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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发帖数: 8422 | 1 冯小刚说的太少——民国数次饥荒饿死3亿
作者:温暖阳光 时间:2012年12月06日
冯小刚电影揭露民国的一次大饥荒,果粉们就哭天喊地的说:简直是污蔑,我们“黄金
十年”孔祥熙等人们生活的那么好,能饿死人?腾讯也跟着质疑,蒋介石负责吗?(如果
蒋介石对问题不负责,那为什么你们把成绩都算他头上?)
冯小刚这根本不是揭露蒋公,这是替蒋公掩盖:其实民国根本不是只有一次大饥荒,民
国大饥荒是常态,民国大饥荒不只这一次饿死几百万,民国大饥荒起码饿死2亿以上,
冯小刚拍了电影之后人们以为民国只有这一次大饥荒,这就是替蒋公掩盖。民国时期中
国饥荒饿死人属于常态,42年大饥荒因为被美国人曝光了才记录下来。你们公知精英真
应该感谢冯小刚。其实冯小刚电影里说的大饥荒根本不是秘密,美国人写的历史资料里
提到很多,只不过大陆公知精英为了美化蒋介石视而不见罢了。
公知逗士经常说“毛泽东污蔑蒋介石”,其实“美国人记录的“42年大饥荒”和美国人
写的“河南人被迫帮助日本人打国民党”在毛泽东时期的学校历史书里从来没说过,已
经替蒋公掩盖了。
闲话少说,下面我们看民国大饥荒:
先不说别的,我们用简单的数学算一下就知道民国大概饿死了多少人。中国在蒋介石时
代和毛泽东时代人口生育率差不多,毛泽东后期还规定“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毛泽
东时代20多年人口增加了4亿多,蒋介石时代人口却维持在4亿五千万左右基本不增加,
我们刨除战乱和医疗技术进步,那么蒋介石时代起码少了3亿人。所以,蒋介石时代概
因为饥荒大概饿死了3亿左右中国人。这三亿人哪里去了?(公知逗士骂毛泽东时代饿死
多少。可是毛泽东时代人口增加了4亿,这数字比台湾地区和印度同样人口比率增加的
也不少,<比如同样200万人口看增加了多少>,如果印度河台湾没有什么所谓的大饥荒,
那毛泽东时代呢?经济发展人口才会增加,如果毛泽东统治某几年死那么多,然后之后
忽然增加几亿,那说明经济从特别坏变得特别好,说明毛泽东成取得了特别好的经济成
绩,成了神仙。公知逗士说毛时代那么不好,怎么可能发生呢?如果不可能经济忽然出
奇的好,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所谓“毛泽东时代饿死多少”是假的。)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
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
,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
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
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
地区数百万人饿死……”[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
灾变论”》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民
国时代有人估计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
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
,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当时采访民国大饥荒的外国记者很多,这是一组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拍摄的南方大
饥荒的照片。让我们看看当时人们生活的境地
民国有记录的历次饥荒:
(一)、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
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
、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
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
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
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四)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
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五)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
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七)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八)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
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
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这里面有些人祸)
(九)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十)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
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
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
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这在斯诺的一篇《中国五大害》的报道中可见一斑:“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
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
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不
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
,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
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
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
数目亦不详。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
“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
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
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
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
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
。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
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
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
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
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
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
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中
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
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
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
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
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
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
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
个专栏。”
我们可以看出,民国大饥荒是常态,绝对不只有冯小刚电影里的一次,这些饥荒记录的
死亡人数和我们从简单数字推理出的民国饿死3亿人左右基本吻合,并且这些资料来自
于美国一些比较严肃的学者,所以民国饿死3亿左右中国人基本没问题。这就是我们公
知精英经常吹捧的“黄金十年”和“民国范”!看到这些,公知精英还有什么脸美化民
国?
当然,民国时期也不是所有人家人口都不增加,比如蒋介石和孔祥熙家就子孙繁盛,没
有减少人口。这真是:民国政策好,蒋公家里儿孙满堂,留给百姓饿殍遍地! | v**e 发帖数: 8422 | 2 辛允星:中国人口史视野下的“蒋、毛”二时代
● 辛允星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口问题开始被广泛引入政治思想的争鸣之中;本人非历
史学科班出身,却对人口史诸多问题有些兴趣,因此很关注这些争论。经过仔细梳理网
络上流行的这些争论信息,我大概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因为中国史学界(以杨继绳
先生所著《墓碑》一书为代表)近年来不断提及中国1959—1962年的大饥荒,《炎黄春
秋》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对此敏感历史事件给予再揭示;这刺激到了毛派精英特别是知识
分子的神经,他们没有办法彻底否定这一历史事件,于是乎就拿“蒋介石时代”说话,
论证中国在民国时期所经历的灾难更加严重,从而反衬毛泽东时代的“可以理解”甚至
巨大进步;最终他们提出了一个总体性观点——中国的总人口在民国时期(主要是蒋介
石领导下)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而在毛泽东执政的30多年间出现了高速增长,按照人口
史的正常规律来说,毛泽东时代就应当属于“盛世”,而民国时期的中国则显得“相形
见绌”了。
首先,我们需要来了解人口学的基本常识。西方人口学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向我
们提供了一些很值得思考的常识,比如说,影响一个地方特定时期人口总数量的基本因
素包括生产力发展的平均水平,农产品的种类,各种制度因素带来的生育动力和空间,
传统文化等观念层面的因素,自然灾害、疾病、战乱等因素导致的饥荒;在这多种因素
的共同影响之下,特定国家和地方的人口总量和增长情况最终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之
间的差距。也就是说,人口总量和增长情况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
景象,但绝非单一的指标,如两宋时期的中国人口开始过亿,远超汉唐盛世时期的总人
口,但这主要是得益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一批科技创新的成功,而与宋王朝的强大
并无大联系。再如明朝中后期的中国人口也出现了急剧增长的趋势,它主要源自美洲高
产旱地农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引入,以及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财税改革,
但众所周知,这时候的中国处于典型的没落时期,万历皇帝及其继承人的昏庸可谓登峰
造极。同理,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人口膨胀也主要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赋税制度
的刺激,而不能证明当时的政治清明和民众幸福。
其次,我们考察一下中国近现代人口史的基本事实。翻阅数个版本的《人口社会
学》教材都可以发现:中国总人口在鸦片战争前夕达到4.3亿,而之后伴随着太平天国
到义和团运动等系列事件的发生,这个数字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截至到清末民初,中国
总人口估计应在四亿左右,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才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说
。而据1953年的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截至当年6月30日24时的中国总人口是六亿零一
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与三年前的估计人口数相比多出1.5—2亿;很明显,这些
人口绝不可能全部是在1950年全国基本解放之后出生的,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全国总人口肯定要高于当时宣称的4.5亿,而应该至少是5亿以上,这比民国初建时期的
人口数量要多出1亿左右,因此,说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没有增长或者下降”一定是
错误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要比民国
时期更高,但这之间仅是相对速度的比较,而不是有些人设想的“升降鲜明对比”。我
认为,认识到两个历史时期的中国人口事实对于客观全面认识两个时代的整体状况有重
要的意义。
再次,我们可以思考两个时代的基本差异。稍懂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民国
时期的中国总体上还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即使在张学良改旗易帜之后,中国也仅处于
表面上的统一状态,蒋介石中央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地区和人口始终都主要限于东南地
区,军阀混战不断而外敌侵扰不止,持续十多年的抗日斗争更是非“内政”可以避免。
在这种局面之下,中国的社会灾难经常体现为多元因素交织而导致的一种“无奈结果”
,电影《1942》所描述的河南饥荒正是对这种现象的记载。可以认为,受到当时政治经
济形势的决定性影响,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比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时期要低一些,
而民众的预期寿命也不会有明显提高,所以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但是这种“
低水平的人口均衡状态”是一种特殊历史时代的结果,而与中央政府的中心政策并没有
太大的直接关联。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虽然缓慢,但总量波动相对平稳,并
没有发生短期内全国性“大饥荒”导致的人口锐减现象,更重要的是,即使发生饥荒,
民众逃难的自由和机会还是存在的。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同时开展了工业化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刺激
中国人口增长的两副“强心剂”,特别是农村实行的“公分制度”变相地成为了鼓励民
众生育的最大动力,山东农村有言:“当时的情况是,七个分、八个分,不如家里有个
赖巴妮”,意思是生育孩子较多的家庭可凭借人口数量获得集体更多的物质分配,而子
女数量较少的家庭则会面临“多出力、少获益”的不公正待遇。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就
是通过“摊大饼”的方式提高特定数量的食物所能养活人口的数量,即借助一种“平均
化机制”和从整体上降低人们的总体物质生活水平来换取人口数量的增加,这应当作为
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最关键因素,它是其他历史时期所没有普遍出现过
的。在这种背景下反观1959—1962年的大饥荒,我们就会发现:这期间中国人口增长属
于突然停止乃至下降的现象,和民国时期常态下的人口低增长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为重
要的是,它发生在国家的和平建设时期,同时发生在河南、四川、山东、安徽等数十个
省份,很显然,这不是自然灾难而是“病态的中央政策”因素所导致,因此所带来的结
果也更加惨重,短短三年时间就导致了3700多万人的减少(大概可以分为本应出生而未
出生,不正常死亡两种情况),这种全国范围的人口灾难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视为
“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这段历史和民国时期的人口增长缓慢现象作对比
,就显得毫无意义,前者是正常的人口增长突然被错误的政治设计所打破,而后者是因
人口高增长的前提条件从未形成而导致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
最后,我们应当从多角度客观评价两个时代的中国人口现象。人口社会学关于“
人口转变”的理论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会出现人口大幅度增长
的现象,而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就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段时间,加之当时变相鼓励
生育的政策和传统生育文化,中国在这个时期出现人口高增长本就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
果,这并不能得出当时就是“盛世”的武断结论,正如不能将明末和清朝中后期当作“
伟大时代”,这是一个道理。而同时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另外一个事实:民国时代的饥荒
蔓延主要源自政府的羸弱和无能,最多还有地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而1959—1962年
的“大饥荒”则源自中央政府的任意妄为,甚至“见死不救”(主要体现为禁止逃荒)
,很明显,这两种可能导致人口锐减的灾荒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同样的不良结果,若
一种情况是“因为某人没做好什么”,而另外一种情况“因为某人做了什么”,那么后
者所需要承担的罪责显然要大于前者。 | v**e 发帖数: 84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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