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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发帖数: 6723 | 1 http://hx.cnd.org/?p=130146
（一）
1992年初，我在美国加州，收到人事科来信，得知我因出访逾期不归，已经被除名（开
除的委婉用语）。这意味着我将近三十年的工龄被一笔勾销，今后我的一切要从头开始
，但是我是已届“知天命”之年的人了。这真是：工龄三十尘与土，人生五十万事初。
人到中年还会落得这么个下场，虽说我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事到临头，还是不免
有所感慨：我的下半生从此就要背井离乡了。不过感慨归感慨，我选择走这条路的决心
还是坚定的，这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决定，而是事出有因的。我把这个“因”写出来并
且在这里公开发表，是因为我的经历和思想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和49年以来，尤其是文
革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情势的变化有关的，写出来既可以和同代人交流，也可以给后人参
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过
程和记叙。
我于1963年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在中科院工作。文革的恶梦过去以后，1982年我去美国
普度（Purdue）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到校那天快要过圣诞节了，
指导教授Ascarelli到学校的机场来接我，身旁还站着一对中年夫妇；他和我握手、互
致问候，然后转身向我介绍身旁的这对中年夫妇，原来是校长夫妇。我感到奇怪，我一
个普通的博士后，怎么校长夫妇也来接机。一一握手，然后感谢他们到机场接我。校长
听了略有尴尬地解释道他们是来接回家过节的儿子的。寒暄了几句，校长夫人高兴地告
诉我，他们刚从中国访问归来，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第二天我去凯玛特（Kmart）
买日用品，见校长站在手表柜台旁，像是等营业员；我正在迟疑刚才是否认错人了，他
看见了我，微笑着先对我点头。我走过去问道，买手表吗，他回答说是退手表。据说普
度大学有五、六万学生，校长居然如此平易近人。这让我想起了在国内和我们研究所的
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打江山”时如何，不得而知，想必是功勋卓著；但这“坐江山
”的气势却是一目了然的。在研究所对面相逢，他们极少主动招呼别人。对此我的原则
是，出于对领导的尊重，我主动打招呼，一次不见回应，可以原谅，领导嘛，重任在身
，心无旁骛；但若我接连三次遇到“心无旁骛”，这人在我的大脑的数据库里就自动归
为“不懂礼貌”之类。对此，朱熹老人家有教导：“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从此，见到此人我也旁若无人了。在山沟沟里的时候不说，我们不知
道。自从“人民共和国”以后，领导的地位高低，一定是和离开人民的距离成正比的。
例如，见到小汽车的玻璃窗后面挂有黑纱，那就是告诉你，坐在里面的是领导，他不想
见你，也不想让你看见他。如果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定是大领导，不仅看不得，
而且还要回避。再如果，要是遇到清场和封路，那就是大得不得了的领导了，不是一般
的回避，而是要把你赶到附近的小胡同里去回避。我有幸，也是不幸，在北京见识过一
次这场面。当我被军警赶入小胡同里，背对车队时，似乎有时空错位的感觉，这是“人
民共和国吗”？慈禧那会儿并没有摩托和奔驰车呀。我和普度校长自然是两股道上的车
，此后再也没见过面，一年以后他去了德州某大学当校长。他的行为表明，在这里当校
长，礼仪是很重要的，舍此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八年以后我又回到美国，在硅谷和外州都工作过。往往在公司走廊里迎面听见有人叫我
名字，定神一看是老板的老板或者大老板，这些人脸上得意的笑容似乎在说：“我知道
你的名字，想不到吧！”有次我到了一个新公司，上班第二天，坐在计算机前，大老板
接待几位重要访客，个个衣冠楚楚。一众人马走到我身后，只听见大老板在说：“这是
XXX（我的名字），他在XX项目。”这样做的心理效果是很明显的：让你感到他认为你
很重要。除了个人的文化素养，这种作风其实也是制度造成的。例如，在签订雇佣合同
时总有一项指出，本合同是双向自愿，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都可要求终止合同，也不需
要提出任何理由。在评价部门工作业绩时，有一项称为“保留重要雇员能力”（Talent
Retaining）。这样一来，公司当然要千方百计地设法留住雇员。如果公司确实需要你
，你不高兴时对主管说一句“我在找工作”，就足以让他紧张。正如商品的价值是在交
换中体现的，人的价值也可以在流动中体现的。可是在我们“人民共和国”里，那年头
还没有听说过跳槽，领导说你一句“不安心工作”后果就很严重了。例如有一年，我们
研究所给科研人员评科研津贴。我们室（三室）先让几位候选人作报告，介绍自己的工
作和成果，然后由听众打分。评选结果上报给所领导，由他们决定，我没有被评上。党
支部张书记连忙找我申明：“我们室评选打分你得分最多，你没有选上不是我的责任。
所领导要我做做你的工作，我回答他们说没法做。你自己去问所领导吧。”于是我找到
李领导，拖了六个星期才从“百忙”之中挤出了几分钟和我面谈，见面以后支支吾吾半
天，挤出一句话：“你好像不安心工作。”一听这话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想起有一次春
节值班，我和这位李领导聊天时说起，想去同济大学物理系兼课。他说：“可以呀，人
员流动嘛。”不料过了一年多，他不仅还记得，而且终于等到了机会跟我算账了。让我
不理解的是，如果认为我的想法不对，为什么当面不讲？又为什么不能与人为善？从此
这位李领导在我的大脑的数据库里又自动归为“党棍”之流。假如我早一年进大学，反
右那年碰上一个党棍，等着我的不是夹边沟就是白茅岭劳改农场，很可能我早已饿死了
。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因为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我们的命运
就是掌握在这帮党棍手里。你在他的手里攥着，只是一个工具，而且还要是永不生锈的
、驯服的工具，敢不听话！
应该公平地说，对于上级，头头脑脑们还是很讲礼仪的。但是对下级，特别是老百姓，
他们并不在乎你的尊重，要的只是你的服从。老祖宗早有教诲：“礼不下庶人。”
在普度开始工作以后我发现，学校没有校门，物理楼从不锁门，随时可以进出，也没有
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我有一件宽大的办公室，我还有钥匙可以开载重电梯、车间和储藏
室，任何时间都可以去实验室、车间工作或者去储藏室取东西。系图书馆开到夜间十一
点钟，校图书馆全天开放。有天深夜想起一件事，需要查文献，我赶到校图书馆找到了
文献，复印了拿回办公室，坐下来干到快天亮了，终于告一段落。我高兴地写信给妻子
和妈妈说，我这一天干了几天的活。还告诉她们，这里的安排似乎就是为了要吸引人情
不自禁地想要工作。在上海，我们研究所的图书馆开放时间有限不说，也有复印机，但
是专人管理。有文献要复印，总要等一两天，最快也要半天，有空也不给你马上印，管
理员根本就不理解你为什么急着要看文献；找领导也没用，反而以后复印速度更慢。我
们研究所也有电梯，也是专人管理。需要用电梯时，先要四处找人，几秒钟的事情往往
要几十分钟才能完成。遇到管理员不在，只好“望楼兴叹”！改革开放之初，听说国外
有小费，于是每逢实验室有水电问题或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请后勤组的人来干活，
临走时总要嘀咕小费的事。遇到这种事往往令人哭笑不得：研究所已经给了他们工资，
这是他们份内的事，但是不给还真不行，否则以后的事就难办了。我想，这就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
在物质生活上，当时的中国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出国人员买回家的三大件（彩电、冰
箱、洗衣机）是很令人羡慕的。我在普度有薪水，还有一辆旧汽车，完成博士后研究以
后，找工作也不是不可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滞留美国，因为我的事业毫无疑问在中
国，我的一切都在中国。回国时，除了三大件，我还带了一套音响系统和一箱70磅重的
古典音乐唱片，准备退休以后安度晚年。
（二）
回国以后正值拨乱反正，万物复苏，科学界也是一片春天景象。人们对于告别了文革噩
梦以后的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期待。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个个埋头苦干，我也收获颇
丰。我的研究着眼于本所的半导体材料制备中的物理问题，在本所的刊物和国际学术期
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合作者有本所的研究人员，也有国内外的研究人员。感谢研究室
领导的重视，替我申请了中科院成果奖，二等奖还是三等奖已经不记得了。当然，我的
成果也是研究室的成果。
每次我寄论文到国外发表时，先要由室主任审批，然后还要凭研究所的介绍信送上海市
公安局审批，从我们研究所到上海市公安局来回半天时间，过几天还要再去取，又是半
天时间。然后还要到上海市邮政总局寄出。真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折腾，防的又是什么
。写论文固然不容易，想不到寄论文也这么不容易。
又如，我们研究所有专职人员买车票和机票，但那其实是为头头脑脑们服务的。有次我
有事出差，因为手头的事情实在太多，没有时间出去买车票，斗胆地请求了那位专职的
大爷，被一阵官腔顶了回来。我一气之下径直找到一位付所长：“为什么他份内的事，
他不做？我当然可以自己去排队买票，但是我的工作谁来替我做？”这位付所长听了一
愣，大概是第一次遇见我这样的大胆不知深浅的人。不久，另一位分管后勤的付所长打
电话给我，“垂询”了车票的事。为什么国内许多地方人浮于事还事难办？这件事就是
例子。人一当上了什么“长”，他就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这个体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
坚持和保证党的领导，然后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这个那个。你的科研成果固然是领导
的政绩，但是领导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的工作，例如社会主义教育、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
等等，那才是领导的更重要的政绩，领导人数少了还不行；虽说叫研究所，但是研究工
作在领导心里并没有分量。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所，那些头头脑脑和科学与研究根本
不沾边，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一套，到哪个单位都适
用。改革开放以后提拔的头头脑脑没有了“坐江山”的本钱，自然也就少了相应的气势
和派头，不少人还是懂科学的，但是一进入这体制就身不由己了。其实，这领导人的气
势和派头也是体制造成的。设想上司和下属之间只是职务关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合
不来就可以走人，这气势和派头还摆得起来吗？要摆也没有人买账。不幸的现实是，到
处都有“党的领导”，人走到哪里背后都跟着个档案袋，你不乖乖地听话，跟上司搞好
关系，哪来出路？到了适当的时候给你来一句“你好像……”，说不定会压你一辈子。
回国以后我两次出国学术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但每次回国以后都在财务报销上遇到意
想不到的麻烦。例如，1988年我去波兰参加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住在华沙大学物理系
的波兰朋友家。临走时买了些礼品送给这位朋友和带给我的家人，大约一百美元左右。
这是用我自己的外币买的。回国以后到中科院上海分院财务部门报销，那位会计小姐要
我出示我的外币来源证明，按惯例我给了她我们所长写的证明，说明我曾经自费公派在
美国工作两年，所用外币数目合理。不料被拒。以下是问答：
“为什么你不相信所长写的证明”
“所长知道什么！”
“那么你要什么证明？”
“当年你回国时，海关开具的携入外币单据。”
“连所长为我写证明时都不要求我出示这单据，你凭什么要？”
“这是我们的规定。”
“我回国已经四年了，是否还要证明我的钱还没有用完？”
“当然！”
我告诉这位小姐，办不到，太过分了，就是我爱人也没有这么查过我。言罢起身，拂袖
而去。背后飞来一句话：“你这笔帐不了结，今后无法出国！”果然，两年以后，室里
派我去英国，手续一办到分院财务部门就卡住了，英国之行因而未果。分院外事办公室
对此进行了调查，这办公室的负责人原本是原子核所的研究人员，1964年复旦物理系毕
业。调查的结果是他意想不到的，后来他见到我时告诉我：“问题解决了。”等了一会
儿又补充了一句：“真是不应该呀！”对他的实事求是作风我当然心存感激，但我说不
出什么，只能苦笑：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心想要是在在普度，那些系里的秘书和
校里的会计敢对我这样吗？我刚到美国时不懂税法，填写预估扣税单时也稀里糊涂。过
了不久发现工资单上扣了不少钱，就去问系里的秘书，她耐心地解释了扣税依据，并没
有要求看我的工资单。后来我去校里的会计部门，对会计说两年以后我将回国，将来也
不打算在美国退休。会计听了二话不说就改动了扣税项目，还退还了此前多扣的税款，
临走时也听见一句话：“抱歉！”
分院财务部门这事过了不久，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室主任提醒我说，你接连两次出国回
来以后报销都有麻烦，别人会怎么想？刚一听这话我很不高兴，觉得此话不辨是非。继
而一想还有点道理。还有一次报销是什么麻烦我已经忘了，别人都还记得，至于什么原
因，这并不重要。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不管合理还是不合理，你必须顺应它，否则你就
会被认为是异数。还记得有次室主任从北京回沪，说起火车票，他说车站根本买不到，
只好向黄牛买。我听了很生气，大骂车站售票处和黄牛沆瀣一气，不料室主任却心平气
和地说，多亏了黄牛，要不然还回不了家。多么现实的思维方式！让我又一次感到自己
不能顺应这个社会。其实分院那位财务小姐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三十年来，这个社会强
调得最多的是“党的领导”，最注意的是阶级斗争。为了保证“党的领导”的恣意妄为
，不要说法制和人权，就连必要的规章制度建设也被故意地忽视了，政策就是一切。既
然没有明确的刚性的规则，财务小姐完全可以想当然地办事，而且因人而异，宁左勿右
；至于个人隐私，对不起，她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念，你的一切都必须对她透明。
还有一件事让我又一次见识了“党的领导”。我们研究所有位单身在沪的已婚博士研究
生，和一位单身女职工有了婚外情，已经秘密同居。被发现以后，通报全所，书面的通
报还发到了我们办公室。听说由于导师的坚持，博士论文答辩过了很久终于才得以举行
。也巧，过了不久，已婚的分管后勤的党员W付所长被发现也有婚外情。他和本所一位
已婚的女职工在离上海不远的某个风景秀丽的近岸海岛上出双入对时，被本所一位也在
度假的研究生看见。沉浸在幸福之中，年纪已经不小了的这一对恋人却没有看见这位研
究生。研究生回所以后，向同事们介绍自己的假期时无意中说了一句，看见某付所长夫
妇也在那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于是付所长的风流韵事就暴露了。按性质说，这件
事怎么也比那位博士研究生严重。怎么处理也有先例可循。可是就是没有下文，无论群
众意见多大，就是不见处理。付所长才多大一个官，这就下不了手，怎么服众？从前那
样注意自己形象、讲政治、讲原则的那个组织，如今竟蜕变到了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吃
惊和惋惜。看来“服众”已经不是那个组织如今关注的重点了，它有强大的实力维稳，
不怕你不服。前面刚讲到“礼不下庶人”，现在又看到了“刑不上大夫”。显然，如今
“党的领导”信奉的其实还是孔老夫子的那一套，不再是马克思的那一套了（假定它以
前真的信过）。
（三）
另一件事则让我对“党的领导”完全没有了信心。四人帮垮台以后的德政之一就是解决
科研人员的住房问题。我们研究所有一部分科研人的住房处在偏远的田林新村，为了方
便大家上下班，研究所特意安排了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途中还停一站，方便家住附近
的职工，这班车被大家戏称为“幸福车”。我每星期六下班以后去看望妈妈，也搭班车
，在途中下车。每星期“幸福”半次。八十年代在中国我没看见有私家车，原则上研究
人员因公都可以申请用车，但主要是领导用，所以驾驶员不同于一般职工。这个不同一
般的地位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就是分房。因为工作的缘故，分房的时候应该对驾驶员适
当照顾，但一般认为，领导倾向于多照顾一点，以换取听话。一次在小组里聊天，我说
了一句，当驾驶员有这样的好处，我也想当驾驶员。那是89年的春夏之交。过了不久这
话传到了幸福车G驾驶员耳里，某星期六下班以后我照例搭班车，见G驾驶员气鼓鼓地站
在车前，用手指着我：“你不准上车！”我没有理他，照样上车。然后，他就在车下大
叫：“你不是说想当驾驶员吗，今天我不开车了，你来开。”我听了很生气，回了他一
句：“你辞职，我就开！”司机班的党员班长也赶来帮腔。
此时在车上有一正二付三位所长，还有我们室的一正一付两位主任，这五个人有四个都
是党员。那位分管后勤的党员付所长也在车上，他当众不紧不慢地讲了一句：“分房的
时候听说你讲过，你也想当驾驶员，所以他有意见。”在这种场合下这样讲，倾向是明
显的。司机班的党员班长有恃无恐，不断对我叫嚷：“下车，下车！”G驾驶员威胁说
，我在车上他情绪就不好，开车就会出交通事故。车子是研究所的，开车是G驾驶员的
本职工作，居然车上没有一个人开腔，任凭他们胡闹。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混账逻辑
居然可以在技物所大行其道！终于，付室主任走到我身旁说：“走吧，我陪你坐公交车
去。”我明白，大家急着要回家了。我谢绝了他的好意，然后提高了嗓门对着大家说：
“我不耽误大家，这就下车。但是我要问：在我们研究所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还有没
有道理可以讲？是不是又要搞文化革命了？”问完以后，车里车外鸦雀无声。我下车向
大门走去。
大门外是中山北一路，南北走向，我背朝西站在路边等待过马路，背后的夕阳照着我，
在我面前投下了长长的身影，横跨马路，南来北往的车辆好像就从我身影上碾过。我定
了一下神看见，我的身影其实是投射在过往车辆的侧壁，此时我想到了印度的不可接触
的贱民，我感到抱歉，据说高种姓的人那怕进入了贱民的身影也会倒霉。然后我看到了
爸爸临终时连串的眼泪；又听见了1966年8月4日深夜，在复旦大学教工第八宿舍浴室里
，物理系光学教研组毛老师在自杀前愤愤不平的叹息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为什么总是逃不脱被侮辱的命运？还要过几代人的时间，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堂堂正正地
做人？知识分子难道不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吗，为什么会在青天白日之下当着众人和领
导的面被羞辱，而“领导一切”的那个组织到了此时非但毫无作为，而且还变相地默许
。过了中山北一路，我来到公交车站，三室的朱忠全也在车站等车，见了我说：“今天
这一幕我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无心接话。
过了几天，他见到我又说：“我们室的人讲，知识分子只值九厘九—一文不值！”真是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无言以对，在这个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宿命就是忍气吞声，没
有别的办法。这个被“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政策长期浸淫过
的社会，这个有着几千年权力崇拜传统的社会，还没有进化到懂得人人生而平等，懂得
尊重普通人的尊严的程度。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忙坏了党委书记。最后，司机班的
党员班长向我道歉：“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原谅了他，和G驾驶员也和解了。
其实，和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存在决定意识，我要是处在他们的地位，也许比他
们还要恶劣。假如我有党票又是个什么“长”，他们敢那样放肆吗？要命的还是这个“
存在”。在这个社会里，玫瑰花永远是献给权力的。倒是那位分管后勤的党员W付所长
的态度，党委会怎么交代呢，看看党委书记脸上的难色，我就知道了，他的不当言论和
风流韵事都有“刑不上大夫”这块挡箭牌护着，也是这个“存在”的一部分，对此我们
是奈何不了的。
语录的老三段之一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那是在打江山的时候讲的，现在
已经时过境迁了。果然，几个星期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平暴”。铁与血成了新时代
的政策和策略！那么，在这个新时代里，现在的这个组织还剩下什么？
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这个组织既不值得信赖，也不值得尊敬，它只是个集中了大量雄
心勃勃的人才、控制了军队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而已。它也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一点事，但
必须先保障自己小团体的利益，而且又把他们做的这点好事当作这个“存在”的理由。
这个组织的革命色彩已经衰退得一点不剩了。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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