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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上)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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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od_CHN_Hist 讨论区 】
发信人: chinabbsdad (张果老他爹), 信区: Mod_CHN_Hist
标 题: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上)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May 26 10:29:21 2015, 美东)
·阎淮·
引言
“清华,工程师的摇篮”“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两个口号,决定了清华学
子的共性:刻苦学习知识和坚持体育锻炼。身为工程物理系04班班长的我,当然更为突
出,不必赘述。我的个性——大公小私的人生观和极左教条的世界观,则需稍费笔墨。
小学语文课本有篇讲述苏联卫国战争中,堵枪眼英雄马特洛索夫的童年故事。老爷
爷说:“由于你的存在,使别人更幸福”,对马教育极大。这也成了我终生的座右铭。
雷锋的“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更是我的行动指南。例如:
大学生粮食定量30斤,一半大米白面细粮,一半玉米面粗粮,同宿舍的南方同学对
早餐的玉米面粥还能勉强下肚,对正餐窝头则难以下咽。我把自己的细粮票和他们的粗
粮票对换,让他们慢慢适应窝头。手表和自行车当时是奢侈品,我的则是全班的公用品
。你去火车站接亲戚,手表戴上;他到北大看老乡,自行车骑走。我的逻辑——爹妈的
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我的一切都是爹妈给的、当然更是人民给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理所当然。我的想法——我比雷锋差远啦!
下午课后的体育锻炼,竞争性的球类活动比枯燥的田径运动更富有趣味性。我分派
同学去借球,僧多粥少,有时很不幸,球借光了;有时更不幸,借到最后的球,场地已
被占满。我决定自力更生。父母每月发我20元“学资”,交完伙食费还剩5元零花钱。
我每月省2元买个球,3个月下来我们班阔了,集体所有制的蓝排足三大新球凑齐了。我
们再也不用排队去抢借全民所有制的旧货。有球斯有地,各种球场任我们优先挑选。
1964年暑假,毛主席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批评了教育工作,与我的极左观念不
谋而合。尽管清华也挺左的,但是比我中学母校北京101中右多了。我怀念101、不满清
华,大学期间一直剃101的招牌光头就是明证。
大一时,我的极左言行与校方发生两次不大不小的冲突,它对我们双方都影响深远
。其一、北京日报发表赞扬清华的文章,校广播站反复广播。系总支组织学习讨论,我
说:“这就像有人夸我几句,我写在日记上,反复当众朗诵一样。”其二、大一下学期
,校教务处发到班上许多宣传材料,让同学送回中学母校,动员高三同学报考清华。我
把一大包印制精美的宣传品原封不动送回,对教务处领导说,“中学毕业生应该‘一颗
红心两种准备(升学或就业)’,你们不应该干扰他们。”
大二上学期,组织通知我,65年12月25日星期六,开会讨论我入党。我郑重严肃地
要求延迟一天,在中国的“圣诞节”、毛主席生日的星期天举行。当时七天才休息一日
,谁愿放弃?我有情有理的要求当然被无情无理地拒绝。一个高班党员说,“星期日开
会?异想天开!表决你入党时,我肯定投反对票!”吓得我够呛,提心吊胆好几天。25
日的支部大会上,按照惯例我还是被全票通过入党。那位高班党员说:“入党日期,你
以后就填写12月26日吧,没人追究你。”
文革初,校党委某秘书揭发副书记艾知生,“破坏党的阶级路线,反对干部子弟阎
淮入党”。这时我才知道,艾知生得知我入党后,对我系领导大发雷霆:“念日记、退
材料的阎淮?这种简单化的小教条也能入党?一年的预备期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不改
正就不能转正!”八十年代广播电视部的艾部长多么左,可是当年他还嫌我左,可见我
当时真是太左了!这么左的人当然要欢欣鼓舞地迎接极左的文革了。
一、反校党委保工作组
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的天然接班人——我们干部子弟(除父母已受冲击者外)都兴高采烈摩拳擦
掌、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准备全身心投入这场“兴无灭资”和“防修反修”的伟大战斗
。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伯达和康老(我们这样亲切地称呼陈伯达和康生)是我崇敬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江青阿姨更是伟大领袖的亲密夫人。我决心在他们的间接领导下,
把文革进行到底。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了,身为“中干子弟”的党员,我既不可能是群
众领袖,又不甘于“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毛泽东语)。不甘寂寞的性格决定我成为
一个小弄潮儿。
革命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些许夸张,但是形势瞬息万变确是事实。因此,前
三个月我用“大事日志”的形式,重点回忆当时的思想和言行,即我的想法、看法、说
法和作法,有关的背景尽量简要。(部分背景资料参考邱心伟和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
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
1、当了三天造反派
5月,蒋南翔校长在全校报告中,一再把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批判和教
育改革,并强调学生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因为蒋的提法与毛主席的谈话精神不符,我
很有看法。在讨论会上,我说:“这是抹煞阶级斗争,是矛头向下,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
6月1日,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批判北大党委的大字报。蒋南翔当天表态:
“清华与北大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教育改革成果巨大
。”我私下议论:“清华是更高级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2日,清华出现一些批评蒋5月报告的大字报。同学说:“这和你的看法一样,还不
冲出去?”我回答:“我是预备党员类似中农,上不如正式党员,地主般的财大气粗;
下不如党外群众,贫农般的无所顾忌;我这一亩三分地的预备资格,说没收就玩儿完。
”——为了政治生命,谁没个人考虑?我按兵不动,以静观动。
3日,校党委组织反击,一大批“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的大字报贴出。据校
方统计,支持党委与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是一万对七百。艾知生在党员会上说:“57年
反右用了两个月,这次反击只用了一个下午。”我暗自庆幸,未轻举妄动,躲过一劫。
4日,一些盲动的同学被迫检讨,说自己“第一炮没放准”。我同情安慰他们:“
和57年不同了,一张大字报打不成右派。”
5日清晨,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和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等贴出《党委应采取积
极态度领导文革》的大字报,震惊全校。蒋南翔反应及时,上午立即召开全校大会,认
真检讨并表示要积极主动领导运动。下午党委乘胜追击,组织“你这几年的成长说明了
什么?”的讨论,以证明其一贯正确。还让实习工厂的师傅写拥护党委的大字报,用“
工人阶级说话了”压制反党委的师生。对这些做法我极为反感,但是还想“补台”,就
通过组织系统向上反映:“这哪是‘主动领导运动’?完全是积极压制运动,赶快改弦
易辙吧!”
6日,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党委又布置“小批评、大拥护”的大字报,以求“反
蒋”和“保蒋”的大字报基本平衡,制造“革命”气氛。如前所述,文革前我一直对清
华很有看法,最近一系列文过饰非的小动作更让我不齿,我忍无可忍,于是——
7日,我和阎承志、顾逸东、王国力等物0的四名干部子弟团干部,贴出我在文革中
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为什么?》,揭露批判党委为压制运动而采取的各种阳奉阴违的
卑鄙做法。“反蒋”同学贴出“清华的聂元梓站出来了!”的大标语,广而告之。(从
此,我在文革中的“亲密战友”都是干部子弟党团员。)
8-9日,反对我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由于我们四个“中干子弟”的家庭
背景不硬,故反击力道极强,有骂叛徒的,有指责“你由极左沦为极右”的,还有警告
“你预备党员别想转正了!”但是,坏景不长——
2、被工作组重用并整了人
6月10日,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校,接管权力。蒋南翔停职,
校党委瘫痪。清华进入了近两个月的工作组时期。
11-13日,全校范围内,掀起上揪大小“黑帮”、下批众多“保皇派”的大规模自
发性群众运动。(黑帮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皇派指保黑帮的群众,这是
当时《人民日报》定义的正式用语。)系里同学抢不到校级大黑帮,就把系领导和支部
书记等小黑帮,以及一些辅导员和学生干部等保皇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甚至出现谩
骂推搡等野蛮行为。我本性心慈手软,又和这些“小黑小保”们关系不错,当然义不容
辞,便挺身而出制止诸不文明行动。我也算“革命造反派”,说点不太革命的话,还管
了点用。(30年后,贾春旺部长的秘书说:“你当年保护过老干部。”我答:“贾只是
副科级小吏,我是保护哥们朋友。”)
14日,工作组为了结束基层的无组织状态,各班选举文革小组,系里选拔文革委员
会。我文革前较左、6月初反蒋、近日挺文明,是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皆表现优异的“三
好学生”,加之本人成份党员、家庭出身干部,可以说是“五好青年”。工作组舍我其
谁?我于是成为班和年级核心组长,工物系文革领导成员兼系纠察队长。伟大领袖毛主
席派来的工作组,领导我们进行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文化革命,我当然完全拥护、充分
信任。加之,工作组的领导都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局长,和我们的家长一样,有种天然的
亲切感。我由旧清华的班干部升为工作组的系级学生领导,官大了,错误也将大了。
15日,在工作组和我们各级文革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揪斗乱象迅速得到制止,谩骂
和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杂文被禁止。清华园恢复了平静,运动正在纳入正轨。但“树欲静
而风不止”——
16日,工化系三年级的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批评工作组:“
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
,你们不许。你们举起先立后破的大棒子压制群众!”
17-18日,支持和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都不少。我当然反对蒯的观点,运动就要在
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工作组就是党。但是工作组没有组织反击,我也按兵
不动。
19日,薄一波副总理来清华看大字报,在大礼堂前与蒯大富辩论半小时。蒯重复他
大字报的观点,薄最后说:“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不相信?”不管蒯信不信
,副总理的话,我信!我更加无条件地服从工作组。
21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正式参加清华工作组。(19日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
我系“文革主任”李黎风就告诉我此事并让我保密,我偷偷透露给几个同年级的干部子
弟朋友。)哇,毛主席把她都派来了!我更积极了。
6月24日,工作组在大礼堂召开与蒯大富的辩论会。蒯仍然坚持他的观点:“工作
组掌权了,他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叶林说:“蒯大富是牛鬼蛇
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主席台旁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使我平生唯一一次整了人
。大会主席是贺鹏飞和李黎风,工物系“出身好”的多,可靠!李让我带领系纠察队在
主席台维持秩序。工人出身的朋友王克斌,被我分配到台口负责安排发言者上台。下面
是他在《华夏文摘博客》的回忆:
“辩论会上蒯大富历数工作组的错误,叶林不能以理服人,只是以势压人,激起了
我的义愤,于是我自作主张阻止左派上台发言。辩论会后,我连夜写了一篇小字报,批
评工作组粗暴蛮横,打压革命群众。第二天,我找了班上的同学,争取他们签名。左派
阎淮怒目圆睁,恶狠狠地说,‘你放毒!’他平日与我关系不错,这张小字报,把我俩
从此摆到了对立面。”我现在不记得“怒目圆睁恶狠狠”的细节,但是被整者对挨整的
情节,肯定比整人者的记忆深刻清晰。以我当时的心态,这应该是事实。
随后的一个月,工作组力图把文革纳入历来的政治运动的模式:开始整人了,清华
开展了“反蒯运动”。王的回忆可见一斑:“围剿蒯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蒯派分子
隔离审查。班上同学关系不错,没人对我落井下石,整的手段相对轻些,我还有人身自
由。班里开了批判会,要求我彻底检查。”批判会当然是我主持,“手段轻”也是整人
呀!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把这个阶级兄弟从蒯大富的反革命营垒中挽救出来,即所
谓的“治病救人”,其实是无病整人。工作组检讨时,说是“整错了人”,我后来认识
到不只是“整错人”而是“整人错”,我犯了大错误!
7月6日,蒯大富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反蒯运动取得
巨大胜利。
7月22日,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接见蒯大富,谈话3小时,表示支持。清华形势急
转。
3、见到江青和毛泽东
7月25日和26日两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到北大参加群众大会。我事先得到消息,
提早占据有利位置。陈伯达和康生都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让
我大吃一惊。接着江青讲话,她首先说:“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激动得像见到毛主
席一样地使劲地鼓掌,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接下来令我“巨吃一惊”的一幕发生
了。江青带着哭腔“痛说家史”:“北大的张少华,看毛岸青精神不正常,就强迫他和
自己结婚。我和毛主席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陈伯达走到江青背后
,和她说了什么,被她一把推开。江青又开始数落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刘松林。
越讲越激动,嗷的一声就哭开了。我们都傻了,不知是否应该鼓掌或者喊口号。顷刻之
间,我对江青的印象逆转,由伟大夫人变为家庭怨妇。她把家庭琐事家丑外扬,太有损
伟大领袖的伟大形象了。我对毛主席有多热爱,对他老婆就有多讨厌。
7月27日,中央决定撤走工作组,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激增,我们保工作组的也不甘
示弱。继6月初写“反校党委”的大字报后,我贴出文革中的第二张大字报《工作组的
成绩是主要的!》。
7月29日,在人大会堂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要求有各种观点的人参加,我
作为“保工作组”的代表与会。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先简短讲话,刘少奇的长篇
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后两头。开始他说:“刚才恩来和小平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
央决定、中央同意的。”其实周、邓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派工作组的事,没引人注意。
现在刘一再强调“中央决定”,并拉出周和邓见证,与四天前我亲耳聆听陈伯达说“毛
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清华同学在大会堂一楼前排,我看
得清清楚楚,与四天前毛夫人絮絮叨叨令人不解的惊人之举一样,毛本人也有沉默不言
、更令人费解的更惊人一举: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语音未消,还没来得及收起讲稿走开时,毛泽东突然从后台闪
现。毛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的讲稿扇到地上,毛没有理睬刘,径直走到舞台前沿把
刘撇在一边。刘十分尴尬,弯腰捡起讲稿,摘下眼镜退到舞台后面,和周邓等人站成一
排。毛泽东向学生们挥手,我们边热烈鼓掌、边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万众欢
腾群情激昂、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盛夏时节,首长们都是短打
扮,白色短袖衬衫和灰色长裤;只有毛仍穿着深灰色中山装,脸色发青、神情严肃、没
有一丝微笑。这与我七年前,国庆十周年游行时,看到天安门上和蔼可亲的他判若两人
。毛始终一言未发,任凭欢声雷动,竟自转身走回后台。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徐志摩的
《告别康桥》的首尾八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少
奇与恩来(徐诗:‘作别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
挥衣袖,不发一言即拜拜(原诗:‘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情此景,毛的肃然与刘的茫然,半个世纪后,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与七
年前也判若两人,从戴红领巾的傻小子初中生成长为能思考(不敢说“会”思考)的党
员大学生。在感到幸福的同时,我也在思索:这不像预先安排的接见群众,也不是大会
议程的一个节目,就这么突然露一面、绕一圈,老人家意欲何求?二十天后的“八一八
”,我从天安门城楼下来,看到新的领袖排行榜,恍然大悟:那是对刘少奇的下马威!
二、清华红卫兵总部委员
1、清华红卫兵成立
“8月4日上午,全工物系工、贫、干子弟会上,我们一、二年级十几个干部子弟不
同意成立贫协,决定不管高年级,自己成立红卫兵。高班干部子弟听说后同意了,下午
开大会成立工物系红卫兵。晚上总理报告后,很多人又觉得不该成立红卫兵,思想不统
一,红卫兵名存实亡。后来徐沙(二轻部长徐运北之子)和林梅梅(人大副委员长林枫
之女)向我们骨干传达:总理秘书对他们说,总理不同意成立贫协,对红卫兵还是支持
的。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要红卫兵,但是人数精减了,其中干部子弟占很高比例,领导全
是干部子弟,我们觉得这样可靠。
8月中旬,刘菊芬(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召集在附中开了各系红卫兵领导会
,我系去了五个,会上讨论了形势,决定联合行动。最后决定各系派一人组成联络组,
统一步调。工物系就派汪致远(其父是文革后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回系后,低班红
卫兵不干,他们力量强,就换成了我。8月19日全校红卫兵大会,宣布总部成立,联络
组就成了总部,清华红卫兵也就算正式成立了。”
(67年初因炮打中央文革成为反革命,我在3月15日的小字报检查中的第5页交待如
上。检查贴出后,除遭遇众多大字报批判外,在其上还有许多批语,典型者如:“坦白
为上,总是要人打屁股是不行的!拒不交待死路一条。”等等。为保存众批语,某夜晚
,天黑风高无人之际,我把小字报揭下留存。日前清理资料,偶然发现50年前的真迹史
料,摘录于此,引为旁证。)
需要补充的是:8月4日成立的工物系红卫兵,各年级选一人,组成6人联络组,实
际是我负责。中旬自控系刘菊芬通知我,开全校红卫兵联席会,每系只能去5人。我说
服关系较好的一年级的联络员不去,二至六年级的5名联络员与会。会议决定各系选一
人,组成“红卫兵校联络组”,将来公开时再称“总部委员”。汪致远推我,我不干,
说汪比我年高望重、见多识广。刘菊芬最后决定,由她熟悉的、同是高年级的汪担任。
我假谦虚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实的活思想却是:“工物系高干子弟云集,有彭真、
李井泉、林枫、安子文、叶飞、耿飚、邱会作、徐运北等高干的子女,以及更多的副部
长和少将的孩子;我这个中干子弟在高干子弟主持的组织中,难展手脚。”下午,回到
系里传达会议决定,红卫兵们、特别是没有联络员与会的一年级同学,认为汪太稳重温
和保守,坚持要我任总部委员。他们去刘菊芬处聚众闹事反映民意,我就如此这般、勉
为其难地当了清华红卫兵总部委员。当时,校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由
各系文革组长组成,负责人是贺鹏飞和刘涛等,我系是李黎风、数力系是后任外交部长
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我与他们接触较多。)占了原清华书记办公的“甲所”,我们红卫
兵总部占了隔壁校长办公的“乙所”,经常一起商量研究,真是“哥俩儿好、一家亲”!
8月4日晚,清华万人大会,叶林代表工作组检讨错误。总理讲话强调:“要把主要
矛头指向黑帮。”很多同学听出总理与中央文革的调子不一样,有一些人写条子给总理
,要求播放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录音未果。会后贺鹏飞对我说,总理那天告诉他“今后
由中南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指导清华的运动”。
5-6日,少数同学要继续批判工作组,多数人认为工作组的检讨可以通过,要求转
入批判校领导。
7日,王任重指示“临筹”根据总理讲话精神,提出《八七建议》:“根据多数人
意见,不再辩论工作组问题,尽快批判校领导。”
8日,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发起“八八串联会”,反对《八七建议》,要彻底批判工
作组。“八八”重要成员(67年成立的“清华四一四”的一把手)沈如槐说:“显然,
‘八八’的宗旨与总理讲话精神背道而驰。”(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21
,时代艺术出版社,香港,2004年)
9日上午,我们保工作组者,成立“八九串联会”,赞同《八七建议》,不再批工
作组,尽快批黑帮。在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我当然倾向总理。
10-15日,清华两派各行其事,各批其人,各有“皆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八八
派”开会批斗了工作组的三位组长,经委副主任叶林、冶金副部长周赤萍中将和林业副
部长杨天放;大字报猛烈批判自称“普通组员”实为工作组顾问的王光美。我当时和现
在都认为:于公,他们少数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期望通过批判上述四人,直捣
最高层的“走资派”。于私,他们大都被工作组整过,越批工作组,越显其正确。我们
“八九派”批斗了几个校党委副书记。我们以干部子弟主导、以工农子弟为主体的多数
派,希望批判只局限在校内局处级的党内中下层。王任重告诉我们,叶林的检查稿是总
理秘书和叶共同起草、总理过目的。于公,我们当然害怕深批工作组,批到派工作组的
少奇、总理和小平,动摇中央领导层。于私,工农子弟是工作组“反蒯”的主力军,否
定工作组就否定了他们。干部子弟不会因工作组的垮台,而失去其政治地位。因为批工
作组,批不到我们的爹妈,父母不倒子弟不垮。我们可自命大公无私。
2、周恩来与我们亲切座谈
8月16日晚,周总理召集“临筹”、“八九”和“八八”三方负责人座谈。因为前
两方基本是红卫兵的干部子弟哥们,利益和观点完全一致,名义是三方,其实是两派。
工作组时期,我们“代表党”整对方。近期,虽然“中央文革”暗地支持他们,但我们
人多势众,还是压迫他们。双方势不两立,很难坐在一起,现在坐在一辆大轿车里,自
然要争个我是你非,文明说是辩论,俗话就是吵架。我方的两个组织的头头都是各系一
名代表组成,当晚能找到的也有十四、五人;“八八”总部一共才四、五人,都来了;
3:1的比例,我们依然是人多声高、以势压人。双方一路从清华园吵到大会堂,在等待
时也不罢休,直到21时总理进来。
总理与我们一一握手,让每个人介绍自己和家长的职业。轮到我时,总理问:“哪
个怀?”我套近乎:“淮安的淮,我生在那儿。”他亲切地说:“我们算是同乡!”当
我说父亲在物资部时,总理又问:“是阎某吧?”我没有惊讶,因为听父亲讲过——他
在国家计委时向总理汇报过工作,几年后到物资部又汇报时,总理还能叫出他的姓名。
我当时对总理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
随后我们让总理先指示,总理说:“先请你们谈谈对清华运动的看法和建议。”半
个世纪后,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复述总理的原话,但是“请”字肯定有。在总理雍容大
度、温文尔雅的伟人风度感召影响下,同学们都和刚才判若两人,我们用最冠冕堂皇、
最绅士文明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不乏绵里藏针地(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时的用词
)打击对方抬高自己。总理讲话时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了稀泥,让我们双方都高兴地认
为他支持了自己。让我们不高兴的是总理最后批评我们不该吵架,“我在走廊里就听见
你们吵了,要求同存异,你们是组织的领导,要给下面的群众作团结的好榜样。”我印
象较深的还有,亲耳听到总理在其它场合一再讲的他的出身问题。“我出身是官僚地主
,父辈败落了。我出生于剥削家庭,但背叛了这个家庭,是不肖子孙,我走上了革命道
路。因此,党是讲出身成分,但重在现实表现。”我感觉他是对我们干部子弟讲的,是
对“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联的婉转批评。在大会堂吃完夜宵,
晨4时总理又单独见了临筹成员。回清华的路上我们不再争吵,可能是总理教育的成效
,也可能是“饱了发困”,大家都昏昏欲睡。
3、“八一八”上天安门
17日凌晨,周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通知我们次日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
当天夜晚清华的几千学生集合出发。
18日凌晨,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东边。
6时,贺鹏飞突然通知我:“你们系可有5个人上天安门。”我拉上顾逸东、王国力
和物九的金东锡等,与清华“临筹”及“八九派”的骨干共50人,和全国各地的1500名
学生一起,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带领下,走上天安门城楼。
7时,毛主席走过来接见我们,大家都热血澎湃,幸福激动地大喊:“毛主席好!”
7时半,大会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学生代表讲话。
8时,游行开始,百万学生通过天安门。
9点半,建国后首次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带着众领袖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在天安
门城楼上走动,他不断地挥动军帽,向我们致意。经贺鹏飞的点拨,我注意到刘少奇离
毛泽东远远地站着,面色阴郁不言不语。当红卫兵要给他戴袖章时,他什么也没说就用
右手把袖章往下拉扯。
11时,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后,已经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主席,又走过来和
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也幸福地和老人家握了手,确切地说是触碰到他那宽大温暖柔软
的左手。
年轻的我在天安门上站了5个多小时,已稍感疲惫。但是主席老人家在城楼上整整6
个小时,仍然意气风发毫无倦意。这无疑是对红卫兵运动的动员令,从这天起,学生变
成了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
次日关于这个集会的报道中,刘少奇的排名果然由二降为八。徐沙历来语言幽默刻
薄,他对我说:“刘涛过去进中南海,对卫兵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二号家的。今后可
要伸出食指和拇指,同样是两个指头,但只能表示是八号的家属了。”我觉得刘涛挺可
怜,经常私下安慰她;在“临筹”和红卫兵的联席会上,我照样尊重她,请她发表意见
。毕业前听说她和土建系的才子万润南恋爱了,我为她高兴并祝福她。
1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正式成立,我也就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的总部委员。
4、结识陈元、宋克荒
20日,上午清华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走走形式,下午立即转入打黑帮,准
备批斗蒋南翔。我和“临筹”负责人带队去高教部,凭介绍信领出蒋。在回校路上,我
们车队被一辆小车拦截。车上走出两人,说中央不让揪斗蒋南翔。我不客气地说:“哪
个中央,刘少奇的吗?”前面英俊的大鼻子气势汹汹地喊:“周总理的中央不行吗!”
我顿时软了。临筹的人还坚持要带蒋回校批斗。后面的文弱书生慢条斯理地说:“周总
理来电话不让批斗,总理的话都不听,你们还听谁的?”众人无言以对。我顺势说服大
家,交出蒋,让他们二人送回高教部。我们回到学校,只好把“斗蒋大会”改成“斗蒋
誓师大会”了事。
不打不相识,我就这样结识了自控系一年级的大鼻子宋克荒(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
穷之子)和二年级的书生陈元(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之子)。文革开始三个月了,刘涛和
贺鹏飞等隔三差五地联名写大字报,积极介入并影响运动,联合署名少则七八个人,多
则十几条枪,都是各系的高干子弟,但是从未见“超高干子弟”的陈元和宋克荒之名。
“临筹”和红卫兵共二三十个头头,象鄙人这种等闲之辈都混进去了,也没有陈宋二位
的身影,以至于交友甚广的我都不知道清华有此两人。初交时,总见仪表堂堂、豪爽大
气的宋,站在衣着朴素、彬彬寡言的陈前面,我还以为陈元是宋克荒的跟屁虫。深交了
,才发现仗义执言出头露面者宋、深思熟虑关键决策则陈。至交后,他们影响了我后二
十年的生活轨迹。
5、“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后,毛泽东“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私下流传,学生们思想大解放。
清华出现大量批评领袖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少量其他人的,可以说除毛泽
东外中央领导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校外群众大批涌进清华,把这些反动的大字报传
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忧心忡忡。
22日,清华反工作组的“八八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贴领袖的大字
报较多,我们保守派中,也有人贴了。
22日晚,周总理冒雨参加清华万人大会,针对批评领袖的大字报说:“中央的问题
,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贴大字报,必须是增强团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的方针。”总理讲话的精神我特认同!他淋着雨不让给他打伞的平易风范更令我敬仰。
23日,校内批评领袖的大字报和校外观看传抄者都急剧增加,最让我愤慨的是《周
总理8.22讲话是个大阴谋》等攻击总理前一天讲话的大字报。我们红卫兵总部通过王任
重,向中央紧急反映事态的严重。
黑暗的八月二十四日降临了!
晨5时,陈伯达在北大说,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大字报要贴到室内的“
内部馆”。我们如获至宝!
上午,“临筹”和红卫兵在清华“甲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形势商议对策。贺鹏
飞拿出“高91班”孙某某的被制止未贴出的给毛主席写的大字报底稿,我们义愤填膺。
会议决定采取强制行动,处理“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此决定通过常驻清华的王的秘
书,征得王任重的同意。(有回忆文章说,是王指使我们干的,我没有确切证据。)
中午,“临筹”广播,希望把大字报贴到内部馆。有人问我,内部馆在哪里?我答
,不知道,管它呢!
下午,清华附中红卫兵要求外校人员离校,封锁校门。
14时,按计划,我们总部委员分别秘密通知本系红卫兵分散到附中集合。我私下让
我系的红卫兵先用大标语覆盖住自己写的批评领袖的大字报。
15时,十个中学的红卫兵被清华的汽车拉到清华附中。同时广播,让对立的“毛泽
东主义红卫兵”退出附中,否则责任自负!
16时,清华和附中及外校共12校红卫兵,在附中召开誓师大会。贺鹏飞动员:“清
华有一股妖风,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首次
感受贺的鼓动才能。
17时,12校红卫兵2000余人从附中跑步进入清华(我带领工物系约百人),封锁大
礼堂前的大字报区。同时广播《最后通牒》,勒令作者一小时内撕去自己有关领袖的大
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后果自负。我们还广播了《安民告示》,它除了语气强硬外,
还提到“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破四旧”的风暴中,此时此地“纪律和
注意”能起作用吗?)
18时,对批评首长的大字报拍照。同时在贺鹏飞指挥下推倒“二校门”。
19时,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
标语。清华园笼罩在(红色?白色?)恐怖中,史称“清华八二四事件”。
6、我的严重错误
8月24日下午5点半,12校红卫兵控制形势后,清华派出所负责人来到大礼堂前的“
指挥部”。他说,家属院中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很多,应该顺势彻底清理。贺鹏飞和刘菊
芬让我去了解详情。到了照澜院派出所,我才知道:清华园里大中学的师生2万人,家
属3万人;其中戴“地富反坏”帽子的几百人,派出所可随时管教;(右派归单位管理
)还有几百个“残渣余孽”,派出所平时不宜轻举妄动,请我们重点清理。我回去汇报
讨论后,决定晚饭后行动。
晚8时,在派出所设立“破四旧指挥部”,我和所长共同负责。各系红卫兵陆续到
来,由民警和居委会的大妈指引,到“重点户”去抄家。我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都是大学生,当时可能有、但指挥部未发现打人和“贪污”行为。有同学提出
要抄“走资派”和“学术权威”,所长对我说;“他们今天倒了,明天可能又起来,咱
惹不起,还是整死老虎保险。”我对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和理工科的各种权威,还是有点
感情的;对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就不留情了。
据《清华文革亲历》48页记载,查抄出“子弹、刚开刃的刀、北洋军阀中将军服等
”。我记得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反动书籍”和印有“国民党国旗”的各种证书,好
像金银财宝不多。查抄的物品堆满了派出所的两三间屋子。我们主要是带回“赃物”,
“坏人”让居委会纪录在案,以后严加管束。一个例外是,我高中同学郭某的母亲曾在
国民党军队医院任职,在她家发现一些子弹壳,人赃并获被带到指挥部。她说是儿子在
工厂实习时的劳动纪念品,我见是熟人让放了。(多年后我已忘却此事,郭见面还感谢
我,令我羞愧不已无地自容。)午夜前抄家结束。
当时我认为抄家和批斗是文革题中应有之义的革命行动。文革后认识到,这是侵犯
人权,是犯错、也是犯法。最近为写此文,看了一些清华师长的回忆,得知他们当时被
毒打的情节。我更感到清华红卫兵罪孽深重,我作为总部委员应该向所有被我们虐待的
师生和家属真诚地再说一声——对不起!
刻有“清华园”三个字、古典优雅的二校门是1911年清华建校时的校门。1933年,
清华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是清华标志性的文物建筑。在世
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二校门,就在那晚被我们清华红卫兵彻底毁掉了!我绞尽脑
汁也回忆不出拉倒二校门的具体情景,以为是老年痴呆。日前听王克斌说那天他在现场
,想找我劝阻,没找到,还挺奇怪。现在确认,其实我在干另一件坏事——抄家,一个
人不能同时在不同之处干两件坏事,尽管当时我很想!克斌还说,你没参加毁二校门,
这段的“我们”应改为“他们”。我不改!尽管“毁门”没有事前讨论、是临时起意(
否则爱凑热闹的我不会缺席),但事后我也赞成,同样有责任!文革中杀人与毁门都是
对公民和文物最彻底的消灭,人死不能复生,文物不可复制,同样罪不可赦,都应受到
法律严惩。在清华,杀人者坐牢,毁门者无恙!若现在谁再毁掉颐和园的重要文物,不
杀也得判个无期。我们可以上推领袖下卸群众,现在谁也不可能再追诉惩罚我们。但是
我的灵魂还在被煎熬被惩处!现在的二校门是文革后复制的。根据《文物法》,我们不
但犯了错,而且犯了法,是清华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现已查实,北京在“红八月”打死万人,抄家近10万户,逐出京城12万户。主要具
体施暴者应该就是以我们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我在2011年曾写道:“(文革前
)社会上有多少个阶级阶层,学校中就有多少种“子弟”。在众多子弟中,被经常自称
和他称的只有“干部子弟”——这个肩负特殊重大使命的群体。革命干部要打击阶级敌
人,干部子弟就要帮助出身不好者,与家庭划清界线。革命干部要改造知识分子,干部
子弟就要帮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愚昧荒唐时代,这是天经地义的
铁律,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复的残酷悲惨的现实。”(《回忆与反思、感恩与
忏悔》,香港《明镜月刊》,2011年9月期,P114)十七年的毒树,结出文革的苦果。
文革伊始,干部子弟又充当“扫四旧”的打手,重现28年前,前辈纳粹党卫军“水晶之
夜”的“悲惨世界”。清华校友中对“彻底否定文革”有异议,但“彻底否定老红卫兵
”应该是共识。在中国的“水晶之月”,近百万皇城“贱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
井离乡无家可归之时,我还沉浸和陶醉在上天安门、毁二校门,抄家破四旧的神圣感和
幸福感中——可耻可悲!
曾参加党卫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策划、组织、实施
了对千百万人屠杀的体制。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世人习
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这就
是我现在的心情,更何况我还是干过坏事!
8月26日,《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清华红卫兵(刘菊芬执笔)的文章《清华园
必须大乱》,被公认是中央对“八二四事件”的肯定。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把旧世界震动了,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老寄
生虫都被红卫兵揪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和杀人武器被红卫兵拿出示众。这是我们
红卫兵的功勋。”我当时更自认“抄家”和“毁二校门”的正确。上有中央支持、下有
恐怖支撑,清华成了我们“清华红卫兵”的一统天下。当然,还有沈如槐讲的因素:“
清华红卫兵斗黑帮是符合总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华大多数师生的认同。八八派没有
听总理的话,仍然揪住工作组不放,是中央文革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华大
学文革纪事》,P30)当时,要在总理和中央文革二者之间选边站,群众大多选总理而
弃中央文革。几天内就有万余名师生员工报名参加清华红卫兵(当时在校学生一万、教
工六千),我们精选八千,号称“八千子弟兵”。《清华文革亲历》第53页记载,“毛
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和清华红卫兵联合斗黑帮,清华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必须承认大方
向错了,并要服从清华红卫兵的领导。”我们自认为的正义和正确,所表现的蛮横和霸
道可见一斑。
八月底至九月初,清华红卫兵和“临筹”组织多场阶级教育会(如请全国劳模、掏
粪工时传祥等工农忆苦思甜)和批斗黑帮会,双方各出一个头头主持,我曾分别与贺鹏
飞和乔宗淮同台主持,文革后我们仍有私人情谊和工作交往。我在红卫兵总部中与刘菊
芬和数力系的高晓红、在外系的红卫兵中与工化系的刘延东等三位鸽派女性观点同、私
交好(因观点一致也因我本性懦弱),至八十年代仍继续来往。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开始了“大串联”,中央文革支持北京造反派到各地去“炮
轰省市委”。为建立红色中国许多革命先烈都流血牺牲了,先烈们的那些流了血没牺牲
的革命战友,即几乎所有的革命领导干部都要“摊上大事了”、要倒霉了!我们红色的
革命接班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义不容辞地保护革命老干部。你说是“保
爹保妈”,我一不在乎二不服气,反正中国基层不能乱。八月,我们“老兵”以保工作
组的名义在北京保了众多派工作组的中央部委领导。九月,我们要主动出击,造反派可
以到外地串联“造反”,我们当然应该去串联“保皇”,能保一个省算一个。我向红卫
兵总部请假,说咱们红卫兵已掌控了清华,我要到西南去保皇。贺鹏飞和刘菊芬都很支
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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