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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文革中被直接整死的理工科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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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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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起码有:
张宗燧 汤飞凡 饶毓泰 曾昭抡 谢家荣
都是国之重宝
其他没直接迫害,就自杀的还没计入。
至于文科的,据毛轮说是垃圾,
就暂且不提。
请毛轮讲讲斗死这些理工科院士的伟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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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宗燧,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物
理系教授,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一九一五年六月一日出生于上海,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辞世于北京。父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母吴绍鸿贤
惠持家,兄宗炳居长,宗燧次,下有弟宗颖,妹 宗烨 。 幼时家居上海,宗燧五岁进
学,好强争胜。后入育才中学,受戴铁君先生启蒙,对数理产生兴趣,表现出卓越的学
力。
一九三〇年,宗燧年十五岁,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清华大学,受吴有训、赵忠尧
等名师指导。一九三四年入清华研究院,同年报考庚款出国留学。一九三五年物理专业
名额仅一人,吴师建议宗燧改考天文专业,宗燧从命,经短期速成,即考取美庚款,后
去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半年,准备赴美。然而,宗燧有宏志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以当时国
际学术水准,欧洲高于美国;于是他放弃“美庚款”,次年报考“英庚款”数学专业,
第四届“英庚款”数学专业两名取生为许宝騄和张宗燧。
一九三六年,张宗燧于剑桥大学数学系,受业于著名统计物理学家福勒(R.H.Fowler
),两年发表了论文七篇,获博士学位。宗燧在“合作现象”领域,特别是关于“固溶
体的统计理论”,取得优异成果,《贝特的有序—无序相变理论在合金上的推广》及《
一个系统的位形数目与合作现象》等优秀论文,使他开始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知名。
一九三八年,福勒荐宗燧去尼尔斯·波尔(N.Bohr)领导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
究所工作。在这个发源“哥本哈根学派”的学府里,他有幸会及狄拉克(Dirac)、泡
利(Pauli)、罗森菲尔德(Rosenfeild)、维克(Wick)、莫勒(Moller)、威尔逊
(A.H.Wilson)等人。在这些现代物理学先驱人物的影响下,张宗燧进入量子理论最前
沿的研究。
一九三九年,宗燧到瑞士高等工业学校,在泡利身边工作,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量子理论
的学术论文《包含介子的过程对于方位角的依赖》。玻尔研究所的自由学术气氛,诸多
大师的指导和合作,使他的学术水准升华;而狄拉克方程的美丽简洁,午茶时无拘束的
讨论,是他经常的回忆,这段在丹麦和瑞士的美好时光,使他终身难忘。
年轻的宗燧受到玻尔全家的关怀,而且得到了玻尔本人的赏识。一九三九年一月,在一
封推荐信中,玻尔写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来,张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才能和人品……
他在莫勒教授指导下,研究了核理论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β蜕变现象。张在处
理新的复杂的数学方法上表现出十分不平常的水平,并且还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理内涵
。”
一九三九年秋,欧洲局势严峻,宗燧受中央大学之聘回国,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在
重庆任教的六年间,他继续从事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
刊》及美国《化学物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九篇。他为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
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理论方面,也有若干前沿性的工作。他的
代表性的论文,如《标量介子的性质》、《δAμ/δxμ=0的量子电动力学》,和后来
的《含有高阶导数的场论》等,都受到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受李约瑟推荐,宗燧再次赴英工作,时年三十岁。四六至四七
的一年间,他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论文。他提出要在剑桥开课,狄拉克予以支持并
安排他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步上剑桥讲坛。有鉴于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和建
立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重要贡献,宗燧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剑桥
哲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一九五〇年版)。
一九四七年,狄拉克推荐宗燧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作短期研究。一九四八年,他应邀
到费城的卡内基高等工业学校任教;由于签证的延误,而同时北京大学又向他发出了聘
书,所以他于当年秋天回国到北大任教。回国后完成的《合乎相对论的场论》一文,发
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
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热力学和原子核物理,并指导研究生,后来为中国国防科学作出重大
贡献的于敏教授,就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由于他擅长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一九五
一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合聘研究员。此间,与北京农业大学化学系助教傅
素冉女士结婚,育有一子张洪青。
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宗燧受父亲东荪的株连,遂成北大批
判的重点。他不明白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是“不爱国”的道理,因此不断地检讨,却又
不能过关;许多不实之辞,更刺伤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不久他与傅素
冉女士离异。一九五二年,宗燧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师大四年工作期间,宗燧教
授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主要课程,在《物理学报》、《数学学报
》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九篇,为提高该校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
作出了贡献。
时值“反美亲苏”的政治时代,苏联专家来北师大举办理论物理进修班,校方安排宗燧
去做教辅答疑工作。宗燧却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可承担全部进修课程,毋须烦劳苏联
专家;校方大为震怒,不以中国有自信人才而高兴,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杀
。幸好苏联专家早知宗燧学术水准,而对宗燧敬重有加,不仅转荐宗燧开设较深的选修
课程,并且让他指导学员的结业论文,两人竟精诚合作,相得益彰。
其间,又有波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访,要见宗燧。当英菲尔德听说宗燧在师
范大学任教,大呼浪费人才。一九五六年底,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造势下,华罗庚
建议调宗燧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
年,宗燧就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到数学所后,宗燧为
有了安定的研究环境,而十分高兴,并与包坤铎女士结婚,育有次子张敏。
在数学所工作期间,宗燧对“微扰展开的解析性和色散关系”等课题,着重力进行研究
,前后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又与胡宁、朱洪元先生举办的量子场论讨论班,培养了一批
中国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论人才。宗燧求才若渴,中国场论学科的带头人戴元本、候伯宇
、朱重远,都是他当年选拔的研究生。
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一九六二年,尼
·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A.Bohr)来华讲学。宗燧在哥本哈根
时,阿·玻尔还在上中学,两人年岁相近,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宗燧时,随便问起
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的布票制度。宗燧从不过问家务,不知道天下有布票,于是随
口答道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的话而痛苦
,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做了更正。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竟是“里通外国”的
大罪行。
宗燧本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常说复杂的物质世界,能为理论物理的数学方程
表述,无比美妙;从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获知多年
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以入眠,身体逐渐衰弱。而
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无以忍耐。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
于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终年仅五十四岁。
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反对急功近利,惟以为
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
精益求精,遗有论文五十余篇和专著两册。宗燧率真坦荡,既有科学的直觉,便无法苟
且政治之歪曲。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西方的和苏联的学者,皆能相处,亦能较量
。他在失望中过早离绝人世,但他的学识和成就,正直与冤屈,都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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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抗战胜利了,防疫处要再一次搬迁。卫生署让汤飞凡在三个城市中选择:上海、南京或
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汤飞凡不喜好官场气息,而且昆明这几年的经验让他体会到天高
皇帝远的自由。上海的繁华和纷乱让他却步,而北平的文化气氛和悠然的生活节奏使他
下决心搬回北平防疫处原址。而且他知道,经过日本人的经营,天坛旧址已经发展到相
当大的规模,有极其完备的疫苗和血清制造设施,相当大的实验动物室,完全可以用于
大规模的科研和生产。
此时的汤飞凡野心勃勃,憧憬着创建全国性防疫和生物制品系统,因此除昆明设分处外
,在上海也设立了分处。可是等汤飞凡赶到北平天坛,大吃一惊。
在中国接收人员到达以前,日方在一周内破坏了全部设备,将器材用坦克压碎,菌种血
清销毁,动物杀死后深埋地下,留给汤飞凡的是破烂不堪的、空荡荡四面漏风的几栋建
筑物。抗战结束了,可汤飞凡心中的中日交锋还没有结束,怒火中烧的汤飞凡决定在这
里建设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产基地。
几年后,日本人所作所为的真正原因开始大白于天下。1949年初,汤飞凡的学生钟品仁
来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库,在满地的垃圾之中,发现了六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
。经过培养实验后,发现前5个试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试管的毒性已经消失。这
些由於日本人的疏忽而没有来得及毁灭的证据,证明日军在此进行长达七年的细菌战的
研究,
汤飞凡这时才知道他的对手、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大本营原来就在中央防疫处旧址。日本
人在这里研究策划细菌战的时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央防疫处这个令他们
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汤飞凡这个令他们恨之入骨的中国人。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
老兵来到北京,到北京天坛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根据这些最新线索,花了两年时间收集采访,使日寇细菌战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俘
虏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外,他们还发现1943年北平的大规模霍乱流行是日本人故意
散布的。他们用全北平人作他们的细菌实验对象,夺去了两千条人命。
汤飞凡决定重建天坛总所,可是依然没有经费。吉人天相,汤飞凡这次有了别的办法,
他在昆明结识的美国人谢拉曼此时担任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
拨给汤飞凡几批救济面粉。当时市场粮价爆涨。汤飞凡用面粉支付了施工和设备费用,
于1947年元旦建成了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这几批面粉后来却给汤飞凡带
来了大麻烦。
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
生素生产车间,于1948年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汤飞凡认为,
除青霉素外,将来还要开发生产其他抗生素,所以命名为抗生素室。这个室后来发展成
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当时中国没有实验动物业,汤飞凡在北京西郊建立实
验动物饲养场,能够饲养繁殖实验动物,并且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实验动物人才。在新址
修建过程中,防疫处于1946年春已经开始恢复生物制剂的生产。
一天,马海德带来一位客人,是军事调解处军事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苏井观,请求汤飞
凡紧急支援十万支牛痘苗,以扑灭张家口一带暴发流行的天花。汤飞凡领人加班加点按
时完成了订货,为扑灭天花流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超越党派的科学态度给共产党人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汤飞凡虽是国民党高官贵婿,政府官员,可是他从骨子里是个学者
,对政治毫无兴趣。抱负远大的中共开始注意汤飞凡这位知名学者。
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里,防疫处除了旧有产品外,还生产了用于预防结核的卡介苗,
和用于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按汤飞凡的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
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是内战使该计划成为泡影。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
战役正在进行,北平党政机关或撤走或瘫痪,卫生署电令汤飞凡于广州设分处以备南迁。
一封电报后再无其他指示,汤飞凡屡次催问,皆石沉大海。他只能亲赴南京,于11月中
旬离开北京。到南京后一无所成,心灰意冷的汤飞凡来到上海租界,决定接受哈佛的聘
请,举家移居美国。
时间已经是1949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横渡长江,汤家的大件行李
已经运往香港,几个小时后全家飞往纽约。夜不能寐的汤飞凡最后一次巡视各个房间,
走到书房时,汤飞凡突然改变了注意。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他不甘心。
这一次是汤飞凡自己选择了人生最后的道路。
汤飞凡在上海等待北平的消息,北平也在等他。北平解放后,已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长的
苏井观来到防疫处,命令保护汤飞凡住宅,一切保持原状。上海解放后,北平立即要求
上海军管会打听汤飞凡的消息,得知人仍在上海,军委卫生部正式去函,欢迎汤飞凡回
来主持防疫处工作。7月平沪线修复通车,上海军管会安排汤飞凡乘第一班火车回到北
平。
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从上到下真心实意充满信心地建设新中国。这种前所
未有的热潮也感染了汤飞凡。1950年防疫处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
飞凡任所长。1951年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传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集中精力
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努力下1951年产量比1949年增加7倍,
1952年又比上年增加13倍。
建国后,根据汤飞凡等专家的建议,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痘,生物制品检定所承
担了牛痘苗的生产任务,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
花早16年。
1954年,汤飞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不住的冲动,他要做一件中断了将近二十年的事
情,他的毕生之役。
八、两个人的轨迹
在各项工作进入正轨以后,汤飞凡申请卸去日常事务,回到实验室重新进行中止近二十
年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卫生部批准了这一申请。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何为沙眼了,可是在1954年,沙眼流行极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
在中国沙眼发病率55%,致盲率5%,边远农村患病率达80-90%,所谓十眼九沙。研究沙
眼病原体,从而找到预防治疗的方法,在当时的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但汤飞凡研究沙眼病原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国家嬴弱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把日本当做奋斗的目标。特别是英
美派的汤飞凡,一直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从心里暗暗下定赶超日本
人的决心。正因为这样,他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成果也比别人多了一些怀疑和保留。
战前的日本人在微生物领域除了北里柴三郎这位大师外,还有一位翘楚,而这个人的名
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日本被人为的遗忘了。
日本名作家渡边淳一年轻时就读于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日本
战前除了北里柴三郎外,还有一位国际知名的细菌学家野口英世。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
从事研究,在血清学、小儿麻痹、狂犬病,防治梅毒等方面都取得过显著的成绩。1928
年赴非洲研究黄热病,不幸感染此病身亡,成为第三个因为研究此病而献身的科学家。
但在日本的细菌学教材中却没有他的名字,如此知名的人物肯定不会漏掉,而是因为某
种原因被删除了。难道是因为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的缘故?
野口英世这个名字一直留在渡边淳一心中,成名后,渡边淳一历时八年之久收集材料,
于1979年完成的长篇巨著《遥远的落日》,荣获日本第十四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这篇巨
著使野口英世在日本被重新发现,并受到了极高的尊重,许多日本人,特别是青少年将
其作为学习的楷模。
渡边淳一并没有如实地写出为什么日本细菌学教材删除了野口英世,使他难以启口的故
事涉及一个中国人,一个让日本人不得不从心里佩服的中国人。这位叫汤飞凡的人生轨
迹与比他大20岁的野口英世的人生轨迹在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上会合在一起。
沙眼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的纸草书中就有记载。更有人认为根
据“黄帝内经”,公元前2600年中国便有此病,但世人还是将埃及称做沙眼的故乡。正
因为沙眼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危害巨大,自现代微生物学创立始,沙眼病原便极受重视
,七十年间始终没有定论,成为微生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科学家所争议的是沙眼病原为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1887年,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寇
霍从埃及沙眼病人中分离出一株杆菌,称为寇-魏氏杆菌,宣布发现了沙眼的病原,开
始了沙眼细菌病原说。但该杆菌很快被证明是引起埃及流行的另外一种病:眼结膜炎的
罪魁祸首。按照这个思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30多种细菌曾被冠以沙眼病原,又被一
一否决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说开始抬头,从二十世纪初在沙眼病人眼里发现包涵体,到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证明沙眼材料滤掉细菌仍有感染性,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似乎站了上风。
就在这时,野口英世的一篇论文引起了轰动。1928年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离到
沙眼病原菌,并能在猕猴眼结膜上引起类似人类沙眼的颗粒性病变,故称为颗粒杆菌。
微生物界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包括当时人在美国的汤飞凡。一直从事实验技术创新的
汤飞凡认为野口并没有用与传统方法有多少不同的分离方法,就解决了微生物学三十多
年的难题,轻而易举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一些细菌学家用野口英世的方法并没能重复
结果,
野口英世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但也有他本身的缺点,如由残疾而引发的自卑心理、好大
言等等。沙眼病原体的发现不被肯定,野口英世受到的打击很大,他迫切希望在黄热病
研究中作出成绩。到非洲后不久,野口从一个病人血中分离出钩端螺旋体,在未能重复
的情况下断然宣布是黄热病的病原。
野口英世再一次失误了,很快查明,给他提供病理材料的医生误诊,野口英世拿到的实
际上是一个出血性黄疸的样品。此后不久,野口英世死于黄热病。盛传是因为连续的两
次失误使野口英世羞愧万分,自卑心理占了上风,故意使自己感染上黄热而自杀。
1929年春,刚回到上海的汤飞凡在实验室草创,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开展研究后,所做的
第一件事竟然是重复野口的实验。一个中国人出於怀疑的动机,重复一个以身殉职的日
本巨人的工作,汤飞凡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
上海的沙眼病人有的是,他和著名眼科医生周诚浒合作,选出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严
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经过七个月的实验,分离出各种常见细菌中只有一次是野口
所说的颗粒杆菌。用这株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没有产生沙眼症状。
汤飞凡的结果发表后,激怒了以野口英世而自豪的日本人,恰巧这时一些细菌学家包括
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专家发表文章,相继证实了野口关于沙眼病原的工作,汤飞凡一
下子置身风口浪尖,他所要捍卫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人的尊严。
科学本应是超乎世俗的,但往往被世俗所累。科学家本应超乎民族国界的,但每每要背
负祖国的责任。真正的科学家是敢於担当这种责任的,汤飞凡正是这种人。
从1932年到1935年三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比较了各种菌种包括野口的原始
株,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终於证明该杆菌无致病性。
汤飞凡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汤飞凡的结果得到国际上
的公认,日本人无话可说,野口英世就这样从日本细菌学教材中消失了。
1937年初从英国进修回来后,汤飞凡打算继续研究,寻找沙眼的真正病原。他不愿做一
个批判家和验证人,日本人没有办到的事,中国人要办到。可是恰恰是日本人使汤飞凡
不得不中断沙眼研究,从抗战开始,到汤飞凡重新研究沙眼病原体,一晃就是将近二十
年。1954年,经过抗战磨炼的汤飞凡,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他要结束心中的中日战争,
了结二十多年前的恩怨,让日本人心服口服。
1954年,汤飞凡57岁。野口英世着手分离沙眼病原体时也是57岁。两人生命的轨迹在此
碰撞,一个因此堕入深渊,一个因此步入了辉煌。
九、少年有梦
野口英世的惨痛教训使汤飞凡决定亲自采取样品,采样地点选在以眼科著名的北京同仁
医院。他找到眼科主任张晓楼,张晓楼答应得十分痛快,只有一个条件,项目两人合作
。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完全是实验室项目,没有临床观察内容,根本不需要同临床合作。
况且早已被称为汤老的汤飞凡在卫生系统一言九鼎,没有商量的必要。但汤飞凡出於合
作愉快的考虑,还是答应下来。这一决定在汤飞凡身后风波了几十年,耗尽了汤夫人余
生精力。
汤飞凡从研究包涵体开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每周带助手在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工作半
天,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对沙眼病程和包涵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同时,汤
飞凡用恒河猴作沙眼的动物模型,在世界上头一次成功地在动物身上发现包涵体。
此时,病毒分离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经过一年的分离,采用当时各种病毒分离技术,
结果无一成功。失败的情绪在研究所内蔓延,毕竟过去的七十多年,全世界的科学家进
行了无数次研究,无一成功。
汤飞凡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经过一年的探索,他认识到,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
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根据他对沙眼病毒的了解,决定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病毒,并意识到分离病毒的关键是如
何抑制病人样品中的细菌,在没有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他决定同时使用青霉素和链霉素
。新的分离方法建立后,开始分离试验。
1955年8月10日取来的标本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离试验,传了三代后成功地分离出病毒
。20多年的心愿终於实现,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
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兴冲冲赶来的张晓楼建议马上发表,因为世界上许多实验室都在进行沙眼病原体的研究
,不能被别人抢在前头。汤飞凡断然拒绝了,因为之前有多家实验室声称发现沙眼病毒
,可是都不能重复。因为野口英世的前车之鉴,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一定要能重
复分离,能体外传代,能在动物中引起病变。
又经过一年的时间,汤飞凡完成了上述工作,于1956年10月发表论文。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
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在其后的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收集了可靠的临床
资料,彻底的解决了七十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一直处於低潮的沙眼病毒研究因为汤飞凡的成功,一下子成为热点。用汤飞凡的毒株,
英国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工作,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接下来,他们用汤飞凡
的方法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从此,各国不断分离出沙眼病毒。对沙眼病毒的致病性
也有新的认识,发现除沙眼外,还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许多炎症。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
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
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汤飞凡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沙眼的传播特性,寻找到了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
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沙眼已经基本绝迹。以上海为例,1959年
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
汤飞凡心里的中日战争终於以中国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以汤飞凡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科学家在那个因陋就简的年代里,曾经取得世界一流的科研
成果。同西方国家比,他们所用的仪器设备非常简陋,条件非常艰苦。在那种情况下,
他们却取得了今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今天,中国的科研条件已经接近国际水平,无论
从人才设备、研究经费还是国际交流上,都是汤飞凡们想都不敢想的。然而我们的科学
家再也拿不到那种成果。
不是什么动乱的影响,也不是什么体制的因素。而是现代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了老一辈人
的赤诚,没有老一辈人的责任感,没有老一辈人的铁肩道义。科研如同绘画写诗,讲究
意境。只有无私的人、以拯救民生、为民族争光的战士才能永不放弃,才能大放光彩。
每个少年都有过盖世无双的梦,都有过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当岁月在眉间心头留下痕
迹以后,所有的梦和豪言壮语便成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记忆。但是有一个107年前出生
于湖南的矮小少年,牢牢记住少年时的梦和豪言壮语,用一生追逐这个梦想,于花甲之
年实现了当年的诺言。
“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湖南少年的梦,湖南少年的豪言壮语,湖南少年的非凡人生。
十、士可杀不可辱
依照汤飞凡的计划,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础上重新研究沙眼的感染、诊断、预防、
治疗和免疫,研究毒株的分型以及与其他相似病毒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容许他踏
踏实实地集中于沙眼的研究,他的论断一个接一个地被外国科学家所证实,包括因为研
究同源性而诞生了衣原体这一微生物种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汤飞凡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他以他敏锐的思路、完善
的计划,带领中国生物制品业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国生物制品的擎天一柱。
中国的现状使科研计划不能以个人的意愿而转移,而对於立志救死扶伤的汤飞凡来说,
这一点正是他心甘情愿的,放弃个人的名利,为疾苦大众福利,正是他人生的选择。在
分离出沙眼病毒后,根据上级指示的放弃学术问题、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汤飞凡的研究
重点转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预防问题上。
当时中国麻疹广泛流行,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际,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俗
称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常有暴发流行。汤飞凡很快分离出麻疹
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制备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开始在北京的幼儿园内试用。
如果命运在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中国肯定会提前消灭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其他一些传染
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只可惜天妒英才。
1956年的反右运动,正在忘我地分离沙眼病毒的汤飞凡并没有受到冲击。一方面中共中
央有一份保护名单,其中包括汤飞凡、张孝骞等中国医学界的泰山北斗。另一方面,汤
飞凡对政治素无兴趣,只是一门心思搞科学。1958年夏天,反右结束,他的学生中也有
人被划为右派,使他十分恼火,埋怨学生不该乱说乱道,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
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
完成反右运动的毛泽东,心里有着另一个计划。在他眼里,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必
须接受水与火的考验,在群众运动中脱胎换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
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1958年9月,拔白旗开始了。在医学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运动中受保护的一流学者
,卫生部机关党委统一部署,各单位拔白旗。生物制品所要拔掉时任所长、学部委员、
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汤飞凡这面大白旗。
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所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来到汤飞凡的办公室,表情严肃,一看就不
是来请客吃饭的。组织上要汤飞凡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听取群众批判。
9月26日,研究所召开小型会议,听取汤飞凡的自我检查,大家认为水平太低,全是鸡
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个检查已经是汤飞凡的违心之举了。
研究所于28、29日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要汤飞凡继续检查和听取群众批判。为了帮助
汤飞凡,组织上私下进行了动员,安排了发言。
中国人的扒粪文化,中国人的嫉妒,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中国人的小人得志狗仗人势又
一次得到了宣泄。
大会气氛从缓和到紧张,发言从和风细雨到狂风暴雨。第一天汤飞凡是坐着回答问题,
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辨的权利,如同挨批斗一样,一会儿“站起来低头!” ,一会儿“
坐下好好记!”
汤飞凡的待遇也逐日提高,第一天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
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他
骑在人民头上,他的反动派岳父,他冒充大科学家,他向洋人讨面粉丢了中国人的骨气
,他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更为无中生有、让
汤飞凡受到极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诬蔑汤飞凡与实验室技术员有不
正当男女关系。
散会时,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
然死路一条。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
明天继续开会,而汤飞凡已万念俱灰。
1958年9月30日晨,汤飞凡自尽。
中南海里有人知道打碎了什么。
周恩来闻讯后勃然大怒,处理了有关人员,亡羊补牢终止了刚刚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以
至该运动今天鲜为人知。
名将可以靠百战,名臣可以靠历练。然而无双的国士要靠上天的赐予,是百年不遇的国
之瑰宝。
对此,就象那些年代里许多许多类似的情况一样,后人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没有通知亲友,没有举行葬礼,何琏一个人伴随遗体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自己
的卧室。完成了汤飞凡在遗书中的交代:把桌上的六本书还给谢少文。然后是漫长寂寞
的岁月,二十年。
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中国防疫生物制品业自毁长城,每况愈下,加上十年动
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年来人心涣散,私欲横行,以至在萨斯流行期间
大失国人所望,甚至发生实验室感染的重大事故。
连汤飞凡生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因为人的私欲而长期被剽窃。
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眼科专家张晓楼站
出来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也包括靠重覆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发表
的那篇论文。
汤飞凡属於自绝于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
术权威、漏网大右派,於是这个名字消失了。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刊上
一篇又一篇的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写文章做报告接受采访,更为可笑
的是,写论文时不得不引用当年的论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在黑白颠倒的
年代,因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拨乱反正后反而变本加厉,岂止是利欲
熏心?
拨乱反正以后,本来汤飞凡没有戴帽子,不属於平反之列。但医学界的呼声太大,卫生
部于1979年6月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给予汤飞凡高度评价。
中国在重新发现汤飞凡,外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
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
,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
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於属於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这世上早已没有汤飞凡。
颁奖仪式后来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卫生部决定由汤飞凡的学生王
克乾代为领奖,并明确通知了一起与会的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的张晓楼。
发奖前一天下午,中国驻法使馆一位官员突然通知王克乾,组织决定明天改由张晓楼领
奖。大会上张晓楼满面春风地接过奖章和奖金,并发言。令人不解的是,发言中没有一
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替。等大家看到奖章,才发现原来颁发给汤飞凡
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
誉满京华的通天名医居然能够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于使馆和IOAT之间,两天之内偷天
换日。
奖章拿回来,又是一轮报道采访,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
获得者。可是有一个难题,原来奖章是发给一个人的,虽然临时刻上两个名字,奖章还
是一个。张晓楼没有被难倒,他用原本属於汤飞凡的奖金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自己留
一枚,交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
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恶人尽知。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当年12月政协会议上,不少委
员就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窃行为。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们从一开始
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
但是名医的能量无法估量,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总是说要顾全大局,维
护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始终没有解决。何琏骨子里的将门血气终於暴发了,于1986年8
月写信到IOAT,要求一个公正。
四个月后IOAT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将
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的后面只刻着一个
名字:汤飞凡。
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
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 邮票,里面包括汤飞凡。三年后,为夺回
本应属于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誉而耗尽精力的何琏在北京逝世。
十二、渐渐远去
第一次听说汤飞凡是在车上,一位很敬重的老师突然大发感慨: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
能获诺贝尔奖。中国居然有这般人物?从此这个名字长留心中。
汤飞凡的弟子告诉我,老师把沙眼病毒接种在自己眼睛里,冒着失明的危险证明了病毒
的致病性,成为卫生系统为科学献身的典范。
汤飞凡的下属告诉我,汤老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当时大家就是用鸡毛掸
子打扫,怎么能过得了关?就在汤飞凡一次又一次的严厉训斥下,中国生物制品标准化
水平提高了。
听过汤飞凡课的前辈回忆,当时什么都不懂,竟然问那种肤浅的问题。汤先生居然认认
真真的回答,使他对科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见过汤飞凡的老职工讲,由於夫人比自己高出一个头,汤所长与夫人出行时一定先行两
步,高高地挺起胸脯,给人一种威严。
卫生界的朋友议论,汤飞凡的最大功绩在于建设了中国的防疫队伍,这只队伍不仅仅经
历了抗战,而且在十年动乱中也经受了考验。而中国防疫系统近年来的衰落,包括应付
萨斯的拙笨,也因为这批汤家军日益凋零,因为汤飞凡的过早辞世。
所谓成者萧何败者萧和,中国卫生防疫系统因为衣原体而名扬天下,也因为衣原体而臭
不可闻。去年那令人哭笑不得的萨斯病原为衣原体的诊断让人再一次想起汤飞凡,这位
衣原体之父,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这位为国为民的英雄。人们已经不敢期望防疫工作者
们能作出汤飞凡般的成就,现在连做好本职工作都成了奢望。那些继承者们何以面对汤
飞凡的在天之灵?
朝代更迭之际,中国的许多科学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中国,同时也选择了风风雨雨
。在卫生系统,一批曾经受国民政府器重、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学者也作出这样
的选择,如汤飞凡,如颜福庆,以及接替颜福庆担任卫生署长的金宝善等等等等,他们
在新中国建国后的遭遇令人惋惜。这些人称得上是国士,可惜无人以国士待之。
汤飞凡和野口英世,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然而比起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则
有天地之别。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死后也葬在那里。汤飞凡为中国现代医学
教育而归国,为了祖国防疫事业多次放弃出国定居,在抗战中立下卓越功勋。可是现在
又如何?
野口英世经渡边淳一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
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而我们那?昙花一现的对科学家的崇拜再一次变成对武夫的敬仰,我们的渡边淳一们在
粉饰太平,添帝王将相的屁股超过了无耻的程度。野口英世在日本人人皆知,汤飞凡在
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相比之下,岂止是一个惭愧了得!
离我们渐渐远去的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魂魄。
谨以此文纪念汤飞凡先生诞辰107周年
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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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也是个倒霉蛋

【在 M***D 的大作中提到】
: 最起码有:
: 张宗燧 汤飞凡 饶毓泰 曾昭抡 谢家荣
: 都是国之重宝
: 其他没直接迫害,就自杀的还没计入。
: 至于文科的,据毛轮说是垃圾,
: 就暂且不提。
: 请毛轮讲讲斗死这些理工科院士的伟大功绩。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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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中,我对物理学有一点兴趣,我对物理学本身是一窍不通,但我喜欢看有关
物理学家的传记,喜欢读一点物理学发展史之类的书;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中
,我总觉得物理学家的内心更丰富,他们对世界、对人类、对现存社会秩序总保持着关
心和具备着责任,他们对人类文明的结晶永远有热情,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对社会
公正、言论自由等都很敏感,对战争对和平,对人道主义这些问题上形成的人类公认的
价值标准,都有着令人敬佩的见识。从事纯粹技术工作的人,很容易除了专业之外不再
对其他事物保持热情,但物理学家似乎是个例外,物理学家和现代知识分子似乎是天然
一致的,像爱因斯坦、普朗克、奥本海默,还有中国的王淦昌、许良英等人,人们可以
不懂他们的专业,但却不能不懂他们这些人所努力追求的东西。
我在做西南联大研究时,除了对当时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很敬佩之外,对从事自然
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教授也有兴趣,我一直想从他们当中找一两个人来做个案分析,从中
看看40年代那些专业与政治无关的教授对政治是什么态度。我首先想到了叶企孙和饶毓
泰,想到了他们的死。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
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当年,他们两人都
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叶企孙在40年代还曾做过一段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国民党离开大
陆时,派飞机到北大、清华抢运教授,他们都在其中,但他们都没有走。1948年他们俩
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后来的经历,我们就不多
说了,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
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
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
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
过三五元而已!”(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9年3期)而关于饶毓泰的死,一直讳莫如深,许多资料都不言他自杀身亡,而是含
糊其辞,其实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在那样的年代,老舍、傅雷、范长江、翦伯赞、储安
平等等,自杀的人已经不可胜数了,多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奇怪。吴大猷曾给饶毓泰写过
小传,他说:“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月16日(1968年)
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台湾《传记文学》51卷3期)
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
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和饶输泰作过比较,他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
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
)。”(见刘克选、胡升华文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一代师表叶企孙
》的纪念文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这位物理学家的一生,至于饶毓泰,至今还很少有
人提起,饶先生有许多学生,他们该为自己的老师说几句话。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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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
学位。是曾國藩弟曾国潢的曾孙。[1]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
大学、輔仁大學教授。为中国科学社的早期骨干,中国化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45年底適美國“曼哈顿计划”試爆原子彈成功,阿尔伯特·魏德迈將軍向俞大維提議
派人前往學習。曾昭抡与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俞大維、陈诚都是姻亲,向俞大維推荐物
理学家吳大猷与数学家華羅庚。經呈報蔣中正同意,[2]軍政部考核後决定曾、吳、華
三名科学家各带两名助手,华罗庚挑选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吴大猷挑选了李政道和朱光
亚,曾昭抡挑选了唐敖庆和王瑞駪。
曾昭抡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昭抡
1951年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后,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协
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反右
”时,蒙受不白之冤。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
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1961年发现罹患淋巴癌。1966年8月25日,他
的妻子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絪不堪红卫兵迫害侮辱服毒自尽。曾昭抡亦遭迫害,1967年
12月8日在武汉含冤逝世,终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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