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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animal-farm-20141
26.11.2014
作者 何清涟
《北平无战事》的人物结局很有意思，好几位深情吟颂过毛泽东那句对“新中国”充满
期盼的话：“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
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
婴儿”，但最后这些人却在这艘“航船”即将靠岸时出走异国他乡，包括那位对上级、
军令、职责均视如无物，独独对中共及周恩来向往不已的方梦敖。
*期盼“新中国”的知识者与中共对其真实态度*
一力促成方梦敖出走的是其姑父，即早在1927年以前加入中共、并在自己妻兄家潜伏了
20多年的谢培东。谢仿佛预感到他这类“间谍”的功绩将不会被承认（潘汉年、关露是
典型），国民政府的职员会被清算，在“航船”靠岸前，不仅促成崔中石妻儿与方梦韦
逃往香港，还想法促成方梦敖一家的出走，这让人不得不猜想：谢培东是否预感到了
1949年以后的中国状况？
其实，谢培东这种地下党员未必对中共的“新中国”有此认识，但有些知识分子却对此
早有预感，比如储安平。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都严重左倾，
储安平也不例外，对国民党的批评非常激烈尖锐。即便如此，储安平也非常明白国民党
与共产党的根本区别。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他说这样一段话：“老实说，我们现
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
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观察》第2卷第2
期）。这段话后来被总结成著名的“关于自由多少与有无之论”。中共当然没忘记他这
段话，1957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即著名的“
党天下”发言），成为右派典型，文革中不知所踪。 1978年之后，全国55万右派获改
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中国名人录》第四版中的张东荪照片。这位参与北平和平谈判的民主人士在中共政
权下的命运远比国民政府时期悲惨更残酷是中共对这批“自由资产阶级
”的真实态度。国共内战时期，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共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充满了向往
与崇拜之情。1948年11月，民主人士彭泽湘、张东荪、张云川等开始筹划北平和谈。中
共建政后，他们都认为自己为北平“和平解放”立有大功，根本未料想到他们的命运远
比国民政府时期悲惨，他们到死那天都不知道以下这件事情：早在中共革命成功之前就
被列为“革命对象”。早在1947年10月27日，他们“敬爱的周恩来先生”就起草了一份
党内指示，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已下发至中共的高级干部。该指示明确指出：“等到
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
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3页）。虽然将来过河还要借助“自由资产阶级”搭桥，但拆
桥的意愿却早就有了。
*“动物庄园”如何建成？
历代王朝建政之初总要总结前朝经验，中共当然从未忘记总结国民党败亡的经验，并采
取了两大类措施：
第一，消灭压力集团并压缩社会活动空间。
中国红军长征路上的周恩来像（美国之音张楠拍摄）中共的成功有赖于
不断利用各种社团、左倾媒体及民主党派给国民党找麻烦，因此认为民间社团（包括宗
教团体、江湖会社）、多党制、自由媒体、私人办教育及企业都将形成压力集团，最后
挑战中共统治，只有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权力垄断于一党，并消灭
一切可供有组织力量生存的社会空间，比如从清代以来就存在的江湖帮会，由党控制各
种社团，方可保证统治的稳固。结果就形成了中共特色的统治格局：八大民主党派都成
为中共豢养的花瓶党，工会、青年团、妇联及各种“群众组织”（现在名之为NGO）都
由党领导，媒体全部由党管制。毛时代消灭私有企业，改革以来允许民营企业存在，但
用各种利益羁绊让民企不敢涉足政治活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市场化媒体”
，其母报也是当地党报，互联网巨头也得接受政府管制。这三个垄断相当有效，至今大
多数国民甚至不知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乃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政治权利，政治
压力集团当然更不可能产生。
第二，用“阶级斗争论”将部分社会成员列入“反动阶级”；再用政治学习持续洗脑，
培养积极分子成为动物庄园里领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领头羊。
一人走过银川郊外一家电影制片厂的文革宣传画(资料照片)中共建政之
初，将1949年以前的有产者划归为“剥削阶级”，如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国民政府
的职员，包括军警宪特在内，镇反杀掉一批，活下来的归入国民党“残渣余孽”，与剥
削阶级同类。这些人及其家属子女，均属于政治贱民，遭受各种社会歧视与打击，子女
上学就业均遭受严重歧视，并不得与军人、保密工作人员通婚。这支政治贱民队伍人数
并非恒定，每次政治运动都会增加一批新成员，如右派、反革命等。中共用这种方式，
将中国变成一座不折不扣的动物庄园，人们生活于政治恐惧当中。非政治贱民的红五类
，则成为动物庄园中的高阶动物，充当低阶动物 的看押者。
第三，设立户口制度限制社会成员自由迁徙。
中共建政后，通过户口制度成功地达成了城乡分割，将社会成员固定在其出生地，并在
城市通过按户口配给基本生活用品，如粮食、布料、食 用油、副食品、肉蛋类均实行
计划供应，任何人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就无法取得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如果不是读
大学、参军（包括复员转业后安排工作）、招工，一个人基本上没有办法 离开出生地
。凡外出旅游、探亲，均需由工作单位开出介绍信，如果无工作，则必须由户口所在地
的居民委员会、农村生产大队开出介绍信，否则连旅馆都无法入住。如果住在亲戚家则
需要到派出所报临时户口，这一制度自改革以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有所松动，人口流动
成为常态。但到胡锦涛第二任期末，中国又开始加强城市管理，近年重新要求外来人口
实行“居住登记”，如最近媒体讨论较多的“穗府36号文”，即对人口流动加强管控之
举。
*向下寻找政治支持的反智化落后统治*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仇视知识分子，有人将这一点归结于他当年在北大受到教授们轻视，
其实这是皮相之谈。归根结底，是因为知识者有头脑，不易盲从，才被毛视为愚民统治
的天敌。毛贬低知识分子的名言最早可追溯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有
名言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多次讲过“书读得越多越蠢”，最后被发挥成“知识
越多越反动”，成为毛泽东文革教育政策的口号之一。在建政之前，毛因要利用民主人
士，将知识分子视为“争取、团结的对象”，有过表面的“重视”。当毛在北京坐稳帝
王宝座之后，他对知识分子就只有轻视、蔑视与敌视了，知识分子被视为教育、改造对
象，对其施之教育改造的就是文盲半文盲的工人农民，到反右与文革，教育改造就干脆
变为批斗。
在毛时代，国企工人由于工作稳定、福利好，再加上政治下被称为“领导阶级”，与农
村中的雇农、贫下中农一道，构成毛时代的统治基础。后者的经济地位虽然低下，但中
共用“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这套说词，让其与工人一样拥有政治优越感，无论是
反右还是文革，包括每次大的政治表态，中共都习惯性地让工农上台表态狠批知识分子
，养成他们轻视知识、蔑视知识分子的反智化心态。邓小平经济改革之后，知识分子的
地位一度得到提高，但由于 复杂的政治原因，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社会将尊重
知识变成了尊重文凭。在近十余年，中共使用五毛等网络水军控制引导舆论，反智化倾
向又卷土重来。
限于篇幅，本文对中国如何成为动物农庄只做了大略探讨。我想指出的是，毛泽东为中
共奠定的制度基础（一党专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思维定势，在邓时代并未得到矫
正。习近平执政两年来的所作所为，表明中共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一种结构性锁定，这种
社会结构中，任何政治反对力量都难成气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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