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
发帖数: 42116 | 1 其实在 2013年前，北京市对于非京籍学生的入学政策还算友善、宽松。早在2001年北
京市政府就出台政策，要求各地保证在京合法居住的流动人口的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2002年4月，北京市又出台了《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
》，其中规定，只要是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
住证的孩子，就可以入学借读，“从2002年9月1日起，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中小
学借读收费，小学由每学期500元(1人民币约合0.154美元)降到200元；初中由每学期1,
000元降到500元。”所以说，北京以前针对外地生的政策还是合理的、文明的。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这两年北京市政府放弃了自己的文明，又重新展现了獠牙的一
面。自2014年起，北京市入学政策规定：对非京籍适龄儿童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要求
提交“五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什么是“其他相关材料”？北京市教委未作统一
规定，由各区县自行解释。因此很多在北京工作十几年的白领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在北
京上学，只因为他交的社保在海淀区，而孩子的上学地在通州。真是奇葩，这也让我们
看到了没有法治的权力的可怕——它可以随时变化，不知道什么时候向你射出暗箭。
北京人也没想到，外地人根本不承认2013年前的措施，所以不如就取消好了。 |
s*********e
发帖数: 5245 | 2 经济完蛋了，鳖京不需要那么多二等奴隶的服务了，社会矛盾多了，就拿拿弱势开刀。
鳖共一贯的伎俩。
1,
【在 w*********r 的大作中提到】
: 其实在 2013年前，北京市对于非京籍学生的入学政策还算友善、宽松。早在2001年北
: 京市政府就出台政策，要求各地保证在京合法居住的流动人口的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 。2002年4月，北京市又出台了《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
: 》，其中规定，只要是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
: 住证的孩子，就可以入学借读，“从2002年9月1日起，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中小
: 学借读收费，小学由每学期500元(1人民币约合0.154美元)降到200元；初中由每学期1,
: 000元降到500元。”所以说，北京以前针对外地生的政策还是合理的、文明的。
: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这两年北京市政府放弃了自己的文明，又重新展现了獠牙的一
: 面。自2014年起，北京市入学政策规定：对非京籍适龄儿童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要求
: 提交“五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什么是“其他相关材料”？北京市教委未作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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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发帖数: 3735 | 3 黑五类被赶出北京
1966年8.18红卫兵运动被推向高峰，打人和滥杀无辜之后总要有新的幺蛾子才叫不断革
命。于是发起一场把所谓有问题的人赶出北京，当时称为“遣返运动”。 “遣返运动
”受到了当时传播媒介的狂热吹捧。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向
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
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
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
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
。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
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8月31日，毛泽东携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再次公开接觅了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
表。林彪在大会上重申了中央和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小将的坚定立场。
党报和中央领导的公开表态，使红卫兵和造反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为高涨。9月上旬，北
京遣返运动进入了高潮，仅几天时间，就有近10万人被赶出京城。当时，北京站每天开
出几十次列车，每次列车上都载有成群结队的被轰回原籍的“黑五类”分子。而在车主
广场上等候遣返的“黑五类”黑压压望不到边。
有一位当时出自崇文区的遣返对象的子女白玉福回忆说：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新华印刷厂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父亲由于历史
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他
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9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家里
。红卫兵向我们全家宣布：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
三天?我们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对，”红卫兵厉声
对哥哥喝道：“全家都滚蛋!一个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块去新市委群众接
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人还佩戴着红卫兵
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
。若把他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推吗?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有道理，立即向
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我哥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
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
我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红卫兵也不
知道把我们家送往何方，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们怕落后于形势
，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
我们送到乡下去。因而他们命令我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足以了。他们
还让我们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裤子，棉袄棉裤也必须是黑色的。说这是统一规定，若不
执行规定北京站革命群众根本不让上火车，还可能被革命群众痛打。
我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9月17日，一辆吉
普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我们一家在红卫兵的
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吉普车很快驶离了我们住了十几年的紧挨着元大都
土城墙的小院，我的心一阵发冷。北京，别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边了!再也看不见你
了!
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
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跟我们
一样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动着。红卫兵们不
时举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
相。
看到这情景，我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我们的新华印刷厂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
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我们三口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
走30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我们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袄。
由于时间紧，我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我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袄很不合体。我父亲的
棉袄一边长一边短，袖子还掉了下来；我的棉袄又肥又大，后边还撅着。引得红卫兵们
一阵大笑。
但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
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
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
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黑五类’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
定?”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近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
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
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时鲜血如注。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几个红卫兵
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棍棒、皮带雨
点似地落下。老头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红了他的衣服，连地上也汪了一滩血。他的脸肿
得吓人，红卫兵停下手后，把他像拖死猪似地沿着通道拖了出去。
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
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
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学生们争先恐后朝老妇人身上啐。老妇人身上脸上
头发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只是嘴里一个劲儿地喊：“饶命
!饶命!”
厄运终于也落到我们家头上。我父亲由于走在前面，脚步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
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我父亲嘴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
了他。接着是我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100元钱，几个女红卫兵揪着她头发
往地上撞。要不是后来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我母亲必死无疑。
就这样她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上站台时得我牵着她。
上面这个人的回忆，真切地描绘了当时遣返运动的情景。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
，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
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r> （本文摘自1996年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的浩劫》，共50万字，由金汕与方正、孟固、陈义风合作
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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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735 | 4 本文摘自《茅于轼：无悔的历程》，作者：茅于轼、岺科、李高阳，出版社：《浙江人
民出版社》
1966年8月我家被抄，9月铁道研究院命令我调动去大同机车厂。那时候北京乱得不成样
子。红卫兵天天打人，各单位纷纷搞阶级斗争，大家都不上班，忙于贴大字报，揪人坐
“喷气式”(弯腰，两手反绑在背后，低头认罪)。凡是被抄了家的人都要赶出北京，回
自己的老家去。红卫兵问我们的老家在哪里。我们说在苏州。红卫兵说苏州是好地方，
不让你们回去享福，要赶去一个边缘老区。当时铁道研究院的党组织自有安排，决定赶
我去大同。当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要把北京搞成水晶
城，没有一个阶级敌人。于是让各单位拟出阶级敌人的名单，称作首都的危险分子，把
这些人都迁往外地。铁道研究院拟出13个危险分子，其中有徐再庸、冯登泰、安汝潜、
黄光大、王基厚(他死于唐山地震)、周秉良、李学荣、臧其吉、王秉辉、郑纳、李国兰
。这些人都有些 “毛病”，有的是脾气倔，有的是资产阶级出身，有的是业务尖子只
专不红，有的是社会关系复杂，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称得上是危险分子。相反，倒是他们
被真正的危险分子搞得家破人亡。那时候的是非是完全颠倒的。
大概在9月下旬，我被赶去大同。因为上面有令，必须在国庆前把危险分子赶走。临走
时我爱人凑了一条被子(我们全家的被子都被抄光了)，买了一条毛裤给我，准备让我在
大同过冬。我想，这一去不知道哪天能再见面，连性命能不能保都难说。我爱人被剃了
光头，出门就可能挨打。街道邻居都用敌意的眼光看我们。她还要带两个小孩，上面有
高龄的父母。至于我自己，前往一个动乱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安全感。我也被剃了
头，这是反革命的标志，很可能一下火车就会被打死。在这样动荡、朝不保夕的环境中
，离别以后还有没有活着见面的机会，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我感到有种生离死别的滋
味。我带着极简单的行李坐夜车去大同。火车从西直门站出发(现在的北京北站)。车站
四周挤满了人，都是被赶走的阶级敌人，他们扶老携幼，狼狈不堪。一个月前他们绝不
会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命运。不过他们比起已经被打死的那些人来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我一夜没合眼，早上天不亮就到了大同。我背着行李来到机车厂人事部，由王部长接见
。我自认为是一个身负重罪的人，只能低声下气。可是王部长却对我极其客气，我简直
是受宠若惊。原来大同厂在3个月前已经轰轰烈烈经受过阶级斗争的洗礼，人都打死了
好几个，现在倒是进入低潮，正在整顿的时候。我来得太凑巧了。人事部的同志安排我
的宿舍，介绍我去附件车间劳动，发给我一套工作服，第二天就上班了。工友们听说是
北京下放的工程师，对我特别尊敬。我感到忽然换了天地。尤其出乎意料的是，工厂同
意在国庆期间让我回北京探亲。这个优待让我喜出望外。果然，离开家仅仅十几天后就
有机会回家。我不敢告诉铁道研究院的人，但是又想打听消息，为什么把我们赶出北京。
抄家后幸亏工资没被扣，吃的就不成问题，但是衣被却无法解决。要买全家人的衣被那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因为没有布票和棉花票，有钱也买不成。那时候幸亏茅以升给我
们一些衣被。但使我心疼的是我的二伯母，茅以升夫人因受抄家惊吓(他们家没有被抄
，只是有红卫兵去过，但是听说我们家被抄的情况，非常受惊)，心脏病发作去世。她
是一位识大体、贤惠、聪明的女性，她特别喜欢我们这一对，因为我和茅以升有共同语
言，常常讨论工程方面的问题。我爱人是特别能理解人性情的人，常常去她那里聊天。
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们住王府井大阮府胡同，他们住在东单裱褙胡同，只不过两站汽
车路那么远。我们家被抄后她就让她家的保姆王妈来问情况，后来又送来一些衣被。首
先让我父母有被子盖。我爱人和两个孩子用一条破布拼凑的很短的被子过的冬。这些事
都是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做的。如果被人发现就会戴上反革命串联的罪名，那是非常危险
的。最奇怪的是，我在大同居然做梦，梦见二伯母去世了。
她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我爱人在北京。茅以升打电话给我们说二伯母死了，我爱人
连忙赶过去。那时候二伯母的身体还没有僵硬，是我爱人给她穿的衣服。后来我回北京
，二伯母死时睡的床没人敢睡，是我去睡了三天，赶走了阴气。
到次年(1967年)春天，全国闹评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对革命群众的镇压。我们这
些阶级敌人忽然身份也起了变化，变成受反动路线镇压的革命群众，纷纷回原单位造反
。我和冯登泰、安汝潜(他俩跟我一样，也调到了大同机车厂)也回去造反。我们在北京
造反了一年多，到1968年秋才又回到大同，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一年中我们这些
牛鬼蛇神天天碰头商量怎么为自己平反，天天跑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接待小组(设在
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们的收获是，搞清了我们是以危险分子的名义被赶走的。对危险
分子怎么处理上面没有精神，只能等着。到1968年全国形势极乱，收不了场，中央用进
一步搞阶级斗争的办法收场(毛泽东说过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就是“清理阶级队
伍”运动。铁道研究院通知我们回各自的单位去参加运动，我们只能回大同机车厂。我
回去之后就被下放到农场。在那场运动中大同市每天都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被处死，大
同一地估计死了上百人，全国可能死了几十万。死的人大多数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反对林彪、反对江青。遇罗克也是这时候被处死的。 |
s*********e
发帖数: 5245 | 5 茅于轼老婆是个出身富贵的大美女，能跟他同甘共苦，不简单。
【在 a****2 的大作中提到】
: 本文摘自《茅于轼：无悔的历程》，作者：茅于轼、岺科、李高阳，出版社：《浙江人
: 民出版社》
: 1966年8月我家被抄，9月铁道研究院命令我调动去大同机车厂。那时候北京乱得不成样
: 子。红卫兵天天打人，各单位纷纷搞阶级斗争，大家都不上班，忙于贴大字报，揪人坐
: “喷气式”(弯腰，两手反绑在背后，低头认罪)。凡是被抄了家的人都要赶出北京，回
: 自己的老家去。红卫兵问我们的老家在哪里。我们说在苏州。红卫兵说苏州是好地方，
: 不让你们回去享福，要赶去一个边缘老区。当时铁道研究院的党组织自有安排，决定赶
: 我去大同。当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要把北京搞成水晶
: 城，没有一个阶级敌人。于是让各单位拟出阶级敌人的名单，称作首都的危险分子，把
: 这些人都迁往外地。铁道研究院拟出13个危险分子，其中有徐再庸、冯登泰、安汝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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