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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465 | 1 一九三九年夏，由于高敬亭反党闹独立，在叶挺军长，邓子恢主任，张云逸参谋长的主
持下，逮捕了高敬亭，展开了反高斗争。
过去我对高敬亭的印象基本上是好的。认为高聪明，有办法。如没有接到中央正式指示
，只看到中央寄往敌后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和国民党谈判，并坚持了立场，没有受
国民党欺骗。同时认为高坚持了三年游击斗争，把队伍带出来了。虽然在肃反中自己不
满意，但总认为高对党是有功劳的。
反高斗争开展以后，经叶军长、邓主任的报告分析，自己认识到高的罪恶。使我感到最
明显的，就是高故意排斥中央派来的同志，如“位老”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在群众
中威信极高，团结人又好。而高却说“位老”要“抢夺”他的地位。以后“位老”走了
，他又排斥戴季英同志（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和戴主任多接近了一点，高就打译电员，
把戴逼走了，戴跑到八团（河南竹沟游击队组成，周骏鸣为团长）。同时他也排斥下面
的同志。总之只要是中央来的同志他都反对。从这些事实和邓主任的报告，我是确认识
到高的罪恶。所以在反高斗争中我的态度是积极的，在大会上发言，揭发高的罪恶事实
。枪毙高的一个亲信小号官，还叫我当陪害人。
反高斗争以后，我到四支队七团任敌工股长，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和特务连深入边沿区搞
情报。我表现是勇敢的，时常和特务连换便衣出去抓伪军。
三九年底，我又到七团一连任指导员（因为我做连队工作适合）。四零年四月在淮南路
东马厂反顽战斗中负伤，伤好后即被调到抗大八分校上干队学习。一年多工作中，自己
感到不但文化水平低不行，而且也感到懂得的东西太少了，不够用，只能对战士讲课，
对干部就不能讲什么，加之上干队学员毕业后即做营的工作，虽然我是连的政指进入上
干队学习，但出学后就不是连政治指导员的职务了。因此在学校学习比较用心。尤其是
当时有些从武汉来的学生，文化程度很高，我们在一起学习，自己恐怕落后到他们后面
不好看，在暗中使劲和他们竞赛。学习内容和在教导队学的差不多，主要内容还是社会
发展史。经过这次学习进一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了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
道理，把以往的命运观念彻底打消了。在文化上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一般书籍报纸可以
看了。并且能写讲课提纲。
四零年秋从上干队毕业后到淮南路东分区独立三团一营任教导员，九月独立团取消营的
建制，我升任半塔中心区（相当于县，在嘉山境内）总队部副主任兼独立营政委。工作
任务是发展地方武装，原来独立营只有一个连，不久就发展到三个连。四一年五月把队
伍带到分区，成立独立第五团，我即率领两个连编入五团，我任该团政治处副主任。同
年八月调任独立三团主任。
从四零年到四一年，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我由连的指导员升为团的主任，提拔是快的
。原因有两个：一是部队发展快，缺少干部。二是我工作比较积极肯干。如在独立团时
，副主任本来不需要带队伍打仗，但是我却带着侦察排在前沿活动。有一次二十个小时
我带队伍行动二百四十里，和敌人跳圈子。另外自己住了学，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有
些提高。如以前不能给干部讲课，现在讲课可没有什么困难。
由于提拔快，自己的思想情况是：一方面感到自己任务日益加重，必须好好地干工作。
同时也在思想上深深种下了自满骄傲的情绪，感到自己了不起，有办法。
当主任时，主要毛病是思想斗争不尖锐。如在独三团时，团长朱国华爱吃爱喝，政委阮
贤榜好吹牛，拉拉扯扯，好下级干部面前说自己好，哪一个干部提拔了，他就那个人面
前说是他的主张。他和团长不团结，参谋长王正平同志也瞧不起他，互相关系非常不好
。我也不提出来批评判，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
总的说，我从抗战开始到四二年一月，这一阶段各方面的进步都较快。在文化程度上，
我由开始一个字不识到能看书报。政治认识上，由原来什么事也不懂，到知道社会发展
规律，知道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步骤，知道了阶级斗争的道理，将原来自发的阶级仇恨
，变成了自觉的无产阶级觉悟，把以往的“命运观念”、“八字思想”肃清得一干二净。
几年中，工作是负责的，积极的。战斗也表现勇敢，没有任何消极畏缩现象。
和日本人作战打开了眼界，一方面知道敌人在技术上较强，战斗也顽强。同时也亲身体
会到帝国主义不是不可战胜的。更牢固了革命人生观和胜利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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