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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ao_and_Deng 俱乐部 】
发信人: wlwl12 (戒网), 信区: Mao_and_Deng
标 题: 纪念毛泽东诞辰121周年（二）：百年乱世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Dec 25 22:22:30 2014, 美东)
再看国内环境。
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陷入了长达百年的混乱之中。满清在屡次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
，无力镇压各地起义。农民负担加重，铤而走险。各地督抚截流财源，拥兵自重。各种
原因结合在一起，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暴力，打击各地独立的武装。于是，土匪、民变
此起彼伏。每次动乱，都是一次巨大的内耗，大量人口死于非命，大批财产毁于一旦。
1911年，满清垮台，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中华民国只是名义的存在，由于军阀
割据，各自为政，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松散的邦联。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彼此征战
不休。这种大规模的兵荒马乱，是否在同盟会的预料之中呢？也许预料到了，也许未必
。总之，中央政权失去了绝对武力，各地军阀彼此征战吞并。于是，“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混战的武器、粮饷、兵员，必然来自民间，成为民间的沉重
负担。这些负担的绝大多数，必然落在农民身上。《白鹿原》中朱先生对刘军长说：“
你的士兵在白鹿原射鸡（击）征粮及粮台失火将记入本志；你的团长进驻本县吓跑县长
，这在本县史迹中绝无仅有，本志肯定录记。”朱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的
胆量的。除了军阀，还有遍地的土匪。《白鹿原》中的三观庙的和尚和黑娃，《红高粱
》中的神枪三炮，《智取威虎山》中的八大金刚，或多或少都有现实的影子。曾任军统
上海区长的“军统四凶”之一的陈恭澍（其他三人分别是赵理君、王天木、沈醉）在自
己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自己早年指挥民团剿匪，差点被土匪活捉剥皮。各种帮派力量也
迅速膨胀，比如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控制上海，袁文会、刘广海控制天津，袍哥势
利控制四川。这些帮派控制黄、赌、毒。中央政府垮台，失去统一的权威之后，各种暴
力集团处于竞争之中。各个暴力集团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从百姓身上搜刮
，然后壮大实力，尽快扩张。
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没有统一的权威，暴力散落在民间，社会治安自然好不了。
杀人越货，贩卖人口，绑架撕票，在那个时代都不是大事。各个军阀没有义务为其他军
阀维持治安。在河北境内杀了人，如果被通缉，跑到山西境内就没事了。何况，多数情
况下，根本就不会被通缉。杀人都不算什么，何况其它重罪。大量进口武器源源不断地
从租界流入内地。世界上流行的轻武器，在中国基本都能见到。那个时代的少爷小姐，
随时都有被绑票的危险，并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不留神就
可能被绑票、撕票。当然，等待小姐的也可能不是撕票，而是轮奸。（多说一句，土匪
、黑帮在解放后才被陆续剿灭干净，这是后话。）稍有实力的财主，都要买几支枪防身
，实力更强的还要养洋枪队、保镖队，盖碉楼。这些洋枪队和保镖队的用处当然不仅仅
是防身，也用于欺压百姓，称霸一方。那个时代，中国民间是高度自治的。不过，绝大
多数人没有任何自治权力，权力控制在极少数民间财主手中。军阀的一切征收，比如钱
、粮、男丁，都要通过乡绅。这些乡绅雁过拔毛。《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是虚构的，
但是却不是凭空捏造的。
这时，中国进入乱世，成为一个大丛林，所有人陷入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丛林金字塔
的顶层是外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顶层是外国人。《精武门》之中，租界的
中国巡捕偏袒日本人，因为在中国的外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巡捕虽然是中国人，但也
不过是外国人的打手。大批中国人染上毒品，被外国人蔑称为“东亚病夫”。李小龙扮
演的陈真去日本人的虹口道场，踢馆，逼日本人吃下“东亚病夫”文字的段落，多数人
应该不陌生。外国人下面是军阀、财阀、买办，其次是地主、资本家、黑帮、土匪，最
底层是大量的农民和城市贫民。
前途茫茫，人心惶惶。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朝不保夕，都在苟且偷生，在为了活下去不择
手段。因为没有统一的政权，杀人越货之后，很容易潜逃，法律形同虚设。有钱就能买
枪，有枪就是草头王，就能抢钱。没有钱，没有枪，就只能被人鱼肉。这样的乱世之中
，只要能活下去，损人利己又何妨？整个社会个人主义至上，个人利益至上。主流风气
，日益败坏，大多数成员都按照极度的利己主义原则行事，或主动或被动的自私自利，
全社会变成一盘散沙。国人内部，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很容易被外部势力（比如日军
）各个击破。抗日期间，阵亡的国军将领不少。其中，很多人是死于其他国军的袖手旁
观，或者临阵溃逃。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每一名国军将领都
清楚，自己侧翼的友军基本都是潜在的“猪队友”——有利可图时会一拥而上，遇到强
敌、硬仗便一哄而散。当然，投敌的国军将领也不少——只要和日本人合作有利可图，
投敌叛变又何妨？读陈恭澍的回忆录，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时任上海区长军统上校）的
双重标准：他的手下被日本人逮捕后，如果没有被处决，投靠了日本就一定要追杀到底
；他自己被日本人逮捕后，却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借口主动投降；他的老
上司王天木叛变，导致大批手下被日本宪兵逮捕、枪毙，在沦陷区的军统组织几乎被剿
灭干净，他也没有谴责——他自己也叛变了，有什么理由谴责和自己一样叛变的老上司
呢？只要能活下去，活得更好，当汉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时代，只要有钱有枪
，有权有势，作汉奸也会有人追捧。（多说一句，许多汉奸，比如王天木、陈恭澍、胡
兰成，最终都在台湾安度晚年，善终。）
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大量向国外贡献巨额资金。当时中国主要人口在
农村，支柱产业是农业，这些资金必然直接或间接来自农村，直接表现就是农村凋敝。
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重重灾难加在农民身上。农民或者逃荒，或者造反，或
者去城市打工，或者陷入听天由命的麻木之中。《故乡》中的闰土，曾经是一个朴实、
健康、活泼、机灵、勇敢、聪明能干、见多识广、害羞的农村少年。多年后再次见到“
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精神麻木的木头人了（原型章闰水1934年死于旱灾导致的饥饿
）。妇女的苦难尤其深重。《祝福》中祥林嫂被当作商品卖来卖去，《白鹿原》中的田
小娥、《茶馆》中的康顺子也经历过被当作商品买卖的过程。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或
者因为拐骗，或者因为父母实在无力抚养被卖掉，几经辗转被卖进妓院。大批农村劳力
进入城市，试图找到糊口的工作，等待他们的是残酷血汗工厂。《包身工》中，许多农
村女孩子为了不被饿死，被连哄带骗地成了包身工，进入纺织厂，其中很多人在很短的
时间内变死于营养不良和积劳成疾。至于少数民族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当我
们今天看到一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西藏喇嘛（活佛）使用过的密宗法器的时候，不要忘
记这些法器是用什么做的。阿来的《尘埃落定》是站在土司的视角叙述故事，不过有心
人可以把视角转换到农奴的角度，细心想想那会是什么样的世界。除此之外，《乌鸦与
麻雀》、《七十二家房客》、《骆驼祥子》、《龙须沟》、《四世同堂》、《林家铺子
》、《家春秋》、《三毛流浪记》、《上海妓女》、《危险的欢愉》都反映了那个时代
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只要留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苦难。
如何让中国脱离苦难？这是许多仁人志士都思考的问题。许多人为此不惜献出生命。昙
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并没有建
立起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是造成了军阀割据，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中
国曾经试图效法西方政体，结果是一团糟。高阳的《八大胡同》中，臭名昭著的猪仔议
员们行贿受贿、讨价还价，将金钱美色演变成交易的砝码，更将夺取民国政权作为争强
斗富的手段。各地军阀对北洋政府阳奉阴违，你搞你的宪政、选举，我搞我的内战，每
个军阀的背后都有境外势力的支持。何况，即使当时的中国铲除了军阀，建立了统一政
权又如何？治安也许会好一些，税收也许会少一些，但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不会改变
，中国仍然要向宗主国贡献大量利润，多数人仍然注定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再进一步
，如果中国脱离了殖民地的命运，多数劳动者的生活就会显著改善了吗？不会的。看看
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生活就会知道，即使中国通过大量对外扩张战争，爬上世界
金字塔的顶端，多数人的生活也不过十勉强维持而已。何况，这个爬上金字塔顶端的过
程需要大量的铁和血，要战胜其它已经处在世界金字塔顶端的国家，以当时中国的国力
，完全是痴心妄想。
一个战乱不断，无法无天，所有人都自私自利，人民苦难深重的国家，一个不能仿效西
方国家老路的国家，还有前途吗？这是当时，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中国人都焦虑的问题。
这就是毛泽东所处的国内环境，也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伟大事业的基础。脱离这
个基础看问题，必然有失公允，难以正确衡量毛泽东走过的历程。现在许多媒体宣传蒋
介石领导的“黄金的十年”，否定当年的乱世，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胡说。毕竟，大量的
公允的历史书籍和文学作品还在，读者还能在字里行间，点点滴滴之间体会到当时中国
的贫弱、社会的动荡和民众的苦难。即使在“黄金十年”，中国也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
态，也是殖民地国家，多数人的生活也是苦难深重的，便是在陈恭澍那样极端反共的人
的回忆录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毕竟在陈恭澍写回忆录的年代，许多人还在世，极端
胡说八道，只能使自己的回忆录丧失公信力——“辣手书生”虽然做人没有底线，但是
仍然清楚这一点。在认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是黄金年代的人，往往眼界有限也懒于扩展
视野，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媒体的灌输对象。至于这样宣传目的是什么，后面会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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