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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加藤嘉一 2016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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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加藤嘉一于北京解放军306医院。
9月17日，星期六，早晨7时半，约3万名参赛者汇聚天安门广场。听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后不久，2016北京马拉松比赛开跑了。这天是阴天，气温20度左右，感觉气压高了
点，根据北京天气网，当天的PM2.5指数为92，“空气良好”。“有些雾霾但不重，又
没太阳，对这些年的“北马”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天气了，”一名多年参加“北马”
的选手在广场上对我说。
我在中学时期当过中长跑运动员。至今参加过东京、悉尼、迈阿密、那霸、华盛顿等地
的马拉松比赛。我在北京居住了约10年，但这是第一次参加北京马拉松。我的一个担忧
还是北京饱受争议的雾霾问题，即使那天的空气因前一天晚上刮了大风而不算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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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解放军306医院肾内科门口，本文作者加藤嘉一与医生、 护士合影。作者左边
为韦加美副主任，右一为那宇主任，右二是汪艳医生。
北京解放军306医院肾内科门口，本文作者加藤嘉一与医生、 护士合影。作者左边
为韦加美副主任，右一为那宇主任，右二是汪艳医生。
毕竟是生活了多年的北京，有感情，作为报恩，我想跑得好一些，一开始比较拼命，超
出我预期的速度。但当我跑到20公里的时候，感觉状态不太对，身体没力气，内脏痛起
来。可能前一段的工作任务重，没能把自己的体能、当天的气候、比赛的速度等有效地
结合起来。
忍着、忍着，跑一会儿、走一会儿……确认自己过了35公里线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
力气和意识离自己而去，我晕倒了。
醒过来，我发现自己在医院。陪同我的医生说，当时我在跑道边上倒下来，在医疗人员
的协助下被弄上救护车，然后送到这里来抢救。我问这位医生：“那现在在哪里？”
“306医院。”对方回答说。
听到30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后，我忽然有些清醒过来，多了点力气。
“306不是解放军医院嘛！怎么被送到这里来了？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毕竟，本人平时有意无意观察中国政治生态及随之而来的相关动态，脑子突然开始转起
来，一下子设想了不少的场景，并担心自己身体状况以外的安全问题。不过，那一刻，
我只知道自己是被送到中国主要的军方医院的日本人，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开始了解自己
面临的状况。身体仍然没力气，胸部到肺部有压迫感，内脏痛得随时都要吐，在窄窄的
急救用移动式病床上，我抬起头往下看了看身体，发现自己还穿着因出汗而湿透了的运
动衣，鞋子也没脱，两侧的胳膊正在输液，医生们不断给我胳膊和腹部等部位打针，还
抽了好多血。
急诊的医生说我血压比较稳定，但由于出了太多汗，对全身的供血系统造成压力，又低
血糖，导致从头部到内脏都有比较严重的损伤，所以必须住院，最起码48个小时不能出
院，一边好好治疗，一边继续观察，然后再决定接下来怎么着。我愣了一下，那时正好
在西安参加中国文化部和陕西省文化厅举办的“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我是请假
赴京参加比赛的，本打算周五从西安来京，周日下午就回西安。不过，看看医生的表情
和动作，感觉没啥商量的余地。
我就这样被送到位于另外一栋楼二层的肾内科病房。
我以“一级护理”的标准接受治疗。医生说我的肾功能有损伤，导致无法小便，于是把
管子插入尿管，帮我解决有关功能。接下来的几天，早上5点半开始抽血、量血压、测
体温、输液、打针，只能喝小米粥和豆浆，要大量喝水，而且由于不能下床，只能在床
上方便，不能洗澡。直到第二天，一直输液，同时输几种液体。
医生建议我吃肾内科食堂的东西，清淡、卫生、易于消化。每天上午，护理员把一张表
格送过来，科内规定前一天订后一天要吃的。带着制表人姓名的表格写得很严格，内容
包括日期、餐别、菜谱编号、菜谱名称、单价（元）、病理名称。具体看看2016年9月
16日的菜谱：早餐；小米粥1——1.5元；馒头1——0.3元；牛奶1——2.2元；小菜1—
—2.2元；葱花卷1——0.4元；煮鸡蛋1——1.2元……
306医院隶属于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它是中国陆、海、空、火箭之后的第五大军种。
根据306医院方面介绍，该医院平时是经过审批才可以接收外国患者的。就这次而言，
我被送到306医院纯属偶然。北京马拉松比赛组委会指定了几家医院，而我晕倒退赛的
位置正好离位于鸟巢以西的该院很近。据我猜测，也许因为组委会的主管部门是国家体
育总局这一政府部门，该局认为军队的医院有经验、靠谱，尤其在马拉松这样剧烈的运
动赛事中能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与打仗相比，比赛算什么。
除了我以外，病房里还有其他两位与我同样因参加“北马”晕倒而送来抢救的中国男士
，其中一个海军干部伤得很严重，他做了肾方面的手术后转去海军总医院。我也不知道
后来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转院后，就剩下了我和另外一名从深圳过来的广西柳州人
——小韦。他比我大两岁，在深圳做上班族。他几年前开始跑步，参加过不少马拉松比
赛。与我一样，他也说这是第一次晕倒，真没想到。我们住在十病房（军休干部病房）
，我的病床号与我“北马”比赛的号码一样：28号。
在我住院的5天里，医院的领导——崔彦副院长带着一两个部下，穿着军装，来看望了
我两次。据我观察和判断，第一次来是因为住院的患者里有海军的干部，领导觉得应该
过来看望，并了解下情况，对我应该是顺便来看望的。崔院长谈到去年北京马拉松被送
到医院的患者情况，说人数与今年差不多，但他们的情况比今年还严重。从这点看，
306医院是有任务配合国家体育总局解决参赛者的医疗问题的。
与第一次不同，崔院长第二次来看望小韦和我的时候是提前通知了的。住院第三天的早
晨，肾内科的那宇主任到我病床跟我说，“加藤，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写点住
院期间的感受？一会儿领导来看你，到时也会有记者采访你。”但她也没具体说要采访
什么，只是从她的语气感觉到，医院方面或许认为，既然作为306接收了外国患者，就
应该对此进行记录，甚至纪念一下，医院方面似乎也查过我的背景情况。我答应了。
领导来之前，病房里稍微“热闹”起来。护理员开始收拾东西，打扫房间。毕竟领导要
来嘛。我感受了下中国的官场，那时身体恢复了一些，也可以吃点东西了，因此有一定
的体力去主动体验解放军医院的文化。
领导来了，还是崔院长，带着一个男部下和一名女记者。
肾内科的工作人员重新给我介绍了他，“这是我们医院的院长。”
崔先生回应说——“副院长”，低调了一下。依旧穿着军装的他接着介绍306医院是战
略支援部队的医院。至于该部队是干什么的，他拿出最新的新闻，“天宫2号是我们负
责和参与的”——继续低调却不无得意地说道。没什么，天宫号发射无疑涉及国家实力
的象征，值得他自豪，另外，他恐怕也有任务向我这个外国人加以介绍。
他亲自给我介绍了女记者，说她是军方内部刊物的记者，但没说具体单位，并指示她与
我聊聊，说有可能在军队内部的媒体上刊登什么的。但后来，我们也没聊什么，我也没
写什么感想。跟着崔院长离开病房后，她再也没出现在我面前。
那时，还有央视的记者说可能要采访我，实际上是来看望我，了解下我的病状，简单聊
一聊，也不是什么正式或严肃的采访。但对此，崔院长看得很重，也很在乎，给人的感
觉是有些紧张，说，“这个事情，我要向上级部门请示一下，先等一等，我们毕竟是部
队的医院，你也理解一下。”我们握了手，他离开了病房。后来，那宇主任亲自过来把
上级部门的决定向我传达：“加藤，上面不批，采访就算了，私人探望可以。”（不过
，说一句公道话，崔院长对我始终很礼貌，认真对待与我的沟通。最后离别时，他主动
问了我的手机号，还发来了短信。）
我3岁和12岁时住过院。而这是我2003年来到中国后第一次在中国的医院住院。根据我
有限的经验和记忆，与日本的医院相比，我对306医院的员工和治疗过程主要有两点感
受：
首先，有些医生和护士对我很“不客气”，尤其是每时每刻照顾我的护士们（有男有女
，医生之间也有差异，有的性格开朗，有的表情严肃），无论是打针还是输液，他们该
干嘛就干嘛，说好听一点很干脆，说不好听很粗鲁。那里的护士是有级别的，穿白色制
服的级别高，穿浅蓝色的级别低，而她们的治疗方式往往是穿白色的带着穿浅蓝色的，
在对我进行治疗的同时进行指导，我就难免产生自己扮演“试验品”角色的感觉。
还有一次，有个护士给我抽血时没扎准，血没抽出来，她就继续往里扎，扎得很深。那
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扎针。她也不说对不起，反而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她们一般
戴着口罩，真实的心情也难以摸得清。我猜测，她们毕竟都是军人，从作风和纪律的角
度说，她们也在有意地保持着沉默和神秘）。在日本的话，应该不会这样。毕竟，病人
也是客人嘛。在日式服务里，无论如何客人永远是上帝。
其次，我作为患者能够了解到的自身的病状，以及何时能出院等信息量较少，透明度不
够。比如，医生一会儿说“你明后天应该能出院”；过一会儿我问“我明天能出院吗”
，医生又说“哦，可能不行，看情况吧”。医生应该是根据每天早晨的抽血结果来判断
病情、说明情况的，她们跟我说“肾已经回到正常了，但肝还不行”等。但我很想知道
详细的情况，也想看抽血的具体结果，认为自己有知情权。但我始终没勉强去问，也没
要结果的明细表什么的。她们始终保持一定的弹性和暧昧，绝不说死。
当然，我也理解，一方面病情这个玩意儿确实有变数，说死反而对患者不负责任；另一
方面，从医生这一职业特性和诊断这一工作特点来说，不轻易让患者感到乐观也符合医
生们的职业道德和作风。在这里，我只是从与日本的经验比较的角度，希望医生们能够
告诉我更多信息，花更多的时间使我了解抽血结果与诊断过程的因果关系等，而不是简
简单单地说“再看吧”，“你好好修养”，“你还不能出院，有些指标还不正常”等。
我对他们表示理解和尊重，而且，公平地说，我的责任医生——汪艳女士是相当温柔的
医生，很用心照顾我，细心与我沟通。
在这里，我不得不谈一谈那宇主任。
住院第四天的傍晚，她过来看我时，坐在我床前，深聊了近一个小时。她1977年，即高
考恢复的那一年考上了大学，开始学医生涯。后来，1980年代她跟着先生赴日本留学，
就是在当年鲁迅先生也待过的、位于宫城县仙台市的东北大学。她给我讲了许多在日本
的故事，包括她对日本的情结，但她说“你别写这些”，我就遵守与她的约定，不写了
。1989年下半年回国的她跟我分享在日经验时，有一次用了日语“Kimura-san”（木村
先生），那是她在日本期间交往比较深的一个日本人。但就那一次。她标准、纯正的日
语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在我耳朵周围转来转去。
我和小韦基本都是同样一个病状，主要是肾功能损伤。我们的治疗过程以及住院的时间
也差不多。我和他聊了许多关于跑步的故事，包括平时怎么训练、怎么评估这次晕倒等
。我们也不在乎彼此的工作，也没问，就是始终、纯粹站在跑步爱好者的立场进行交流
，在吃饭、生活方面也互相照顾，直到出院。
出院的前一天，我们终于要面对付款的问题了。据医院介绍，我们大致花了一万多人民
币。我们在报名参赛时已经自动加入了保险，组委会指定阳光保险公司。问题是，我们
出院时先需要自己垫钱，才能离院，出院后拿着病例等材料自己到该保险公司的柜台报
销。不过，我和小韦都急着出院，我们又对报销过程不熟悉。小韦说，“我们平民老百
姓，说突然让我拿一万块钱是困难的。”
此时，那宇主任说，“你走你的，我来垫钱，回头跟保险公司沟通，你就不管了。你是
我的患者，我要负责到底！”那宇主任是一个很直率的人，黑白要清楚，不能颠倒过来
，讲义气，对我们这样年龄只有她一半左右的孩子也用心照顾，用力沟通。我从她的眼
神和言行中学到了许多，也使我看到了一名中国军医的魅力，我也愿意把它延伸地理解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
“加藤，说实话，我们接你过来是有压力的，”那宇主任微笑着，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至于其原因，她却始终没告诉我，我也没多问。我也不知道围绕我这个外国患者，医院
内部是怎么讨论的。就像医生告诉我病情似的，从来只告知已商量过的结果，但不告诉
我商量的过程。
我离院之际，那宇主任说要照相，我在电梯旁的肾内科门口与医生、护士们合了影，也
与那宇主任、汪艳医生单独合了影。拍照过程中，肾内科的韦加美副主任悄悄地在我耳
边说：“你是我们的作品。”
回到病床上，我继续与那宇主任、小韦一起合了影。我知道中国人民很爱拍照，无论在
旅游景点还是聚会用餐等场合。306医院的员工们是否也一样爱拍照，喜欢留个纪念，
还是留个记录？我也没问，反正，他们有他们做事的作风和纪律吧。
出了解放军306医院的大门，我发现自己在蓝天白云下存在着。北京的秋日，我熟悉，
却有种怀念之感。过去的几天，感觉做了梦似的，此刻，我回到了现实世界。 |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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