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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2017-06-08 郑永年 微读二十四史 微信号 weidu24shi
功能介绍
有价值的才是头条。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上世纪80
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
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
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
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所得也已经接近9000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
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尽管仍然被西
方简单地视为权威主义体系，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
时俱进。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
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
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
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
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
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
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
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
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
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
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
，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
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
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
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
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
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
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
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
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
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
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
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
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
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
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
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
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
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
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
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
牛拍马之功能。无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
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
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
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
“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
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
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
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
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知识分
子以其他手段争名利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
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
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
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
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
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
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
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
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
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
克思只是政治，只是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
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
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
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
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
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
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
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
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
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
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
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
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
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
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
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
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
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
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
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
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
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
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
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
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
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
面数十年可以相像的。
来源：联合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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