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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723 | 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6f61420100bq5j.html
夏冬红 http://blog.sina.com.cn/davidxiadh 2008-11-20 22:37:47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读书运动(2)
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开先河者
自1968年下半年起，一场当代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青年的下放/流放运动在毛
泽东的倡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名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至1978年底，
大约1623万人被下放到农村，农场和基层，其中包括“老三届”(66，67，68届)中学毕
业生近460万人和“老五届”大学毕业生近67，5万多人。【21】不管目下学界如何解释
这场运动的最终动因，但曾被毛泽东器重与信赖的红卫兵此时已被划为应当接收改造的
“知识分子”范畴和应当“接收再教育”的革命对象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此，不管
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上山下乡”的发动都是毛收回给青年学生的结社自由权并
企图从组织上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打散他们的运动。然而，事与愿违。这场运动使所有的
青年学生的地位直降到水平线下，从而使他们抛弃前嫌，消弭派性，如同某些研究者所
言：“他们在严峻的共同命运中重新聚集起来，相互认同。这是一次无组织的集体造反
－－在群体人格和共同文化的重塑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成人仪式'”。【22】其突出表
现便是，插队落户猛晋地推动了这一地下读书运动的发展。
据各种知青回忆录记载，知识青年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曾风行京城和全国各地
。如同当年的知青，今天已成为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的王绍光博士回忆：“以我个人经验
为例，文革那些年是我读书最杂的时期，中外文学经典名著全是那些年读的”。这一代
人经常“为找书还找出了朋友，找出了秘密小圈子。一圈人又与另一圈人建立关系，形
成一张巨大的地下图书交换网，读书会网，诗社网。这些网络不仅我所在的武汉有，全
国各地都有。即使文革中出的书，也不一定全是'革命'的。例如，70年代初，张春桥，
姚文元控制的上海组织人马翻译了一批外国小说，如《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干什
么》，《白轮船》等。上海还分门别类出版了一套文学，哲学，生物方面的《摘译》杂
志供内部发行。这些书是当年的抢手货，因为它们是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人人希
望先睹为快，书在朋友之间周转效率极高，有的书甚至异地流动。”。【23】或许，由
于1967年在全国范围内纷起的“学会”，“研究小组”等等公开的读书会组织即刻全部
被中共打成了“反革命组织”，1968年后出现的读书会极少打出公开的组织旗号，而是
以两种秘密而分散的地下圈子的形式－－通讯会和沙龙－－星罗棋布于九百六十万平方
公里的神州。
通讯会，即通过书信来交流探索书中的政治理论和读后的人生启悟，是这些地下读
书圈子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出自两位今日著名的思想家，当年的知识青年－－金观涛
和刘青峰－－手笔的书信体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在文革中就以文学的形式相当真实
地记述了这类读书会的萌起与发展。【24】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潮中震
撼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正是因为它通过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在农
村的大学生们通讯会式的地下读书活动，生动地展示了那一代人对真理的苦苦探索。无
论是他们对“南斯拉夫经济问题”的激烈争吵，还是“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一连几天
不下楼”的苦读生涯；抑或那些挚热，频繁的鸿雁传书，都表达了他们－－这代人中的
先觉者们这样的信念：“我们深深苦恼的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思想这么混乱，似乎理论的
危机已使很多人从根本上对未来丧失了信心。但我们努力探索着，希望我们的工作成为
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灯，给年轻的朋友们指明方向。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不让奋斗精神
丧失，不让热情的火花熄灭。我们决心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通的道路－在理论上进行
探索的道路。”【25】
如果说《公开的情书》还只是以小说的形式提供了一个“通讯会”的范本，那么上
海最著名的学生“反革命集团”－－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则是一个实际生活中的
范例。1968年后，复旦大学“炮司”的数百名造反派红卫兵因两次炮打张春桥而被“四
人帮”打散到全国的山乡农村，但他们又极端不满所遭到的政治迫害和不甘心于炮打的
失败。于是，由周谷声倡导，由陈秀惠，孟金瑛等人编辑出版了系列性的《远方战友通
信集》的通信会刊，在上面交流读书心得，并由对自身所受的政治迫害的感性不满上升
到对整个社会体制，政治理论等重大问题的探索。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四人
帮”一伙称为“小集团理论家“的方农在通信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重性“，
即也有“镇压”人民的那一面的命题。“小集团”的另一个成员童允安则走的更远，他
提出了“要用新的机构”去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在法制上采用“南斯拉夫的方法”
，即一是“谁要成为反革命或要逮捕，都要经过法院公审”；二是“人民选举法官”和
“全民选举干部。”【26】据笔者访问方农时得知，他们当时的“反动思想”很大一部
分是来自介绍南斯拉夫法制的维利科·弗拉霍维奇的《南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
》等书的影响。虽然不能说他们的法制思想已臻成熟，但至少已有了宝贵的萌芽。七十
年代初轰动北京的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是另一范例。北京知青徐晓通过自己
读书圈子里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些部队朋友。“由于环境压抑，双方只能写信。徐晓和
他们通信，都是十几页纸“。其内容按当局罗织的罪名，有“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
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等。这些通信很快受到“邮检”
，数十个参加这一通讯会的人被捕，其中两人还被判处了死刑。当局还给这一松散的通
讯会按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罪名。【27】
比松散的通讯会更为活跃和集中的是散布于知青中的大大小小的理论沙龙和文艺沙
龙。或许，从当年知识青年群中被揪出的“反革命小集团”之多，分布地之广也正从反
面说明了这一地下读书运动之波澜壮阔。仅就震惊全国的大案而言，上海有“胡守钧小
集团案”；北京有“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南京有“陈卓然小集团”案；【28】即便
是非常偏僻的宁夏，也有过一个名声遐迩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吴述森，鲁志立
等13名66，67届大，中学毕业生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了一个名叫“共产主义自修大
学”的地下读书会。他们读书交流，勇敢探求，对种种所谓的“革命理论”高举起思想
的批判武器。其结果是他们中的3人被判处死刑，10人被拘捕并判徒刑，1人含恨自杀。
【29】这一代人中的前驱者们为读书和求真理，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思想史的流程返顾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地下探索与创作，更会令人惊讶地发现：
正是这些地下读书运动中的探索为后来新时期勃兴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学创作在理
论和人材两方面都作了厚积薄发的孕育。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的严酷冬天里，不
少北京知青却开始了他们精神阅读史上的早春。在京城秘密活动着的思想－文艺沙龙中
，此时有一个总网络性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小圈子，小沙龙都和它交叉汇合。这就
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沙龙。赵一凡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传播“禁书”－－灰皮书
，黄皮书，手抄本（知青自己的创作）给同伴并组织讨论。后来在新时期文学中成名的
诗人北岛，芒克；小说家史铁生以及著名的老红卫兵诗人郭路生（食指）等人都曾出入
这一沙龙，得到思想和艺术的启蒙。据当事人回忆：“此时在沙龙里弥漫着一种偷食'
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徐晓也曾是这一沙龙
的主要成员。她在那里读到人生的第一本禁书《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读了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书。徐晓后来说：“赵一凡是
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
同样在赵一凡沙龙中得到启悟的诗人芒克后来和另外两个知青诗人多多，根子一起
在白洋淀插队中开始尝试用现代主义手法写诗，以后北岛，江河等人又都前往白洋淀游
历，“白洋淀诗派”就此形成，并开启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现代主义潮流的先河。【30】
与赵一凡沙龙先后活跃于京城的还有中学“4·3派”红卫兵的“二流社”和以老红
卫兵为主的徐浩渊沙龙。“二流社”是一个非正式的跨校际的红卫兵运动研讨会，每周
聚会地点在北京西郊紫竹园“风雨亭”和北海公园等地。其成员有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
，潘青萍，史保嘉；35中的孙康（方含），包国路（柯云路），101中的任公伟；31中
的甘铁生等人。这些人大都不是各校造反派红卫兵的第一线领袖而是参谋部和写作班子
成员。他们最初热衷于去农村建立乌托邦主义的据点，如“共青城”，“知青公社”等
等。后来，由于当局在1968年后开始镇压造反派红卫兵，出于对政治的失望，他们中的
一大部分开始把注意力投向文学艺术。柯云路，甘铁生，孙康，史保嘉等均成为新时期
知青文学中风云一时的人物。1968－1972年间，原人大附中老红卫兵徐浩渊成为北京文
艺沙龙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她和依群，王好立等人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形成一个地下
读书圈子，并打破派性巢臼，与造反派红卫兵的“二流社”成员甘铁生等人一起读书讨
论。他们读了相当多灰皮书和黄皮书，如密洛凡·德热拉斯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
制度的分析》，波兰沙夫的《人的哲学》，法共R.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
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无边的现实主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瓦·
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F·A·哈耶克
的《通向奴役之路》使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本尖锐批判纳粹主义的杰
作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认识到所谓的“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际
上是一条把人民引向“通往奴役的道路”。【31】
这一类的思想－文艺沙龙活动，更在遍布全国的知青点，生产建设兵团中方兴未艾
。各派红卫兵中的思想者们都把他们的组织与行为方式带到了农村，出版定期或不定期
的知青刊物，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1968年秋，在内蒙古临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张木生等人通过认真读书学习，写出了《
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的探讨》一文。文章大胆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状，公开反
对“学大寨”，主张“三自一包”；并委婉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村政策。这一读书笔记
还曾得到当时闲居在家的胡耀邦的首肯，并在北京知青中刮起了一股“张木生旋风”。
粉碎“四人帮”后，张木生被调到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工作，成了新时期农业经济理论最
早的探索者之一。【32】
无独有偶。1972年，四川东部的一群年轻人（包括现在成为著名个体经营者的牟其
中），组织了一个名为“马列主义研究会”的思想沙龙，写出了,,等文章，对中国的经
济体制和结构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的主张，建议
“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33】
除此之外，北京知青赵金星等人对数年后成为热门话题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
的研究；河南干校中一批前红卫兵主动与在那里落难劳改的胡耀邦等中共政治领袖对中
国社会问题的的交流与沟通，都透露出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这一代人中的先行者
在农村，在山乡的艰苦磨难中，仍保持着超越性的思考，形而上的探索及新文化开拓。
他们正是在文革中后期的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抑或工厂海港的“蹉跎岁月”中，依靠
着读书探索，补上了为文革打断了的正规教育所未提供，也未能提供的对世界文明“拿
来主义”式的接收，了解，并对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日臻成熟的完全属于他
们自己的思考。
当年的知青，今日的上海青年学者朱学勤先生在1995年10月的《读书》杂志上提出
了“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样一个命题。据他所言：“一九六八年前
后，我曾与一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
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
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群人称为'思想
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这群人后来又自愿去农村插队，在
贫脊的山沟中形成了一块“精神飞地”和“民间思想村落”：他们“在下班以后，过着
一种既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
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
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居，时常用奇
怪的眼神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
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朱学勤还以诗一般的“寻人启示
”描述了“六八年人”的“精神阅读史”：“即使在一九六八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
书，绿军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
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这是'
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
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读物！头一年读《震
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各自都读过《选择的必要》
。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
择了文科院校…”然而，朱学勤却十分感慨这些“六八年人”成了今天“思想史上的失
踪者”，因为“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
层书橱里？”【34】毫无疑问，朱学勤对这一代人中的先行者们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
然而从思想史的流程来看，重要的并不是一代风云人物的稍纵即逝，而是他们连续的积
累开启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河。
在全面论及这一地下读书运动时，我们决不能忘却了这一代人在穷乡僻壤“阅读”
的另一本大书－－真正使这代青年的思想臻于成熟的，不仅是书本和任何纸上的东西，
更是社会和只须睁了眼看的悲惨的中国现实。对于“六八年人”来说，尽管他们开始独
立思考，但十七年的“左”的教育仍然是无形却强大的思想牢笼，束缚着他们的思考去
逾越正统意识形态的樊篱。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他们一个个接触与深入社会的机会：大串
联，社会调查，上山下乡......当他们忽然脱离了常规的、惯性的轨道，不再有父母的
管束和老师的教诲，面对着破碎、痛苦的悲惨世界，他们忽然觉得他们所受的教育，他
们所信奉的主义，是那么耐不住深入的探讨，尤其是经不起现实的验证。他们不仅对文
革，而且对整个十七年的专制、荒谬都有了制度层面上的认识.“李一哲思潮”是一个
较为典型例子。对造反派极“左”思潮的扬弃而向右转曾是“李一哲大字报”的不同凡
响之处。而在这一转折中，社会考察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希哲在回忆这一思想转折
时讲到有三件事对他思想上震荡极大：一是林彪一伙在“左”的旗帜下屠杀广东群众；
二是广东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复退军人要求恢复附工资运动......它也教育了李一哲：
文革左倾的经济政策及左派鼓吹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是行不通的”；三是在专门的社会
考察中，他亲眼目睹广东大规模的农民、知青逃亡港澳潮流，“开始使他朦胧地感觉到
：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充分给个人以发展天地的经济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吸
引，都是不可阻挡的。”【35】人们的怀疑精神一旦打开了闸门，思想的洪水决不会再
被阻挡在小河道里，必然汹涌泛滥，冲击整个体制。作这一如是观，李一哲继第一个在
文革中喊出“民主与法制”的口号，又转而成为第一批成熟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水到
渠成般地可以理解了。
或许，我们以魏京生的思想转变为例更能说明问题。文革初期，由于高干子弟的背
景，魏曾先是一个“狂热的毛主义分子”的老红卫兵。在老红卫兵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
们利用后抛弃时，他也加入了联动，反对过江青。如果魏京生思想以后只是停留在这一
感性反抗的层面，那么他今天极可能是大大小小的高干子弟，第三梯队的一员或某个官
倒公司的总经理。是什么使魏京生从一个感性的异端思潮分子转化为一个理性的民主主
义战士呢？同样源起于对文革疑窦初生后的“社会调查”。他发现报刊神话中的仙境，
在现实中竟是鬼蜮：在“河西走廊”，他目睹成群结队衣不蔽体的乞丐，甚至其中有十
七、八岁的大姑娘；在新疆，他看到被当作囚犯一样失去自由的上海知青和“完全是好
人”的右派......魏京生写到：“从这时我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看见报纸上登载‘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描述和听人讲起社会主义如何胜过资本主义的大道理，就在心里骂
一声：‘扯你娘的淡’。虽然从书本上看到的资本主义也并不好，可是我不相信还有比
我所看见的这些更不好的了。”【36】继而，在1968年下乡插队中，魏京生更进一步了
解到了五八年“大跃进”带来的大灾荒和饥饿的农民被迫易子而食的血淋淋的事实。人
是有思想的，最悲惨的人间现实教会了这个十八岁的青年思想，不是任何教条所能禁锢
的--魏京生全面的反体制思想以及他对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
’的刽子手”的深刻认识就是在对中国社会底层的悲惨世界的观照中成熟的。
或许，又正如魏京生所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一切秩序，包括正常升学。
虽然如此，我觉得文化革命的动乱给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思想上的益处，可以抵偿不能继
续升学带来的损失。因为在这动荡的年代中，人们被迫放弃了头脑中的迷信和偏见，被
迫不断审查他自己的看法和思想方法。从而有可能真正客观地分析一切事物。这在一般
情况下是不可能作到的。”【37】（宋永毅）
注解
【1】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237页。
【2】，1967年12月10日。
【3】潘婧《心路历程--关于“文革”中的四封信》，载纽约《北京之春》，1995
年1月。
【4】《东方论坛》第12期，上海：1967年12月31日。
【5】，转引自《红二三战报》第38期，济南：1968年4月10日。
【6】徐友渔，载北京：《中国青年研究》，1996，2。
【7】王希哲，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3月。
【8】梁恒，夏竹丽《革命之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254
页。
【9】徐明旭，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3月。
【10】金凤，载《八载秦城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2－553页。
【11】同【3】。
【12】李新华，载北京：《中国青年研究》，1995，3。
【13】柏元，载北京：《读书》，1992，2。
【14】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台北：时代风云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第
130页。
【15】同【3】。
【16】张戎《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台北：中华书局，1992年，第378－379
页。
【17】高瑞泉，载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81页。
【18】1996年9月对周谷声的访谈录。
【19】陈小雅，载余夫、汪毕华编《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北京：团结出版社
，第10-17页。
【20】1996年10月笔者对原上海市上海中学一批造反派红卫兵的访谈录。
【21】中共中央国务院知青办文件《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1981年
10月。
【22】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415页。
【23】王绍光，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
【24】《公开的情书》以“靳凡”的笔名第一次公开发表于1979年2月的《十月》
文学杂志上。但它创作于文革中。据作者之一的刘青峰女士1996年10月给笔者的信，
1972年这本书信体小说就以手抄本甚至油印本的形式流传于知识青年中。
【25】《公开的情书》，载《1979－1980中篇小说选（第二辑）》，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1年，第149，198－200页。
【26】，，载复旦大学政宣组编的《革命大批判文选（5）》，1970年5月。
【27】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296－299
页。
【28】南京知青金查华因组织“马列主义小组”，对文革期间的政策大胆提出了怀
疑而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知青陈卓然，苏小彬，倪寒予，王茂雅等人
因为有着和金查华相似的地下读书的经历，极端不满金的被杀。他们便在金查华牺牲后
在南京主要街道上贴出数十条“反动标语”，如“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金查华
烈士永垂不朽！”等，有的还把矛头直指毛泽东。为此，陈卓然被枪决；苏小彬等人也
被分别判刑。
【29】刘小萌等人的《中国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8
－610页。
【30】同【27】，第83－90；第105－109页。
【31】杨健，北京：《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3期。
【32】余夫、汪毕华编《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北京：团结出版社，第10-21
页。
【33】徐友渔，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第10期。
【34】载北京《读书》，1995年10月。
【35】王希哲，纽约：《中国之春》，1994年12月。
【36】魏京生，载《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香港：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
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联合出版，1982年，第269－285页。
【37】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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