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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施一公:研究型大学当推行“学不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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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施一公早前的两篇演讲再次在互联网引起关注。两篇演讲主要涉及施一
公对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反思,处处饱含了作者的更深层次思考。
1967年,施一公出生于河南郑州,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取得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是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2007年,施一公被
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8年2月,施一公放弃了在普林斯顿的高薪与荣誉
,全职回归母校清华。现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财新网经作者授权,转发两篇文章,与读者分享。
施一公:当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这个国家一定出了大问题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
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
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
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
、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
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
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
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
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
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
爱国。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
,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
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
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
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
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
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
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
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
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
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
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
%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
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
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
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
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
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
,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
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
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
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
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
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
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
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
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
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
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
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
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
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
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
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
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
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
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
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
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
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
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
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与民主是两个
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
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
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
,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
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
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
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1400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
,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师
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
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
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在这样的
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
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本文系作者2014年9月16日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的演
讲)
施一公:我们缺什么?
(吴杨奖)委员会希望我讲些励志方面的东西。其实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写几句,但
是看着窗外的雾霾,心情不好、写不出来,而且我也习惯即兴演讲,把自己的真心话说
出来。
如果今天的演讲有一个标题的话,就是:我的科研动力。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我的微信,包括把高晓松先生和施一公的观点放在一起比
较,评论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其实我很想告诉大家,实际的情况和这些评论是不一样的
——可能你们会觉得比较意外,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殊之处。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
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
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
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地区汝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小郭庄──生活了三年多,然后在驻马店
镇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驻马店度过了十一个春秋,这里有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
的一段经历。虽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满足、很快乐。我在驻马店小
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
咱驻马店人争光!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
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
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
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
,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
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
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
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
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
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
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
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
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
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直到父亲去世,我一直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
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回报。父亲去世后
,我真的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
老乡亲。
2009年9月26日,我陪着母亲和姐姐回到了曾经生活3年半的小郭庄。我的母亲激动
得老泪纵横,我也很感动;乡亲们对我们还像三十多年前那么热情,但我意外注意到,
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还靠井水和压水;生活和学习的机会比城里人差远了。但
乡亲们很满足、很快乐。我想念小时候的小伙伴们。
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
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
现在也不在了。我常常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
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的父
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
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
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
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
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
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
感恩、想回报。
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
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
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
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
趟儿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我都理解不了,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
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
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在这儿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
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
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
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为啥?没钱!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
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
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受中国传统教
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
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
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在清
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
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
,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
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
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2014年11月27日,在被称为“中国医药最高荣誉”的“吴杨奖”颁奖
典礼的演讲,原演讲题为《我的科研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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