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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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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警察话题: 突尼斯话题: 维稳话题: 革命话题: bouaz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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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3 龙池居士
文|郭建龙(行者,自由作家)
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总结世界上国家转型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由于最近几年最大的教训来自于中东的阿拉伯革命,所以我对该地区进行过较为深入的
访问学习,但学习的结果却让部分人士失望。我的结论是: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
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我对革命抱有深深的疑虑。
但是,为什么革命不一定有好结果,却有如此众多的革命发生?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就
是:革命不得不发生,是被前政府逼的。
一般来说,要发生革命的地方往往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维稳式的警察国家。第二
,政府财政出了问题,已经养不起维稳机构(特别是警察),只好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
。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长期的死
寂,如同铁板一块,仿佛没有尽头,但突然间,铁板绷断了,让人们目瞪口呆。
这是一场脆断,使得人们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无法做出恰当的反应,不仅让统治者狼狈下
台,还害得社会陷入混乱,于是,整个社会为独裁政权做了陪葬。
我们可以从阿拉伯革命的首发地突尼斯,以及革命的高潮地埃及,去看一看这两个特征
如何让一个国家陷入革命和混乱的。
突尼斯的脆断和拯救
时间定格在2010年12月17日。这一天,突尼斯Sidi Bouzid市的一个蔬菜水果小贩 、26
岁的Mohamed Bouazizi在早晨时,还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
,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八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
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Bouazizi之死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怒,这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惊天变局,革命爆发
了。
但是,如果仅仅追究这件事本身,人们却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一场普通的执法事件,政府
甚至可以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此,我们回顾一下案情。
这天早上,一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 Faida Hamdi(注意,她是女性,不是暴徒
)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Bouazizi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
,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而这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Bouazizi没有这个证件,
Hamdi按照规定扣押了Bouazizi的蔬菜水果。据称,为了进货,Bouazizi花了200美元。
Bouazizi之前曾经被抓过一次,那一次,他依靠行贿给了警察约合7美元,就要回了自
己的货。这一次,他还想按照上次的办法来做,可是或许是因为嫌钱少,或许是为了秉
公执法,Hamdi拒绝了他。
Hamdi的大公无私招来了小贩的反抗,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也可能有肢体冲
突,但不确定),随后Hamdi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Hamdi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
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Bouazizi还是不死心,这一次,他跑到了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还是没有效果。
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
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Bouazizi却连200美元都不剩,他自杀了。这种自杀
到底是一时钻牛角尖,还是的确舍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错了,还是小贩错了,不
同立场的人仍然可以争论,但是,革命却等不及争论的结果,突然间爆发了。
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执法事件如何会演化成一场革命呢?这要从突尼斯的
政治结构说起。
在Bouazizi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在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也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统治者Ben Ali已经执政了20多年(从1987年开始)。Ben
Ali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在他的任上,开
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问题出在Ben Ali的维稳思路上。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
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暂时闭嘴,等突尼斯经济搞上去
了,成了发达国家,那时反对派再想说啥就说啥吧。不过,按照Ben Ali的观点,到时
候突尼斯就没有反对派了,因为社会发展得这么好,人人都为突尼斯的成就唱赞歌还唱
不完。
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Ben Ali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
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任何一个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必须要建立一支超强的警察
队伍,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
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
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就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
自己。也就是说,因为出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
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
这种以罚养警的做法,必然产生一定的操作空间。我之所以说“操作空间”,不说“腐
败地带”,是因为警察可以不明着腐败,也照样获得灰色收入。
警察国家的一个特征是:许可证多,规矩多,需要缴钱的项目多。这样一来,警察就可
以将腐败所得变成“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个小贩直接要钱,那是腐败,可
是一旦政府规定,从今往后禁止小贩在街上摆摊,除非有许可证,如果没有,就要没收
或者罚款,这就让几乎所有的小贩处于“非法经营”状态,而警察可以“合法”地运用
权力来获得收入了。
当然,直接腐败也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警察国家的确可以让警察“合法地获得
非法收入”,甚至比腐败获得的还要容易还要多。
Bouazizi就死在了这样的合法没收之中。甚至到他死时,政府还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
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总结起来,突尼斯的状况就是: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
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
变成非法,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
时为警察背书。
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
,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小贩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
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的超级稳定。
可是,一旦人们对于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发出来,就会立刻席卷全国,形成一次失控的
革命(脆断)。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脆断呢?
答案是: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
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上。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
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
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
警察。
在突尼斯革命后,幸运的是,Ben Ali虽然是个独裁者,在任时却给反对派留了一条生
路,镇压而不灭绝。许多较为成熟的反对派虽然失声,却依然存在。另外,工商业和法
律阶层也有较为独立的地位,所以,经过了革命后几年的混乱,在成熟反对派、工商界
、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算是暂时稳定住了局面。不赶尽杀绝,这也算是Ben Ali对突
尼斯的一个贡献。
在突尼斯之外的其他国家,则缺乏这样的幸运。
埃及的循环往复
我们往往认为,埃及革命是一种传染的结果,也就是革命从突尼斯传染进入利比亚,再
传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
但实际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种内生的行动,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早就隐藏其中,而爆发
的导火索,也是维稳的警察们。
在埃及,最著名的受害者是青年Khaled Mohamed Saeed。2010年6月6日,Saeed在一个
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Saeed拼
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警察把他的双手拧在背后,把他的头往石头上、铁门上、
台阶上死撞,将他的头撞烂。有两个医生路过赶快施救,却毫无希望。就在医生试图救
人的时候,警察还在继续击打着Saeed已经死亡的躯体。
到底为什么要抓捕Saeed,是一桩迷案。根据警察的声称,之所以抓他,是因为他涉嫌
偷窃和携带武器(不是嫖娼),但这个指控是有疑问的。
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嘴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
亡的假象。
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
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维稳力量已经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们可以无故抓
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他们是法律之外的上帝。
埃及的安全警察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在于他们是穆巴拉克总统离不开的打手,已经和独
裁政权牢牢绑在了一起。
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要比突尼斯复杂得多,穆巴拉克总统的前任萨达特就死于极端分子的
暗杀,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后,也是大肆动用强力手腕,既镇压极端势力,也镇压反对派
。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个超乎法律之外的维稳组织。
但是,埃及的财政状况比突尼斯还要糟糕。为了赎买底层人民的不反抗,政府拿出大量
的钱财来补贴穷人,供给他们廉价的食品和用品。同时,穆巴拉克总统的家族和盟友、
军队的头目们又分走了很大的一块饼,剩下的饼还要用在和以色列的斗争上。
与前任总统相比,穆巴拉克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减少财政开支,比如,和以色列关
系正常化,节省了一大笔军费。
但是这笔节省出来的钱转瞬间又用在了内部维稳上,安全警察队伍的不断膨胀,使得总
统还是养不起。到最后,穆巴拉克也采取了与突尼斯同样的措施:允许警察们自己找食
吃。
结果,警察们立刻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组织黑社会化。他们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收
取保护费。这种权力的扩张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Saeed死亡之时,人们已经预感到,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不
会再有安全感。于是,Saeed的死亡就成了一个反抗的契机,这个青年死亡的照片传得
到处都是,一个名叫“我们都是Saeed”的运动随之兴起。
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
任何的革命前兆。
恰好此时,突尼斯小贩Bouazizi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鸣,于是,脆断终于发生,革
命开始了。
革命最初,人们是希望发动针对于维稳机构的大游行,目标不是指向穆巴拉克总统,而
是指向了警察,要将这个维稳机构砸烂。但是悲惨的总统却发现,自己的政权已经无法
和警察相分离了。他无法充当中立的角色,因为他就是警察们的大老板,警察的一切所
作所为,要么来自于他的授意,要么来自于他的默许。
而人们也迟早会意识到,要想反对警察,必须把目标转移到对政权和总统的反对上。就
这样,穆巴拉克总统稀里糊涂地因为几个屁民的死亡而下台了。
更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同,这个国家缺乏成熟的反对势力,工商阶层也
不够发达,商人们和政府捆绑过紧,当革命推翻了现政府之后,埃及立刻陷入了无法组
织起有效行政机构的困境。
当人们对混乱厌烦了之后,又将另一个与穆巴拉克类似的人推上了台,西西总统按照穆
巴拉克模式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
从这个角度说,埃及的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只不过又开始了另一个循环,这个
循环仍然以维稳为目标,但必将以脆断为结局。
乌托邦里的维稳
谈完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我们试着再进一步,设想一个虚构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皇
帝以维稳为目的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组织,并钳制舆论,防止人们反抗。
但是,这个国家与埃及和突尼斯不是一个等级的,它拥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国土
,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强大的政府,也拥有着更加逆来顺受的人民,同时,它的财政
如此丰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这样的一个超级国家,是否能够依靠
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脆断的命运呢?
由于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以下的论述只是基于假想之上。
首先,这个超级国家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
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或者“虚构嫖娼”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由于人们缺乏
怀疑精神,也必然倾向于认可政府的权力。
但是,这个超级国家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
维稳机构本身。
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
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
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
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
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
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阙值。
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
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
最终,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
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实际上,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走在了脆断的道路上,只是有的已经接近终点,有的还
需要等很久。正是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让很多执政者抱有侥幸心理:我死后,哪管
洪水滔天;或者:我不当崇祯。
本文经《剑客会》公众号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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