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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论1939—1945年国民政府军将领投敌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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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界, 大批国民政府军将领在“曲线救国”的旗号下投降日军已成定论。本文对
1939—1945 年投敌将领人数、所属派系、所属战区进行计量分析, 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简单。计量结果表明, 大批国民政府军将领的投敌与以下三个原因直接有关: 国民政府
的蓄意牺牲、国民政府敌后游击战的失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加强了对国民政府
敌后部队的诱降。
一、对1939 年—1945 年国民政府军投敌将领的考证与统计
关于大批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曲线救国”的旗号下投敌的称法, 是张荫梧在1939
年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正式提出的一个名词, 但当时并不为他人所知。直到1939年6月,
八路军在歼灭河北民军的战役中缴获了张荫梧的日记本, 才知道有“曲线救国”这回
事, 1940年8月, 彭德怀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演说中公开给
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 这一汉奸理论才大白于天下。所以一般的国民政府将领要“活学
活用”的话, 最早也要到1939 年6月以后才行。遗憾的是, 对1939 年6 月以后投敌的
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数量派系、所属战区等几个要素上均未作过一个较为精确的统计
。有的书认为:“1941 年后, 国民党的官员及军队大批投敌。据统计, 到1943年8 月以
前, 叛国投敌的国民党官员中, 有中央委员二十人, 旅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五十八
人。”①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重要史料统计集》中列有《国民党
高级将领投日一览表1939—1944》, 认为在此期间投敌的高级将领共有62 人。较为权
威的一种说法是根据叶剑英在1944 年6 月22 日发表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
“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1942 年开始, 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
候起, 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②这个数字被广泛引用,
《中国抗日大词典》亦采用67 人说,“从1940 年开始, 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其部队大批
投敌, 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到1944 年国民党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中, 有中
央委员二十人, 高级将领六十七人。”③很明显, 该词条把67 名投敌将领的统计年限
向前推到1940 年。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既然从1942年4月孙良诚投敌到1944 年6 月
叶剑英发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为止, 投敌将领已经有67名之多, 那么从1939
年6月八路军缴获张荫梧日记本起到抗战胜利时止, 其间投敌的高级将领数量就一定更
为可观。根据史料进行统计排摸, 发现至少有99 名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1939 年至
1945 年间投降敌伪, 现列表如下: ④
姓名 投敌时间 派系 所属战区 投敌前军职 投敌状况
何行键 1939年 军统 第三战区 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 与总指挥杨伟相互倾轧失
宠于戴笠在苏南率部5万人投敌
蔡雄飞 1939年 晋绥军 第二战区 晋绥军副军长 在晋西北投敌
丁默 1939年 军统 军事委员会 调查统计局少将处长 赴南京投敌
王天木 1939年 军统 鲁苏战区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区区长 被俘投敌
叶蓬 1939年 中央军 武汉警备司令(中将) 在香港投汪精卫
刘郁芬 1939年 西北军 军事参议院参议(中将) 1933年起赴北平闲居数
年后投敌
刘培绪 1939年 直系少将 淞沪会战后避居香港数
年后投敌
杨揆一 1939年 不详 军事参议院咨议(中将) 在香港投汪精卫
鲍文越 1939年 东北军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将) 西安事变后避居上海不
久投敌
富双英 1939年 东北军 东北军军长 西安事变后避居北平不
久投敌
陈大章 1939年 东北军 东北军 第二集团军骑兵总指挥 西安事变后避居北平不
久投敌
潘毅 1940年 东北军 冀察战区 第八兵团司令部中将参谋长 不详
门致中 1940年 西北军 冀察战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中将) 不详
唐生明 1940年 湘军 第九战区 常德桃源警备司令 奉命投敌
秦庆霖 1940年 不详 第五战区 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兼保安司令 不详
尹升日 1940年 东北军 空军机务总监 不详
姜西园 1940年 粤军 渤海舰队司令 随陈济棠反蒋失败后避居香港不
久投敌
魏济民 1940年 北洋军政部海军处长 随姜西园投敌
许继足 1940年 北洋海军部海政司司长 随姜西园投敌
周光祖 1940年 不详 国民政府海军中将 率所部海军将领投敌
郝鹏举 1940年 西北军 第十战区 中央军校西安分校总队长(少将) 越狱投敌
李长江 1941年2月15日 地方武装 鲁苏战区 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 率所部8
个支队投敌
丁从堂 1941年2月15日 地方武装 鲁苏战区 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司令 随
李长江投敌
顾秀五 1941年2月15日 地方武装 鲁苏战区 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司令 随
李长江投敌
陈才初 1941年2月15日 地方武装 鲁苏战区 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六支队司令 随
李长江投敌
秦庆霖 1941年2月15日 地方武装 鲁苏战区 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七支队司令 随
李长江投敌
范杰 1941年2月15日 地方武装 鲁苏战区 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支队司令
随李长江投敌
潘干丞 1941年4月 东北军 鲁苏战区 第八十九军副军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刘相图 1941年4月 西北军 鲁苏战区 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 率所部
全部投敌
杨仲华 1941年5月 地方武装 鲁苏战区 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公秉藩 1941年5月21日 西北军 不详 第三十师师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毕泽宇 1941年11月 西北军 冀察战区 第六十九军军长 率所部在山东韩城
投敌
温大可 1941年11月 西北军 冀察战区 第六十九军教导师师长随毕泽宇投敌
刘耀庭 1941年 西北军 第二战区 第七路军游击司令兼鲁西警备司令 中
条山战役兵败撤职投张岚峰
赵瑞 1942年2月 晋绥军 第二战区 骑一军第一师师长 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杨诚 1942年2月 晋绥军 第二战区 骑一军第五师师长 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孙良诚 1942年4月23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在鲁西率
六十九军暂三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王清 1942年4月23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新编第六师师长 随孙良诚投敌
赵云祥 1942 年4月23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新编第三十师师长 随孙良诚投敌
陈光然 1942 年4月23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新编第一八一师师长 随孙良诚投敌
黄贞泰 1942年4月23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新编第十三旅旅长 随孙良诚投敌
郭俊峰 1942年4月23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特务旅旅长 随孙良诚投敌
丁树本 1942年4月23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 随孙良诚
投敌
夏维礼 1942年4月23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第二纵队司令 随孙良诚投敌
孙玉田 1942年4月23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警备处长 随孙良诚投敌
徐继泰 1942年6月 地方武装 鲁苏战区 江苏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 率
所部投敌
景顺阳 1942年6月 不详 第三战区 第三战区游击支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刘月亭 1942年6月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新编第五军副军长 被俘投敌
王天祥 1942年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新编第八军暂编师师长 奉命投敌
陈恭澍 1942年冬 军统 鲁苏战区 军统局上海特二区区长 被捕投敌
张步云 1943年1月 地方武装 鲁苏战区 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 率所部投敌
吴化文 1943年1月18日 西北军 鲁苏战区 新编第四师师长 率所部投敌
于怀安 1943年1月18日 西北军 鲁苏战区 新编第四师副师长 随吴化文投敌
宁春霖 1943年1月18日 东北军 鲁苏战区 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随吴化文投敌
吕其赓 1943年1月18日 不详 鲁苏战区 苏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司令 随吴化文
投敌
项致庄 1943年1月 CC 系 不详 军事委员会炮兵总指挥部副总指挥 称
病赴沪医治不久投敌
历文礼 1943年2月12日 西北军 鲁苏战区 山东游击第二纵队司令 被俘投敌
韩子恒 1943年2月12日 东北军 鲁苏战区 第一一三师师长 被俘投敌
吴漱泉 1943年2月 东北军 鲁苏战区 第三五一旅旅长 被俘投敌
王劲哉 1943年2月25日 西北军 第五战区 第一二八师师长 被俘投敌但未受伪职
赵天时 1943年2月25日 西北军 第五战区 第三八一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任兰圃 1943年2月25日 西北军 第五战区 第三八二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薛豪平 1943年2月25日 西北军 第五战区 第三八三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潘胜富 1943年2月25日 西北军 第五战区 独立第一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苏景华 1943年2月25日 西北军 第五战区 独立第二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张海平 1943年2月25日 西北军 第五战区 独立第三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苏振东 1943年2月25日 西北军 第五战区 独立第五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李德兴 1943年2月25日 西北军 第五战区 第一二八师副师长 随王劲哉投敌
金亦吾 1943年3月 康泽系统 第六战区 第六战区挺进总司令 率所部投敌
孙殿英 1943年4月2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新编第五军军长 率所部投敌
张良才 1943年4月24日 不详 鲁苏战区 苏北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庞炳勋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冀察战区副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
司令 与孙殿英联名叛国投敌
赵星彩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第二十四集团军参谋长 随庞炳勋孙殿
英投敌
李震汾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第二十四集团军第一○六师师长 随庞
炳勋孙殿英投敌
侯如墉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冀察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司令 随庞炳勋
孙殿英投敌
于光辉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冀察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副司令 随庞炳
勋孙殿英投敌
杨志希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冀察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参谋长 随庞炳
勋孙殿英投敌
杨汝贤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新编第五军副军长 随庞炳勋孙殿英投敌
冯养田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新编第五军参谋长 随庞炳勋孙殿英投敌
杨克友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暂编第三师师长 随庞炳勋孙殿英投敌
王瑞庆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暂编第三师副师长 随庞炳勋孙殿英投敌
王廷英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暂编第四师师长 随庞炳勋孙殿英投敌
王瑞亭 1943年5月14日 西北军 冀察战区 暂编第四师副师长 随庞炳勋孙殿英投敌
齐子修 1943年5月 西北军 冀察战区 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 被俘投敌
邱吉胜 1943年5月 不详 鲁苏战区 山东保安第八旅旅长 被俘投敌
荣子恒 1943年6月6日 东北军 鲁苏战区 第一一二师副师长 率所部投敌
陈孝强 1943年7月 西北军 冀察战区预备第八师师长 在太行被俘投敌
杜淑 1943年 不详 第一战区 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司令 不详
周镐 1943年 军统 鲁苏战区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南京潜伏站站
长(少将) 奉命投敌
张昌德 1944年3月2日 川军 第三战区 第一一四师师长 率所部投敌
方先觉 1944年8月7日 中央军 第九战区 第十军军长(中将) 在衡阳率部投敌
周庆祥 1944年8月7日 中央军 第九战区 第三师师长(中将) 在衡阳随方先觉
投敌
容有略 1944年8月7日 中央军 第九战区 第一九○师师长(少将) 在衡阳随方
先觉投敌
葛先才 1944年8月7日 中央军 第九战区 预备第十师师长(少将) 在衡阳随方
先觉投敌
饶少伟 1944年8月7日 粤军 第九战区 暂编五十四师师长(少将) 在衡阳随
方先觉投敌
孙鸣全 1944年8月7日 中央军 第九战区 第十军参谋长(少将) 在衡阳随方先
觉投敌
孙广宽 1944年8月7日 中央军 第九战区 第十军副官处处长(上校) 在衡阳随
方先觉投敌
贺凯宪 1944年9月 中央军 第一战区 陈又新军所属第二旅旅长率所部在河
南投敌
赵保原 1944年 东北军 鲁苏战区 暂编第十二师师长 率所部投敌
二、试析1939—1945 年国民政府军将领投敌之原因
不难发现投敌将领中绝大多数都是西北军、东北军、地方保安部队的主官; 投敌行为多
发生在鲁苏、冀察这两个游击战区以及与日军正面接触的第五战区; 投敌时间也多集中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半内。由此可以推断1939—1945 年国民政府军将领的投敌
至少和以下三个因素有直接联系: 国民政府对非嫡系部队的蓄意牺牲; 国民政府敌后游
击战的失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改变策略, 加强了对国民政府敌后部队的迫降。
第一, 国民政府对非嫡系部队的蓄意牺牲是造成大批将领投敌的主要原因。非嫡系军队
是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基础, 是其与中央抗衡的支柱, 蒋介石借抗战之机, 将这些地方军
队大量调往前线, 并配合种种措施加以限制、削弱。表现之一是从分割使用起, 使其无
法相互照应。抗战八年, 除“守土抗战”的晋绥军和“朝中有人”的桂系军队未受分割
外, 其他地方部队均被分散使用。抗战伊始, 何应钦即电刘峙:“依最近所定战斗序列,
旧东北军系以各军为单位分散使用。”⑤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时有40 万之众, 西安事
变时尚有20 余万, 共7 个军的番号,“即五十三军万福麟, 四十九军刘多荃, 五十一军
于学忠, 五十九军缪流, 六十七军吴克仁, 骑二军何柱国, 骑三军郭希鹏。到了抗日战
争后期的1944 年, 仅存五十三军一个军。”⑥1937 年10 月, 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七
战区司令长官,把川军中的唐式遵第二十一军、潘文华第二十三军、孙震第四十一军、
邓锡侯第四十五军、李家钰第四十七军调往抗日前线。出川前夕, 刘湘正患着重病, 省
府秘书长邓汉祥劝他不要亲自出去, 刘氏苦笑说:“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 约占全部的
半数以上, 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 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⑦出川之后
, 蒋介石果然立即将唐式遵、潘文华两军划归第三战区, 将邓锡侯、孙震两军划归第二
战区, 将李家钰军调往第一战区。1938 年1 月20 日, 刘湘在汉口病逝, 第七战区也随
即被取消。川军群龙无首, 成了抗日战场上的孤儿, 逐年消耗萎缩。抗战胜利后, 国民
政府120 余个军中, 川系虽然还保留着十几个番号, 但大多数已经中央化了, 真正掌握
在川康实力派手中的只有两三个军而已。在非嫡系部队中最惨的要算冯玉祥驾驭过的西
北军。中原大战后, 西北军的余部星散各地。杨虎城因西安事变而去职; 韩复榘因轻弃
鲁省而被正法; 石友三因勾结敌伪而被诱杀, 继任高树勋恐军心动摇, 率部从黄泛区西
撤, 汤恩伯秘设一陷阱拟将其包围缴械, 不料被高树勋发觉, 仓皇逃入第五战区才得以
幸免; 其余如张自忠、刘汝明、孙连仲、孙桐萱等部也是屡遭排挤, 实力较弱的庞炳勋
、孙殿英部更是如孤魂野鬼一样朝不保夕。表现之二是在粮弹补给上大做文章。蒋介石
将外国援助的武器大都装备嫡系部队, 而对地方部队作战所需的基本的武器弹药都不予
供给。因此地方部队的武器装备, 一般都较差, 川军尤甚。出川前,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
司令邓锡侯电请补充, 蒋介石复电:“俟到西安后照办。”但到西安后, 蒋介石又令川
军原车东开, 划归第二战区, 武器弹药“由战区直接补充”。到了山西, 阎锡山推说:
“要南京解决”。结果该集团军未得到任何补充, 与装备优良的日军苦战旬月, 伤亡过
半。随后被东调徐州, 归第五战区辖制, 经李宗仁“竭力请求补充”,“中央”才“破
例补充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⑧。韩复榘在1937 年7 月16 日向蒋介石密呈第三路军对
日作战准备情形的电文中陈述:“第三路军各部之器械, 多年久失效, 轻重机枪平高射
炮等武器极为缺少, 弹药存储量亦不充分, 均须仰赖军政部之补充接济。”蒋介石仅批
一“阅”字了事⑨。最可笑的是, 当中央军撤退时, 蒋介石指令孙良诚部留在黄泛区打
游击,“孙向蒋介石请求补充弹药, 蒋介石竟要一粒子弹一角钱, 还需现款交易”。这
使孙良诚自感日暮途穷, 被迫在1942 年春率领所部及8个高级将领向日伪投降。军政部
的各个兵站对蒋介石的意旨更是加以灵活的体用, 常常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上门乞讨的非
嫡系部队。于是有些部队主官为保存部队实力, 被迫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 实行贿赂
。同在第五战区, 出川作战年久的二十九集团军迟迟得不到补充, 调入战区才几天的新
编师却领到了补给品。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命参谋长王鸿韶去向新编师师长王人曲打探
其中奥妙。“王说, 他奉命得新枪一千支, 他决定卖掉二百支, 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
库人员行贿, 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 比王瓒绪一支也得不到好多了”。
非嫡系部队在抗战初期尚能本着“先国难后私仇”的精神“相忍为国”。李宗仁、白崇
禧的桂军, 刘湘、杨森、王瓒绪麾下的川军, 于学仲麾下的东北军, 孙桐萱、庞炳勋麾
下的西北军, 傅作义麾下的晋绥军都曾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随着蒋介石在蓄意
消灭非嫡系部队这一策略上的变本加厉, 越来越多的地方部队开始关注如何保存自身实
力。实力较强的非嫡系部队公开抵制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桂系认为:“蒋介石是不
能容我的, 横竖是利用我们, 不过借抗战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为此, 建
立了以研究为名, 旨在防蒋反蒋的广西建设研究会。滇系在调出3 个军到抗日前线之后
, 又编成7 个步兵旅, 14 个步兵团。1943 年, 龙云又将这7 个步兵旅“扩编成六个暂
编师, 绥署护卫团改编为旅后, 亦扩编成师”。晋绥系声称“守土抗战”, 不仅未放一
兵一卒出山西, 而且将原来的两个集团军、5 个军的兵力扩充到4 个集团军、8 个军的
规模。实力较弱的非嫡系部队没有和蒋介石对话的资本, 只有通过各种方法自救图存。
能够通天的就用重金到“中央”拉关系, 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 再利用何去疏通侍
从室, 由此而得到源源不断的补给。没有办法通天的就消极避战, 如宋哲元在豫西不战
而退, 韩复榘在鲁省轻弃济南。更有一批将领, 在军阀混战中养成了有奶便是娘的恶习
, 本身严重缺乏民族意识, 迫于蒋介石集团的歧视, 纷纷降日叛国, 成为民族的罪人。
第二, 国民政府敌后游击战的失败是造成冀察、鲁苏战区大批将领投敌的重要原因。抗
战初期, 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主要依靠正面防御。七七事变后, 国民政府虽然也曾指令前
方或陷于敌后的国民党军政官员组织游击队“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 但实际上地方政
府官员多已溃散。少数地方官员虽然有抗日要求, 但因当局无切实指导措施, 未能组织
起能有效抵御日军的游击队。武汉失守以后, 蒋介石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 增设
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 派遣部队进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至民国二十八年, 军事委
员会核定编成之游击队, 超过二十八万人”。国民政府对游击战的关注, 从理论上来说
是把战争引向沦陷区, 以减轻正面战场压力, 争取主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蒋介石
仍一本限制非嫡系部队的初衷, 再加上国民政府军运用战术本身的错误, 故冀察、鲁苏
两战区日益削弱, 成了盛产投敌将领的重灾区。就蒋介石限制、削弱非嫡系部队来看。
1939 年1 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 下辖“第六十九
军(石友三部)、九十七军(朱怀冰部)、新五军(孙殿英部) , 河北民军约相当于三个步
兵师”, 加上各类游击武装, 人数将近10 万。以后, 蒋介石又将残破的庞炳勋第二十
四集团军调入冀察战区。同年1 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于学忠、韩德勤为鲁苏战
区正副司令长官。“除原在鲁南之五十七军(缪流部) 及苏北第八十九军(李守维部)外,
另增加第五十一军(牟中珩部) , 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 , 共七个师, 约十万人。此
外则为地方保安部队, 计有一个师、二十四个保安旅、一个税警总队, 共约十五万人”
。我们从冀察、鲁苏这两个游击战区的兵力配置上可以发现, 除了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
、李守维的第八十九军外, 其余都是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余部以及地方上的各类杂色武装
。这些非嫡系部队深知“中央”是在蓄意牺牲自己, 不胜兵危战凶之感。他们不仅对同
一战区的嫡系部队深怀意, 而且相互之间也彼此掣肘、矛盾重重, 甚至故意把战火引向
并肩作战的友军。如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期,八路军反击朱怀冰、石友三的武装挑衅。阎
锡山因在“十二月兵变”失败后重新与中共达成了谅解, 所以在整个战役中保持中立,
冷眼作壁上观; 在苏北, 新四军进攻韩德勤部。事先, 陈毅力排众意, 将每月税收5 万
元的吴家桥根据地让于二李。李明扬、李长江感激陈毅的美意, 对陷入困境的韩德勤部
装聋作哑不予理睬。事后, 韩德勤处处排挤二李的武装, 致使李长江在1941 年2月率所
部及5 名高级将领投降敌伪; 在派系冲突最为激烈的山东, 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对遭受日
军扫荡的于学忠部见死不救, 于学忠则利用战区司令长官的职权多次下令将亲沈鸿烈的
吴化文新四师和海军陆战队调防到易受日军进攻的防区。沈、吴商酌后, 对于学忠的军
令“大都是婉言谢绝, 不听调令, 矛盾越造越深, 甚至为了催收给养, 于、吴两部士兵
还开火争斗”。此后, 沈鸿烈为消灭政敌, 竟不惜指使亲信收买杀手, 用手榴弹伏击于
学忠,“由此于、沈之间矛盾达到顶峰, 已是水火不能相容”。1941 年夏, 沈鸿烈悄然
赴渝, 吴化文失去了靠山, 终于在1943 年春率所部及3 名高级将领向日伪投降。于学
忠部在日军和吴化文叛军的夹击之下伤亡惨重, 蒋介石乘机命其撤出山东, 由嫡系李仙
洲接防, 以达到釜底抽薪, 彻底整跨东北军的目的。于学忠悲愤交加, 不待李仙洲接防
就自动放弃山东根据地向皖北转移。“全省上下, 无不深感失望和震惊”, 各类地方武
装登时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为求生存, 鲁北第五区专员张子良、鲁东第十四区专员张
景月与日军暗通款曲, 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刘桂堂索性先
后率部投敌。就国民政府军运用战术本身的失误来看。1942 年春夏之交, 日军对位于
河南、山东交界的濮县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扫荡。该战区采取集中作战的战术, 相持
半个月后终于不支, 在撤退时又以师、团为单位, 屡屡为日军捕捉, 伤亡奇重, 冀察战
区副司令长官孙良诚率部投敌。1943 年春, 日军进攻太行山游击区, 国民政府军依托
阵地作战, 不久陷入绝境。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庞炳勋率所部及11
名高级将领投敌。第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改变策略, 加强了对国民政府敌后部
队的迫降,这是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军投敌将领人数猛烈增加的根本原因。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 日军统师部在“大陆令575 号”中规定“开战后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为“
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
区及宁波附近之安定, 尤应首先使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各要域及上
海、南京、杭州间地区之治安迅速得到恢复, 并努力压迫敌人”。“为了促使抗日势力
的衰亡, 华北方面军应对面前的敌人进行谋略工作”。由此可见, 日军采用的是武力威
压和政治诱降并行的迫降政策, 打击对象主要是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
的抗日军队。这使第二战区、冀察战区、鲁苏战区、第五战区的国民政府敌后武装面临
极为严峻的考验。在第二战区, 日军在占领中条山游击区之后, 继续对阎锡山部施加军
政压力, 展开“对伯工作”。但后来确认“阎的真意是脚踏两只船, 力图从双方尽可能
多地吸取甜头”, 遂于1942 年2 月发动对阎的“B 号作战”。晋绥军遭受了极大的损
失, 骑一军第一师师长赵瑞、骑一军第五师师长杨诚相继投敌; 在冀察战区,日军以重
兵围攻位于河南、山东交接处的战区司令部, 迫使副司令长官孙良诚率所部及8 名高级
将领投敌。此后, 日军又在1943 年4 月大举进攻太行山区, 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
战区长官庞炳勋率所部及11 名高级将领投敌。至此, 国民党军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游击
根据地亦告丧失; 在鲁苏战区, 日军对鲁中、鲁南的于学忠部多次进行扫荡, 使该部受
到沉重打击。1943 年初, 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投敌, 与日军夹击坚持抗日不愿反共
的于学忠部。于学忠被迫率领余部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至此, 鲁苏战区的山东游击根
据地不复存在了。与此同时, 日军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对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
位于该地区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所属部队损失惨重, 向西退入安徽。至此鲁苏战区的
苏北根据地也不复存在了; 在第五战区, 日军从1943 年2 月开始发动“江北战役”,
一二八师首当其冲, 由于旅长古鼎新叛变投敌, 全师陷入绝境, 师长王劲哉被迫率领残
部及8 名高级将领投敌。
毫无疑问, 从1940 年以后, 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日军的军事迫降工作是成功
的,它直接造成了大量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的投敌叛国, 在1943 年达到了顶峰。但此后
,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陷入了困境, 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大批军队。这样, 对占领
区的肃正作战也慢慢进入了衰败时期, 国民政府军敌后武装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大大减轻
了, 投敌将领的人数也就随之逐年递减下去。
注释:
①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 北师大出版社1991 年版, 第607 页。
②《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 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509页。③《中国抗日战争大词典》, 武汉出版社1995 年版, 第551 页。
④资料来源: 1.《全国文史资料选辑》; 2.《国民政府公报》; 3. 刘国铭:《中国国民
党九千将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 年版) ; 4.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 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 5. 苏时文:《汪伪
政府的军事组织和伪军》(《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9 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6. 徐向宸、杨蔚云、张耀宸:《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 (《江苏文史资料选
辑》第5 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 7. 余子道:《汪伪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亡
》,《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 8. 吕伟俊:《民国山东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579～ 715 页)。
⑤《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193 页。
⑥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版, 第289 页。
⑦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5 辑, 中国文史资料
出版社1989 年版, 第70 页。
⑧唐德刚:《李宗仁自述》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第608、609 页。
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汇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 编, 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编
印, 第48 页。
10徐向宸、杨蔚云、张耀宸:《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第212 页。
李任仁:《回忆广西建设研究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 辑, 第87 页。
12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第6 辑, 第31 页。
13虞奇:《抗日战争简史》, 第248 页。
14蒋纬国:《抗日御侮》第2 册,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 年版, 第101 页。
15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 册,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 年版, 第70、75
页。
16 17章棣:《沈鸿烈在沂蒙山区》,《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4 辑, 第59 页。
18牟中珩:《我所接触的沈鸿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7 辑, 第111 页。
19李继旭:《八年抗战之山东》,《山东文献》第3 卷, 第3 期, 第146 页。
20 21 22 2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第5
、5、124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