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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本文摘自《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作者冯骥才，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全文如下。
知青
1970年·17岁·男H省农场某团某连知青
1970年5月17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上一
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
车轮启动也不撒手，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
别一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别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
时我刚十七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
大有作为”这几个字，其他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
光的感觉。再加上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
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列车在深夜到达农场车站。一开门，漆黑一片，“哗哗”下雨，极冷。我们是从炎
热的M市来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呢!赶紧从行李包抻出军大衣穿上。下了车，在站台昏暗
的灯光里，只见大家一片绿，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却“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他们按照军队的方式
，一个连队一个地方。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连下车，一
同来到这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
天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
第二天醒来一看，傻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
，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
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
况，几个年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
个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
女知青哭，后来男知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
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儿。这儿的农活儿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
，到了收割时，赶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
问题。干活儿也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干，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
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露水下来时才收工，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
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
、绒裤全得穿上。但干起活儿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上热下凉，那难受
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的关节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
，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
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用，因为用“小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
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
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女知青们来了例假，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
的冰水里，默默地忍着干活儿。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
豆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
”了，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
面，另一个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半吧!”这一碗破面汤
，不过是让肚子舒服一点吧。
那儿人的饭食一向很粗。一个馒头半斤重，一个包子三两重，一两个月吃一次猪肉
;吃猪肉那天——我那时没有照相机，真应该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张张心花怒放的脸儿!
那脸儿才叫漂亮好看呢!没肉吃怎么办?猫肉、兔肉、鸟肉、老鼠肉……有一次，我们的
拖拉机压死一条蛇，大伙儿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段段的。我在地上找到一个破罐头盒，
里边放点水，点着树枝，把蛇肉一块块煮了，那滋味真是鲜美极了。回去讲给伙伴们，
人人听了都咽口水。
这儿的自然环境还不错，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
里，非常开阔，绝对没有污染。如果你做旅游者看一看，当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这样
生活八年，恐怕——别说不好听的话——恐怕你早跑回来了吧!
就说天气吧!冬天最冷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冻得“梆硬”。有时老职工搞个恶作剧
，拿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点甜呢，你舔舔!”如果这知青傻帽儿，一舔
，舌头就粘上了。再一拉，舌头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
“哈”开。逢到“刮烟泡”——那种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
，搅得周天寒彻，漫空迷雾，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儿回来
，车坏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儿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
沟里积着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
发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
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
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代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
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
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
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
钉子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
，不让他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
子真有点缺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
他们家，连水缸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
熬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
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儿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了。但我哪里会多
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那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干了一天活儿后，
晚上就被连部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做
文章，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按要求写
的了，绝对没有个人的诗句。尽管这种文化生活充满政治气息，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
样干得有声有色。我们是绝对不准看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
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道。记得有一本
外国小说《俊友》，莫泊桑写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
里两点，两点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高的。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一部电影从师部借来，就一个个团部传着放
映。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
也可以认识些新朋友。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子《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
场上，从天擦黑直等到夜里三点。片子一送到，广场上欢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
知是表达一种满足还是一种饥渴。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
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电影里的人进了屋子，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感受真是奇特
又奇妙极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
管家，常常在晚上到桥头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
的车楼子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
知青们恋爱的幽径。知青们都爱称它为“胡志明小道”。这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花
的草地，还有许多小白桦树遮遮掩掩，又美又静又神秘，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战栗的
足迹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子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
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也许因为它所处的地势好，单独
地生存下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
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种
寄托，一种期望。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待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
，便会好些。于是人们都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爱说
我自己。我只想说，近来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
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说我的眼圈有点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出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
系暧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被当场抓住。虽说这事在连队里炸了锅
，但绝不会这么简单。在给这老职工办学习班时，一打一逼，他交代出自己的风流艳史
，居然还有不少女人!有女职工，也有别的女知青。这时人们就把疑点放在我的女朋友
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班长。那时帐篷里很冷，一个烧“半子”(一截树干立着劈成四
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顶用。我那朋友就住到这老职工家里，跟他的女儿做伴，不过是图
个暖和。中国人在这方面既有兴趣又有想象力，于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个问号：难道他
眼前放着一个有眉有眼的大姑娘会不动心?
你问我这朋友?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与她从小同学，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时受
传统教育很深，男女之间特别封建，表达非常隐晦。一次，我被氯气熏着，她来看我时
，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给了我，那可比现在年轻人随随便便一个吻强烈得多了
。但这事一出，无论对我的打击还是舆论压力就太大了……我还是先不讲我自己的事吧!
这件事之后，跟着又出了一桩类似的事，连部一看问题不小，加紧一抓，揭发检举
，知青揭发知青，老职工也相互揭发，居然涉及几十人!所牵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
。连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关起来打，说是搞“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逼、供、信”
。这样，不管是老实供认，还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们惊讶了，乱伦啦!这
不成流氓窝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们是给知青丢脸!那时我们还有一种很
强的集体尊严与荣誉感，对“上山下乡运动”还抱着理想精神呢!
有一个女孩子是B市来的，她也是怕冷——你在这里，根本想象不到那儿的冷是什
么滋味!她借着去马号买奶，在马号里多待一待，暖和暖和。卖奶的老职工就献殷勤，
给她热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采取手段，终于把她弄到手，这姑娘怀了孕。人人
骂她，谁也不去想，这个姑娘个子高，又苗条，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职工又矮又
丑，还是独眼，这姑娘怎么会看上那老家伙?谁也没有同情她，都认为她无耻，给知青
丢脸!她到师部医院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从医院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叫她坐。
因为医院的护士和汽车上卖票的都是知青，没有人怜惜这个“轻贱”的女子。一次，这
姑娘与另一个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拥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里边全露出来了
。当然是为了羞辱她。从此这姑娘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团长看她长得
特别好，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姑娘毁了!
从这事，我眼前遮上一层黑雾。
这样的事闹出来，往后便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
多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干农活儿，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
百多女孩子叫他们玩了。其中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
，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
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人，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
弱女子身上?
由于同情心产生，怀疑也随着产生
这期间，社会的不正之风到处泛滥，也刮到了连队。我从M城探亲回来，送给连长
一本年历，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偏远的地方很难见到这种年历。连长为此
居然把我调到农场小学当教员。一本年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圣感没了，
嫌恶感来了。我这才开始降温，我也真够笨的。
我更笨的则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连部的，当地
人都戏称我是“珍贵动物”了。
从一九七五年，知青可以选调上大学和办理病退返城。上山下乡这场运动走向分崩
离析。当时流行一首《知青歌》，开始只是偷偷唱，渐渐连长听到也不管了，歌词已经
记不全了，反正有这么几句：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
还有那金色的学生时代，
只要青春进入了史册，
一切就不再返回;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
我们去沉重地修理地球，
那是我们的神圣天职，
我可怜的命运哟!
歌词挺粗糙，流传却很广。唱起来十分的忧郁，很适合我们内心低落的情绪，所以
大家总在唱。当领导的都很灵，从这歌中听出一种不吉祥的东西。中央开始组织各地的
慰问团来看我们。我还记得哈尔滨慰问团带来了“消炎药片”，天津慰问团送给每个知
青一件绒衣，上海慰问团赠送的什么已经忘了。但我们有意带他们参观那些最脏最破、
条件最差的住房，还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厕所——这里的厕所是用木头和草围当做墙，没
有上下水，只挖一个坑，大小便多了，冻成一个冰坨子，最上边是个冻得硬硬的粪尖，
上厕所必须带一根棍子，先把粪尖打断，否则扎屁股……
他们看了很惊讶，但最多只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劝劝罢了。谁都知道他们来是为了安
抚，而不是安慰。每个人心里那只眼睛都睁开并且愈来愈亮了。
我和R两个人在帐篷里，脱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发现他的胳膊有点弯，他写
信给家里一问才知道从小摔断过，他就用这个“理由”办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
里一站，才着着实实感到一种被遗弃感。而实际上早在1970年我们就被遗弃了，只不过
我们当时是一群傻子!
在农场最后的日子，一般人绝对受不了。
我们刚来时晾衣绳上晾满衣服，现在零零落落，寥寥无几;过去打饭时要排很长的
队，最后只剩下几个，好像破衣服上几个没掉的扣子。在大帐篷里，如果不认真看往往
就看不见人。
从公路通往连队的道儿，来时只是一条细细的小路，八年里被我们沉重的脚步踩成
一条三米宽的大道，但知青一个个走了，道路又变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经被野草埋
了起来。每当我感到孤独和寂寞之时，就跑到那棵红枫树下坐一坐，但这枫树已经不灵
验了，无论我怎么落泪，也难以摆脱心里的苦闷……
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最后，我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把挂面收买了
医院的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回M城。你看，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把挂面一个价
钱。是啊，此时已是1978年12月30日，眼看就是1979年了。六十岁的老妈妈见我回来，
高兴得居然像小孩那样双脚离地蹦了起来。但谁问过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们留
下了什么?
我们连的知青还算齐齐整整，六十个全都活着。旁边连队的一个姑娘，出窑往外挑
砖时忽然窑塌了，活活砸死在里边。人弄出来早已经烧成糊干，不敢叫她家里来人看，
赶紧埋在荒地里了。最惨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团长指挥知青去灭火。森林大火，别看白
天都是烟，晚上看像点天灯一样，全是火，几百度高温，人一进去就烧化了。绝对不能
哪儿有火扑哪儿，只能在外边打出一条防火通道。但这团长是蛮干，结果烧死了四十多
知青。森林里着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还猛烈;男的跑得快，烧死的大都是女孩子。
可是……谁对这些无辜的白白死在里边的孩子们鞠过一个躬呢?
如果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终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她们岂不更是自觉悲
哀?如果她们阴间有灵，准会发出凄惨又愤怒的呼号!
在我即将离开农场的那些日子里，知青们已然怒不可遏。一个团部里爆发了知青焚
烧劳资科长家里房子的事，因为到处传说这科长收取知青们的礼物堆成了山。后来，知
青返城不再要医院证明，也无须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个悲剧就出现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当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
，把苦难结下的果子交给了女友。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于是有人自杀。有一个当
地的女孩子在遗书上写道：“我劝本地青年千万别爱城里的知青!”于是又引起当地人
对知青的反感。苦难是一种传染病，谁知“文革”的贻害究竟有多大?
你问我对自己知青这段特殊经历怎么看，说实话，我很矛盾，一直矛盾着，这辈子
甭想解开了。我想，你问任何一个知青，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从悲观的角度看，八年的艰辛苦难还在其次，我们十几岁就被赶到边疆，如今四十
多岁了，心里带着很多阴影，身上带着许多伤病。许多人身体早早垮了，像肾病、胃病
、腰背病、风湿病，终生终世也不可能甩掉了，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们失去学习的机
会，很多知青有才华，但知识不够，没有学历，虽然现在还算正当年，却无法和大学生
、研究生们相竞争。是啊，我们是被糟蹋了。
从乐观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锻炼了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受过了，最冷的天气、最苦
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过了。我们还怕什么?我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困难不犯
愁，承受力强，还能应付各种难题。我刚返城时，电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数是
知青。当时电力局想在院子里盖几间平房办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说，我们都是木
匠。再一问，全是知青。知青个个是好样的，他们都在“文革”的“老君炉”里炼过，
岂不神通广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个知青都已经明白，他们为国家承担过
什么——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1970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
有力量给两千万年轻人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
地里大有作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
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至极，尽管
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也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
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你说，难道我们不伟大、不是功臣
、不是货真价实的国家栋梁?尽管这一切一切都是事后我们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时又想，我们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谁所认可?!就像前边说的，谁去面向那
大火烧死的四十个女孩子的地方鞠一个躬呢?
我的话说得差不多，现在轮到你说一说了!
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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