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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3885 | 1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是附在皮的毛。真正确。邓产党要吴敬琏当老将，他马上就从一个马
克思主义学者变成了鼓吹走资本主义的老将。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格和原则可言。各位将
军来看看下面乌有之乡的一篇文章，吴敬琏是怎样变成老将的：
现在我们来看吴敬琏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觉得，企图用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百几十年前作出的个别论断来判断党的当前政策的是非，这本身就
是一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做法。而且这样做很容易陷入经院式注经解经的
‘引文战’而绝不可能得出切合现代社会实际的结论。”(吴敬琏：《关于社会主义的
再定义问题》，载《吴敬琏文集》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此文是他
在1997年5月即十五大前夕写给江泽民的一份意见书，文章对此也说得很清楚：“我们
建议十五大通过明确定义社会主义，确立社会主义本质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实行共同
富裕，而不是其他的思想，为我们的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以便营造使所有的
人和各种经济成份都奋发努力、共同缔造我国长期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同上，第
191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显然，吴敬琏在这里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再定义，其实就是
要更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这样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的大问题，而绝不是如吴敬琏所说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的所谓“个别论断”!那么，吴敬琏又为什么要对社会主义“再定义”呢?原来那是他
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里讲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十分不满、非常
反感。据他说，这是所谓“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提法”，还说什么马克思是激
烈反对“国家迷信”的。其实，马克思主张消灭阶级，主张国家消亡，但是认为至少在
过渡时期还需要有国家的存在。激烈反对所谓对国家的迷信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无政
府主义者巴枯宁。巴枯宁在其所著《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曾这样批评拉萨尔
和马克思：“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
民国家(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这看作最终的理想
，至少也看作最近的主要目的。按照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
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转引自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
书摘要”，《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实际上，马克思在摘
录这些话时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些话;而巴枯宁尽管反对马克思，但也并没有歪曲马克思
的思想。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
话就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显然，他们是主
张公有制的。《宣言》还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
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
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
总量。”(《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93页)这不是用公有制
或国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什么?同样，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设想过一个“自由人联
合体”，说“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
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
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算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
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
主义的定义明明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述，为什么吴敬琏还一定坚持要党
代会明确他的“再定义”呢?原来他是中国要搞私有化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目标就是
要让私有制万古长存。这在他的意见书里也说得很明白，他认为“以我们还处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为主要论据，论证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发展的合理性”存在缺点，因为“即使
到21世纪初期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我们仍将采取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政策。
如果强调只是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水平我们才有必要采取这样的
政策，那就无异于肯定，提高国有经济的比重实行‘一大二公’仍然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他还提出，“还有一种设想”，“是把初级阶段延长到一百年乃至几百年。看来，
这种说法也显得相当勉强，弄得不好，反而会给反对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持不同政
见者以口实。”(《吴敬琏文集》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13年版，第190-191页)原来
，吴敬琏之所以反对公有制和国有制，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让私人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
发展并且永远地存在下去。他很清楚，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明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
，或者以初级阶段需要一百年或几百年来说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都是缺乏说服力
的;在他看来，只有将“公有制为主体”改为所谓“发展生产力”才能够保证让私人资
本主义经济永远不变地继续发展。显然，这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
则是水火不相容的。恩格斯曾说，“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他还说，
“社会主义的利益绝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
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405、401页)我们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长期搞“不同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应
该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而不会建立在不同
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吴敬琏来说，这又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他
就只有在社会主义“再定义”上作文章了。他的所谓“再定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和
“共同富裕”两条。这两条作为社会主义的定义显然是不正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和其他社会形态它的质的区别只能是生产关系，而
不可能是生产力。你说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主义社
会都曾发展过生产力，难道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吗?这显然说不通。至于“共同富裕”，
那确实也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但是，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作为一个口号
可以，但作为社会主义的定义则不行。因为如果不建立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做到共同富裕，就是因为私人资本
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极大地发展之后，公有制削弱了，因此才形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
面。事实说明，只有公有制才是共同富裕的可靠保证，只有它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特征。
这里还要指出，在公有制经济里，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
它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起着其他公有制形式所不能起的作用。吴敬琏把这说成是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这是毫无道理的。马克思早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里
就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
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
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30页)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
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
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498-499页)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两种公有制形
式的问题。吴敬琏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只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社会大工厂”，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根据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中的论述，即使在消灭了资本
和雇佣劳动之后的社会，也不可能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大工厂”，而是由“各联合
体所构成的”，不过这些生产者是“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的。而按照
恩格斯的说法，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将帮助小农组织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显
然是集体所有的，但是国家要提供示范和社会帮助，这个示范的经济的经济应该是国家
直接经营的农场而不可能是集体的合作社，就是说，在恩格斯的设想里显然已经有两种
不同的公有制了。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里，工业是国有的，农业则明显地既有国营农
场也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集体农庄并不掌握农业机器和拖拉
机，苏联的机器拖拉机站是国家经营的企业。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保证集体农庄的利益不
至于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应该说，这一考虑也是有道理的。由于国营企业是代表
国家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的，它可以保证共同的合理的计划的实现，强调国有企业的
这一作用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苏联教科书的论述和马恩的上述论述显然是完全一致
的，又何错之有?
吴敬琏的“再定义”没有为江泽民和十五大所接受，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这首先
是因为它并无道理，同时还因为当时还有一份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万言书”
在，中央和党代会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吴敬琏把它们说成是“持不同政见者”，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而吴敬琏们只不过是一些离经叛道的异端
而已。
有意思的是，吴敬琏在送出他的《再定义》的意见书后还不到三个月，大概已经知
道了未被采纳的消息，于是又通过一个访谈——《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
》(见《吴敬琏文集》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1068页)提出了他的第
二个“再定义”。由于这个新定义在这篇访谈的题目里已经用公式表达得十分清楚，似
乎已不需要再引用其他文字了，如果还需要稍加改进的话，那就是干脆把两点的冒号(
：)改为两横的等号(=)，即把公式写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那就更清
楚更明白了。不过在我看来，吴敬琏的这个第二个“再定义”离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
主义的定义的距离也就更远了。我们知道，社会公正这类口号是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在
反封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这类口号后来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接受，但它所反映的不是
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
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马恩选
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也
有肯定，但是绝不如吴敬琏所说的那样，“继承了社会主义创立者的价值观”，(见《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版,第19页)恰恰相反，他们认为，
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相矛
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马恩
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6页)显然，说马恩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
价值观，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把市场经济作为
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更加没有道理了。且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未来社会
要消除商品生产，更不要说列宁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市场经济的致命的弊端：“只要
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
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等都转归
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
版，第124页)显然，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如果
吴敬琏此说能够成立，那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统统都不是社会主义了
，而当年苏联和中国过去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也统统都不能叫做社会主义了;而与之相反
，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他们都标榜社会公正，而且都是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吴敬
琏所谓的社会主义公式，都应该统统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岂不荒唐?
在吴敬琏看来，计划经济有两个不可克服的障碍：一个是所谓信息问题，一个是所谓激
励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与哈耶克、罗宾
斯论战时就已批驳了这一观点。那时他提出可以用试错的办法获得均衡价格的信息。后
来由于出现了电子计算机，他更是信心十足地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1936年)的论文
，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了。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
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
的繁琐试验似乎都也过时。”(《社会主义经济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183页)其实吴敬琏对此是清楚的，他还曾引用过兰格的这段话，但是却以什么“信息
量的增加必然快于计算技术的发展”来做挡箭派。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他所说的那个
信息量增长快于计算技术发展的所谓“规律”，兰格说得很清楚，过去费事费时的试错
和对价格进行调整，有了计算机只要一秒钟就能得出数以千计的联立方程的解。现在超
大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又不知比过去的计算机快多少倍，而需要计算的产品又能够增加
多少?况且，计划的制定一般都是长期的，或者是五年，或者是一年，也根本不需要逐
月逐日进行。至于激励问题，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们的根本利
益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吴敬琏说的各种人都在追求各自的自身的利益而导致偏离整体
利益的情况，苏联从3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我国从5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虽然
不能绝对地说没有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影响整体利益的情形发生，但是，总的来说，实
行计划经济是成功的。吴敬琏夸大其词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吴敬琏还说什么“任何真正的的改革必定是市场趋向的”，他不无得意洋洋地地在
注释里告诉读者：“在中国文献中，本书作者在1986年第一次指出了这一点。我在拙著
《经济改革的探索.后记》中写道：“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
场为方向’(maket-orisnted)的。”(见该书，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
)但是，在”吴敬琏这样自吹自擂时，他竟然没有想到，就在他在1986年“在中国文献
中”“第一次指出了”此话还不过5年，即到1991年，被他说成是实行了“真正改革”
的苏联和东欧国家都一个个地垮台了;实行了吴敬琏所说的“真正改革”的苏东国家竟
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至于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成功，我在2011年写的一篇纪念中国共产
党90周年的一篇长文《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里曾经有所论述。按照邓小平在
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的话——“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
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133页)后来又一而再、再而
三、再三再四地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
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0-111页;另见该书第139、154、172页)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一个
庞大的新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产生，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达到了“富可敌国”的
程度!这样的改革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大丈夫敢说敢当”，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邓小平既然代表中国共产党说了这样的话，他当然应该负起
这个责任;他走了，他的后继者当然也要对这些话负起责任。过去，在老百姓的印象里
，中国共产党讲话从来都是算数的，50年代中后期有一首全国人民都会唱的歌——《社
会主义好》，歌词里就有这么两句：“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
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现在怎么变得说得到而做不到了呢?古
人说，“人无信而不立”，一个党也是一样。公信力的下降对于一个党来说是一个致命
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说话的调门已经一变再变：最初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是“公有制”，强调“那是不能动摇的”，后来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经济制度”，“根本制度”变成了虚设而被置于一边;最初讲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后来就改为“公有制为主体”;最初说的“那是不能动摇的”，后来却一变再变;最
初说“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后来就变成了“允许”“共同发展”，甚至
变成了“不能动”。直到今天，都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要动的政策来!这样下去还能够
保证社会主义的不变吗?在我看来，现在该是对资产阶级要讲引导、监督和改造的时候
了。如果再优柔寡断下去，拿不出正确对待新资产阶级的的政策，用模棱两可的说法忽
悠群众，所谓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必将还会进一步走向失败。这些批评是对中央说的，
同时也是对吴敬琏这些所谓智囊和幕僚们说的。对于中央，他们当然应该负起历史的责
任，对于像吴敬琏这样的右派智囊们来说，他们肯定也应该对人民负责，负起相应的历
史责任。
当然，他的第二个“再定义”也没有为十五大所接受。吴敬琏显然不甘心于失败，
他在2013年5月又和马国川一道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叫做《重启改革议程》的书。
书里再次提到了1997年5月写的那篇《再定义》的文章。这是第三次讲“再定义”了。
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书里居然回避了他之前两次谈到的“再定义”，
而只是偷偷地又做了一次修改：把第一次“再定义”里的“发展生产力”一条去掉了，
保存了“共同富裕”那一条;把第二次“再定义”里的“市场经济”一条去掉了，但保
存了“社会公正”那一条;这样，第三次的“再定义”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
于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见《重启改革议程》，三联书店2013年版，
第159页)可是由于没有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作基础，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
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哪里会有真正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呢?再说，社会公正只
不过是一个社会伦理的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又怎么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性质呢?再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分配关系虽然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部分，但
是它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没有公有制这个大前提，又怎么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的
结果呢?至于吴敬琏说什么“只要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财富分配的两极
分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同上)这就更不像是一个曾经读过马
克思著作的经济学家说的话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就是
为剩余价值而存在的。想要资本家不剥削剩余价值，要资本家不赚钱，那是根本做不到
的。《资本论》里曾经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登宁的一句名言，想必吴敬琏还有印象吧，
他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
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
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
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
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这
句话的真理性早已为人们所公认，也已经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事实所证明，以为仅仅
靠分配政策就可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那是不是太天真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义已经有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全世界虽然有那
么多的社会主义，但是人们仍然遵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科学定义，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看作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它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而吴敬琏在那么短的时间
里居然搞了三个“再定义”，但却没有一个为社会所采纳，它的时效性其实等于零。奉
劝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人们，还是谦虚一些吧，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改变
一切，可以随便改变马克思的论述，那不过是一些狂人的狂妄之举;不承认千年思想巨
人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是不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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