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
发帖数: 3457 | 1 揭秘"北平谍案"
2009-11-14 17:32:00北京日报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部分情报站简图。
谍战题材的影视剧近期在荧屏、银幕热映。隐蔽战线，不见战火硝烟，却更是刀光剑影
，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系列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
有斗争就会有牺牲。隐蔽战线的斗争更为残酷，牺牲也更令人扼腕。
1947年秋，解放战争由守转攻的重大转折之际，中共情报战线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北平
、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
遭遇灭顶之灾。
国民党保密局头子郑介民和毛人凤曾藉“北平谍案”之功，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
工半壁天下”。
这次隐蔽战线的重大损失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给我党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中共中央从当年的3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已有半年。胡宗
南的部队狼奔豕突，却始终摸不准中共中央的行踪。
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中共中央对胡宗南部
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招招占得先机。
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战场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敌我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在这个当口，北平发来的密电送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
负责人员来商。”
这封电报出自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
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动。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
忌。
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
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
致力于中共隐蔽战线研究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孙果达告诉记者，北平情报小组
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成果卓著的地下党组织，情报来源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提供
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多次受到中央表扬。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
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
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
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斗争
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这封密电的发出，却把苦心经营的情报
系统，牵扯进了还没有任何把握的统战之中。
周恩来是我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
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敌人
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
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
大乱子的。”
周恩来要罗青长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万勿轻
举妄动，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要做深刻检查。
为严肃纪律，也为安全起见，陈融生被调离北平。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发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纰
漏就是出在让周恩来动怒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电台侦测车和“飞贼”
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屡建奇功的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据说是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
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
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
此说颇具戏剧性的偶然因素，已不可求证，可能有演绎成分。但是抛开敌方的监听力度
不谈，当时北平密台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巨大隐患。
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更为迫切，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
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
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
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余心清是党外进步人士，身为孙连仲“智囊”的他极力想促成孙起义。但彼时，孙连仲
的态度究竟如何，我党方面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属兵力
不多，华北蒋军的主力部队是隶属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如孙连仲贸然起义，必被第34
军所歼。余心清的密电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但余心清出于良好的愿望，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
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此举
造成的反响超过了余心清期冀，美联社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
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
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
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尤其是中共情工人员。这一查，推倒了中共北
方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第一张骨牌。
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怠慢，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电检科监听到的那个电台信号，成
了突破口。
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毕业于军统杭州特
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
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这种无线电侦
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
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
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电台究竟在哪一家？保密局颇感棘手。电台侦测车尚不能精确
定位到具体院落。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也可能这个院落中有几户人家，而如果明火
执仗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
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孙果达分析，这种办法很可能在先期已经使
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电台警觉。
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
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
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怎样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查出秘密电台的所在呢？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
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恶名昭彰的特务头子。经其
手，200多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策划、实施了“克什米
尔公主号”事件。据说毛人凤曾对其言：“你比我还狠！”
谷正文晚年在台湾有口述自传出版。在其中，他详细介绍了“发掘”段云鹏的经过。
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关于其蹿房越脊的偷盗本
领有不少传说，一说曾拜“燕子李三”为师，一说其与“燕子李三”不相伯仲。
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之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
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在其自传中说：“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
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
段云鹏这个鸡鸣狗盗之徒被保密局招募，摇身一变成了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段云鹏一
生恶行累累，除了这次参与破坏中共北平秘密电台，此前的“军调”期间曾密谋刺杀叶
剑英，未得逞；此后还刺杀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造成一死五伤。新中国成立后
，他还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秘密破坏、刺杀活动，最终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这是后话。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
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
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
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
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活电台”
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情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经
典场景：敌人的枪口对准了地下电台负责人李侠，李侠镇定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面不
改色地继续发报，在电波的“嘀嗒”声中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
别了，我想念你们……”
而在孙果达教授眼中，这是为追求戏剧效果而艺术加工的场景，真实的现场不可能是这
样：“除非万不得已，敌人绝不会在发报过程中采取抓捕行动，那样即便电报员没有像
李侠那样发出最后的告别或示警，突然中断的电报信号也足以使另一方在收报的电台惊
觉，那等于是告诉整个地下情报系统，这部电台被破坏了。”
抓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
。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地下
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
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要抓“活电台”。
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
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
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伙保密局特务破
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
、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
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
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
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
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
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
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
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
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案情迅速扩大。
李政宣被捕后，经特务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
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拘捕
了余心清等2人。
经特务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随即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
，他们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
作战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案情之大超乎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
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随后自己也飞了
过来坐镇指挥。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
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开始了。
王石坚系统
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
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
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
，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二十二名将校级军官被捕。
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
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而对这些人从事的地下情报工
作和刚刚破获的北平秘密电台只字未提。此新闻的发布很可能是在放烟幕弹掩人耳目，
敌人要“保护”的还是李政宣的“活电台”。
孙果达教授说，他曾查阅到一篇回忆文章，文中怀疑李政宣早有叛变之心，因此才保留
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当时因为电台的信号不稳定，有时会出现
中央来电核对电报内容的情况，为此保留电报稿也有可能。但即便有此解释，李政宣保
留的大量原始文稿也是严重违反秘密电台工作原则的。更何况，李政宣在当天的突审中
就叛变了。
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
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
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9月29日，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
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只有5天的时间。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
，5天，足够敌人发动致命抓捕。
5天，原本也足够隐蔽战线采取补救措施。
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
示警。《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
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
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
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
中共情报系统并未意识到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以为还在继续收发电报，而且报务员没
有换人。
孙果达介绍，电报是通过电流长、短、间隔的不同组合来传递信息的，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短“点”和长“划”。在普通人听来，这不过是“嘀”和“嗒”的分别，但在报务员
手中，每个人发报的手法都不相同，就像字迹一样极易区分。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
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
至于他们是不是进行了更险恶的活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至
少是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
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
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
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
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此后6年，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说功勋卓著，胡宗南的一举
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
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
价值的各类情报。
但是，越是高层次的情工人员，越不应该在敌后发生横向联系。让本身就身处险地的王
石坚直接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隐患。
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隐患绽裂开来，将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
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
陈琏夫妇“意外”被捕
王石坚被抓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直至今日，有关抓捕王石坚的过程仍找不到只言片
语的描述。
当时的中共中央虽然很快得知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但也没能料到王石坚情报系统会那
么快地被连根拔起。
从西安事变后一直追随在周恩来身边任机要秘书的童小鹏，在自己的回忆录《风雨四十
年》中提到：1947年9月23日，中央机关刚刚转移到陕北葭县(现佳县)西南15里的神泉
堡，“周恩来得悉在北平和我地下情报系统有工作关系的民主人士余心清等2人被国民
党特务逮捕，情报系统一个地下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测向台发现而被破坏。周恩来立即
电告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破坏的扩大和设法营救。
“针对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要侦破我在蒋管区的地下组织和秘密电台
，用测向台多方侦测我党中央、各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并妄图破译我核心密码的种种阴
谋。周恩来指示，首先是密码的编制、使用、保管的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公开、
秘密电台如何避开敌人测向，如何迷惑敌人，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订出一套可行办法来
。”
就在此时，又是一篇公开的新闻报道，让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10月3日，合众社报道，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被捕。
合众社报道这篇新闻，根本原因是陈琏的身份——陈布雷的女儿。须知陈布雷号称蒋介
石的“文胆”、国民党“军机大臣”，他的女儿、女婿“涉共”被捕，新闻轰动性自不
在话下。
让周恩来惊觉事态严重的，也是因为陈琏的身份——中共秘密党员。尤为关键的是，陈
琏和袁永熙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学运在北平的负责人。学
运本没有和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联系，可他们却因北平秘密电台暴露而被
捕，这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发动的抓捕，目标极大。
得知陈琏被捕消息，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
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
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
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直至此时，王石坚被捕事件仍不为中央所知，他叛变所带来的损失也已来不及补救。但
不幸中万幸的是，陈琏、袁永熙夫妇被捕实际上纯属意外，没有因此牵扯到学运系统。
被捕时，袁永熙、陈琏刚刚新婚一个多月。他们结婚的时候，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
时的同事田仲英前来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职业是北平金城银行高级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
名片。
就是这张名片，让陈琏、袁永熙受到了北平秘密电台的牵连。
田仲英是王石坚系统北平情报小组成员，与陈琏虽然熟识，双方却互相不知真实身份。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李政宣叛变后，不但供出了田仲英，而且说记得北平地下党有个姓
袁的。特务先是逮捕了田仲英，接着从田处找出了袁永熙的名片，随即就将袁永熙、陈
琏夫妇逮捕。
但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坚不承认地下党员身份，李政宣亦不能指认，最终
因“查无实据”，经蒋介石同意，陈布雷将二人保了出来，“严加管教”。
袁永熙、陈琏夫妇的被捕只是偶然因素被牵连进来，但由于他们夫妇俩的敏感身份，结
果在王石坚案件中反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当时即有传闻说北平密台是被保密局从袁永
熙、陈琏夫妇家中起获的。后来许多资料也都以讹传讹，混为一谈。
王石坚情报系统遭破坏虽然最终没有影响到其他系统，但亦是中共情报史上前所未有的
重大损失。
损失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事件很快被中共中央掌握，足以令整个中共情报体系引
以为戒。
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
。”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
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
同日，周恩来还致电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殊不知，此时的王石坚已经叛变了。
多少头颅多少血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
前后不过10余天时间。保密局特务得到的线索，有不少是来自李政宣等人的口供。但是
，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
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
石坚彻底叛变了。
2000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位国家安全部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文中谈及王
石坚一案。文中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
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
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
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
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
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
而王石坚则因其叛变和资深的情报工作经历，被保密局认为大有用处，任命为特情组少
将组长。这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
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时，注释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
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
，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王石坚一案牵连甚广，一百多人被捕入狱，很多人的最后结局已经无据可查。可以肯定
的是，像陈琏、袁永熙夫妇那样被“误抓”又“查无实据”的是极个别事例，多数人都
遭到了严刑审讯。有人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更有人慨然
赴死从容就义。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
等“北平五烈士”。
谢士炎也是被保密局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组长谷正文抓捕的。在谷正文的回忆录中，对谢
士炎有大段记述。令人唏嘘的是，谷正文的回忆录通篇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唯独对谢
士炎这个对手，极为恭敬激赏。
谷正文写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南(谢士炎)时，却被
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北平第一看守所，谷正文审讯谢士炎。两名刑警一前一后地把谢
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世南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
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
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通常我只
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
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谷正文问谢士炎，为何以国军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士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
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
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
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
，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由谷正文引述的这段话，道出了谢士炎等人投身革命的崇高信念。
当时我党在敌人内部发展隐蔽战线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打进去”，一是“拉出来
”。而五烈士中除了丁行是1927年入党、打入敌人内部的老党员，其余多是1946年全面
内战爆发前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且，他们多数并不是被“拉出来”，而是主动
“冲出来”。
五烈士中，谢士炎军衔最高，经历也最为传奇。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谢士炎入党的陈融
生曾撰文怀念，详细记述了谢士炎入党的离奇过程。
1946年深秋的一天夜里，谢士炎只身一人来到陈融生的住处。见屋里没有别人，突然掏
出手枪逼问陈的真实身份，把地下党员陈融生惊出一身冷汗。而谢士炎此举的目的，竟
然是要送出一份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
谢士炎没有任何与党组织联系的办法，军情紧急下出此险招，找到了平日的好友、表现
“亲共”的保定绥署外交处副处长陈融生。谢士炎已做好打算，如自己对陈融生判断失
误，则二人同归于尽。
谢士炎没有看错陈融生。这份重要情报顺利送了出去。此后，谢士炎就被中共地下组织
正式吸收。1947年2月4日，谢士炎在北平军调部，由叶剑英亲自主持秘密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他的入党志愿书现存于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
就是这样一批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阵营当中，让中共中央对
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洞若观火，极大地帮助了正面战场的胜利。
而当他们的真实身份暴露，面临的就是比别人更为残酷的结局。
一俟被捕，“五烈士”就已抱定必死之决心，受尽酷刑却没有吐露保密局需要的只言片
语。
11月29日，他们被押送南京。1948年10月19日，五人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临刑前，赵良璋将自己的飞行员夹克送给狱友，朱建国也把自己的一件上衣留给狱友，
并留下了一封语气轻松的遗书：“二号狱友，即将永别，一件夹克尚好，留给你。我算
是从容就义吧……一笑！”
而谢士炎则留下了人生最后也最绚烂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何况男儿失意时。多少
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
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
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
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
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
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
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
。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
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 |
i*****s
发帖数: 15215 | 2 这是反间谍的亮点。前后三杰的仓皇出逃等等，都可以算是亮点。 |
T**********e
发帖数: 29576 | 3 王石坚是个迷，熊向晖和后来国安部的那个副部长打了笔墨官司，不同意王是叛徒。熊
是周恩来身边的人，知道的事比后来那些官僚多多了。 |
a****k
发帖数: 3457 | 4 这个王石坚有点意思，别人都供出来了，竟然没有供出后三杰
秘密战中的王石坚案件
2013-06-22 | 联城国际 |
作为一个组织，当然希望她的成员在敌人面前都坚贞不屈，宁死不降。而今天，尊
重个人的权益，也应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对于从事情报战的人们，因为他们工作
的特殊，也许还应给予更多的理解，以及探索他们可能有的深层次睿智。
（一）
中南海。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召集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讨论
、研究某一个人的政治身份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人？他的问题，居然会惊动党中央高层。
此人名曰王石坚，曾为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但在台湾去世前的政治面貌，却是
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的少将副主任。
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却附于一人。因而，对王石坚的盖棺论定，便蒙上了一些历史的
悬疑。
事情的原委，是从北平的那个秋天开始。
1947年9月底，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侦破了一个中共地下电台，并由此进行了一连串的
大搜捕，致使中共中央情报部直接领导的西安、北平、兰州、承德与沈阳这几个重要的
地下情报网及电台，均被破坏。44名地下情报人员入狱，还牵连123人被捕，遭到严刑
拷打；中共党员谢士炎等五位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同志，则不幸由此遇难，壮烈牺
牲。
这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工作遭受到最大挫折的一幕。
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便是王石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又名赵春暄、王世民，1911年生，山东文登人。1928年入东北大
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中
共党团书记。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并视为重犯，关押到南
京中央军人监狱。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并被党组织安排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因为有英勇斗争的经历，王石坚被委以重任。1940年夏，他被派往西安，先后受时为中
共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专门从事情报工作。
王石坚做出了很不错的成绩：从1940年夏到1947年秋为止，七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
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
有价值的各类情报。现在广为人知、被誉为中共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陈忠
经等，当时即是王石坚直接领导的情报人员。对于这个情报系统，毛泽东曾夸他们是情
报工作“全国的模范”，刘少奇也予以褒奖，说他们的“许多重要情报，均值得奖以勋
章的”，转战陕北的周恩来对此更是高兴：“我们在陕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得着的
情报”。李克农也予以高度评价：“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
献的。”
（二）
灾难的发生，有偶然，也有必然。
1947年9月的一天夜晚，国民党北平稽查处电讯侦测室的特务，侦听到了一个没有在国
民党电讯机关登记的新信号，并很快判断：这是在北平市内的秘密电台。
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立即行动，出动侦测车，测到了秘密电台的方位。狡猾的保密局
特务又利用一个惯盗段云鹏，以做贼的方式，一家一家去窥察。几天后，飞贼段云鹏报
告：在京兆东街24号。
9月24日凌晨，刚刚向延安发报完毕的中共北平地下情报网电台，台长李政宣与报务员
孟良玉，以及二名译电员，即被冲进来的国民党特务抓捕，并被从屋内搜出了大量未销
毁的电报底稿。
李政宣电台之所以留有大量电报底稿，是因为该电台发送情报的电文，内容常常很长，
故易出现接收电文的差错，延安方面便会来电要求核对，而发报的时间并无规律，因此
，核对电文的时间往往也会在很久以后。所以，电台的确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留一些
重要电文底稿，以便核对。
这种做法，是违反情报工作的纪律的。但是，因为一直工作很顺利，没遇到什么危险；
加上这个电台的发报任务非常多，甚至连北平市的某些重要物资价格，都要发往延安，
这样，往往每次发电时间都很长（最长时居然连续工作七个小时）。因此，明明是违反
地下工作纪律的做法，竟也就成了常例。
可见，李政宣电台的暴露，有一定的必然性。
电台出事后，这些电报底稿，便不幸成了国民党特务抓捕中共北平地下情报人员的有力
线索。
李政宣曾在国民党东北军电台任职多年，是一位电讯方面的人才，通过已是中共党员的
弟弟李玉甫，在西安时被中共情报机构吸收。1946年初与来自延安的孟良玉一道，被派
到北平，专门从事地下电台工作。其上级，便是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
李政宣被捕后，便叛变了，向国民党特务供出了北平电台的三个地下情报小组、在西安
的几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以及在承德的中共地下电台，自然更供出了这个情报网的总
负责人王石坚。
报务员孟良玉也叛变了，供出同在延安受训后被派往沈阳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申福林。
一场大搜捕开始后，北平电台的地下情报人员全部被捕。之中，包括身居国民党军政要
职的余心清（国民党保定绥署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谢士炎（国民党保定绥署
作战处少将处长）、丁行（国民党保定绥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石淳（国民党保定绥
署二处少校情报参谋）、朱建国（国民党保定绥署参谋处作战科少校科长）、赵良璋（
国民党北平空军司令部上尉情报参谋）等人。
由于孟良玉的叛变，沈阳的情报小组也遭到破坏。
这个情报小组，是1946年春，由王石坚精心组建的。成员有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
部少将处长李年、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王书鼐、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
彦，以及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少将督察葛佩奇。1947年9月29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
从北平赶到沈阳，抓捕了沈阳情报小组的大部分成员。
当时，王石坚也已打入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曾任战区长官部密电主任。在设法获得
胡宗南的同意后，作为胡系的机构，又于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的地方，开设了一家
“研究书店”，由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忠经挂名董事长，王石坚则出任经理，并还接办
了《新秦日报》。
凭借安全与方便的公开身份，王石坚领导的这个情报系统，便一步步创造了惊人的成就
。1947年春，毛泽东之所以能象神明一样“胜似闲庭信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
北与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不急不慌的周旋，便是因有了王石坚系统提供的准确情
报支持。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站，第一个被捕的是中共情报人员耿效文，时间是9月28日，即距
北平地下电台被破坏四天后，抓捕他的是从北平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
耿效文的被捕情况，当天王石坚就知道了，而且了解到耿效文坚贞不屈，没有口供。但
是，抓人的特务是北平来的，则令王石坚非常担心：北平情报站现在情况如何？
由于国民党特务已控制了李政宣电台，在西安的王石坚，便无法判断北平的情况。
当时，王石坚必然也考虑过自己是不是应该转移。因为，既然是北平来的特务抓人，就
不能排除北平情报站出了问题。但是，要一下子贸然放弃苦心经营了七年之久、并卓有
成效的情报网，暴露出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转移离开西安就必然是这个后果），看来他
实在是很舍不得。何况，长期的地下情报工作经历中，有时不得不冒一下险的事情，也
不是没发生过。也许是在权衡之后，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北平，实地考察一番再说。
火，已烧到了门口，却仍希望不会烧到自己身上来。
没有及时“止损”的王石坚，9月29日准备飞往北平之际，在机场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接着，10月2日、10月6日西安情报站的王金平、戴中溶、季焕麟等人，也先后被捕。
王石坚被捕后，西安情报站即向兰州情报站发出明码电报，告之王石坚已被捕信息，并
要兰州地下电台速报告党中央情报部。以西北通讯社兰州分社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的尹家
明等人，立即电告上级，并请示如何处置。中央情报部指示：摸清王石坚被捕情况。
然而，不等尹家明动身去西安，10月11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冲到了他的家中，尹家明
及他的四位情报站同志，先后被捕。
至此，王石坚领导的情报系统，基本上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了。
（三）
王石坚被捕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
据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王珺先生2000年在《炎黄春秋》上撰文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
就写了自白书，洋洋万言，把他为 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
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
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还在自白书中向国民党特务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
、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王珺：〈复熊向晖质疑〉》
这就意味着，王石坚成了一个叛徒。
王珺先生所说情况，有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的王石坚所写自白书原件为证。
但是，王珺文章没有披露：除了自白书，王石坚究竟有哪些具体出卖组织的叛变行为？
因为，按上述王石坚在自白书中交待的情况，这似乎只是当时他对现实情况的承认，却
还不能说是其主动出卖了同志的证据。
相反，有一种事实却确凿无疑：王石坚在被捕后，对几位重要的地下情报人员，他则始
终没有向国民党特务吐实他们的真实身份。
例如，被誉为中共情报工作“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是王石坚直接领导的
地下情报人员。但王被捕后，“后三杰”的确都依然无恙。甚至，熊向晖去美国留学后
，到1948年春，即在王石坚被捕大半年后，胡宗南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仍然按熊
向晖的要求，还给寄来了该年上半年的生活费900元美金。
而同样身为胡宗南亲信、总管胡宗南部队无线电通讯的负责人、也是中共情报人员的戴
中溶上校，却由于被人供出，则当时就很快被捕。胡宗南并未因戴是其亲信部属，就保
住了他。
可见，当时，熊向晖的中共情报人员的身份，的确仍未暴露。王石坚被捕后向国民党特
务招供说，是他“利用”了熊向晖等。这说法，显然是意在保护熊向晖等人，并且，事
实上也确达到了目的。
又如，葛佩奇是王石坚个人秘密单线领导的中共情报人员，连沈阳情报小组都不知他的
共产党员身份。当时他之所以能安然无恙，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直到解放，便是因王石
坚被捕后，始终没有供出他。
王石坚被捕后，很长时间都是被国民党特务关押之中，先是在西安，后被押到南京，
1948年11月又被押往台湾，关在当时桃园机场之北不远的保密局秘密监狱。他最后的归
宿，也就在台湾。
原国民党军统高级干部文强先生，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我所知道的项乃光”一文中说
：“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时，在西安潜伏活动多年的赵耀斌（即王
石坚）被捕，经查实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资
深，乃任命为特研组少将组长，徐梦秋降为副组长。”
但文强先生此说，显然有误。王石坚被捕后直至被押到台湾的一段时间，都是被关押在
监狱、或准监狱中，而不可能在南京期间便已成了国民党的少将。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负责人乔家才，在他写的《乔家才入狱记》一文中，就明确了王石
坚到台湾也仍在狱中的事实：“先后进来坐牢的朋友：……赵耀斌（即王石坚）、马兴
峻……都出去了，我却稳坐如故。”乔家才曾因保密局内部问题被关进监狱数年，也是
从大陆押送关进台湾的桃园秘密监狱。
台湾前“立法委员”谢聪敏，在其所写《南所、北所和天牢》一文中，也有王石坚（赵
耀斌）被关押在“天牢”（即桃园秘密监狱）的记录：“第十二（名） 赵耀斌案：共
党工作人员。”
王石坚出狱后，就正式为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工作了，最后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国
防部情报局”情报研究机构的少将副主任。
王石坚的妻子范行先，是与丈夫一道被捕的，1948年被押到南京后，她及他们的四个孩
子被释放，范行先便带着孩子回到江苏常州她的老家去了。后来，王石坚重新在台湾与
郑德芳女士结婚，生有一个女儿趙芝明。1982年前，在台湾也仍然烟酒不沾的王石坚，
却因肝癌，病逝于台北。
（四）
对于王石坚，按一般看法，自然是反革命叛徒了。不要说他后来还做了国民党的少将，
只凭那份自白书，也就能将叛徒的帽子给他戴上。
然而，王石坚不是一般政治性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而是一个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中
共特工，他公开展示给人们的一切，往往可能是云遮雾罩、模糊朦胧。
中国现代情报史上很著名的情报工作者、1932年就加入了中共的袁殊，在抗战期间，居
然在日本人、汪伪集团与国民党等方面，都有职务。然而，他真正所做的一切，只是为
共产党工作。
因此，王石坚的政治身份问题，便让人生出种种猜测。
对王石坚被捕后身份的政治性质认定，有关领导的看法，曾有过变动，直到今天，也仍
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之中，既有因忽明忽暗错综复杂的情况所致，也有可能是今天
重视了个人应有权利之意识的影响。
起初，当王石坚被捕的消息传到党中央后，中央领导即对他表示了深切的关心。王被捕
几天后的10月6日，周恩来即电示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
营救的办法，望告。”
全国解放后，王石坚系统被捕人员，除牺牲的谢士炎等五位烈士外，大部分返回了中央
社会部（当时中央情报部与中央社会部是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二个机构），由专门的
审查委员会，一一进行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由李克农部长审阅签字后，报中
央组织部审批。
按照中组部批示，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被定为叛徒。
而定为叛徒的四人名单中，并无王石坚。（熊向晖：《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
”一文质疑》，《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当时周恩来还考虑，把被囚禁的军统重要分子一、二人遣回台湾，作为交换，要国民党
当局把王石坚送回大陆。 这之中，考虑的用作交换的人选之一，便是当时尚关押在战
犯管理所的沈醉先生。只是，后来可能因王石坚已有了公开的国民党情报局人员身份，
此事便作罢。
但是，1956年，对王石坚的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做了认定：属叛变性质。
据前述王珺的撰文说，在中央调查部（中央社会部、情报部撤消后的党内机构，李克农
任部长）有关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结论。
然而，文革后，王石坚的案件，却又出现在中央高层的会议上。
据王珺的文章说：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
政策问题，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认
为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王珺：《复熊向晖质疑》）
当时，王石坚已在台湾去世了，否则不会将他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在这里所说的“组织责任”，即如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在王
石坚情报网受挫一事向中央写的报告时所说：
“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根据这次被破坏来检
讨，我们对石坚系统的领导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对石坚系统的工作要求过高过多
。石坚系统在去年以来，已遍布东北、华北、西北，极为庞大，密台通报者达六、七座
。这些据点未及时切断横的联系，单线发展，且更要求他向华中、西南发展，甚至超过
他们环境以外的材料（如全国性材料等）。秘密工作虽不免会遭受破坏，但如没有以上
缺点和错误，即使部分组织发生问题，亦不致牵连如此之广，破坏如此之大，这是我们
深深引以为内疚的。”（熊蕾：《周恩来说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是“后三杰”》，载
上海《品味周刊》2009年12月）
不过，在9月2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中，时为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王鹤寿表示：“王石
坚是不能翻案的，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一风吹。”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也说
：“这个案子组织有责任，那不能作为理由，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王珺：《
复熊向晖质疑》）
显然，对王石坚被捕后身份的政治性质，仍维持了1956年的说法。
但是，一个离世时的公开身份是台湾国民党少将特务的人，他曾有的共产党党籍一事，
居然还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题开会来进行讨论！而且在讨论中，居然会有“这个人个
人主义很严重”、“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此类批评党内同志的用语！
可见，王石坚案件确非是一般人表面以为的那样。
然而，即便在组织上是服从上级的决定，但作为个人，中央调查部内有几位曾负责联系
王石坚情报网的老同志，对王石坚的问题，则始终有他们自己不同的个人意见。
在中央书记处研究会议过去近10年后，1993年4月14日，原中央调查部有位领导，在黄
山有24个省市代表参加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大会上，仍提出希望对王石坚问题进行甄别
：“现在我提出王石坚的案子……1947年9月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领导的原因，秘台破
坏。王被捕后写了自白书，后我们得到了。但他保护了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几个同志，保
护了最大的机密。我认为此人功劳很大，工作一再得到毛主席的嘉奖。中央讨论王石坚
案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有同志不同意。我和郑XX同志（时为中央组织部顾问）交换意见
后，认为这个案子应该翻。王功大于过，应予平反。”（王珺：《复熊向晖质疑》）
时间又流逝了十几年。
但是，从现在的公开资料中，我们仍没有看到王石坚已获平反的信息。
在中共党史上，王石坚算不上是显赫人物，其人在台湾也去世很多年了。但是，原中央
调查部的这些老同志，为何仍然执着地认为王石坚这个人，不应让他躺在国民党的花名
册中，而应回到共产党的历史殿堂中来呢？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悬疑，穿行在王石坚的
历史之中，从而使他当年的同事与战友，由此坚持认为即便已穿上了国民党少将制服的
王石坚，也仍还是共产党的人？
王石坚案件，的确不是一般的中共地下党员叛变与否的问题。因为，王石坚所进行的工
作，即便到今天，有些内容仍可能是需要用“秘密”二字来涵盖。所以，我们要完全解
读王石坚案件，特别是要体会原中央调查部的一些老同志为何会有“王石坚情结”，显
然，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的解读，只能是用现有的知识与能见到的资料，来进行分析、推断与假设。
一方面，“王石坚情结”，也许体现了原中央调查部的那些老同志，他们对所有为中共
情报工作做了贡献、或为之作出了各种类型牺牲的同志，始终是有着极诚挚极深厚的战
友感情，尤其，在今天，更加上了当代的普世的人文关怀。
众所周知，做情报工作，是一件高难与高危的事业。用经济术语比喻，如果将人们的工
作都视为投资行为，那么，从事情报工作，对于个人，便是一种高风险却低回报的投资
活动！事情干好了，不过就是完成了一件任务而已；但若失败了，则往往须以自己的生
命为代价。
对于那时力量尚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其地下情报人员面临的风险，更是要较常规高出若
干等级。而所能获得的个人回报，却往往近于零——有时，因身份隐秘与事业保密需要
，任务完成了，人也牺牲了，却还得不到人们的认识与尊敬。如1939年打入国民党军统
电讯总台内的张露萍等人，作为中共情报战线上牺牲的烈士，也曾被蒙上“军统特务”
罪名的阴影，沉冤几十年，直到1981年，其功勋才为社会所知，冤案才得以昭雪。
因此，中共情报事业的重要领导人李克农，在他病逝前不久，就曾建议中央编篡有关中
央特科及其后续机构的历史，以“让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
有所寄、鳏寡孤独，各有所养”。当时中央也批准了他的意见。（苏维民：《杨尚昆谈
新中国若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但是，由于数十年来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组织至上，而忽视了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也
应有的权益。致使组织对个人的关怀，便往往在现实中被消融，而只能停留在理论与文
件中。今天，按照李克农的心愿，尽可能来弥补过去在这方面做得的不足，应该是顺理
成章的事。
中央调查部这些老同志郑重的向组织上提出王石坚问题，显然，就是希望继承李克农的
这一遗愿。
但是，感情归感情，结论却需要事实来支持。
毕生从事中共情报事业的老同志，显然，不会没有依据便贸然提出王石坚的问题。
那，这种依据是什么呢？
解读的假说，便是：王石坚被捕后、直到台湾的一切行为，可能都是中共情报部门事先
已有的预案，真成为了现实情况而已。
因为，从历史上看，王石坚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生活中也是烟酒不占。1933年被叛
徒出卖而入狱后的几年中，他表现得都非常英勇，甚至还在狱中编发鼓励难友与国民党
作斗争的《囚声》等秘密刊物。这与1947年被捕后，他很快写下洋洋万言的自白书，自
辱般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的情况，完全判若二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
众所周知，1949年前中共的情报工作，在全世界都能说是第一流的。其中，娴熟地以“
用间”及潜伏，去获取种种情报，更是屡屡创造奇功。
王石坚主持一个地下情报工作系统长达七年，之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而被国民党方
面逮捕的危险，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对于一个直接受中央情报部领导的重要情
报网负责人，他可能发生包括被捕在内的种种意外情况，显然，中央情报部都会有某种
应对预案。
而这预案中，会不会也包括有若被捕后允许以假投降的形式，让王石坚能继续潜伏于国
民党内的应对策略呢？
中央调查部那些老同志从刚解放起，直到近年，数十年间都念念不忘要在党内为已去台
湾的王石坚洗刷“叛徒”的罪名，这个谜团直接的“底”，是不是就在这儿呢？
这样的推断，从逻辑上应有可能。
而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历史中，也确有一些深度潜伏的例证，能引发人们的联想与猜测。
1949年决定与蒋介石决裂的傅作义将军，其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亲信，代表他
与解放军签订《绥远和平协议》的机要秘书阎又文少将，竟然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
，而且，当时是受中共中央情报部单线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
意味深长的是，解放后，阎又文却继续奉命以“国民党起义将领”面貌，随傅作义在农
业部工作，而没有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甚至，他在1958年还以民主人士地位，再一
次公开参加中国共产党（既不是重新入党，也不是公开已有的党龄）。这一切，对他的
家人也是保密的，以至他的子女长期都以为自己真是统战对象的后人。阎又文在1962年
病逝后，农业部对他的悼词中，仍然没有披露其中共情报工作人员的历史。直到1993年
，经阎又文子女的探寻，找到了当年单线与阎又文联系的中共情报人员王玉，以及前中
央情报部负责领导阎又文的罗青长主任，才得以知道其父的完整真实身份：并非什么统
战对象，而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与情报工作高手。（董少东：《真实“潜伏”故事
：丹心素裹默默奉献的阎又文》，《北京日报》2009年5月5日）
祁文山的潜伏情况，也很让一般人大开眼界。
祁文山的原名叫宋一文，1936年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洛阳铁路地下党总支
书记。1939年奉命到延安学习，然后，在1941年11月按照中央情报部的指示，离开延安
出发，先后到日占区与国统区，单独执行“潜伏”与军事情报任务，长达七年多。
到1949年时，祁文山想，这一下总算是可以扬眉吐气的出头了，当时组织上也确准备安
排其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不料，有关部门突然通知他，不能公开露面，仍要继续从事
潜伏工作，以帮助公安部门抓捕国民党潜伏特务。于是，他公开的身份又成了国民党反
动军官，被关进监狱，与国民党特务关押在一起，以套取潜伏特务的情况，并掌握他们
的思想动态。
反特任务完成了，祁文山以“认罪态度好”名义，而被“放出”。出了大狱的祁文山，
又再次奉命潜伏，做一名资本家。由某部门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盖了一个
大商店，起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祁文山当起了老板，以资本家的公开身份，从事
特殊的工作。此后，经历了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祁文山都没
有公开其真实政治身份，却先后以资本家工商界人士，担任了政协河南省宣教处处长等
职。
其间，他的家人却被人视为“反革命特务家庭成员”与“大资本家子女”，随时随地都
可能遭到意料不到的唾骂；街道居民也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他家的情况，进行监控。对
此，祁文山忍辱负重严守秘密，并教育家人，咬着牙经受了这“水深火热”般生活的一
切。
最后，因文革狂风，使各地公捡法系统几近崩溃，很多国家机密被泄露。由此，祁文山
的共产党员身份，在1968年才被公开了，从而结束了他“无间道”的潜伏生涯。（祁宝
珠：《父亲祁文山：“潜伏”到1968年的中共党员》，《人民政协报》2010年09月13日）
既然为了国家的安全，深度潜伏的工作在建国后，也仍在继续。那么，当年的王石坚，
被捕后及去台湾后，按可能有的应对预案，再次作为一个深度潜伏者，继续为党工作，
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只是，也许由于什么原因，到台湾后的王石坚，却与大陆有关部门长期失去了联系，因
而，他的潜伏性质，除极少数当时的知情者外，便难以为人们认可了。
中共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报工作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
；顾全大局，任劳任怨”。
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阎又文、祁文山等人的真实写照。
而这十六个字，会不会也是从被捕时起、以及到台湾后，王石坚在内心的坚守呢？
当然，这一切，只有假说，还没有谜底。
只是，有四个细节，似乎又隐隐约约给出了些许答案：
1949年刚解放时，王石坚的妻子及四个子女，便由中央情报部来人，将她们从家乡接到
北京去了。
1949年北平与南京解放后，中央社会部就已缴获了王石坚被捕后所写的供词材料，按政
策，仅凭王石坚那份向国民党特务认罪的自白书，便可定其“叛变”的性质。然而，当
时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几年后，即到1956年时，中央有关部门才宣布王的问题是“叛
变”。为什么会这样呢？
1957年底，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在一次重病昏迷后刚苏醒恢复记忆不久，居然首先叨
念着的是一个人的名字：“王石坚”！而此前一年时，王石坚已被中央有关部门公开认
定为叛徒了。
1959年，到台湾已有11年了的王石坚，才重新结婚。 |
r********9
发帖数: 10694 | 5 那会脚踏几只船的不在少数吧
【在 T**********e 的大作中提到】
: 王石坚是个迷，熊向晖和后来国安部的那个副部长打了笔墨官司，不同意王是叛徒。熊
: 是周恩来身边的人，知道的事比后来那些官僚多多了。
|
T**********e
发帖数: 29576 | 6
那时搞情报的同志是生死相托，被捕如何保命都有默契。我觉得熊向晖的判断比较靠谱
，敌后潜伏过，那个国安副部长说是搞后勤出身，容易扯淡。
【在 r********9 的大作中提到】
: 那会脚踏几只船的不在少数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