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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2017-01-24历史树 WeChatID lishishu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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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清王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公元1711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号为乾
隆。乾隆帝享寿89岁，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可称是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高，在位时
间最长的皇帝了。
乾隆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余绪，仗全盛的国力，平定边疆，为我多民族国家的经济
发展作出过贡献，史称“康乾盛世”。
文坛上关于记述乾隆的野史、文章很多，特别是近年来“戏说”的电视连续剧广泛传播
，把乾隆开明宽厚、风流倜傥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本文专写乾隆残酷制造文字狱，
以便读者真实地了解这位爱新觉罗·弘历。
文字狱腥风血雨之举例
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这是不错的。他自幼聪明伶俐，6岁就学，在名儒指导
下，饱读诗书，深得其祖康熙的欢心。康熙弥留之际，之所以传位给胤祯（雍正），一
个重要原因，是想在胤祯之后传位给爱孙弘历。
乾隆自幼爱好文学，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少有。可惜的是，他的文化素养也成
为他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乾隆时期数得上来的文字狱130多起，其捕风捉影之荒唐，
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了其祖和其父。
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
，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
”（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
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
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
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
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
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
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
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
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
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
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
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
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
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
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
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
”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
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
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
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
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
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
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
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
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
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
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
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
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
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
。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
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
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
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
，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
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
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
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
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
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
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
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
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
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
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
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
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
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
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
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
决。
7、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
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
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
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
，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8、江西省德兴县祝庭诤为教儿孙识字并学点历史知识，手写成一本《续三字经》，经
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该书“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
“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被乾隆认为是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清”，
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其子及16岁以上的孙辈均被斩立决。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
诗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悖逆”句，如“长明宁易得”、“短
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认为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
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
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立决，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
10、清初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
被人告发，乾隆判为逆诗，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虽已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卓
天柱等被斩立决。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
自己享乐，置灾民于不顾。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气愤，乃将《四书》凑集成文，题为《吊
时语》，抨击贪官。乾隆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
》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
背弃即位之初的诺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
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
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
遇“弘”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
矣”。
乾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
“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
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
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
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
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
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
，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
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
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
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
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
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
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
数。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
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
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
。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
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乾隆为最甚。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
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
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
予阉割，十分残忍。上述许多以“悖逆”罪判决的文字狱，大都是按此处理。御史汤先
甲曾上奏折，建议：凡收藏野史之类的案件，不宜视为大逆而过分诛求，结果被乾隆严
加申斥，将原奏折掷还。自后无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
；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
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
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
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
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
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
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
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
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
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
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
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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