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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徐贲:苏联人信仰崩溃的三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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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9徐贲博雅书院
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丢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信仰破败的原因不是来自外部
,而来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以及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
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
,人们还是会认真地互相欺骗、假装相信它依然是未来的希望。
然而,大多数人能感觉到空洞和荒诞,足以让这个信仰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的”笑话
”。笑话的实质是”乖讹”,康德为乖讹提供了清楚的说明——”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
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
苏联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
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一、领袖的罪行
苏联人对信仰发生动摇,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披露斯大林统
治的残暴和黑暗,对后代苏联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苏联人和东欧人有着长久的唤醒
效应。正如一位过来人所说,”犹如头部被榔头猛击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科胡
特(”77宪章”发起者之一)曾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28岁时知道了秘密报告,觉
得”再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领袖,这简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许多人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慌
,齐泽克对此写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
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
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
范作家法捷耶夫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
这是最初发生的意识形态幻灭,也是苏联人信仰危机的第一重。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
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领袖人物的专制暴虐、滥杀无辜、出尔
反尔、阴险毒辣、淫乱、迫害狂、言而无信会让人们普遍感觉到错愕、惊慌和恐惧,也
使他们陷入被出卖和背叛的痛苦绝望之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统治的领导人,他们
的人格缺陷和道德败坏使得马克思主义事业失去了民心,毁掉了它的正当性。
赫鲁晓夫对秘密报告的后果显然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记叙,匈牙利党的首
脑拉科西听了报告后对安德罗波夫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着急。你们党代会
里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它会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带来什么。”拉科西预感
到的就是一场信仰危机的灾难。一旦领袖的丑事被披露,便犹如精灵被放出瓶子,再也
不可能重新关进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响”。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
也终究不可能消除秘密报告的长久影响。虽然赫鲁晓夫后来试图用允诺20年实现共产主
义来补救信仰损害,但始终无效,苏联从此进入漫长的停滞、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过程
,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民心,整个官僚体制也因为丧失信仰而陷入金钱崇拜和拥权自肥
的腐败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灭很难长久停留在只是对少数领袖的失望层次上,因为它迟早会引起这样
的疑问:为什么体制中会涌现这么多自私贪婪、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虐待狂人物?不
是个别,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政权初期,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契卡创始人
)就已经察觉到,”契卡”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捷尔任斯基说,为契卡
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
,”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
,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曾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的沃克戈洛夫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军官里只有两种
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苏联间谍霍赫洛夫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上司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
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
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
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
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其他人员的提拔也是一样,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写道,”官方不断强调要粉碎人民的
敌人,唤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们不仅经
济上有好处,还能得到升迁。”
二、高尚的理想与阴暗的现实
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使得无数苏联人,包括苏维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为血腥镇压的受
害者。苦难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现实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越来
越多人对制度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进行残酷统治的是一个暴力制度,一部由那
些特别暴戾、残忍、冷酷的人开动和维护的斗争绞肉机。崇尚暴力的人们一旦开创、建
立了一个他们想要的制度,这个制度便会自动挑选与其一致,会不择手段保证它不断维
持统治的帮凶和投效者。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续机制。
开创者与继承者的传承关系是在制度的同质延续中建立的,民众对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
就自然会成为对这个制度的失望。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指出,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
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为贝利亚是苏联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
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本质了”。捷克作家哈卢比说,”每个国家都存在少量会成为罪犯
的人。在极权专制国家,这样的人机会最好。他们不仅有机会得以发达,而且有机会为
服务于伟大事业感到自豪。”贝利亚官运亨通是因为斯大林赏识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
才需要贝利亚这样的副手。奈特写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做决定都根本不考虑苏联
人民。让这些统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都极端鄙视个体的人,都毫不心软地残害人
民。”
一个制度与它的领导人和主要运作者的素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人的邪恶一定会对
体制的可信度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造成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
间的巨大落差。苏联史专家霍兰德指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社会正义、造就群体意
识、建立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把群众当作能够做抉择的负责成年人。”但是
,苏联社会里充满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迫害政治异己的暴行,毫无正义可言。人们生活
在害怕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惧之中,彼此或与领导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难有信任。政
府更是对民众颐指气使,把他们当成弱智来对待。强权统治”背弃了所有那些马克思主
义的道义理想,而代之以一个无处不在的、无以复加的谎言体制”。波兰诗人亚历山大
·瓦特曾是一位党员,他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幻灭,就是因为痛恨其已经变成谎言,他说
,”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饥饿,如果这些不是被谎称为自由、正义、幸福生活,会更
加容易忍受一些。”
坏事本来就够坏了,把坏事谎称为好事,那就更坏了,更让人怀疑和不相信谎言的宣传
。苏联哲学家康恩指出,理想与实践的严重不符是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
造成帝国崩溃的原因包括苏联人的心理危机。这种危机从1970年代就已经缠上了苏联社
会,1980年代终于将它拖跨。冷漠、犬儒主义、酗酒……都是苏联崩溃的因素。戈尔巴
乔夫的改革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它的设计师低估了社会愤怒的程度,自从意识形态神话
破产后,这种愤怒便已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
三、信仰与伪信仰
第三重信仰危机,来自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本身
有缺陷,并无法通过自身来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家吉拉斯指出,共产主义失败是
”自我毁灭”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毁的,”共产主义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后来崩溃的
种子。这个结果早已在共产主义观念里等着发生了。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别人杀
死的。它自己慢慢烂掉了……让人们看清不过是一个彻底平庸、极端简单化的理想。这
样的理想也许能激励我们去牺牲,有高尚的行为,但也是灵魂的鸦片,令人神智不清。
随着这个理想所助长的丑恶现实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它也就干枯死亡了。”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产
主义信仰被苏联人抛弃,要为之担负责任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或贝利亚的个人暴行,甚至
也不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用哈卢比的话说,马克思主义
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便是二者都”信奉无情残害的阶级斗争”。霍兰德对阶
级斗争有类似的看法:”相信无处不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让(马克思主义者)丧失
了对道义的敏感,也为在无须运用暴力的社会体制中大肆滥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一
位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级领导反思道,苏联共产主义比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更
邪乎,因为”它欺骗地利用了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而纳粹则毕竟还未如此”。英国作家
、政治评论员琼斯认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苏联,”其
他国家没有像苏联这么自我伤害的,杀了这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
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推行的迫害和
杀戮,它的对象不仅是”敌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战友,甚至
连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乔治·奥威尔在讨论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
时认为,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凯斯特勒对”革命”就经受了这样的幻灭,”革命本身就是
个腐败的过程。不光权力导致腐败,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导致腐败。因此,一切通过暴力
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大清洗)的审讯室;列宁导致斯大林,而且假
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跟斯大林一样”。
波兰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
人们看清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把它当作信仰。霍兰德则指出,一个政权靠乌托邦式的理
想来支撑,并以它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这样的制度要比既无须乌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
权的体制不稳定得多,它需要不断用暴力维持稳定,越使用暴力,实际上越不稳定。苏
联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稳定,道理即在于此。
这是苏联制度的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来威胁造成的。以为权
力可以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信仰全都管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乌托邦的观念。美
国学者派普斯认为,这种让人厌恶的管制方式最终成为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
,这种管制式统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规范起来,营造一个取消道德选择和差别
的社会环境,代之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彻底和谐”。
这样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本来很平常的生活小事,都成为具
有政治含义的反抗。苏联政治笑话许多都不是针对政府、政党、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
是对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谑戏回应,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权
威所管制的,所以对它们的谑戏也就成为对这一权威的冒犯和不敬,包括那个他们装作
相信但实际上已经不信的信仰。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
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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