人知道吧,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议
把粮仓的粮食运给“缺粮”的北征军?军队“缺粮”要吃饭,把身边的粮食运过来吃,
这么简单的常识居然被皇帝和文武百官集体“忘记”?很显然,不是皇帝和文武百官集
体“忘记”,而是编写史书的人故意“忘记”,以掩盖某些不可告人的真相!
明朝大军出征,不可能不重视粮草,当时可能多次敦促兵部将粮草运来,但兵部却
迟迟没有动静,近在咫尺的粮草一粒也没有运过来。大军由于粮草不足,战争已经无法
打下去了,被迫回师,之所以不走紫荆关,而要走居庸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那
里离粮仓近,出征多日,已经饥肠辘辘的大军必须尽快解决粮草问题。明军六师去而复
回,战斗力锐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粮草供给不足。而当时兵部尚书邝埜随军出战,后
方负责后勤的是兵部侍郎:于谦!
于谦,又是于谦!这个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关键的地方。于谦为什
么没有把救命的粮草送到前线大军?他在干吗?难道于谦指挥不动手下官员?如果是那
样,这些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兵部败类为什么没有被后来手握大权的于谦问罪?真相显然
不是这样,事后兵部没有一个人因拖延运粮被问罪!而于谦完全可以指挥粮草搬运,在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仅仅用了六天就把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于谦可以指
挥粮草的搬运,却没有把粮草运给前线的大军,甚至连提议和讨论都没有,于谦到底在
干吗?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可怕的推论了,于谦,是于谦故意不把粮草运往皇帝亲征大
军,不,光于谦一个人还做不到,于谦显然得到了留守文官们的支持,否则弹劾的奏章
就可以把于谦淹死。留守文官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显然不怕皇帝回来找他们算账,因为
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让皇帝回来!
现在梳理一下,瓦剌进犯---皇帝亲征---后方粮草被人故意节流---明军缺粮,战
斗力锐减,不得已回师---没有得到东线失守的消息(瓦剌军在东线破关的情报在京城
的机关里来来回回跑了几天才发往前线皇帝那里。等皇帝知道东线破关的消息,已经晚
了)---明军归路被断,兵困土木堡---杨洪等人拥兵不救---武将集团覆灭、皇帝被俘。
整个阴谋已经渐渐浮出水面,瓦剌也先进犯,皇帝、武将集团、王振及其派系的文
官出征,留守文官故意不送粮草,并联合杨洪等人,杨洪和瓦剌达成某种默契,东线的
失守都有可能是故意的(东线的守将不战而逃,而且正好是杨洪的儿子,事后并没有被
问罪),东线失守的消息被人为拖延数日,致使明军做出严重错误的决策,结果兵困土
木堡,杨洪等人又和瓦剌达成某种默契,使得瓦剌敢于在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
,围攻早已饿的丧失了战斗力的明军,结果7万明军被杀,武将勋贵集团覆灭,皇帝被
俘。(皇帝被俘这件事也很奇怪,十几万人都从土木堡逃回来了,而皇帝、武将勋贵们
竟然无一人逃回!?宋朝时宋太宗亲征,几十万大军被辽军打的大败,宋太宗一个人骑
着马跑回来了,而明英宗和武将勋贵们却无一人跑回来,太奇怪了,不排除有内奸指引
的可能!)
总结
通过土木堡之变,留守文官们一举做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强势皇帝、强
势太监、武将勋贵集团),迅速抢占了他们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
(三大营)被文官们“改革”,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从土木堡
逃回来的三大营十几万人中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十团
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监军一人。各营分设都督﹐号头
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京营规制至此一变。从此,皇帝的军权被剥夺,
武将勋贵被边缘化,军权彻底落到了文官集团的手中,皇帝再也不能直辖军队了。十团
营首任提督就是兵部尚书于谦兼任(首任监军是谁我没有查到,知道的朋友请告诉下)
。之后文官集团再在制度上做手脚,创立巡抚领兵制度,巡抚领兵制度从根本上断绝了
武将靠自身军功发展成起足够势力的可能,以坚决防止武将集团东山再起!而巡抚领兵
制度就是景泰年间由于谦确立的。
明英宗的时代实际上时明代政治结构的一个分水岭。明代前期,永乐时代,明朝的
政治结构是勋贵武将,文人士大夫以及皇权三足鼎立。土木堡之变和文官们创立的巡抚
领兵制度则彻底打垮了勋贵武将的势力,导致明朝文官集团彻底做大,几乎架空了皇权
。文官集团在土木堡之变前就掌握了舆论和行政大权,在土木堡之变后,又掌握了军事
大权,可谓一手握着笔杆子,一手握着枪杆子,皇帝都可以随便欺负,平民百姓就更别
说了,天下还有谁可以与之抗衡?
其后文官集团的行为就越来越嚣张了,疯狂抢占国家的资源(明末他们以将1亿亩
左右的军屯官田瓜分干净,直接导致国家无钱发放军费);沿海则大肆走私,海外贸易
的巨额利润全部流入他们私人的腰包(文官们主导的海禁使得国家一文钱关税都没有收
到);民间(豪强劣绅)偷税漏税(必如弘治朝一个县一年七百文的商税,发展到崇祯
朝江南个位数的茶税),甚至私钱泛滥都得到他们的纵容,而国家打击偷税漏税、私钱
,整顿秩序的行为则遭到了文官集团强力抵制。
结果,国家和老百姓越来越穷,朝廷官员和他们幕后的利益集团却越来越富,社会
两极分化严重,百姓穷,丧失了自救的能力,朝廷穷,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一切
的起因,在土木堡之变中,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第一章完!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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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严谨的文章
发到菌斑可惜了
转石板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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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后:金銮殿上的逼宫戏
明朝是个重礼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个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总要
摆出“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勿动”的样子。廷臣为了进谏皇帝,把头
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绝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难想象当着至尊之面,像北洋政
府或今天台湾地区的议会那样,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不但是有碍礼法,
更是藐视朝廷的权威和帝王的尊严。
但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的非常时期,明朝的金銮殿上上演过一曲全武行,远甚
于台湾地区议会的群殴。由于英宗亲征瓦剌,却被俘虏了,史书上称“北狩”。——中
国历史上,“北狩”的还有宋代徽、钦二帝,明明是自己当了猎物,被“蛮夷”抓获了
,应当是“被狩”,可我们老祖先用传统的阿Q法如此为尊者讳。国中不可一日无君,
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代行国家元首的职责。后来他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登基做了皇帝,
是为代宗。
土木堡之变后,孙太后下旨,立英宗长子朱见深(原名朱见浚)为皇太子,仍命郕
王朱祁钰代总国政,大事皆告孙太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宗被俘
后的第七天,尚未登基的代宗作为摄政王上朝理事,当时王振也跟着英宗出征,死在乱
军中了。怨恨这个大太监的官员们,这下可以放开嗓门一诉委屈了。右都御史陈镒(都
察院主官,正二品)联合大臣提议:王振危害社稷,陷害皇上,请诛杀其族来安抚人心。
这时候其他大臣哭声震动大殿。——中国文官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确实是个值得研
究的有趣现象。一时之间,朝堂上乱了起来,上奏声,骂人声、痛哭声此起彼伏,纷乱
程度实在可比集贸市场。朱祁钰初登大位,还不是皇帝,只不过代行职权而已,见到这
个阵势,吓得不轻,下面的大臣们像连珠炮般地说着话,旁边还夹杂着哭骂声,压根就
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怜的朱祁钰根本反应不过来。突然,朝堂上的喧嚣平静了下
来,下面的大臣都用一种极为可怕的眼神看着他,原来弹劾的人已经说完了,等着他的
裁决,基本意见就一条:“杀其同党,灭其全族!”
这可是大事啊,怎么能做得了主呢?朱祁钰胆战心惊地再三考虑,还是不敢做出决
断,便下了一道命令:“百官暂且出宫待命,此事今后再议。” 这些久经宦海的大臣
们没有被这句话打发走,谕令已经传达了多次,可是大臣们就是不走。大臣们似乎达成
了默契,没有一个人动,只是不停地痛骂、痛哭、死死地盯着坐在上面的朱祁钰。
朱祁钰吓得脸都发白了,旁边传谕令的太监金英也不停的擦汗,这种阵势他也从没
有见过,实在太可怕了。此时,锦衣卫的马顺出马了,他重申朱祁钰的谕令,喝斥群臣
,命令他们立刻出去。给事中王竑“愤怒”了,他冲上前去,抓住马顺的头发,先用手
中的朝笏劈头盖脸地向马顺打去,尔后揪住马顺的头发,竟然用嘴咬下了他脸上的一块
肉!大叫:“你以前帮助王振作恶,狐假虎威,现在事情这样了,谁还怕你呀。”其他
大臣一哄而上,活生生地将这马顺打死在金銮殿上。
在金銮殿上当着朱祁钰的面,打死马顺文官们依然不罢休,现场秩序极度失控。眼
见朝仪大乱,群情汹汹,郕王朱祁钰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惊避入内。内使刚要
关门的时候,群臣却紧跟上郕王朱祁钰,蜂拥而入,定要郕王下令族诛王振。司礼监提
督太监金英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愤,无人肯退。群臣怒意未平,直接用手指着朱祁钰
,要他把王振的余党交出来!
反了,要造反了!大臣竟然敢要挟皇帝(代理)!君臣名分、朝廷法度已经文官们
被狠狠地在脚下!文官们公然向朱祁钰索要王振另外同党毛贵、王长随二人。此时旁边
的侍候太监金英眼看局势危险,这样下去,朱祁钰本人都可能有危险,便主动把这两人
揪出来,文官们一阵乱拳两人又被当场打死。大伙儿还不解恨,把三具尸体拖到东安门
陈列。不一会儿,又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据说霸占某死去指挥的小妾,陷害薛
瑄,后来做了锦衣卫高级官员的那位)抓过来,反绑双手让他跪在庭上,让众人唾骂。
朱祁钰哪见过这架势,吓呆了,想走,于谦赶紧上前拉着他的衣服就是不让他走,他扶
住朱祁钰坐下,不让他起来,并“请求”朱祁钰赦免群臣,朱祁钰只好表示同意,于是
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百官)追究。”
这样一下大家就安静了。群众暴力经过事后追认,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锄奸的
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将尸体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灭族。
这场金銮殿上的武斗余波未平,代宗登基后的景泰元年(1450年),镇守浙江的宫
中宦官李德上书道:诸臣擅自杀死马顺,等于侵犯朝廷。这样的贼臣不能再用。——同
样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这样的上表不足为奇。而且他说得很有道理,颇有
点依法办事的味道,这马顺等三人即使罪该万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审
理,再判处相应的刑罚。大臣自己动手将人打死,当然是犯罪行为,在现代,也应该属
于故意杀人罪。我想从古至今,这是个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识。
可是牵扯到那么多大臣,一一追究起来,这朱祁钰刚刚坐上的皇位能否稳固还难说
。于是朱祁钰再次安抚参加武斗的大臣:“诛灭乱臣,目的是安定众志,爱卿们的忠义
,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话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确认了那场金銮殿上武斗的合法
性。
以上简述了群臣“打架”事件,各位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先说说我的个人发现:
1.这些文官居然在金銮殿、在当时身为摄政王朱祁钰眼前聚众打死朝廷命官、锦衣
卫指挥使马顺!之后还不罢休,向朱祁钰索要王振另外的同党毛贵、王长随二人,又将
其二人打死!
2.在金銮殿,当着朱祁钰的面,打死朝廷领导皇帝亲军的高级官员,这是什么性质
的行为?文官们应该非常清楚,那文官们为什么敢这么做?
3.那么多平日温文尔雅的官员们一改往日之文雅举止,无论打过架与否,无论是翰
林还是堂官,也无论年龄大小,官位高低,纷纷赤膊上阵。这一点非常奇怪,他们历经
官场几十年,都是官场的老油条了,怎么会如此疯狂?如果说一两个官员疯狂还有可能
,但那么多的官员同时疯狂绝不可能,这种“疯狂”举动居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则
让人更加非常不可思议。而且之后文官们不但没有请罪,反而逼朱祁钰赦他们无罪,在
金銮殿打死朝廷命官的人居然成了锄奸的勇士?!
4.如果说文官们由于气愤、伸张正义等因素而“忘记”了这么做的后果,那么王振
在作威作福的时候,这些人为什么没有一个因为“气愤、伸张正义等因素”殴打王振及
其同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忘记”这么做的后果?而明英宗被俘、王振死后,这些人
为什么就全部一下子“忘记”了这么做的后果,“突然”做出了疯狂的行为?
5.马顺等人的靠山明英宗和王振已经不在了,想要除掉马顺等人完全可以走正常的
司法程序,没必要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当殿打死朝廷命官,在古代宗法社会,这
种行为大不敬,形同谋逆,属于十恶不赦之罪,按古代法律,是不能赦免的。那文官们
为什么要在金銮殿、朱祁钰的眼前冒着目无君上、形同谋逆的风险打死他们?
6.明太祖、明成祖时期,官员写个错别字、衣冠不整都会被人指责为大不敬,而文
官们在代表皇权的监国朱祁钰眼前打死朝廷命官,如此耸人听闻、违法乱纪的行为事后
居然没有追究!甚至连弹劾都没有!明代维护礼仪、不惧生死的言官们面对如此违反礼
仪、践踏朝廷尊严的罪行,居然“集体”失语,全部“沉默”,这是为什么?
个人的一些推测:
其实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了,金銮殿上,当着监国朱祁钰的面打死马顺等人完全是文
官们事先策划的一场逼宫戏。从文官们集体要求诛杀王振其族,抗旨不出,到当众群殴
死马顺(把人打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官们下了死手的),以后依然不罢休,向朱
祁钰索要王振的同党毛贵、王长随二人,又将其二人活活打死(文官们体力不错啊)。
在打死一位朝廷命官后(有些人认为是冲动、气愤),继续向朱祁钰索要并再次打死人
(再次冲动?),这就绝不可能是冲动了。这一切明显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
文官们策划这一场逼宫戏又是为了什么呢?个人推测,他们在向皇权挑战,在向将
来的皇帝展现他们强大的势力,给朱祁钰一个下马威,逼朱祁钰屈服,为了保护他们在
土木堡之变中的同谋,更为了以后的一系列“改革”行为铺路!
而当时朝堂上可以与文官集团抗衡的武将勋贵集团在土木堡丧失殆尽,宦官集团又
成为众矢之的,被清洗一空,朱祁钰没有可以倚仗的势力,外面还有被文官们夸大的也
先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向文官们妥协,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
结果果然,文官们本属十恶不赦、令人发指的罪行被赦免;在土木之役中犯有不战
而逃,丢失要地,和不救皇帝的杨洪父子、石亨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加官进爵(初杨
洪、石亨守宣府,坐不救乘舆,系诏狱,至是以于谦言,赦出之。命洪仍守宜府,石亨
总京师兵马。立功赎罪。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
请封镇守宣府总兵杨洪为昌平伯,以表彰其护城之功。)不过几月后,杨洪又被加封为
昌平侯,本来犯下重罪的杨洪等人居然加官进爵,很明显,文官们袒护了杨洪等人,以
报答其在土木之役中表现。
文官们一面高举王振祸国,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发生,要求诛杀王振其族,并在金銮
殿打死马顺等人;一面又袒护真正造成土木堡之变的杨洪等人,对其加官进爵。而造成
皇帝亲征大军战斗力锐减的“缺粮”直接责任人,兵部众官员,提都没提,竟无一人受
到指责和处罚(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
,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他们反而以光辉的形象展现给世人。兵部尚
书邝野被宣传成忠臣,兵部侍郎于谦被宣传成了民族英雄(十八年不曾升迁的于谦,偶
曾经很崇拜的偶像)从此高官厚禄,权倾朝野,朱祁钰对其言听计从。而王振的罪名,
说到底,这是政权中对立的两派利用王振失败大开杀戒罢了。然后掌握了历史书写的权
力,不断给王振增加恶名。
对比一下文官们在土木堡之变后,颠倒黑白的赏罚,其心已经昭然若揭!
结合土木堡之变诡异和之后的兵制改革,不难得出,这场逼宫戏是整个阴谋的一重
要部分,通过一整个计划,文官集团彻底清除了他们讨厌的强势皇帝和武将勋贵的势力
,最终掌握了兵权,从此独霸朝堂,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
ps:最后不得不说说偶曾经很欣赏的于谦,从于谦在金銮殿打死人逼宫事件中的表
现来看,于谦不仅知道文官们的计划,并且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于谦的袍袖
破成条索状来看,明显是与人撕扯所致,并且撕扯很激烈导致。由此看来,于谦有可能
参与了群殴。而当朱祁钰面对如此令人发指的混乱局面,站起准备要走时,是于谦首先
发现了,并立即上前拉住他的衣袖,不让他走,于谦的袍袖也有可能是郕王朱祁钰唯恐
发生哗变,拼命挣扎要走,于谦坚决不肯放手,朱祁钰极力要走,把于谦的袍袖都撕破
了。朱祁钰最终还是没扭过于谦,走不掉,于谦扶住(挟持?)朱祁钰坐下,不让他起
来,“请求”朱祁钰下令灭王振族属,赦免犯下十恶不赦之罪的群臣,并辩解说:“臣
等本为社稷,无他耳。”这句辩解明显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此时,朱祁钰走也走
不脱,无可奈何,这才听从于谦的建议。
而当时的情况对文官们来说,的确很危急,如果不逼朱祁钰当场赦免他们,让朱祁
钰走掉,那么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由铲除“奸臣”的忠义行为变成打死朝廷命官、
践踏朝廷尊严、吓走皇帝(代理)的欺君大罪。是于谦拦住了朱祁钰,逼朱祁钰赦免群
臣,一举扭转了场面。所以,退出左掖门后,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
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今天再读这段话,味道完全变了
第二章完!
楼主上面的推测,只有三成的道理。
文官敢打死王振同党,道理很简单,就是这批人要弄得国家败亡了。国家都要王了
,人还要顾什么礼仪廉耻呢?想当年老蒋在徐州打了败仗,共产党书记打了败仗,于是
下面还不是一群人不鸟他。。。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为了维持本集团的利益,只能
出此策略了。
楼主也要理解到,为啥打了败仗的国家容易接受改革? 就是到生死存亡关头了,
就是破坏现有规则也不顾了。
那么为啥杨洪得到提拔? 这不很简单么,文官没啥兵权,也没精兵了,只能依靠
前线有兵的将领。否则把杨洪推给蒙古人,以后要不要北京城了?
另外楼主总是想着皇帝是那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其实并非如此! 只有乱世之
中出来的皇帝,才有这种能力,比如老蒋和老毛也有这种能耐。可是深宫长大的,没啥
背景的小皇帝,是没啥权的,因为权都分散给下面了。下面的文官可以自行执行国家事
务,并不依靠皇帝。 所以才会出现皇帝重用外戚,或者重用自己身边的太监,去获取
权力。
为啥呢? 小皇帝没啥能力和经验,要下面一个部长去办事,部长就有几种选择:
完全听命令,出了事被人弹劾,被皇帝保或者弃;不完全听命令,而是敷衍塞责,能
听的就听,不能听的就不听,同时依靠自己手下的人暗中抵制上面的命令。 很显然,
第二种是可以做的,因为皇帝撤了他,然后换谁呢? 若不撤,只能依靠太监 外戚等信
得过的人,拿着诏书去外执行命令。这就是为啥明的宦官几乎权力都很大,甚至干扰朝
政。 清为了解决问题,就是八部 亲王议事。八部 亲王都是皇帝的亲戚,能自行决策
,故不需要太监。雍正能力强,干脆连八部都排挤了。。。其他人除了慈禧,都没能力
排挤八部 亲王势力。
文官敢打死王振同党,不是什么这批人要弄得国家败亡了,如果您仔细看过文章,就了
解土木堡之变根本就不是宦官集团的错误,而正是文官集团在幕后一手操纵的!土木堡
之变后,什么国家都要亡了的舆论更是胡扯,这是后来文官集团为了栽赃对手、撇清自
己、并夺权的一个借口!
后来文官集团的“改革”正是使得明朝重文轻武,武力大大不如前期的关键因素,
是对国家前途不利,而对文官集团有利的“改革”!
当时文官集团的王骥手握精锐重兵,正在西南平叛,文官没兵权?以明朝当时的情
况,前线将领叛变很难,而且前线的将领,一般在后方朝廷都有人质和供给系统控制。
出了这么大的事,有法不依,动摇的是国家的基石,这一点都不明白,还说什么为国为
民?
文官坐大从明宣宗就开始了,而且后来文官集团趁明英宗年幼,文官以此为借口,
“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一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诣
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如此一来大权必然落到文官集
团手中。明英宗正是了解了这一点,所以要依靠宦官和武将集团来重振皇权,但对文官
集团的防范太掉以轻心,也太低估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万万没想到文官集团敢给皇帝的
军队断粮,并勾结边境武将,不救皇帝,致使土木堡大败,武将集团覆灭,皇帝被俘。
文官集团敢给皇帝的军队断粮,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一切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很
周密的部署,否则一旦皇帝回来,他们的身家性命就难保了
土木堡政变续:大臣废立皇帝,集体谋逆!
土木堡之变后,八月二十二日,孙太后下旨,立英宗长子朱见深(原名朱见浚)为
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钰代总国政,大事皆告孙太后。
大明新立的皇太子朱见深此时年仅两岁,自然无法理政,孙太后女流之辈,又无法
亲自出面,所以只好由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
留守文官们不满意这种局面,想要另立皇帝,现任太子朱见深被他们排除在外,他
们支持郕王朱祁钰做皇帝。此时,虽然名义上是郕王朱祁钰代理朝政,但大事须秉孙太
后。尤其重要的是,郕王朱祁钰不是孙太后的亲生儿子。在古代,历朝后妃为了立自己
的儿子为帝都是殚精竭虑,费尽苦心。孙太后也是如此,她不能忘记,当初她是如何母
凭子贵,靠“亲生”儿子朱祁镇争得了皇后的地位。如果郕王朱祁钰为帝,按照礼法,
那么他那出身卑贱的母亲也应被尊为太后,与孙太后平起平坐了。
朱祁钰,宣宗皇帝次子。他的生母吴氏本是汉王朱高煦的侍女。宣德初,汉王朱高
煦谋反,为宣宗朱瞻基所平,汉王府的女眷被充入后宫为奴。就在返回京师的途中,寂
寞的宣宗朱瞻基在俘虏群中看中了美貌的吴氏,于是,这一路便有了女人的陪伴。回京
后,因为吴氏是罪人身份,宣宗朱瞻基怕文臣们阻挠,便将吴氏安排在靠近皇宫的一处
宅院中。回到深宫中的宣宗朱瞻基重新被成群的嫔妃包围,但他并没有就此忘记吴氏,
反而经常前去临幸。后来,吴氏生下一子,取名朱祁钰。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
续住在宫外。一直到宣宗朱瞻基病重,临死前放心不下在宫外的朱祁钰母子,派人接他
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亲张太后和皇后孙氏,请她们务必善待朱祁钰母子。张太后就
是前面文章提过的王振所惧怕的太皇太后。而骨肉相残的悲剧也没有发生在孙皇后身上
,她对待朱祁钰母子甚为友好。朱祁钰还被封为郕王,住在专门为他们母子修建的郕王
府中。
因为常年在宫外过着近乎隐居的日子,朱祁钰母子的性格都有些懦弱而怕事,凡事
不敢出头,所以,母子二人与孙太后和英宗母子倒也能融洽相处。如果没有土木堡的狼
烟,软弱的朱祁钰母子肯定将平静地度过一生。当英宗陷落敌手后,朱祁钰立即便被推
到了前台。因为宣宗朱瞻基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当了敌人的俘虏,另一个就是朱祁钰。
当朱祁钰初为监国后,临朝议政的诸般事务只让他觉得惶恐而烦恼,而并没有大权
在握的喜悦。这也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当时正当非常时刻,朝中之事千头万绪
,状况连连,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即使是有丰富治国经验的人,也会茫然无绪,何况没
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朱祁钰。当然,当朱祁钰当上监国后,他身边有一些人将政治赌注押
在了他的身上,对他大谈皇帝君临天下的权势,怂恿朱祁钰即位为帝。朱祁钰在反反复
复中犹豫着,不能下定决心。但是历史却偏偏给了这个颇想逃避皇位的人一个特殊的机
会,明朝的大臣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八月二十九日,距英宗被俘虏十四天后,文武百官事先经过商议,合辞请孙太后立
郕王朱祁钰为帝,以安人心。郕王朱祁钰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听到群臣公然在朝堂
上提出,不禁大为胆怯,惊让再三,并站起来,打算避归郕王府。群臣力请,朱祁钰再
三推迟,并厉声对群臣说:“有皇太子在,卿等何敢乱法?”于是,群臣不敢再说。此
时,于谦再一次挺身而出,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
社,以慰人心。”
刚好这时候明朝,明朝派往瓦剌的使者都指挥岳谦回到京师,声称英宗有旨,命郕
王“继统以奉祭祀”。后世对此多有质疑,认为岳谦没有英宗书证,值得怀疑。岳谦到
底是否真的奉有英宗口谕,还是受人指使故意撒谎以说服郕王朱祁钰,如今已不可考。
但毋容置疑,岳谦在关键时候起了关键的作用,恰到好处地出现,恰到好处地烧了一把
火。岳谦口传英宗圣旨后,郕王朱祁钰这才同意接受。郕王朱祁钰已经被说通,剩下的
就是孙太后那一关了。
孙太后自然有她的想法,郕王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将来必然不好控制。她的丈夫宣
宗朱瞻基还有一个亲弟弟,便是襄王朱瞻墡,此时就封襄阳(今湖北襄樊)。孙太后想
迎立朱瞻墡为帝,命人取来金符,打算派人去襄阳召襄王朱瞻墡到北京。
这位襄王朱瞻墡,为太皇太后张氏亲生,在藩王中资望最崇,素有令誉。当年他的
兄长宣宗朱瞻基壮年去世,英宗即位时才九岁,据说太皇太后张氏一度有要立襄王朱瞻
墡为帝的想法。至少,当时襄王朱瞻墡已经是嫡长子的身份,是大有机会的。如今,幸
运再一次降临到襄王朱瞻墡头上。然而,襄王朱瞻墡却不是个贪恋名利权势的人,他接
到孙太后诏书后,立即上书,请求立太子朱见深,让郕王朱祁钰监国。
到了这个地步,孙太后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她眼下最关心的,是儿子英宗能否
安然无恙地回来。至于谁当皇帝的问题,反而在其次。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流言,大
臣要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于是,孙太后在司礼太监金英和兴安的陪同下,召见于谦等重
臣垂询。
于谦自然主张立郕王为帝,这已是经过朝议的定论。重臣们纷纷赞同于谦的意见。
而孙太后并不愿意看到郕王朱祁钰当上皇帝,但她并非有主见的女人,势已如此,她也
无可奈何,只好同意按群臣的意见办。
临退出前,心思缜密的于谦还提了一个旁人不敢触及的敏感话题,那就是如果英宗
能够归国,会不会复位。孙太后还没有回答,司礼监宦官兴安已经抢着回答:“自然还
是太上皇。”孙太后为情势所迫,只好也说:“太上皇归国,名号不变。”表示即使英
宗归国,仍然只能当太上皇,不再是大明的皇帝。
九月初四,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从大同回到京师。刘安在奏报敌情时声言,说也
先愿意将妹妹嫁给英宗,与明朝结亲,还说英宗封他为侯爵。刘安立即遭到御史弹劾。
兵部尚书于谦请严责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不分真伪,听敌诈诱”,因为刘安不顾守
城重任,在大敌当前之时出城拜谒英宗皇帝。刘安被免职,关进监狱。于谦同时推荐固
守大同的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将军印,为总兵官,镇守大同。郭登修城缮甲,迅
速着手扩充军队,数年后,马至五千,精兵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之最。
九月初六,钦天监选定的吉日,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明代宗,史称景帝(明宪宗
成化时追谥景皇帝,南明上庙号代宗),改元景泰,意思希望大明从此好景常在,国泰
民安。并遥尊兄长英宗为太上皇,尊孙太后为上圣皇太后,尊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
立郕王妃汪氏为皇后,迁太上皇后钱氏别居仁寿宫,仍然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
很明显,朱祁钰的皇位是捡来的,倘若不发生那场震动天下的“土木堡之变”,他
永远没有机会登上皇位。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便是以过渡性人物
的身份出现的。本来绝无机会当上皇帝的朱祁钰,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下被推上了至高无
上的皇位。
解读:
这就是朱祁钰登基的过程,大家看出来没有,朱祁钰登基为皇帝,在古代,是一场
废立皇帝的严重事件,历来为史书所诟病,性质和朱棣夺取侄儿朱允文皇位极其类似,
甚至更为严重,却没有被史书所诟病。这是为什么?是朱祁钰篡改史书的原因?可是朱
棣篡改了史书,舆论一样认为朱棣是篡位啊,况且后来明英宗复位,朱祁钰死,英宗废
其帝号,毁其所营建的寿陵,景帝不是以皇帝之礼下葬,而是以藩王之礼下葬,史书和
舆论也没有认为朱祁钰篡位啊?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关键在于史
书的书写者和舆论的控制者,明朝史书的书写者和舆论的控制者是谁?答:文官。从这
个角度入手,我们试着解开这段历史背后的真相。
明代文官书写这历史明显是想掩盖某些事情的真相,当时皇帝仍在,太子仍在,而
大臣们却要拥立另一个人做皇帝,这在古代宗法社会,是什么行为?谋逆!标准的谋逆
!十恶不赦之罪首!朱祁钰非常清楚这一点,现在皇帝生死未卜,且有两岁幼子已为皇
储,你朱祁钰不过一皇亲,若尽心竭力辅佐皇侄,是为忠贤;你若要落井下石,登鼻子
上脸,事若不成定然万劫不复!所以群臣拥立朱祁钰,朱祁钰才会诚惶诚恐,惊让再三
,避居□王第宅,并厉声对群臣道:“有皇太子在,卿等何敢乱法?”于是,群臣不敢
再说。但《明史.于谦传》和《明英宗实录》中紧跟其后书曰:谦扬言曰:“臣等诚忧
国家,非为私计。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王乃受命。从字面和前后语意
逻辑似乎包含一种暗示:正是于谦的“扬言”促使朱祁钰同意登基。
皇帝还没挂就敢立个新的,而且抛弃名正言顺的皇太子,另立新君,群臣的行为在
古代宗法社会属于公然“谋逆”,尤其这是在明朝前期,理学昌盛的时期,性质尤为严
重!可能有人会认为太子年幼,国赖长君,于谦及其一班大臣也是这么公告天下的,但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中国历史上年幼的皇帝非常多,明朝当时完全
可以借鉴,解决方法有四:
1、太子即位,大臣辅政,类似霍光模式
2、太子即位,太后或太皇太后摄政,历史上出现过多次
3、太子即位,摄政王主政,类似周公和多尔衮模式
4、太子即位,太后和亲王共同摄政,类似慈禧和恭亲王模式
所谓的国势紧急,危在旦夕,不得不立朱祁钰的言论纯属编造,当时明朝局势根本
不危急,更不存在瓦剌威胁京师,大明危在旦夕的形势(这个问题以后的文章分析),
况且,即使情况非常危急,也没必要立朱祁钰,如后来的清朝咸丰去世,形势比这时的
明朝危急的多,清朝北方主力全军覆没,英法联军在北京城外虎视眈眈,南方还有太平
天国、捻军起义,比明朝更需要立一个长君,但清朝却立了一个6岁的孩子当皇帝,没
有立恭亲王,这是为什么? 还有南宋末年,蒙古突破长江防线,形势十分危急,但南宋
大臣们依然拥立宋恭宗赵显,临安陷落后,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
连续拥立了宋度宗两个幼小的儿子为皇帝(端宗、幼主),南宋形势如此危急,南宋大
臣为什么不立长君?
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形势危急,很多朝代都没有立长君,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名分!继
承制度!在古代宗法社会,继承有一套严格标准和制度,不是大臣说了算,必须按照“
礼”。如果清朝大臣们以形势危急,国赖长君为由拥立恭亲王;如果南宋大臣们以形势
危急,国赖长君为由另立皇帝,他们就破坏了名分!继承制度!他们就会成为叛逆!成
为众矢之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敢另立新君(如果不是有非常强大的势力,他们是不可能
违反继承制度的)
很多朝代的大臣都不敢做的事情,于谦及其一班大臣就做了,公然违背名分和继承
制度!严重违背了“礼”。在中国古代,以“礼”治天下,“礼”代表着社会的秩序,
破坏“礼”,就等于破坏了社会秩序,所以很多朝代的大臣,包括皇帝,都要遵守“礼
”,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但于谦及其一班大臣严重破坏“礼”,属于“谋逆”的行为不
但没有受到史书的批评,反而得到了赞扬,不可思议,很明显,史书的书写者和他们是
一伙的。
群臣不惜以“谋逆”之罪拥立朱祁钰是为什么?个人推测,群臣如果拥立太子,孙
太后将和朱祁钰联合摄政,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而且一旦明英宗回归,必然“训政
”,对其一系列“改革”不利,尤其对文官集团夺取兵权的计划不利。而通过拥立一向
软弱的朱祁钰当皇帝,一来可以阻止孙太后分权干政;二来可以断绝一旦明英宗回归的
“执政之路”;三来可以断绝朱祁钰的退路,以便更好的掌握朱祁钰。
在群臣拥立朱祁钰当皇帝的这个事件中,透露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信息:群臣竟然集
体“谋逆”!而更可怕的是:居然没有一个大臣表示反对!甚至连暗地里的异议都没有
! 这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意味着群臣的“礼义廉耻”丧失殆尽,更体现出他们势力的
强大,可以公然违背宗法社会的继承制度。面对如此严重违背礼法行为,“耿直”的大
臣一个没出现,一向敢说话的言官一言不发,天下竟无一人提出反对!“谋逆”群臣的
势力之广,控制舆论之深,已经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最后想用一段古文总结评论这段历史,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
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
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
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
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
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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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与土木堡之变
看历史人物做事情的动机要看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目标。对于谦的质疑不过
是来自于几点事实:
1,自古凡是以弱胜强的战役,除非是天灾,强者必然都有内部不稳的迹象。比如
苻坚肥水大败是扩张过快没有消化掉内部的诸多民族;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失败是内部杨
玄感造反;辽国对女真的连番大败背后都有内部权利斗争的原因。土木堡事变里也依稀
有内部斗争的痕迹,比如还没走到大同就开始军粮不足,很难说掌握后勤线的人没有出
问题。所以说,土木堡失败的原因是内部权利斗争的可能性很高(至少比所谓“缺水”
高)。
2,如果认为土木堡事变是内部问题,那如果从利益的获得方看来,于谦他们就是
这场事变最大的得利者。
首先从私来看,当时大量随驾官员战死,空出的位置使得于谦等人得以上位,拥立
新帝也是大功。青史留名更是巨大的诱惑。
其次从集团利益来看。明朝的文官背后往往与地方势力结合形成很大的利益共同体
。于谦不是一个人上位,而是几乎整个领导集团的变更。这无疑会给其幕后代表的地方
势力巨大的利益。
最后从整个文官利益上看,武将势力的衰弱有助于文官独章权柄,并可以藉此将武
将势力彻底排挤出权利圈。
3,从法令上确立巡抚领兵的制度,并成为国家的所谓“祖制”,始作俑者就是于
谦。事实上,明朝中期以后,对外战争中表现尚可的,几乎都是在某种情况下暂时得到
指挥权的武将。戚继光是世袭千户。指掌戚家军是因为那是他自己新建的军队。同样的
李成梁也是如此。李如松是继承李成梁的政治遗产。事实证明,于谦的巡抚领兵制度实
际上是很失败的军事制度。从明代中期以后,明朝就几乎没有进攻性的战役。少数的闪
光点无论是世袭千户戚继光,还是胡人出身的李成梁,都不是文人(王阳明平定宁王之
乱规模太小,而且还是内战)。
文官领兵不行不是因为其外行,而是文官势力渗透在整个明朝的政治权利中,这样
的话很容易将政治矛盾引入到军事行动中。比如带兵文官需要靠胜利来提高其所在政治
集团的影响力,而敌对的文官集团则千方百计拉后腿,借军事失败打击带兵的文官所在
的集团。文人领兵会很容易将朝堂的斗争引入军事行动中,其结果往往会因为内部的巨
大掣肘而失败。比如萨尔浒之战明军还未出城,其战略部署就被女真人得知,我觉得与
其说明朝文官不懂得保密,没有听说过“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这句话,不如
说其战役部署在朝堂上讨论后,被政敌有意泄露出去来的可信。
武将的势力比较简单,而且多是局限在某一地区。比如洪武朝时,朱棣想给蓝玉下
绊子的话,除非二者共同作战,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使是联军,一般也会互相防范
。而且事情搞大了的话,很容易殃及自身。
4.土木堡事变,蒙古也先队是从那里打进来的?主要战场在发生在那里?土木堡实
际上是明军内线作战,其主力一直在明代统治区里,那其地方的物资以及情报支持是哪
个省负责?答案是山西。
明军的主要后勤线在那里?其补给主要是从哪个省集结?答案是河南。那这样的话
,河南和山西的主管是不是有罪?一年之前还总督两省政务,坐镇两省一十八年的于谦
有没有责任?更何况于谦时任兵部侍郎,明军后勤归他直接掌管。
另外还有一点,也先的武器是哪里来的?明朝对蒙古实施的是很严格的物资禁运。
铁器是其中禁运的重点。没有铁器,即使是骑射都会没有什么威力。一位网友亲手试过
骨质箭头的威力。一把按清代技术手工制造的反曲弓,十五米内用骨质箭头,连厚一点
的风衣都射不穿。而也先,不可能拿着这种东西来进犯,其旗下的头人们根本就不会一
起来送死。所以说,也先部必然有铁器。
于谦坐镇两省十八年前,明代是什么时期?恰恰是明成祖最后一次北伐后没几年,
明代处于军事上鼎盛的时期。这时候的蒙古人,不要说铁器,能有命就不错了。总之,
我觉得于谦别的不说。土木堡之前总督两省十八年这个资历,就足够被诟病的。
所以说,评价于谦的话有几点事实:
1. 于谦在山西、河南巡抚十八年,时间太久,足够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
2,土木堡失败原因极有可能是源自内部的政治斗争。
3,土木堡之变的结果,其得利者为于谦等朝内留守文官和整个文官集团。
4,在疑似内讧的巨大失败后,以整个事件最大得利者身份上台的于谦,其军事制
度的改革从军事上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但是其对文官彻底压制武将有决定性的意义。
总结这三点,我觉得对于谦评级就不应该拔得太高。
当然这里的于谦不过是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门面,即使没有于谦,自然还有赵谦,
李谦,孙谦。
第四章完!
被神化的于谦——北京保卫战
从前我对于谦的北京保卫战非常敬佩,但仔细查阅历史之后,于谦的北京保卫战实
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赞誉的。
首先,从客观来说。来犯的也先部根本就不是来打一场灭国战争的。游民部落根本
就没有什么攻坚能力。
其次,从主观来讲。明朝中叶的国力还远没到崩溃的程度,四方来源的地方部队不
说,土木堡之变顶多造成山西,河南和北直隶地区兵力空虚。东北蓟辽的守军驰援京城
根本不用多长时间。
另外,北京城的城防能力也很强大。实际上从徐达建北京城以来,直到今天,您可
以数数完全被攻克的次数有几次?答案是一次都没有。
李自成攻下北京是靠内部有人开门;
清兵攻北京是李自成主动放弃;
二鸦实际上英法联军并没有进京;
八国联军是因为皇帝太后等统治集团逃跑;
北伐实际上最后是张作霖主动撤出;
抗战实际上也是抵抗不坚决而放弃;
解放战争是傅作义起义,北京和平解放;
当初后金发展几十年,明代政治和经济崩溃,但入关N次也没攻下北京,凭什么认
为旨在劫掠的蒙古部落就有这个能力?当时蒙古人二十年前刚被打垮,连铁器都没有多
少,能有什么战斗力?
以全盛时蒙古的精兵,打襄阳都花了十好几年。到明代后期,满清N此入关都不曾
真正攻击过北京城。北京被李闯打下时,明朝全国的军队几乎都已经被消灭,吴三桂的
关宁军被牵制在山海关(实际上关宁军也就是那么回事,没打过啥胜仗)。外无救兵的
北京最后还是因为有人开门投敌才被攻破的。李闯打开封费死劲不说,最后还是靠扒开
黄河大堤才将开封军民一股脑变成水鬼。北京的永定河可是没有那么多水量在为闯王的
大业贡献。
于谦守北京时,内有从土木堡逃回的十几万精锐军队和数十万的百姓(正统朝可不
是崇祯朝,朝廷在百姓中还是很有威信的),无数的军械粮米,坚固的城防,大量的准
军事部队(厂卫,衙役,豪门的家将家丁,御林军)。外有各地勤王的军队汇集。在实
际上志在劫掠而且素来不善攻城的蒙古部族面前,守住北京应该不成问题。
攻占京师就必须有相应的攻城器具,如火炮和云梯,还要有长期的围困准备,这些
条件也先全都不具备,更不用说悬殊的兵力对比。也先的优势在骑兵,他们下了马就谈
不上了,况且他们的给养也不足。此前他们连想要拿下的居庸关都过不去,可知他们在
攻城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差的。在此后的景泰朝中,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也先有攻占北京的
想法,用的词全是扰边,犯境一类的话。
看看也先的军队带着什么器具和部队在北京城下的部署,就知道他是不是攻要北京
北京了。兵力的部署决定着军队的行动。没有骑兵能攻城的,干这个至少也得要有云梯
,22万人守着北京,让他的3万人进去了就全成鳖了,傻子才想进去呢。大同当时城里
都没兵了,也先也不敢碰,居庸关都攻不动,谈何攻北京呵。紫荆关失守是于谦的部署
和安排,于谦举荐孙祥去了紫荆关,结果就丢失了。这是于谦指挥的第一仗,许多人并
不知道主要的责任人就是于谦了。。居庸关岿然不动是陈循举荐的罗通。战后于谦被一
群江西人给批惨了
在也先的一生中,就没攻过任何一座明朝的城堡,大同不足万人他不攻,宣府也才几
万人他也不攻,其实看看史书就知道了,也先俘获英宗的当天就作出了送还他的决定(明
·杨铭《正统北狩事迹》),所有的大臣都知道也先是在搞扰边战术,以战迫和,说什
么“入主中原”,笑掉大牙。他自己内部都摆不平,大同宣府都不敢攻,要知道蒙古灭
宋是在灭辽灭金之后以多民族的兵力,以大半个中国之实力,打了四十多年才灭了著名
“弱宋”,不到一个世纪,强大的蒙元帝国就不存在了,也先那几万人,搞点小捣乱
还是可以的,其他想都别想了。而且以当时游牧民族的传统,得到了城池也没办法长久
驻守。参看嘉靖29年庚戌之变,当时俺答进逼北京,给嘉靖提的要求只是互市而已,后
来徐阶拖延,严嵩示意丁汝夔不战,俺答也只是在城外剽掠而已。退一万步说,即使也
先有求战之心,带兵到北京城下,以北京的坚城和粮储来说,基本上是不用担心陷落的

明朝人在景泰年间的说法是,也先到北京城下,称作“逼城”,既不是攻城,也不
是交战,就是逼到城下。在于谦的奏议中是多次出现了的, 那么何来保卫战呢。其实
也先就是来还英宗,就这么简单。
随便找几句于谦的原话吧:“往往有复来犯边之说。”“狂胡犯我京畿。”“门之
不固,而难免盗贼侵扰之患也。”你在这里能找出瓦剌灭明的意思吗?当时的京师人口
不下百万,过了紫荆关的蒙古人精壮者两万,非精壮者一万,就这些人想去拿下北京了
,而周边的地方一个没占,看来现在很多人比于谦更不懂军事了。
只要推翻了也先去攻占北京,基本也就把于谦给推翻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保卫北京
。他自然就毫无光彩了。也先来北京,据《正统北狩事迹》和《北使录》记载,更像是
是来送明朝皇帝的,借机议和通贡,瓦剌的财富来自通贡,而不是敲诈,没有通贡,他
们的金银是没有用处的,他们去什么地方买东西呢,和明朝保持敌对,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没有,金银就是废物,所以他们想过好日子就是个通贡,没有别的路子。也先还人是
在英宗被俘的当时就决定了的,史籍中讲的明明白白。去北京就是这个目的。也先没有
说过索金帛万万这样的话。
也先是在卢沟桥派遣明朝出使的岳谦回去,他的官职相当于二三品(不准确),是
老资格的人了,要于谦和王直去谈,以便送还英宗,他们不去,并且故意杀死大臣们非
常熟悉的岳谦,岳谦需要杀吗?审了吗?难道有些人害怕大家知道也先的意图?如果对
也先不放心,可以派杨善这个的人啊,其他的人有的是啊。去的是两个七品小官,显然
是糊弄了。
英宗朱祁镇看到来人官职不高,觉得朝廷太不重视自己,很不高兴地问:“何不遣
大臣来?”也先听了也很惊讶,便问使者都是何等官。英宗朱祁镇说:“都是小臣。”
也先说:“大臣如何不来迎?犬犹认主人,我奉驾至城门,不来接。”随即对王复等人
说:“尔小官,可令胡濙、于谦、王直、石亨、杨善等来。”其实王直未必不去,陈循
未必不去,事关英宗回来,怕死行吗?结果不谈,也先在北京城下耗了五天就走了,失
望而归。景帝和于谦就是不要老皇帝英宗了,下面是一年的战争,国家和老百姓遭难啊
。什么社稷为重,一派胡言了。
也先如果想打北京,在土木堡之后就应该立刻东进,北京完全没有准备,可以一鼓
而胜,为什么8月15到10月11,才到北京,耗时不说,先北返又南下,再说他们从7月初
就出来了,基本是3个半月吧,他们是铁打的吗?也先来北京称是送明英宗说不定是真
的,如果不是送英宗,有这样打仗的吗。为什么在北京城下打起来了,也先的给养不足
,他的部下是部落组成,当然需要补充给养了。注意,是谈不成的情况下才发生冲突的
,如果谈成了,可以避免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的。
也先邀几位大臣去议和,当时如果有一位去了,而也先原形毕露,狮子大开口,两
边谈不成,即如此,明朝还可以揭露痛斥瓦剌,有什么怕的,道义在我们这边,这时再
夸于谦不迟。但是这个机会被于谦坚决地破坏掉了,接下来就是一年的战争,老百姓生
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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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集团为了什么利益如此胆大包天策划并实施土木堡政变?这一点想想他们在土木堡
之变后得到的利益就知道了,
1.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继续走私,在其中获得几十倍的暴利(人为了300%的利润就
什么都敢干了),而且他们再也不用担心皇帝、武将、宦官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根本性
的威胁(以前是皇帝和宦官垄断海外贸易,文官们只能干瞪眼,后来文官们走私,肯定
很担心皇帝联合武将和宦官重新垄断海外贸易,对文官们的走私进行追究)。
2.文官集团的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已经很严重了,明英宗依靠宦官和武将集团,开
始对文官集团进行打压了,而且一旦皇帝和武将集团胜利归来,势必将大大加强皇权和
武将集团的势力,那么文官集团很可能重回朱元璋和朱棣时代,被打压的不得翻身。但
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大大削弱皇权、消灭了武将集团,拿到了兵权,这以后文官集
团不仅避免了打压,而且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即使越来越严重,也不用担心皇帝会对他
们怎么样。
3.文官集团从根本上得到安全保障,以前文官集团可是经常被皇帝整的惨兮兮,想
贪污不能贪污,想走私不能走私,偷税漏税、违法乱纪经常被打击。这一切在土木堡之
变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在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打垮了武将集团,拿到了兵权,文官集团以前被打压的
惨兮兮、担心被清算,利益受到损失等这些情况再也不会有了,文官集团的利益不仅得
到巨大的保障,而且会大大的扩张。而皇帝没了兵权,武将集团被打垮并边缘化,皇帝
就是想追究文官集团的罪责,也只能对文官集团中个人进行打击,无法对整个文官集团
的利益造成根本性威胁。
文官集团经过明朝近百年的发展,透过门生故吏、同年、同僚乃至同乡的关系已经
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势力,里面有很严密的组织,明朝的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
地方势力所操持,通过科场,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
明朝抄家是很少的,尤其中后期,而且抄家得来财产入国库,国库的钱怎么花,花
到哪里去了,还不是文官们说了算,其他文官们自然可以分一杯羹。
明朝的教育是不会忽略武功的,文官从小也接受过一些这方面的教育,请参考朱元
璋的教育制度。况且后来文官集团趁明宣宗死后,明英宗年幼,就开始大肆在军队中安
插人手,培养势力,于谦、陈镒都此时都亲自在山西、陕西等地训练过军队,还有西北
和西南的战争都是文官王骥指挥军队打得,文官集团很多人跟随打仗,培养了很多文官
集团自己的军事人才,为接替武将集团掌控兵权做了一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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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谦的质疑和评价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用事实说话才是道理。于谦在山西巡抚时就有金腰带了,穿
的是貂裘之衣,几乎是天天要喝酒,是在他的诗中表现的,这是穷吗? 如果于谦不贪污
,那就说明明朝的俸禄其实是非常高的。后来他没老婆了,儿子做官了,女儿又嫁掉了
,一个人过了十余年,他凭什么就穷了,奇了怪了?
于谦的俸禄是多少? 他的儿子连个秀才都不是就成了五品官,人家是考了举人考进
士,就是成了状元也不是个七品官,父子二人的俸禄上哪去了?请问上哪去了?!
在古代宗法社会,天地君亲师,在臣子的心中皇帝是胜过父母的,父母有错能恶毒
咒骂和要打要杀吗?英宗有错可以指出,但也仍然要敬皇帝,而于谦和景帝不敬英宗路
人皆知,于谦有句最恶毒的话:“(英宗)失国得罪祖宗,恐不足以示天下后世。”曹
吉祥又问:“然则故太子如何?”又曰:“罪人之子也,已废不复。”上圣知之怒曰:
“将于家自为之乎。”
于谦在宣德五年任兵部侍郎之后,20年不能任兵部尚书,在此期间许多的侍郎都任
了兵部尚书,他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当兵部尚书邝埜牺牲于土木堡之后,他的机会来了
。所谓的于谦力阻,迁都才不成功的舆论很可笑,土木之变后,北京保卫战前后,地位
高于于谦的起码有内阁首辅陈循、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滢,甚至于内阁中其他人
如苗衷、高榖,在朝堂上都要比于谦更有发言权,声音可以更大(没任何资料表明他们
中任何一位撤守京师,更别说郕王(后来景帝本人),于谦只不过是一个新任刚几天的
兵部尚书(当然也重要),但不能把其作用无限放大,吹上天吧!
废明英宗,立郕王朱祁钰这才是于谦真正死因,因为这种事大臣中只有他才会表现
最积极,原因是于在英宗朝资历最浅,相对于王直、陈循、胡濙等,于谦与英宗君臣之
情肯定要淡得多,其实“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不过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借口,在内阁
机制已经成型的当时,皇帝暂时缺席,太子幼小,国家机器会照常有效运转。何况还有
郕王监国!
所谓的“北京保卫战”是于谦主持的,当时朝廷里面没有懂军事的人才吗?罗通和
吴宁都比于谦懂军事啊,为什么要用一个从未领过兵的于谦?
通过“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于谦的好处滚滚而来,他的好处是:
1、兵部尚书,
2、少保,
3、儿子副千户,
4、太子太傅,
5、实质上的六卿之长,大权独揽,
6、封赠四代高官,
7、赐宅,8、景帝的宠臣,对其言听计从
9、总督军务,
10、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一个权臣应该得到的他都有了。
于谦在朝里主要做的就是全力维护文官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大权独揽及排除
异己。在他所在的兵部,七年一共排斥了七个优秀 的兵部人才:1、罗通,2、吴宁,3
、李贤、4、邹干、5、龚永吉、6、侯琎、7、杜堂,其中有六个 是兵部尚书的材料和
资格。他亲自培养的是项文曜和王伟,这两个人怎么样你去研究好了。呵呵。到后来兵
部就没有人才了,是最糟糕的时期了。看来他是嫉贤妒能吧。在于谦任兵部尚书之前,
他在兵部只有不到两年的经历,其他时间是搞农业,在业务上是个新兵,就是有资格而
已。
于谦在军队里的三大支柱是石亨、杨洪、柳溥三个人。其中两个在已巳之变中是有
不救皇帝之罪的,是石和杨,其中两个是缩头乌龟胆小鬼,是杨和柳,这两个人在于谦
的手下就没有一个立功表现。这就是他的用人的水平。于谦排斥的一个人其水平高出他
十倍的是王骥,于谦任兵部尚书之后根本就不让他在北京,凡是和王骥有关系的一个不
用和基本不用,这又是一长串的名字了。不在此列出了。文臣方面,看于谦和项文曜的
关系,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了。满朝的人都说项文曜是个奸臣。而他是于谦最好的朋友
。大家想想于谦是个什么人了吧。
王骥手下有一大批的文臣武将,基本上都是好汉子。而接近王骥的于谦是一个不用
。为什么。想想吧。武将王骥是于谦的顶头上司,入士早他15年,是良师益友老前辈,
于谦却“素不重骥”。
王骥没有什么抱屈的,王骥说人不可无忧国之心,不可有忧国之言。他想的就是国
家了。在复辟后他对英宗说的是“受奸臣于谦陷害”,一切都明白了。你可以去看《明
实录》,有一部几乎就是王骥表演的舞台,非常过瘾的。王骥用了许多的浙江人,如柴
车。龚永吉、项文耀也用过,不过项不敢媚他,而敢媚于谦,是为什么?
于谦在被王振下狱和被复辟后的明英宗下狱时,官员和百姓的反应反差太大。于谦在
被王振下狱时,不但地方上的官僚老百姓帮他说话,连朝中重臣也为他求情,甚至连藩
王都来为他求情,放了于谦后,于谦改任大理寺少卿。他们又集合了一万多人,要求朝
廷派于谦重回山西、河南做巡抚。这里面问题很大,百姓、官员、藩王都来为一个人求
情,世所罕见。有百姓为于谦求情也就罢了,但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地方官吏,甚至藩
王都来为于谦求情,这太奇怪了,太反常了。
如果于谦真的爱护百姓、不畏权贵、清正廉洁,那么那么多不同阶层为于谦请愿的
行为就不可理解,于谦在山西、河南巡抚十八年,据说惩治贪官污吏、颇得民心,那么
于谦下狱,那些于谦得罪的地方官吏、权贵们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集体上书为于谦
求情(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集合一万多人到北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做到的)
,连与于谦没什么关系藩王也不惜冒着干政的危险为于谦说话,这是为什么?于谦的人
格已经伟大到可以感化所有人的地步了吗?古代多少圣贤都没有做到的事,于谦难道做
到了?于谦的人格力量超越所有的圣贤?
于谦是个人,不是神!但于谦却可以使百姓、官吏、藩王这些互相有严重利益分歧
的群体同时为他说话,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人怎么可能警察说他好,小偷也
说他好呢?如果所有人都说他好,这个人就一定有问题!
如果于谦的人格力量不是超越了古往今来所有的圣贤,那于谦背后的问题就非常可
怕了,于谦巡抚地方十八年,已经形成庞大的地方势力,从很多百姓来京城上书的情况
看,这些人不是普通百姓,很可能是地方的乡绅和权贵,只有他们又这样的组织力量,
可以组织1万多人去北京支持于谦。
而地方的官吏已经完全成为于谦的嫡系,甚至藩王都受过于谦的大恩或有重大把柄
在于谦手中。个人认为有重大把柄在于谦手中可能性更大。乡绅、官吏、藩王和于谦已
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所以于谦出事,他们必救!于谦下狱,他们
集合力量救了出来(如果仅凭一些百姓上书,王振会改主意?),于谦出来后,改任大
理寺少卿。于谦不满意,和他们谋划,之后他们又集合了一万多人,要求朝廷派于谦重
回山西、河南做巡抚。这是多么严重的事件,如果发生在现代都不得了,何况在讲究礼
法的古代!而朝廷居然同意了,朝廷就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还是面对于谦庞
大的势力不得不妥协?
山西河南不是动荡不安的地方,但于谦却可以巡抚十八年不换地方,朝廷不知道这
样很危险吗?于谦那么久不换地方,不见朝廷有人对此说三道四,显然于谦得到了朝廷
众多官员的支持和纵容,使得于谦可以在地方从容发展自己的势力,以致后来于谦的势
力竟可以达到威逼朝廷,左右决策的地步。而这不过是文官集团在正统年间扩张自己势
力的一个缩影。正是文官集团势力的大幅扩张,为后来的土木堡政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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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下,《石灰吟》不是于谦的作品。它的最早版本,应是宋末元初高僧释信忠禅师所
作的一首僧偈。明清两代,先后出现了于谦、李都宪和刘儒三位作者。于谦说最终成为
共识,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于“文如其人”的要求。《石灰吟》也因被归为于谦的作品而
终成千古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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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必要的“北京保卫战”
也先俘获英宗的当天,就遣人说明了他的意图,明朝是非常清楚的,他一再一再的
表明,南下时说的更清楚,正因为太清楚了,景帝在21天后急忙继位。一个月不到啊。
过了35天吧,也先才到了北京,怎么急成这个样了吗。许多人都知道也先的意图,朱棣
五征漠北,打得蒙古人狼狈不堪,怎么才过了20多年,蒙古人要灭明朝了,也就是一代
人吧。可能吗?明朝和瓦剌的来往非常频繁,使臣没有断过,就是级别规格不高,在北
京城下就是规格高些有何不可。你注意啊,瓦剌要钱,在大同吧,就可以看出来他不占
北京,否则要大同的区区之数有意思吗?占了北京几百万都有,是吧。
瓦剌和明朝打仗,基本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什么灭国,他们的国力非常的弱,自己
的内部都没有摆平,有个温饱就不错了。蒙元在灭了金国之后,人口估计在七千万左右
,而南宋不足三千万,就这样打了40多年,现在瓦剌才40万人左右,明朝差不多七千万
——1亿,打什么打。如同阿富汗想灭中国一样吧。呵呵。也先要的是谈判是议和,而
不是讨价还价占谁的便宜,不和不能通贡,瓦剌就是损失,他才急于啊。马匹多了绝对
的负担,如果来个灾情损失是非常大的,就换不了东西了,暴风雪是蒙古人非常害怕的
。所以不要想那么发展,脱脱不花一直没有断了进贡,也先就急死了,他手下的人不能
得汉物,就跟脱脱不花跑了,他们手下的人是分开的,各有各的。
《正统北狩事迹》《正统临戍录》《北征事迹》这些资料的作者和英宗的关系,
这些古籍明确地告诉我们,也先到北京的意图。注意到没有,俘获英宗之后的第一时间
里,也先和他的属下就通过讨论明确了处置英宗的计划,即将他送回北京,而阻扰者就
是于谦,气得也先在北京城下大骂:猪狗都认得主人,我们把皇帝送来了都不要。这就
是于谦的忠吗?
也先到了北京城下,他要明朝去大臣商谈,可是去的是小臣,他当然不干了。送还
英宗不是把人放了就算完了,说你幼稚吧。送还英宗是为了表明战争状态的结束,恢复
以前的关系。没有大臣去谈是不行的,所以也先是一定要大臣去的,如果明朝去了大臣
,而也先仍然不还,就是也先的问题了。现在是一个大臣都不去,明朝显然是没有和议
的诚意。注意一点,也先没提任何要物资要求。
知道岳谦是怎么死的吗?他是明朝派去瓦剌的使臣,也先到北京后要他去朝廷带去
他们的意图,结果就被明军杀死于城下,他身上很可能就有英宗的信件。当也先要求大
臣去谈判时,于谦又说:今日只知有军旅,和什么:臣知死垒等话。后来派出小官去谈
,被也先赶了回去,足见于谦是拒绝英宗的罪魁。
之后就有了所谓的“北京保卫战”……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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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们先前是想把朱祁镇做掉的,比如他们竟然用大炮攻击朱祁镇所在的瓦剌军营,
没成功。后来改变策略,把朱祁镇接回来更有价值,比如可以用他威胁朱祁钰,你不听
话的话,嘿嘿!
而朱祁钰当然知道这一点,他并不甘心当个傀儡,以换太子事件抗争,试探群臣,
看看有没有支持自己的大臣(与唐高宗换皇后事件类似)
至于明英宗为什么会复辟成功?其实景帝无后,而且病重,之后的皇帝要么是明英
宗、要么是明英宗的儿子(当时的太子),而太子年幼,明英宗如果以太上皇的名义摄
政,文官集团拿什么理由阻止?
何况当时手握重兵的石亨由于与文官集团(包括于谦)发生了矛盾,于是石亨选择
支持明英宗复辟,以换取更大利益。明英宗有名分、有手握重兵的将领的支持,文官集
团已经不可能废掉他了
为什么清修明史不抹黑于谦,而乐于神化于谦?
首先,修明史的是投靠满清的东林党的遗老遗少,怎么会抹黑曾经为文官们带来巨
大利益的自己人?他们修的明史抹黑的是明朝的皇帝,抹黑明朝的皇帝才符合东林党遗
老遗少和满清统治者的共同利益。而如果抹黑于谦,会解开明朝文官集团的卑劣和明朝
皇帝的无奈与辛酸,等于向天下人表明,明朝是文官集团害的,明朝皇帝为了振兴明朝
所作的努力被文官集团扼杀,而文官集团现在又投靠了满清,会使得人们对明朝皇帝感
到惋惜和对文官集团产生憎恨,这对投靠满清的东林党遗老遗少和满清统治者来说都是
很不利的
要说史书,请先读《明实录》;《明纪》《国榷》《明史稿》《明史》《明通鉴》
《于谦集》等等大书,再读小的《正统北狩事迹》《正统临戍录》《李侍郎使北录》《
狱案 日录》《北征事迹》《否泰录》《复辟录》等书,还要搞明白明朝皇帝、武将勋
贵集团、文官集团、太监多方博弈的格局与前因后果。
要了解于谦也可以从这些史料入手,搞明白和于谦关系密切的人中有谁,他恨的是
谁,妒的是谁,你就了解于谦了
===================================================================
土木堡之变后明代皇权的衰弱
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前,皇权比较强大,但在土木堡之变后,皇权开始衰微了,例如
景帝的儿子死了,有官员反而上疏叫好,正德皇帝几次想出关而不可得,嘉靖为了认自
己的父亲为父亲,竟然向大臣行贿,被一口回绝,万历想换太子,和文官们对峙了10多
年,(个人认为万历换太子和唐高宗换皇后一样,本质是为了重振皇权,所不同的是,
万历没有看到支持自己的“李义府、许敬宗”),最后不得不妥协。
明朝时,吏部掌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考课、勋封等事。低级官员任免根本不需
要向皇帝报告。就连高级文官任免,也是由吏部拟好,交给皇帝签字而已。如果皇帝提
出任免官员,必须要内阁、六部附署才能生效。否则视为无效中旨,六部有权拒不奉诏
。明前期,皇帝还能决定内阁人员。但是到了明中后期,内阁人员完全由大臣们庭推选
出,皇帝只有捏着鼻子认了。
看到这些,就会明白文官们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曾经强大的皇权在他们的面前低
下了头。权力是需要实力作支撑的,皇权衰微的背后是皇权实力的衰弱,这一切从哪里
开始的呢?个人认为,就是从土木堡之变开始的,土木堡之变改变了皇权和文官们的力
量对比。
在土木堡之变前,文官们尽管已经很有势力,但在朝堂中,依然有一股强大的政治
势力,那就是武将勋贵集团,明成祖留了不少军事人才给他的子孙。土木堡之变可以说
是葬送了那时候的大明精锐和一大批勋贵里的精英人物。当时不但大批的勋贵从军,而
且他们家族中精英子弟也有不少人是军中的直属军官随军出征。可以说他们一死,代表
大明的武将勋贵集团立即崩溃了。
能够制衡文官集团的武将勋贵集团在土木堡之变中损失殆尽,文官们迅速接管了他
们势力真空的地带,得到了帝国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兵权!从此,皇权面对文官集团
开始力不从心了(明朝前期的朱元璋、朱棣和后来的满清为什么可以皇权强大,无他,
有刀尔!)
而造成这一切的土木堡之变本身就很可疑,当时随军出征有大批武将,其中有三征
越南的名将张浦,他要是对战事不看好,不劝阻也就罢了,还亲自随军出征,简直不可
思议!文官们说英宗是受王振盅惑,而且大军出征从头到尾也是由王振瞎指挥完全是说
不通的。即使是英宗在幕后替王振撑腰,王振想指挥军队,不依靠武将也是不可能的。
王振一个太监,威信可以靠皇权。但带兵打仗却不得不依靠那些军中武将们,所以
这场战事事实上肯定还是由武将集团指挥领导,王振不过是名义上号施令者。当时也先
实际上实力并不强,不过是蒙古的一个部落联盟领罢了。与以前的匈奴,突厥甚至契丹
根本没法比。这次战争不过是一次中等规模的游牧民族打草谷而已。但明朝在土木堡居
然会失败的那么惨,大批精锐武将在土木堡被杀,朝堂从此文官集团一头独大
土木堡之变使得武将勋贵集团解体了,全国大部分的兵权落到了文官集团的手中,皇
帝直接控制的军队只有锦衣卫和御马监了,调用其他军队需要得到文官们的认可和配合
,这使得明朝以后的权力斗争中,皇帝即使联合内廷势力,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也经
常处于下风,不得不说这与军权旁落关系重大
武将勋贵集团没有了,朝堂原来的平衡被打破,明朝皇帝面对掌握了兵权的文官集
团,不得不依靠和重用内廷势力,来制衡文官集团,但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土木堡之变以前,是武将领兵作战,文官监督和制衡武将,土木堡之变后,变成了
文官领兵作战,太监监督,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大多数的文官没有学过军事,更没
有军事才干,后来的名将如戚继光、俞大猷都是武将世家出身。
不谙军事的文官担任武将的职责,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之(当然也出了极少数能打
仗的文官,如王守仁、杨一清)而太监监军问题更大,除了郑和、汪直等极少数懂军事
的太监,大多数太监对军事一窍不通,对明军的祸害作用比文官尤大
土木堡之变以后,明朝本身的将官机制被打破,这也导致了明朝开始真正的文武不
等的局面。
明朝的武将制度其实和欧洲的骑士制度差不多,都是家族形式的世代承传。所以武
将的地位虽然不会怎么高,但实际上身份大多是贵族。这些家族的子弟从小就会接触军
事方面的培养,无论是个人技能乃至兵法策略都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所以当时的武将
独立性是非常强的。到了之后土木堡之变,明朝当时的兵将苗子和人才几乎都在那一战
死的七七八八,特别是贵族身份的武将大量死伤。这也为后来文官一举上位提供了基础。
正德和万历都曾经想过提拔一批新贵武将上去,以抗衡文官集团,但都以失败告终。
这个情况到了明末之后就演变成了一个更加畸形的模式。大把非贵戚武官为了套升
迁而都去主动投靠党人势力,而这些人的掘起又大量的挤压了贵戚家族出生的专业军人
的位置。而且因为好控制,所以党人对他们也是大加扶持。但这样的将领本身就没什么
文化水平,更别说在行为上讲究什么道德理念的问题。最好的例子就是明末的“平贼将
军”左良玉,老百姓习惯称他“贼将军”,因为这斯军队军纪败坏是出了名的。至于怎
么个坏法,我只能说比之满清也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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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医明妃传里面明英宗也是个悲剧英雄 (转载)大卖国贼蒋介石与日军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秦土协定》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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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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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说一开始就是于谦操纵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阴
谋。
英宗当时带领大批的文臣武将开国功勋御驾亲征是不可能由哪一个人来操纵的,他
是有目的而为之的,为什么?那次出征预示着皇帝即将“亲政”——从内阁夺回权力后
真正的“亲政”。正统十四年的时候,从宣宗时就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的内阁“三杨”
已经都不在了,皇帝已经通过太监掌握的锦衣卫扳倒一部分同时又收服一部分当时的权
力人物了,所以才会带了大批的官员和武将,那些人打完仗回朝后是等同于开国元勋的
,这次出征实际上就是皇帝重新掌权的宣示。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朝廷内部的
权力基本上已经收回了稳定了,但外放在外掌握着实际兵权的武官因为天高皇帝远,朝
廷对他们的控制力很有限,正统十四年的御驾亲征也有着收回实际兵权,震慑驻边部将
的目的。
如果没有“土木堡之变”的话,可以想像一下御驾亲征得胜回朝后,接下来会发生
什么?那就是皇帝的威势会达到顶峰,在彻底解决朝廷内部不安分的文官势力的同时,
与之相勾结的那些军中人员恐怕也难逃被清算的命运。那么面对这种情况,这些人会安
心坐以待毙么?不可能的。那他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即将临身的杀身之祸呢?反?!
他们不敢,也不可能成功。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趁机借也先的手瓦解即将形
成的皇帝及其手下大员的势力。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明目张胆的跟瓦剌勾结,只要在后勤
消极怠工的同时派一些小人物装成要谋取富贵去给也先通风报信就行了。于谦是正统十
三年被调回京的,之前一直在巡抚河南、山西,也就是说那些地方是他的势力范围,而
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地在哪?
正统十四年的时候,以大明当时的实力,会有“土木堡之变”那样的败仗是非常不
可思议的。那不是久无战事,军备荒驰的年代,当时离宣宗亲征平乱才多少年?而且瓦
剌也不是突然有的,那些年每年都会下诏边关修设军备,以防瓦剌,从经济角度来讲,
瓦剌就更不能与大明同日而语了,怎么就能一下子吃那么大个败仗,连皇帝都成了俘虏
?而且从整个战事过程来看,通敌卖国之迹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守将弃城逃窜,还是
近城将领见死不救,亦或是战略位置失守情报却不知等等)。
唉~英宗当年离一代雄主仅一步之遥啊!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朝就只见“相”不
见“君”了。
文官集团也不是抢到了兵权,而是从“内阁”掌权开始,就跟掌握兵权的那些将领共同
分享利益了,这种“盟友”关系非常可靠,等同于自己人掌握了兵权。皇帝亲征本意是
想拿回兵权的,被卖了没成功还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这个结果也许是早已注定的,宗室被削弱以后,官僚阶层无制早晚会危害到皇权,
甚至可能原本被打压的宗室势力会跟官僚阶层联合起来挑战皇权,所以除了宦官,皇帝
还能用什么来牵制呢?这是从建文帝决定削藩开始便注定的后果,成功了,早晚会到这
一步,不成,朱棣靖难成功后就更要削了,还是一样的。为什么当年文臣向朱元璋建议
削藩的时候,朱大怒,立马把文官拖出去斩了?他恐怕是仔细想过了的,但没别的办法
,只能依靠宗室来牵制,到最后最多就是子孙间争争,起码国家不会让那些只知道贪图
利益的人收点钱就随便给卖了
K**********n
发帖数: 10466
13
擦,阴谋论解释得好。
原来是借蒙古之刀啊!
C**********e
发帖数: 23303
14
楼主有大才呀
x****u
发帖数: 12955
15
差不多吧。不见得完全是为了卖掉皇帝。可能只是为了给皇帝御驾亲征造麻烦,结果玩
大了。
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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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看完以后就一个感觉:有学问的公知真可怕!

【在 C**********e 的大作中提到】
: 楼主有大才呀
: 赞

d*******3
发帖数: 8598
17
作者是幻想吧
对当代有意见就直说,自己属于哪个阵营的就直说
玩这套说书,有什么意义,
政治不政治,历史不历史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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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呵呵,直说脑袋就没了

【在 d*******3 的大作中提到】
: 作者是幻想吧
: 对当代有意见就直说,自己属于哪个阵营的就直说
: 玩这套说书,有什么意义,
: 政治不政治,历史不历史

c*********d
发帖数: 9770
19
“宋朝时宋太宗亲征,几十万大军被辽军打的大败,宋太宗一个人骑着马跑回来了”
怎么我老的印象里他是骑着驴逃回来的啊?
骑着马,辽军一看就是宋朝的武将,骑驴则看上去估计是个老农。

【在 d********a 的大作中提到】
: 起初我对二十万余明军败于2-3万瓦剌军感到非常奇怪,明朝堪称精锐的三大营和蒙
: 古雇佣军战斗力为什么会那么弱?挡不住几万瓦剌军的进攻?这个问题,其实史料早已
: 给出答案,那就是军队长期“缺粮”,试想人长期饿着肚子,明军不少士兵甚至冻饿而
: 死,史载“僵尸满路”,这样的军队还怎么打仗?战斗力锐减是当然的事情,胜负其实
: 早已注定!
: 而明军为什么会缺粮?前面说过,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
: 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
: 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明英宗和王振难道不知道有这七座粮仓
: ?好,退一步讲,即使他们不知道,文武百官总该有人知道吧,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议
: 把粮仓的粮食运给“缺粮”的北征军?军队“缺粮”要吃饭,把身边的粮食运过来吃,

d******a
发帖数: 32122
20
是坐着驴车跑的
宋太宗不是行伍出身,而且受了伤

【在 c*********d 的大作中提到】
: “宋朝时宋太宗亲征,几十万大军被辽军打的大败,宋太宗一个人骑着马跑回来了”
: 怎么我老的印象里他是骑着驴逃回来的啊?
: 骑着马,辽军一看就是宋朝的武将,骑驴则看上去估计是个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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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杀小孩,应该是土改的时候最猛吧中国历史上十大乱臣贼子
土改中被逼叛变的战斗英雄陈怀初总师基本上可以比明朝的司礼太监王振
看吉鸿昌这货干的事,老常对他真很放纵邓小平是个笑话
K**********n
发帖数: 10466
21
他是步兵出身,不会骑马。

【在 d******a 的大作中提到】
: 是坐着驴车跑的
: 宋太宗不是行伍出身,而且受了伤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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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骑驴的地方在北京的白石桥,紫竹院公园。那个地方是潮白河

【在 c*********d 的大作中提到】
: “宋朝时宋太宗亲征,几十万大军被辽军打的大败,宋太宗一个人骑着马跑回来了”
: 怎么我老的印象里他是骑着驴逃回来的啊?
: 骑着马,辽军一看就是宋朝的武将,骑驴则看上去估计是个老农。

l****p
发帖数: 27354
23
于谦罪行累累被公布,接下来是要搞郭德刚的节奏?
l****p
发帖数: 27354
24
土木堡之变,和习温斗书记有相似性,习温靠美国的情报系统优势占得先机,让王立军
成功逃入美龄馆,拉开了大戏收官的序幕。
e****n
发帖数: 2022
25
屌!
S******8
发帖数: 24594
26
杨邺把杨六郎的马换给宋太宗了。

【在 c*********d 的大作中提到】
: “宋朝时宋太宗亲征,几十万大军被辽军打的大败,宋太宗一个人骑着马跑回来了”
: 怎么我老的印象里他是骑着驴逃回来的啊?
: 骑着马,辽军一看就是宋朝的武将,骑驴则看上去估计是个老农。

h*h
发帖数: 27852
27
自干五全面围剿公知啊
e****n
发帖数: 2022
28
菌斑傻逼多,其他人都是来逗乐或者看新闻的。发这里没啥用
M******a
发帖数: 6723
29
贬于谦只是个序幕,然后共产党就该开始贬岳飞了。
靖康之变,在信口雌黄成性的共产党嘴里,肯定是岳飞的一个阴谋。
f*****a
发帖数: 1026
30
明朝确实土木堡之变以后武将不行了。



【在 d********a 的大作中提到】
: 先要说到战争起因和战争性质了,这两个是一致的,不可脱离的 。战争的起因如下:
: 1、削减马价,
: 2、拘留使臣,
: 3、谎诺婚约,
: 4、剪断布帛、
: 5、谎诺戏班子、
: 6、其他不能满足的索求,朝廷不与。
: 1、2、3、6、是 朝廷和王振干的,3、5、是明朝使臣马青、马云干的,4、是蒙古
: 使臣干的,一匹布剪断成两匹。弄虚作假者。在婚约上也先想为他的儿子娶明朝公主,
: 二马应承下来,也先高兴,夸示诸虏,发现是骗他的之后,大为恼怒。6个因素加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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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相为什么不好色?大家看看腾飞猿解说的土木堡之变,觉得如何?
温总理好像明朝司礼太监王振去年有一篇分析于谦是土木堡之变幕后黑手的长文,谁能再贴一次(转载)
擦,差点成土木堡之变啊王振问于谦:说我是抗战主力有错吗?
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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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rk



【在 d********a 的大作中提到】
: 先要说到战争起因和战争性质了,这两个是一致的,不可脱离的 。战争的起因如下:
: 1、削减马价,
: 2、拘留使臣,
: 3、谎诺婚约,
: 4、剪断布帛、
: 5、谎诺戏班子、
: 6、其他不能满足的索求,朝廷不与。
: 1、2、3、6、是 朝廷和王振干的,3、5、是明朝使臣马青、马云干的,4、是蒙古
: 使臣干的,一匹布剪断成两匹。弄虚作假者。在婚约上也先想为他的儿子娶明朝公主,
: 二马应承下来,也先高兴,夸示诸虏,发现是骗他的之后,大为恼怒。6个因素加在一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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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题是土木堡政变的幕后总策划是谁?是一个人策划?还是一个集团策划?这个策划集
团都包括谁?于谦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这个政变集团要策划得事情如下:
首先得策划也先入侵
第二要策划明英宗亲征
第三要策划所有武将世勋随驾出征
第四要策划给皇帝大军断粮
第五要策划也先的进攻路线
第六要策划宣化将领按兵不动
第七要策划皇帝大军被歼灭的地点
第八要策划皇帝被俘或被杀,世勋武将一个也回不来
第九还要策划明朝首都不会因皇帝精锐大军被歼灭而被攻破
。。。。。
难度有点高??!!
--------------------------------
欢迎理性讨论!
阁下问的很详细,但阴谋的实施者是不会把阴谋记载下来的(阴谋被揭发通常是阴
谋的得利方被推翻,才得以暴露的,但明朝的文官集团一直很成功),我也是通过分析
众多史料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将这个阴谋推测出来的
这个阴谋显然不可能是一个人策划的,一个庞大的集团才有策划和实施这个阴谋的
能力,这个集团至少包括留守文官的高级官员,如王直、陈镒、于谦等等,而于谦至少
扮演执行者的角色。
尽管文官集团做了很多准备,但执行这个阴谋风险是很大的,如果不是文官集团感
觉被逼急了,也不会实行这个计划的,采取宋朝模式夺权风险更合适。而当时的情况是
文官集团感觉确实被逼急了,在明英宗小的时候,趁明英宗无法行驶皇权之机,文官集
团势力大大的扩张,获利非常巨大,但明英宗在长大,依靠他的老师王振和武将勋贵集
团开始重振皇权,而瓦剌进攻给了明英宗重振皇权的大好时机,武将勋贵集团也想乘机
重振雄风,支持明英宗亲征。一旦明英宗和武将勋贵集团得胜归来,势必在政治格局中
占据上风,文官集团的利益会受到巨大损失,甚至几十年势力将全都白费,这是文官集
团不能容忍的,所以不得不实施这个风险很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在明英宗亲征以后才真正决定开始实施,之前文官集团一直极力阻止皇帝
亲征,目的是为了阻止明英宗借亲征扩大威望,失败后才决心实施这个阴谋的。断粮只
需要兵部配合,甚至只需要兵部指挥粮草的官员配合就可以了,而这个官员正是于谦。
也先的进攻路线文官集团比皇帝更早知道(东线失守的消息文官集团迟迟没有告诉皇帝
)。宣大的将领早有把柄落入文官集团的手中(文章中说过),在许以高官厚禄,不怕
他们不听话。皇帝大军被歼灭的地点在北京外的任何地点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在土木堡
。皇帝和武将一个也回不来这个需要依靠内奸(李贤?)。不要担心北京的安危,后面
的文章,被神化的于谦北京保卫战说的很清楚了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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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支持共产党!

【在 M******a 的大作中提到】
: 贬于谦只是个序幕,然后共产党就该开始贬岳飞了。
: 靖康之变,在信口雌黄成性的共产党嘴里,肯定是岳飞的一个阴谋。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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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支持楼主,按照楼主提供的资料,土木堡之变确实应该是文官集团的一项“阴谋”。
文官集团居然敢在朝堂上打死大臣,就是皇帝也未必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情。
还居然挟持、胁迫新皇,这放者哪一朝,都是谋逆。
并且疑点很大的还有,为什么一般士兵都有逃回的,而高级将领却几乎一锅端?
不过,我认为这项阴谋不大可能是一开始就不想让皇帝回来。而只是想教训皇帝
,让他明白和照顾文官集团的权利和关切。
阴谋的参与者不仅包括留守文官,同样包括随皇帝出征的文官,甚至部分武将。
文官集团给皇帝大军断粮,断绝消息,让瓦勒军队有包抄皇帝大军的机会,都只
为一个目的,让皇帝撤军,教训皇帝和支持皇帝的力量。
但文官集团并没有办法控制也先军队的行动,没想到也先敢于包围皇帝大军。此
时,文官集团缺乏选择,如果杨洪出击夹击也先,那也先大军必然大败。那皇帝亲征就
胜利了,以后只会更加无视文官集团。
所以只能按兵不动。
但是没想到也先敢于突袭皇帝大军,造成皇帝大军突然崩溃,皇帝的支持力量固
然覆灭了,但随行文官也覆灭了。
而文官集团本来为教训小皇帝演的戏,这下变成了集体谋逆大罪,他们当然只有
硬着头皮把谋逆进行到底了。
至于于谦,他的角色应该跟后来东林党的角色类似。
----------------------------------
从后来文官集团对兵部尚书邝野的吹捧来看,邝野和文官集团是一伙的,甚至起
了很重要的作用。
即使明英宗知道土木堡之变是文官集团搞的鬼,但也是不能揭发的。揭发就意味着
和整个文官集团摊牌,当年明英宗手中有王振的太监集团和武将勋贵集团的支持都没有
(或不敢)和文官集团摊牌,现在刚刚复位的但已经没有兵权、财权、舆论权的明英宗
哪有实力对文官集团进行全面的清算呢?
“于谦实有功”出自《明史-于谦传》,没有其他史料印证。而明史是由投靠满清
的东林党的遗老遗少编撰的。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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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王振与土木堡(土木之役的疑问)
正统十四年是多事之年,年初,即有云南思机发之乱,又有福建邓茂七之祸,还有
贵州的骚乱,都是动用了国家大力量才加以平定的。直到六月,还调了十万兵,灭了湖
广生熟苗的造反。于是才有刘球之言。刘球:“移此力经略西北,已巳之变,必有以御
之者,穷疥藓这拒搔,而耗腹心之元气,安得不败乎?”(指云南麓川之役)
明朝与瓦剌的战争必有原因和过程,我们看,正月初,还在给瓦剌的使臣任命官职
,可见当时并无异常,最起码是明庭没有意识。到正月末时,瓦剌开始有意见了,“虏
大媿(愧),怒。”原因,是明朝答应对方请婚,但在国书里没提这事儿;另外,外交
部没有按惯例给够人家的“饩”(赠送人的粮食或饲料)。注意,这里未提王振的事儿
。从年初到七月出兵之间,明朝与瓦剌之间,只有一些小冲突,只有四月间,在大同方
向与瓦剌有一小仗。此外,与辽东的蒙古人也打了一两次不能称为战争的战争。其实,
这时瓦剌肯定已经开始准备动手了,而明人无意识。
到六月三十,明庭下令派出9万军队,以备虏患。(75000到大同,朱勇、陈怀等为
帅;15000到宣府,王贵、吴克勤为帅)既然是派兵镇边,必有原因和由头,而且情报
工作肯定在先,这时才断定了瓦剌意图。
其实,这时已有虏就要入寇的消息,因此命边将谨备之。但是,已经晚了,七八天
后,瓦剌分兵三路进攻大明,也先攻大同、脱脱不花攻辽东、知院可刺攻宣化赤城,还
有其他的部队攻甘州。各地此时没有能力抵抗,只是纷纷告急。明朝庭此时怎么办?只
能仓促应战。
仓促应战的原因,在于明朝根本没有意识到瓦剌的进攻,没有做好提前的预防和准
备工作,这个责任要推给当权者王振吗?我想,这是没道理的,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兵
部的,而兵部的精力可能更多的被福建、云贵之事牵扯了。但这只是客观原因,主观上
,明朝根本没有把瓦剌之事当回事,才有那么随便地回复和不讲政治策略。给了也先动
手的由头,从双方的历史和过程来看,如果早发现瓦剌的意识,采用其他手段,是可以
在一定时间内压制住瓦剌行动的。
土木之役的疑问(一)赶到怀来是否可行?
《国榷》明军出征时间一览表
记日 驻跸地点
1 甲午 康家岭 东北旺
2 乙未 龙虎台 南口
3 丙申 此日不见于史
4 丁酉 居庸关 通鉴-驻跸 国榷-度
5 戊戍 榆林
6 已亥 怀来
7 庚子 雷家站
8 辛丑 宣府
9 壬寅 鸡鸣山
10 癸卯 万全峪
11 甲辰 怀安
12 乙巳 天城西
13 丙午 阳和
14 丁未 聚落驿
15 戊申 大同
七月甲午,明军正式从北京出发,第四天驻跸居庸关。各种史书均是这样记的。那
么,四天走了120里地,每天行军多少里呢,每天不过才走了30里。
从北京到大同,共走了15天,按760里算,每天走48里路。
那么,在返回的时候,走到土木驿,“天未晡”,也就是下午3点左右,这时距怀
来还有20里,按明军行军速度,如果赶至怀来城,应该在晚上了。在背有追兵的情况下
,摸黑进城,如果被瓦剌兵由后突袭,肯定不利,恐怕连怀来城也不保了。毕竟,土木
驿是明军的一个军事据点,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在此驻防,还是对的。只不过明军实在
是落魄得很,饿的不堪一击,殿后的部队,被瓦剌军收拾得全军覆没,于是有了土木之
围。(其实此时的怀来已经失守,明军根本不可能进入怀来,那为什么长久以来流传着
明军不进怀来,而遭致悲剧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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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振带了多少东西?
在史籍中多有如下说法:“辛酉,次土木驿,日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入堡
,以王振辎重千余辆未至,俟之。”(《国榷》)其他史籍也大致如此。
一千辆车装多少东西?不知古人是否算过?这么多东西难道都是王的私产?其中就
没有英宗的东西?就没有整个部队的辎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今天的怀疑。如果我们的
怀疑成立,那么,把这些东西扔给瓦剌兵,是否合适?英宗能否同意?
一千辆车在那时的交通情况下,就算并行两辆,也是五百辆的距离。一辆车按5米
算,加上行车间距2米,就是7米,500辆车就是3500米。这还不算整个部队的辎重车辆
。史籍虽没有说部队的辎重车数量,但号称50万的队伍,可以想象,要有多少辎重车。
因此,“千辆车”为王振私产的记载,十分值得怀疑。而如果这一点值得怀疑,那么,
历史的细节说明被前人有意夸大了,这种夸张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战争失败的
全部责任推给一个人,一个平时就被我们暗地里不齿的太监。
这难道就是历史吗?我们的历史就是被这样的细节所颠倒混淆,以致于我们今天根
本不能全面的看到历史的真相。
土木之役的疑问(三)对50万大军仓促应战的置疑
关于50万大军的数量问题,历史上有很多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步研究。退
而言之,以三十万计,这样的数字,在两天内集结完毕,而且基本的武器、口粮还是要
有的吧,否则怎么开拔呢?不说是在明朝,就是今天的部队,连美军都算上,能否在两
天内动员起30万军队,并且能够上路?我看都有疑问?
如果这个疑问成立,那么跟之而来的便是史籍中的一个评价,说英宗在王振的忽悠
下,仓促亲征,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的话,“事出仓卒,举朝
震骇”,其他的说法也无出其右。
按明朝军制情况看,这三十万人应该就驻防在北京附近,超过100里远的驻军都来
不及集结,这从明军日行50里的速度可以推论出来。
明朝的军制总的来看,包括卫所军和京军两类,卫所军负责各地驻防,而京军一方
面是北京的驻防,另一方面承担了野战军的责任,也就是承担了明军主力部队的责任,
属精锐之师。
从永乐迁都北京后,明朝的京军,主要包括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
。到宣德时,北京的上直亲军共有26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33卫,两不相属的还有15
卫。在御驾亲征时,这74卫的官军恐怕都在从征的范畴之内。按明洪武七年的定制,每
卫5600人,这74卫应有40万人左右。
另外,据载,在亲征前半个月,明廷已从京军中派出45000人调往前线,“(六月
底)戊寅,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45000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
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
虏。”(《国榷》)
因此,扣除虚员,实际20-30万人还是可信的。
“(六月)甲子,卫喇特额森(瓦剌也先)寇报频闻,诏河南、山西班军番休者尽
赴大同、宣府。乙丑,命西宁侯朱瑛总督大同兵马。”(《明通鉴》)“乙丑,驸马都
尉西宁侯朱瑛总督大同军,预战守。”(《国榷》)
从这两条可以看出,四十天前,明朝就已经发觉也先的意图,并已着手准备,调兵
遣将。那么,北京的驻军就没有准备吗?不合情理,因为北京距大同这么近,而且,北
京兵的主要作用就是针对北方蒙古残留势力的。北方有兵事,北京驻军肯定会拉响警报
。按现在的话讲,进入警备状态。至于是几级警备状态,我们今天不可考,但可以肯定
的是,从30万大军两天就可出发来看,这个准备工作已经比较深入了,而且京军原本就
是野战军,其主要构成来自每年16万的班军,即各附近省份抽调上来的精壮士兵,以备
京操。这支部队,在四十天,或者一个月内整装待发,是完成可以的。
应该说,土木之役明军并非无备而上。在“仓促应战”说中,有一个评价的程度问
题。准备两天是仓促,准备一个月是不是还是仓促?准备一年就不算仓促了吗?因此,
“仓促”的评价只能针对准备的情况而言,那边大同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明军一败涂地
;这边赶快把城门关上,好好准备,等着瓦剌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这就是当时某些
人的战略观点。吏部尚书王直就取此意,他向英宗说:“陛下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
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况今秋暑未退,旱气未回,
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明通鉴》)。
回到今天,如果某敌国来犯,我们先退守首都和重点地区,让敌人进来,我们再打
。这说得通吗?打得过打不过是战术问题,打不打是战略问题。因此,把“仓促应战”
列为土木之败的原因之一,并把这个原因推给王振,也是不能服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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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役的疑问(四)是王振怂恿皇帝亲征吗?
所有的明代史书都在土木之变这一节写明这样一句:“王振劝上亲征。”(《明通
鉴》)相信,这一定是史实。由此,土木之败的罪魁就非王振莫属了。其逻辑前提可以
这样解读,英宗不亲征,就不会有土木之败。
问题在于,王振为何要求英宗亲征?那么多文臣武将劝皇帝不要亲征,而英宗就是
不听,偏要去玩一把,难道只因为他亲信于王振吗?
从历史史实分析来看,可以归为三个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背景原因,一
个是制度原因。
所谓历史原因源于明朝特定的历史过程,明朝把元蒙赶回沙漠,并没有完全彻底地
消来元蒙的实力。明初,国家一件主要任务就是防边,防元蒙。徐达作为开国功勋,开
了国而不能在首都享福,只能在荒凉的北方戍边,主要原因在于元蒙的存在,在于对方
的不服气,时刻觊觎着明之中原;朱棣四次北征,最后死于征伐的路上,也是这个原因
;宣宗也有一次北伐,虽无大战,也是要努力解决北方问题。作为接班人,面对元蒙遗
留势力的挑战,英宗选择退守首都,按兵不动,这不合祖制,也更不合一个二十三岁年
青人的作为。在《弇山堂别集》中专门列举了明几代君王亲征的过程和所立的战功。这
些历史既然能被史书所载,相信,英宗更是耳熟能详。轮到自己赶上了,能不亲征吗?
二是背景原因,首先,土木之前,明军与元蒙有多次交锋,其中也有败仗,但总的
来讲,还是形势占优。特别是心理优势占优,这可以从正统十四年,朝廷给达达可汗的
一封国书中可以窥见。 “故妄启事端以沮怀和好,虽天鉴在上,终必不容。而祸及生
灵,虽悔亦晚。可汗尤须洞察奸情,毋听欺诳,用保和好于长久。” (《英宗实录》
)这话是很有分量的,你要是挑衅,我就会收拾你。如果没有国力优势在先,这样的话
是说不出来的。其次,正统后期,明朝四处作战,主要平定了云南、福建的叛乱,依靠
的力量主要就是京军。虽然,这两处都是“小乱”,但是平定之功,还是让人充满自信
的。
三是制度原因。明朝的军制是整个军队内体系重多,你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你,
各兵种之间也互不搭界。上卫亲军与野战军互不相属,野战军内部还要划成五个部分。
小战役,可以集中派遣一支部队应战。而如对北方的大战役,需要动员举国之力,这个
时候,请问哪一个大臣能指挥得动如此庞大的一个体系?就连兵部,也对军队没有直接
的指挥权。《春明梦余录》有言:“兵部掌兵政;而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
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至将属于五府
,而兵又总于京营。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另外,班军制是明军主力的
构成,士兵一年一轮换,相互间也缺少配合与默契。这样一支队伍,你能够让谁来指挥
呢?恐怕也只有皇帝一个人了,这也是明朝从永乐开始,皇帝亲征并用太监监军的原因
。因为,只有太监是代表皇帝的,如钦差一样。太监如果分量不够了,那就只能是皇帝
自己上了。
由上可知,土木之役不打则已,要打,英宗亲征是无法避免的。不用王振劝,他也
会动手。我们设想,英宗没有出征,换任何一个将帅,能打赢吗?朱勇,朱棣时代的名
将,败得一塌糊涂,除此,还有谁能当此重任呢??(插一句,郭敬、朱勇的两支部队
前锋精锐之师,兵力和也先相差无几甚至还略占优势,怎么就被也先砍瓜切菜般杀了个
干干净净,而且似乎都没给敌人造成什么损失。太奇怪了,这里面难道没有问题吗?)
(五)王振在赏赐问题上错了吗?
土木之战的起因,据载,是因为也先通过上贡来换取大量的赏赐,但有一次,也先
冒报人数,骗取多余的赏金,让王振给拒绝了,惹怒了也先,于是,也先发动了对明朝
的进攻。
“北虏来贡,寻遣兵寇边。时虏酋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报作三千人。王振怒其
诈,减去马价,虏使回报,遂失和好,发兵寇边。” (《皇明通纪》)
“十四年春二月额森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
加报,遂失和好。”(《明史纪事本末》)
“初,额森屡贡,王振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既而
贡使日增,复虚其数以冒廪饩。是春,遣二千人贡马,号称三千。振怒其诈,令礼部复
实,汰其虚报者不与,而所请又仅得五之一。额森恚怒,……”(《明通鉴》)
《本末》沿自《通纪》,以上看得分明,与《本末》成书相仿的《通鉴》也是清代
人的作品,几书的提法,大同小异。但是,有关此论,《英宗实录》与《国榷》均无记
载,而清编《明史》更是只字未提。有关王振激怒也先一事,肇始者,大概是写作《皇
明通纪》的陈建。陈建此书写于正统十四年的近100年以后。按里说,这件事是土木之
役的直接起因,《明史》没有,尚有笔墨惜爱之嫌;而皇皇《国榷》为何只字不提?当
然,《国榷》《明史》的主要依据是“实录”,其正史的标榜,可能造成了某种谨慎。
先不论这个历史细节是否真实,我们要从历史逻辑的角度看一下这个细节。很明显
,夏燮所言“藻饰太平”语,纯属个人主观倾向,这里就不再议论。关键问题在于,王
振减免对方的“禀饩”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有关这件事的对与错,是一个很不好评论的问题。它涉及朝贡的历史和变化。
《大明会典》“给赐二”卷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定,…金银请长随内官关领…
”从禁止太监涉政的明太祖开始,太监就已经涉足对外番的赏赐工作,虽然干的不值一
提,但毕竟已经开了头,以后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让人奇怪了。这是王振参与赏赐的政
策之源;
另外,是对外赏赐的不断增加。“永乐宣德中赐瓦剌顺宁王彩缎十表里,妃五表里
。头目,一等者五表里,二等至四年者四表里。”到了正统二年,也就是英宗皇帝11岁
那一年,赏“王”的为15表里,赏妃的为8表里,赏臣的,由一等至四等,分别为8、6
、5、4表里;到了正统六年,赏给瓦剌大臣的东西已经达到过去给“王”的水平了。这
一年,英宗15岁。赏赐标准的提升,与瓦剌的贪婪和明庭的求和意图是密切相关的。这
个时候,王振还要受制于“三杨”,特别是张太皇太后,这些赏赐政策的制定者肯定不
是王振。
另据《弇山堂别集》记载,正统二年、四年、六年、八年、九年、十四年等分别赐
与脱欢、脱脱不花、也先等大量物品,由头都是对元蒙进马的回馈。如果只赏赐头头脑
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按祖宗之法,所有来朝贡的人都要赏赐,其赏赐量是非
常可观的。据,《英宗实录》载:正统十四年一月已丑,北方及西北方来了一些使者上
贡的使者,;回馈的情况记载如下:“赍金帛等物往使瓦剌也先处,人赏钞一百八十锭
,采缎二表里,绢三疋,随从官军钞一百锭,采缎并绢如之。”另外,一月庚子,礼部
宴请瓦剌的使臣及随从1799人,(疑为《纪事本末》所载的十四年二月,二者是一码事
——待考)这些人是都要赏赐的。赏多少呢?明朝有“三倍于贡”的惯例,即反馈的东
西的价值,是上贡物品的三倍。
由此,可以想见,明朝的财政将要承担多大的负担。当正统十四年二月,额森虚报
上千人的时候,作为当时主政的王振,他如果还把朝庭的事当回事,他能听之任之吗?
如果把这种朝贡关系放到今天,就是典型的易货交易。我们能听任国家利益受损吗?如
果对方欺骗我们,我们能不予以惩罚吗?
因此,在这一点上,王振的处理是正确的。如果,由此而引起战争,我想,这样的
仗是一定要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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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你就扯淡吧。
你最大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就是:
凭什么那么多武将,当权太监,皇帝,等等一大票人,非要听从文官群体的话
一窝蜂的去亲征。......
===================================
你所列举的理由,其实是阁下对土木堡之变真相的认知障碍,阁下无法跨越这个障
碍,阁下同意吗?分析问题,不能被一些自己脑海里的认知障碍所羁绊,应该直面事件
本身。
可以确定的事实是:皇帝亲征大军出征,后方粮食没有及时运上来,连运给皇帝亲
征大军粮食的建议都没有,而事后应该负责的官员一个都没有被弹劾,甚至连一个替罪
羊都没有!
皇帝亲征,文官们是阻止的,以防止皇帝借亲征重振皇权,阻止不了才实施了土木
堡政变。粮草历来都是在后方的文官们负责的,不交给他们借给谁?谁能真正的分得清
敌人是谁,有些敌人伪装的很深,这种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和武将勋贵集团也没
有想到后方的文官们居然敢冒着谋反的风险制造了土木堡政变
后方的文官们事实上已经给皇帝的亲征大军断粮了,没有很大的把握他们敢这么做
吗?事实证明后方的文官们成功了
历史上成功的政变那么多,以玄武门之变来说,李世民要买通宣武门的守将,知道
太子在什么时候走这条路,带了多少人,自己带的人是不是足够消灭太子的人马,还有
保证自己阵营没有一个人出卖情报,保证将政变计划死死地瞒住太子加皇帝的眼线。这
里面风险实在太大,只要自己阵营有一个人叛变,把消息透露给太子或皇帝怎么办?
如果太子逃了怎么办? 如果控制不了皇帝怎么办?其中只要有一点点差错,李世民都
将万劫不复,这些巨大的风险李世民不知道吗?但李世民敢做,并且成功了!土木堡政
变也是一样的
就当时明朝的情况来说,如果不政变,皇帝和武将勋贵集团得胜归来,必然掌握朝
政的主导权,文官们的权利大大缩小不说,他们的家族利益也会大大受损,还会因为以
前的种种不法行为(贪污、走私、官官相护)遭到更严厉的打击,很可能重回朱元璋的
悲惨时代(明英宗依靠王振已经惩处了一些不法文官,如果得胜归来,皇权大振的明英
宗会对文官们的种种不法行为做什么,已经可想而知了),这是以夺得大量既得利益文
官们所不能容忍的,政变会获得巨大的利益,不政变,也只比政变失败的结果好一点点
而已。
资本论说只要有300%的利润,人就敢于冒上绞死的风险去干,而土木堡政变成功,
文官们可以所获得的利益,已经远远超过了300%的利润。
至于京城收不守的住,前面的文章分析的很清楚了,请仔细看看,我就不多说了
====================================================
我个人推测事件的经过是:
1、年轻的皇帝想通过御驾亲征在军队乃至朝中与民间建立威信,进而逐步收回被
外朝文官势力稀释的君权。而此前数十年明军对蒙古的整体军事胜势让英宗对御驾亲征
的结果非常有期待。
2、因为事实并不是某些史书所说的仓促备战,而是提前月余就开始了军事调度,
所以整个朝廷中与皇帝一样因明军对蒙古的军事优势而对御驾亲征的结果抱着乐观态度
的人很多,大批的军事勋贵子弟和希望获得晋身资本的文官都随御驾亲征。
3、可以想见,皇帝通过对外军事胜利获得巨大声望进而成为强势帝王是朝中正在
掌权的文官大佬们所不愿见到的,于是他们以利益许诺和把柄联合或控制了部分边将,
试图通过一些技术操作,如供粮不及时,延滞军情等给年轻的皇帝一个教训,当然应付
皇帝追责的替死鬼也是找好了的。不过,他们最初的计划并不是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皇帝被俘。让皇帝吃个瘪,无功而返或者小败,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4、文官大佬们并不认为也先敢置身后于不顾以少量人马攻击数十万大军,也没有
想到数十万大军居然被彻底歼灭,甚至皇帝都被俘了,这下玩大了。到了这个地步,也
只能以拥立之功来逃脱害主之罪了。于是,英宗成了太上皇,性格懦弱的朱祁钰被他们
推上了帝位。
5、轰轰烈烈的编史运动,编的嘛,说不通的地方自然就多
6、你说人家搞阴谋,人家还自认为是大义所在呢
====================================================
史书上说到“土木堡之变”时,总是将原因归结到皇帝亲征和王振“一反常态”按正常
人数回赐瓦剌使臣,先不说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但即使是真的,俺认为王振做的并没
有错,史书将虚报人数当成“正常状态”,而王振按实回赐反而是“一反常态”,这难
道不说明史书有问题么?
还有亲征的问题。皇帝亲征是错么?宣德初年朱高熙叛乱,一开始宣宗是没有亲征
的,但文臣就建议他亲征,为什么那时候亲征不是错,到正统十四年就是错了?如果是
条件或环境不一样了,到底不一样在哪了?而且宣宗在的时候是规定了皇帝要定期亲自
去巡边的,宣德二年还是三年的时候,他自己就正好在巡边的时候碰上兀良哈犯边,然
后精选了三千人就去迎敌还胜了。到正统年间,皇帝因为年纪小,肯定很多年都没有亲
自巡边了,正统十四年的亲征也算是一次正式的巡边,哪有错了?为什么那么多文臣反
对?
“土木堡之变”的结果是惨败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皇帝不管咋样,他是名
义上的当家人,肯定要负责的。但事实上,这个责任应该归谁?打仗不就是对整个军事
系统的检验?不管是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后勤协调,那都是谁的工作谁的责任?能怪到
一个一二十年都没能力亲政的皇帝和长处深宫的宦官头上?就像我们现在,总公司的大
老板要下来视查,他随身的助理或秘书陪同着一起,交待下去以后,下面的人却一个劲
的在那喊,不要来啊不要来啊,到最后检查的结果遭透了,却说都是大老板和秘书的错
,他们要是不来检查不就没事了?这是什么道理?
“土木堡之变”这场战役,大明这边肯定有通敌卖国的,杨洪的见死不救,还有他
儿子的弃城逃窜都是说不过去的。就算皇帝没有亲征,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守城的将领
就算要弃城,那起码也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实在守不住了才会弃城逃跑,哪有像杨
俊那样还没打呢,听到要来了就跑了?他可是武将,以前边境不是没打过仗,他咋不跑
?而且是在明知自己处在皇帝亲征后路上的情况下跑的,能说得通么?
还有,瓦剌初寇大同后,皇帝决定亲征,命郕王居守尚未出发之时,守阳和的西宁
候宋英和武进伯朱冕同时战死了,但有一个人却逃回了,石亨。他后来又紧接着随皇帝
亲征,大批的武将勋贵在“土木堡之变”中以身殉国了,他居然又一次单骑逃回了。并
且不但没有受罚,于谦还让他掌五军大营,进右都督,封武清伯。诡异不?这人后来跟
于谦闹翻就反水拥英宗复辟了,俺认为这个人很典型。“土木堡之变”时这样的人恐怕
不只有他一个。
有人说高级官员要给亲征部队断粮,中级官员肯定会想办法给皇帝报信。问题是要断
粮需要直接说出来么?在运粮草的车马队伍经过道路上的城池关口的看守将领及相关人
员中,随便布置上几个自己人,粮草车队到的时候随便找个啥借口拖延一些时间不就行
了,还用得着跟运粮的人说我要给皇帝亲征部队断粮才能办到?人家可没那么傻。皇帝
当了俘虏,也说是“北狩”,人家跟你说皇帝当了俘虏了么?
不是事事都要说得那么清楚的,有些事心知肚明直接行动就行了。于谦后来另立了
皇帝,也就是弃了英宗不要了,可人家明面上说过一句不要英宗了么?还是只要没说,
即使另立了也不代表不要了?
正统皇帝成年后,跟内阁争权就是迟早的事了。他通过锦衣卫扳倒杨士奇和杨荣,
不但是因为他们权利过大无法节制,关键是他们确实做了违法的事,否则真的一心为公
,清正廉明,又何必要扳倒,自己掌权了不还是要用这样的人?三杨都是当时的权臣,
为什么杨溥就没事呢?史书上避重就轻的不说杨荣受贿之罪,不说杨士奇儿子杀人之过
,偏说因此治办他们的王振,太没道理了吧?不管王振是不是出于扳倒政敌,只要没诬
陷你,你做了违法的事让人抓了把柄怪不得别人吧?
皇帝要拿回权力,三杨还在时就开始了,但既然没动过杨溥,说明对没太重私心不
危害到皇权和国家利益的人,是不会迫害和清算的,也确实没必要,皇帝掌权了他要用
的人肯定还是这样的人。反过来说,皇帝决心扳倒的实权人物,肯定一定程度上危害到
皇权或者国家利益了。那么,正统十一年皇帝为什么要对远在山西和河南当巡抚的于谦
动手呢?从后来那么多官吏和亲王为他求情,甚至是万人联名上书来看,他的手段恐怕
不一般。而正统十三年调他进京后,十四年初瓦剌就开始寻衅,并在他之前的势力范围
集结起事,然后皇帝出征陷落,到“土木堡之变”后他立刻就成了一号实权人物,甚至
有能力废立皇帝,这人实在太不简单了点。
============================================================
楼上这么多人扯了半天,无非四个字
捕风捉影。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皇帝,亲信,武官,全部都带上了,他们就这么有把握?
把粮草,城池大喇喇的交给靠不住的政治敌人?
还是在你们眼里,于谦运筹帷幄,是现代穿越回去的,未卜先知。
皇帝等等一干人都是脑积水。
此外还得无数中层官员宁可付出身家性命不计回报的无条件支持。
如果于谦真能这么神到策划这么大一个案子,也足可说明“皇帝”这一票人之无能
和不得人心了。
===================================================
杨洪见死不救是捕风捉影?杨俊弃城逃跑是捕风捉影?亲征部队被断粮是捕风捉影
?于谦事后一跃成为一号实权人物是捕风捉影?于谦弃帝另立是捕风捉影?那些见死不
救的,随帝出征却逃回来的诸多人没有受罚反而高升是捕风捉影?
卧底什么的没暴露之前谁也不会知道他是卧底,要是知道那些关键人物已经被人收
买了,那肯定事先就会处理掉了,不可能再把重要的事交给他们。问题是,有些人不到
关键时刻是看不清楚的,等你知道了,已经迟了。
说皇帝“无能”倒也能说得通,毕竟登基时还是个孩子,一路成长也没什么机会接
触政事,哪有那些在官场混迹了几十年的人老道和有城府,对基层机构和人员的了解就
更不如他们,斗不过太正常了。唯一能倚仗的恐怕就是天子的身份,想着不管咋样,总
会有所顾忌。事实是,在利益面前什么都不重要,天子不重要,国家不重要,民族不重
要,后来明亡时那帮卖国投降的不是已经证明了么?
,研究历史不能被历史表象所蒙蔽,更不能被史书的一些常识性错误所误导。
历史从不天真,它是现实到骨头里的。利益!比一切都能更强有力影响着历史。人
都是现实的、为利益所左右的!至少从普遍意义上而言,永远是如此的。这永远是构成
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无可改变的动力。
利益驱动历史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永远受制于经济基础。而
经济基础的核内容就两个字:利益!所谓的史学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内容也不承认,那
不过是把历史当传说故事讲罢了。
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是那些台面上的强权人物,而是强权人物身后所代表的利
益集团,以及各大利益集团博奕结果。
我们对历史理解的深度取决于对现实理解的深度。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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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亲征大军出征,后方粮食没有及时运上来"
-- 自古兵家云: “粮草先行”。。。 这皇帝啊, 咋当的。
别吵了。

【在 d********a 的大作中提到】
: 楼主你就扯淡吧。
: 你最大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就是:
: 凭什么那么多武将,当权太监,皇帝,等等一大票人,非要听从文官群体的话
: 一窝蜂的去亲征。......
: ===================================
: 你所列举的理由,其实是阁下对土木堡之变真相的认知障碍,阁下无法跨越这个障
: 碍,阁下同意吗?分析问题,不能被一些自己脑海里的认知障碍所羁绊,应该直面事件
: 本身。
: 可以确定的事实是:皇帝亲征大军出征,后方粮食没有及时运上来,连运给皇帝亲
: 征大军粮食的建议都没有,而事后应该负责的官员一个都没有被弹劾,甚至连一个替罪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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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化寺与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是历史上一段公案。读《双槐岁钞》时,发现一则故事,“太学生进谏
”。景泰初,王振已死,英宗身陷敌邦,太学生西安姚显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
大兴隆寺(似为后来的万寿兴隆寺),极为壮丽,车驾不时临幸。夫佛本与夷狄之祸若梁
武帝,足鉴前车。请自今凡内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毁,用备仓廒,勿复兴作,万世之法
也”。这段话虽说不是指的智化寺,但按理说,王振把英宗送入敌手,罪不可赦,抄他
的家,扒他的家庙,改为仓库理所应当。姚显的上疏也是义愤填膺,有理有据。但是,
偏偏历史上没有上演这一段。使人费解。一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近三百年后,才由一
个叫沈庭芳的人,给皇帝参了一本,说王振这个太监骂名千古,为什么还有他的立像?
于是乾隆也依当时的政治形势,批了几个字“著照所请,行该部知道。”后来,智化寺
王振的塑像才被砸毁。
这就有一个大疑问,王振在有明一代的官方评价中如何?这个问题深究下来,可以
考问明人对土木堡之变的评价。而且英宗复辟后,非但没有究王之罪,还在复辟当年,
给他建了“精忠祠”,智化寺也成了“敕赐智化寺”。是英宗昏聩?还是另有别情?尚
未见详解。
宦官为什么遭到文官集团自古至今的打压和嘲弄?如果不单独考虑宦官群体的性格
变异,那么还有一条便是文官集团与宦官群体的出身途径不一样。文官集团的人恃才自
傲,认为是凭着自身十年寒窗苦的功夫而走上了权利的高峰;而宦官群体是靠身体的自
残,通过一个捷径,走近了权力的峰侧。你投机取巧,我艰难曲折,当然不会服气,当
然会从心里看你不起。
有明一代对王振的批评就不绝于朝野。据《日知录》载,正统年间的败仗全算在了
王振的账下。特别是土木之败。景泰年间,工部办事吏徐镇骂了一通;天顺年间,两京
六科给事中王徽又骂了一通。景泰时骂,还可理解,而天顺时英宗当政,也在骂。结果
英宗给予“妄言要誉”的评价,给他贬到地方去了。
在清修《明史-英宗本纪》中写到土木段时,按说,对王振已有定评,但为何只字
不提王振之祸,哪怕是春秋笔法,也没有丝毫痕迹。为何?是不值一提?还是清人另有
看法?
明人余继登所著《典故纪闻》记载了英宗的很多事迹,关于太监管理的问题,就有
好几条,且看如下:
一、尚膳监内使王彰、章叁等盗用椒果等物,事觉,枷号于光禄寺门示众;
二、内使张环、顾忠匿名写诽谤语,事觉,英宗命届磔于市,令内官俱出观之;
三、内使金荣等三人变其衣帽潜出禁门,至密云县表洞口内,剃发为僧,被缉事人
擒获,锦衣卫鞫实以闻,英宗命诛之。
英宗对太监下手并不轻,因此,王振之流即使得宠,恐也不至于肆无忌惮,再亲信
的人也要对主子负责,不敢干太出格的事,否则就是对主子不忠,出格的事过多,其宠
就会失。想来王振应知此理。
对于土木之变与王振的关系,确有很大的疑问。《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中有一则
故事:刚复辟,便为王振招魂以葬。第二年,广西参政罗绮,因听说英宗还在宠太监,
用上好的香木为王振行衣棺葬,便取笑不尊,于是被英宗下狱禁锢。又过了一年,智化
寺的住持然胜又请皇帝为王振赠谥,也就是要说法,这个活儿交给了礼部,想必也是办
了。天顺六年,然胜说,原有的赐经赐谕,也就是皇上给的礼物和题词都丢了,想再要
一份,以告慰王振在天之灵,英宗二话没说,又答应了。作者说:“盖振之罪,上通于
天,而英宗之宠眷生死不替。”连作者明代人都无法理解,只能用“异哉”二字来感叹
了。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英宗的脑子里,土木之败,责任不在王振。那么,这个责
任在谁呢?想来,英宗北狩一年,冷宫六年,应该反省,但是,仍没有将命运之厄与王
振相联系。分析有几种可能:
第一,责任在英宗自己,而文官集团为给皇帝掩丑,将责任推给王振,英宗不忍,
而内疚于王振,才有此举;
第二、责任在大臣集团,官僚们一推了之,英宗也奈何不了他们,只能追挽王振;
第三、责任在王振,而英宗昏了头,宁死不认此理。
对于上述几条,尚还短少历史证据,不能妄下结论,而且还有一条很重要。“王振
死于乱军之中”,这一条历史记载很有问题,明显带有不负责任的倾向。是被敌军所杀
,还是被自己人气杀,还是自杀?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被自己人所杀(也有被自己人所杀
的传说),否则,历史上肯定会留下记载,英宗对凶手定会严惩不待。《明史纪事本末
》记有该事,认为是被护卫将军樊忠所杀,而樊忠随即战死,也无对证。谷应泰是投靠
满清的文人,可以说是满清的御用文人,写前代的事,其细节能否可信,尚待论考。
对于历史细节,我的看法是:重要的是逻辑真实,而不能过于看重细节。因为历史
逻辑是可以理解并得以见证的,而历史细节谁也没有看到,很难把握。只有在历史逻辑
的前提下来看待历史细节,这一细节才可成立。然后这个细节才能反证历史的逻辑。
====================================================
太监王振的另一面
众所周知,历史能给后人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正如唐太宗所言,“以
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也许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在看待历史人
物时,很容易过于看重他(她)的某一片面,继而希望从中获得某些值得学习的经验,
或是加以警示的教训,这样就很难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了,明代的宦官王振
即是如此。
对于王振,后人对他评价诟病颇多,认为他心术不正,变乱朝纲,残害忠良,擅权
误国,比较典型的就是清廷所修《明史》,其中关于王振的记载几乎都是其促成亡国之
恶事,所以对宦官的防范极为严厉,故其所修正史多记其不端之处,以期收得警示之效
,因此也就使得王振此人以典型的奸佞小人形象呈现在后人面前。(王振到底干了那些
恶行,知道的朋友说说)
相比而言,《明实录》的记载则突显了其“实”的一面,即也有一些关于王振的正
面记载。如对于廉能之人时有引进,先是向皇帝进言,时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负责淮
河地区盐业事务的机构)同知(副职)的耿九畴“此人廉介,众所通知”,建议补为空
缺的两淮都转运盐使(正职),后是推荐刚直有才干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一省之最
高行政长官)石璞担任工部尚书。对不尽职的官员亦毫不姑息,建议皇帝给予严惩,以
儆效尤。正统六年,掌管国家钱粮的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等人因处理蒙古使臣
的朝贡事宜玩忽职守,被王振检举,并最终予以严肃处理。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对王
振其人有必要再作一次更为全面的评判。
王振曾对宣德时期的某些弊政予以过纠正。明代陆容撰《菽园杂记》记载:宣德年
间,朝廷经常派宦官外出寻求花木鸟兽等玩物,骚扰民众。自从王振掌管内廷之后,“
悉禁绝之,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王振的处事才能也不乏
可称道的地方。《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正统四年,福建一位名叫廖谟的官员打死一名
驿丞,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邻,那名官员是阁臣杨士奇的老乡。杨溥主张将官员处死以
偿命。杨士奇则想判处那位官员因公事杀人而予以轻微处置。两人争议不定,就请当时
执政的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当时在场的王振认为二杨都是因为乡邻缘故给出了不尽合理
的处罚,偿命太重,因为公事而处理的话太轻,应该给予降级处分,太皇太后觉得很有
道理,就依从了他的建议。如此处理,抛开私念,秉公执法,所以能为太皇太后接受,
并显示了自己处事的才能,使得他在后来能够逐渐参与到政事中来。
王振掌权时,乐于接纳富有治国经验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的意见,
每次奉命到文渊阁咨询政事时,三杨跟他讲话,他都是恭敬地站着接受。曾经问三杨他
家乡中是否有可以来京师任职的才干之士时,三杨推荐博学多才的薛瑄,王振则将他“
召为大理少卿”。对三杨百年之后的接班人问题也多有考虑,且征求他们意见,对他们
推荐的陈循、高谷、苗衷等人也是“欣然用之”。此外,王振对有才识的官员亦多有敬
重,吏部尚书魏骥声望显著,王振尊敬地称他为“先生”,两人会见的时候,魏骥只送
王振“帕一方”,他也不计较。当时在江南地区担任巡抚的周忱勤政爱民,王振对他也
极为赏识。
在英宗的成长过程中,王振则起了相当重要的积极引导作用。这一点在明人许浩所
撰《复斋日记》中多有记载。早在宣德朝,王振因“有才识,能驱驾人”而为宣德皇帝
所看重,当时宦官有很多,后来只有王振官做到太监,这也可以说明王振才能的非凡之
处。英宗在东宫做皇太子时,宣德皇帝使王振侍奉英宗,并教授英宗读书写字,这也正
如英宗后来褒奖王振时所说:“我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朕左右”。作为东宫
师傅,王振庄重沉稳,以致英宗常对他心存敬畏。对即位后的英宗王振也是很尽心地管
教,一次大臣给小皇帝上课,偷偷跑出去玩,王振立即就报告给了太皇太后,结果英宗
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身边的宦官则被关入牢房。对英宗的近侍之人王振也是严加管
束,防止他们误导幼主,一次王振准备去侍奉英宗时,听到有人吹箫,吹箫的人看到王
振来了,拔腿就跑,王振追上去,狠狠的训了他一顿:“尔事皇上,当进正言,谈正事
,以养圣德。而乃以此淫声惑上听乎?”结果吹箫的人被给以二十大板的处罚,可见他
对英宗的成长是颇为尽职尽责的。
王振对于英宗的直接教导也多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英宗登极后,王振曾劝导英宗戒
绝好玩。据清人查继佐所撰《罪惟录》记载,一次英宗与侍从玩球,结果因为王振的到
来而停止。第二天天亮时,小皇帝因为玩得累,在屋里还没出来,王振就跪着劝道:“
先皇帝为一毯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英宗听后觉得非常惭愧。三
杨得知此事后,感叹道:“宦官中宁有是人!”另据明人邓士龙辑的《国朝典故》一书
记载,当时太皇太后等人喜欢游玩佛寺,常在寺中一连居住好几天,王振觉得这样既有
损皇家形象,又劳民伤财,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盛世,于是教导年幼的英宗将后妃们
所住的房间里放上佛像及佛经,这样既顾及到后妃们的喜好,又使得她们不能长期地住
在佛寺里面了,巧妙地纠正了这一陋习。王振也曾教导英宗不要随便授予身边的人官位
,而要重惜国家名器。《复斋日记》记载:有位宦官给英宗梳头时日长久,于是乞求恩
赏,英宗同意赏他一官职,并让王振去办,王振劝谏道:“官所以待有功。此贱技微劳
,赏以金帛可也。”最终没有给予。其言其行劝告英宗作为一国之君当居安思危,以天
下为重,勿贪图玩乐而导致荒政误国,并严明赏罚之事,这本身就是就某些具体的事例
引导英宗如何做一贤德之君,裨益实为匪浅。
以上之种种良言善举亦恰如英宗称赞王振时所言:“朕自春宫至登大位,前后几二
十年,而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糜所不至,正言忠
告,禆益实多。”明代诸帝中,英宗不失为一代英主,《明史》评价道:“前后在位二
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
世者矣。”这与王振的悉心辅导是分不开的,“其闲邪纳诲,以成英庙盛德,不为无补
。”可见历史上的王振并非是极尽祸国殃民之事,他的德才还是很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的。
======================================================
其实俺觉得土木之罪到底在不在于宦官,从代宗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一二。前面楼主说
过了,于谦立代宗为帝后不久就在金銮殿上上演了一出逼宫戏。如果说英宗事变之前信
任王振,事后又为他树碑立传,是出于私人感情(一般贴身的太监因为一直陪在皇帝身
边,有的甚至从小照顾皇帝到大,感情会比较好很正常),而非理性,那么代宗对王振
一党应该没什么感情了,若是真的责任在宦官,为什么还需要在金銮殿上进行逼宫?拥
立自己登基的人,要求杀几个原本就该杀的人,为什么代宗还那么为难?不肯爽快的答
应,左躲右闪的,直到当场打死那几人并扯着领子不让走了,才最终松口?
那些太监原本是英宗的人,对于代宗来说,自己可能都是英宗要防着的人,祸国之
罪真的在于那些太监的话,拥立自己的人都吵着要将他们抄家灭族了,为什么代宗却下
不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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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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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内阁推动文臣统军,谋夺兵权!
明太祖为了防范统兵将领专权,保证自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五军都督府对军
队没有调遣权,调遣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
不统兵。每逢战时,由皇帝亲自委派专人担任总兵官,统领卫所军队出征。战事结束,
总兵官归还将印,军队归回各卫所。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明太祖从
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的重要措施。
明朝皇帝还建立了一个世袭的军事贵族阶层,让他们成为他的军事建制的基础,同
时成为他的征战中的主要军事领袖。这些贵族们并未得到特别高的俸禄:公爵每人2500
至2200石禄米,侯爵每人1500至800石禄米,伯爵则为1000石;但是他们占据着有特权
的品级,这种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得到的物质福利。他们享有皇帝
的信任;他们作为皇帝的代表节制着最重要的部队;同时,他们还不受文官的限制,总
而言之,军事贵族大大地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和权力;他们也大大地增长了军方的特权,
同时也大大地有助于皇帝反对外国民族的战斗中取得各种各样的胜利。
兵权本来牢牢的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出征靠武将或干脆自己干,文官和内阁只能从
旁协助,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力。但明英宗时期以后,明朝任何征伐都以文臣作为军队的
主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文臣的专任差遣,如镇守、总督、提督军务、巡抚、兵备道、
经略、督师等,军事指挥权几乎都在武官之上。所以明英宗时期文臣统军开始成为制度
。而这一制度得以出台并且逐渐强化,文官们组成的内阁与有力焉。
首先,明朝内阁是文臣统军制度的创始者。宣德十年正月,明英宗刚刚登基之时,
“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言于上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军民其心
未一,但朝廷处置得宜,庶几有备无患。臣等谨以合行事宜条具以闻。一、命五府、兵
部整饬军马提督操练,以振兵威,以壮国势,庶压小人之心;及敕各处镇守总兵一体严
谨防御贼寇。 一、南京国家根本之地,宜敕内外守备官员,谨慎关防。切见南京户部
尚书黄福老成忠直,宜敕令就彼参赞机务,庶无疏失。一、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岁
荒民饥,恐无籍之徒,啸聚为非,宜择文武大臣各一员,分遣镇守,事妥即回……上嘉
纳其言,令悉行之。”[1]同月,“辛丑,命户部尚书黄福参赞南京机务,赐之敕曰:
‘联嗣承大位,深惟南京根本重地,守备必须严固。卿历事祖宗四十余年,老成忠直,
厥绩茂著。今特命卿参赞襄城伯李隆机务。抚绥兵民,训练军马。凡百庶物(务),同
隆及太监王景弘等计议而行……上命廷臣会举文武大臣镇守江西、湖广、河南、山东。
于是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会举都督同知冯斌、都督
佥事武兴韩僖毛翔、户部侍郎王佐、李郁、副都御史贾谅、监察御史王翱以闻。遂陛翱
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同兴镇守江西;翔、谅镇守湖广;僖、佐镇守河南;斌、郁镇
守山东。赐敕谕之曰:‘今命尔等前去各处镇守地方,抚绥人民,操练军马,遇有贼寇
生发,随即调军缉捕;城池坍塌,随即拔军修理……‘”[2]
同年三月,“辛巳,陛行在兵部武库司郎中徐晞为本部右侍郎,浙江按察司副使陈
镒为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行在山西道监察御史罗亨信为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复
都指挥陈忠、荣贵职,陛府军前卫指挥朱通、魏荣俱为都指挥佥事。俱赐以敕书。命晞
与通往临洮、巩昌、洮州、岷州,镒与都督同知郑铭镇守陕西,亨信与荣往平凉、庄浪
、河州、西宁,忠与贵往宁夏各提督所属卫所官军土军操练。”[3]以上可见,大量文
官和武官一样镇守地方和边疆,指挥作战的权力不相上下,这是明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建文朝虽然有文官高巍、铁铉参赞军务,永乐到宣德朝虽然先后派遣刘俊、陈洽、戴
纶、李庆参赞军务,[4]但是只为一时、一事的零星派遣,参赞大臣的指挥权也低于总
兵,所以参赞军务的出现不能看作文臣统军制度化的开始。随着英宗初年,内阁出台文
臣镇守和文臣参赞南京守备机务政策标志着文臣统军制度化的序幕拉开了。
内阁又是文臣统军全面推行的促进者。在三杨内阁推动下,兵部尚书的兵权加重了。
正统二年五月“命行在兵部尚书王骥理甘肃边务。先是,陕西都指挥刘永言,甘肃兵冗
饷匮,诏下廷臣议。众以为……宜令总兵官计之。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与计,乃命骥往
。至是陛辞,赐之敕曰:“边务,国家大事,而甘肃尤为要冲。比者将非其人,兵备废
弛。今特命卿往,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划允当,听卿便宜施行,仍具
奏闻。……一、论功行赏务合至公,否则无以为劝。其临阵奋先杀贼者、巡哨有功者、
夜不收能探报实踪者,即加陛赏;而奸诈妄冒者,即罪之……一、总兵、镇守、都司官
及备御都指挥、指挥有贪虐、荒淫、不理边务、寇至不能追剿者,具奏处置;其余军官
,即械系来京,付法司鞫之……一、故官及老疾官下袭代子弟有堪任用者,即授之职,
以备调遣。一、军职罪抵死而情有可矜者,令戴罪立功,有功即复其职。一、官舍旗军
有智勇过人者,许众推举,试实,悉听委任;有陈言奇谋长策者,其采用之,毋以浅近
弃遗。一、凡官军有不遵卿号令,沮坏政务、漏泄事机及遇寇畏缩者,究问明白,斩之
以徇。”[5]在明代文臣统军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这道敕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仔细
分析这道敕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其一,作战有关各项事权由王骥全权负责。敕书命令王骥:“今特命卿往,同总兵
、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划允当,听卿便宜施行。”王骥虽然要与总兵等官商
议作战方略,但最后决定权、执行权归王骥。这就意味着,王骥是西北战区的最高长官
,宁夏和甘肃总兵官成为王骥的下属。而“便宜施行”的大权是总兵所没有的。由此次
西北之行看来,兵部尚书权力有所加强,地位有所提高。
其二,兵部尚书对官军的袭替、委任、陛赏先执行后上奏。敕书中说:“其临阵奋
先杀贼者、巡哨有功者、夜不收能探报实踪者即加陛赏。”“故官及老疾官下袭代子弟
有堪任用者即授之职,以备调遣。”“官舍、旗军有智勇过人者许众推举试实,悉听委
任。”这些军队的人事任免权虽然是兵部尚书固有的,但一般时候要先上奏,后执行。
先执行,后上奏,可以使军官们感到,自己和子孙的前程直接掌握在兵部尚书手里,所
以一定要服从命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是以前的指挥官少有的。因为明朝皇帝把
各项权力都紧握在自己手中,以便于“乾纲独断”。尤其是军权,更不能轻易下放,否
则会使将领利用军权危及中央。由于军机大事的决定权在皇帝手中,这就使将领处理军
务,必须先上奏皇帝批准,然后才能实行。这既不危害统治秩序,又体现了皇上“无所
不统”的事权。永乐年间大将宋晟被皇帝“专任以边事,所奏请辄报可。”尚且遭到御
史的弹劾。[6]说明朝廷在原则上不允许武臣先执行,后上报。文臣有这样的权力,说
明了什么?
其三,王骥有执行军纪和生杀予夺的大权。王骥对指挥以上的军官有“贪虐、荒淫
、不理边务、寇至不能追剿者”,可以“具奏处置”;其余军官可以马上逮捕,押送京
师惩治。尤其是:“凡官军有不遵卿号令、沮坏政务、泄漏事机及遇寇畏缩者,究问明
白,斩之以徇。”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极有威慑作用。果然,王骥到军中,把“失机”
的都指挥安敬推出斩首,并“责都督蒋贵死罪招状”,使“诸将皆股栗”。[7]所有将
士对王骥敬畏有加,惟命是从。武臣安敬与王骥同为正二品官员,却能够被王骥斩首,
蒋贵作为一品大员被二品文官处罚,这就使统军文官在军队中的实际地位超过了自己的
品级,因而能够制约原来的军事将领。
正统二年十月朝廷命将征讨阿台、朵儿只伯,以王骥监军。敕书曰:“命卿监督清
军,剪除残寇,凡百机务悉听便宜处置。有功者赏,不用命者诛,事得专制,然后奏闻
。”[8]重申了王骥便宜处置的权力。王骥在这次作战中,“偕诸将出塞”;制定了作
战方案,兵分三路;分派了作战任务,以蒋贵为前锋;宣布了战场纪律,与蒋贵相约:
“不捷,勿相见也”;实际上行使了统军作战之权。[9]王骥指挥的西北战役是明朝建
立以后,兵部尚书作战指挥权超过总兵的开始。
兵部尚书的指挥权为什么会超过总兵?朝臣商议的结果还只是依照过去的惯例,军
事问题还是由总兵处理。而“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与计,乃命骥往。”明英宗此时只有
十一岁,对朝廷政务还没有决策能力。当权的大宦官王振只是在此次战役胜利之后才“
以骥可属,思大举。”[10]而且根据《明通鉴》卷22,正统二年正月王振因遭受了太皇
太后利刃加颈的打击,暂时不敢干预朝政。所以这项决策不是王振所为。[11]因此可以
认定,这次派遣兵部尚书王骥整理边务和指挥战役的决策其实是内阁作出的。发给王骥
的敕书其实是根据内阁的指示起草的,其便宜处置权和处斩与自己品级相同的正二品武
官的大权也是内阁以皇命的形式给予的。值得注意的是“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与计,乃
命骥往。”说明,在内阁大臣看来,总兵们虽然一般说来品级在正二品以上,但仍然算
不上大臣。其意显然在贬低武官地位。宣宗以前的文官还不曾有如此看法。在内阁的支
持之下,兵部尚书的权力超过了总兵。因为总兵级别一般和五军都督府首脑相同,所以
这次战役之后,兵部的兵权完全超过了级别为正一品的五军都督府,一跃成为统一指挥
全国战场的总司令部。兵部获得全国战场的指挥权是明朝推行文臣统军在中央的有力保
障。为此,内阁发挥了重要作用。
景泰年间,以于谦为首的兵部进一步推行文臣统军。内阁是有力的支持者。景泰时
期的阁臣陈循说:“各边及各直隶、各布政司俱设镇守、巡抚等官,或任提督、参赞军
务,或专弭盗贼,抚安生民,寄一方之纲维,任百责之休咎,虽臣劳而君逸,然臣通而
政和,修政之要莫善于此。”[12]从此种指导思想出发,兵部推行文臣统军的各项主张
在内阁票拟的时候得以通过,使之顺利推行。文官开始掌控全国各地的兵权!
明朝内阁又是文臣统军制度的挽救者。明朝文臣统军的推行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势
必造成文官与武官、宦官之间的权利之争,因此在形成过程中难免遇到阻力。文臣军权
扩张了,就要使武官的权力受到削夺。而且统率军队的文臣只要加上总督军务、提督军
务、镇守职衔地位就在总兵官之上,这就意味着武官主帅权力的丧失。文臣兵权太重,
与宦官也有摩擦。在中央,于谦在军国大事当中屡次决断,引起太监曹吉祥的不满。以
上两种矛盾的激化造成了夺门之变。
明英宗再度登基后,为了满足石亨等高级将领的意愿,天顺元年宣布:“朕新复位
,凡百行事,当遵祖宗旧制。各处巡抚、提督等官是一时权宜添设,宜即将各官取回。
其各处边备及军民事务,令总兵等官理之。”于是各地的镇守、巡抚、提督等官员都被
召回京城,总督湖广军务的兵部尚书石璞也被召回,两广总督马昂被调往太原安抚流民
。[13]英宗一度废除了文臣统军的制度。
为了恢复文臣统军制度,内阁大臣李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李贤起初和大学士徐友
贞一起排斥石亨,结果被下狱谪官。事后“贤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亲贤,顾
问无虚日。”石亨的贪得无厌和骄横引起皇帝的厌恶,使李贤得到离间石亨和英宗的机
会。“时帝亦厌亨、吉祥骄横,屏人语贤曰: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门,为之奈
何?贤曰:惟独断,则趋附自息。帝曰:向尝不用其言,乃怫然见辞色。贤曰:愿制之
以渐。”[14]英宗于是决心剪除石亨。天顺二年正月,先以贪污罪捕杀石亨党羽兵部尚
书陈汝言。[15]
天顺二年四月,恢复巡抚制度。“先是,上语李贤曰:‘朕初复位,奉迎诸人皆以
巡抚官不便,一旦革去,军官纵肆,士卒疲弛,文武官不相制之过也。宜为朕举才能者
复任之。’贤因请曰:‘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需人最急。’上令贤与
王翱、马昂等议,乃以太仆卿程信之辽东,山东布政王宇之宣府,佥都御史李秉之大同
,监察御史徐宣之延绥,山西布政陈翌之宁夏,陕西布政芮钊之甘肃,仍以京官巡抚地
方如旧制。寻又招前山西参政叶盛至京,擢佥都御史巡抚广东。”[16]由于总督还只是
临时派遣,又没有常驻地方,只有巡抚是统率军队的常设文职官员,所以巡抚制度的恢
复就意味着文臣统军制度得到恢复。而李贤内阁为了恢复文臣统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及亨得罪,帝复问贤夺门事。贤曰: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
,夺即非顺。且尔时幸而成功,万一事机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17]
李贤的诱使使英宗下决心除掉石亨,威胁文臣统军制度存在的隐患被拔除。
文臣统军制度的推行在正德时期再次遇到了挫折。明武宗与刘瑾都靠近武臣,在思
想感情方面疏远士大夫。因此,他们力图提高武臣地位,压制文臣。“自逆瑾用事,文
臣裁抑至甚,内官、武弁纵横而行。瑾等数人,皆赠父祖为都督、都指挥……造坟祭葬
……至文臣三品以上祭葬,却沮格不与。如侍郎郝志义故,其子援例乞祭葬,瑾以为洪
武礼制,文臣无祭葬之例,皆后来文臣专权擅加。传旨遂下锦衣卫狱,问发充军。学士
武卫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狱。其弄权裁抑文臣如此。” “逆瑾又欲革天下巡抚官,
云旧制所无,天顺间亦曾革罢,遂将各处巡抚都御史取回。后与内阁议不可,止将腹地
巡抚革去,其漕运及边方都御史俱不革。”又裁撤了兵备道。[18]可见,李东阳为首的
内阁进行了斗争,文臣统军制度没有完全废除。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得罪下狱,大学
士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为国修边,可以为罪乎?”李东阳亦力救,乃得
释。[19]这就为今后杨一清设计除掉刘瑾埋下伏笔。刘瑾被除掉以后,李东阳为首的内
阁进行反攻倒算,文臣统军制度终于得到全面恢复和强化。
明朝历史上文臣统军制度两次遭到挫折,内阁两次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可见
内阁在文臣统军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局1959:900
[12]《明英宗实录》卷244台湾中央研究院1962:5306
[13]《明英宗实录》卷274、卷275、278台湾中央研究院1962:5820、5857、5962
[14]《明史》卷176中华书局1974:4674
[15]《明史纪事本末》卷36中华书局1977:542
[16]《明通鉴》卷28中华书局1959:1116
[17]《明史》卷176中华书局1974:4674
[18]《继世纪闻》卷3中华书局1985:84、85
[19]《明史纪事本末》卷36中华书局1977:642
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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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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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可惜先有结果,再找证据。。



【在 d********a 的大作中提到】
: 先要说到战争起因和战争性质了,这两个是一致的,不可脱离的 。战争的起因如下:
: 1、削减马价,
: 2、拘留使臣,
: 3、谎诺婚约,
: 4、剪断布帛、
: 5、谎诺戏班子、
: 6、其他不能满足的索求,朝廷不与。
: 1、2、3、6、是 朝廷和王振干的,3、5、是明朝使臣马青、马云干的,4、是蒙古
: 使臣干的,一匹布剪断成两匹。弄虚作假者。在婚约上也先想为他的儿子娶明朝公主,
: 二马应承下来,也先高兴,夸示诸虏,发现是骗他的之后,大为恼怒。6个因素加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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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是红N代们能力不行。武功是不能遗传的。御驾亲征只能开国皇帝玩玩。雍正乾
隆都不去。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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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piracy theory自古就很有市场,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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