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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56 | 1 从“屁民”到“低端人口”：中国“不和谐社会”建设经验初探
老田
【老田按：土逗公社以“DD人口与中国塔西佗陷阱的形成”标题首发，结果被秒删，不
得不感叹：删帖网管太勤奋了】
南方某位高官酒后把老百姓称为屁民，到最近北京官府命名的“低端人口”，都较为贴
切地反映了四十多年来中国统治阶级再形成的实际状况。从现实社会中间的政经地位落
差，到观念中间的高低分野，都极其有效和明显。
孟子有个说法流传千古——“君视民如土芥，民视君如寇仇。”这个说法非常吻合自然
科学的道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结合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拥有
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激发反作用力的作用力，视民如土芥就是主要
方面施加的作用力的长期效果，反过来，反作用力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和被激发的方面。
无论是视对方“如土芥”还是“如寇仇”，都是政治不认同的体现。
依照孟子的眼光，不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经验，是需要建设一种相互敌视的政治不认同。
一、几十年来政治不认同的演化状况
老田没有多少权威性，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即便是处于“不明真相群众”的低水平上
，也有着较为明晰的经验感受。四十多年来的不和谐社会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明显有
差异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官学两界精英联手命名的“文革黑暗十年”晚期，当时人们较为明晰地拥
护共产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符号。即便是当年怀有明确政治不满的群体，也会显示出政
治上的积极认同来，在工厂里人们写大字报有一个“三段论”格式，第一段明确指出自
己坚定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段则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绩
和对刘邓黑司令部的斗争，第三段则明确指向本单位内部的官员及其不公正使用权力的
事实并提出自己的要求。老田以为，这个三段论的大字版格式，揭示出全新的政治合法
性生产逻辑和路径，说明了这样一种完全处在主流政治学视野之外的合法性生成逻辑：
高度的政治合法性可以建设在民众对当权派普遍的黑暗面认知之上。也就是说，政治合
法性可以甩开当权派自身的素质和特点，而直接地与群众对当权派的批评权挂钩而生成。
在第一个阶段的“文革黑暗期”，民众不管是是出于策略——防止当权派给自己扣上反
共帽子，还是出于理性认知——视批评权为自己追求公正待遇的较优保证并更一步认定
宏观政治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支持群众自主追求公正的批评权，都是较为自觉或者有意识
地肯定宏观政治的合法性，同时还保留着对于微观政治场域和具体当权派的高度批判意
识。在这个阶段上，对于宏观政治的高度肯定，是与对微观政治的高度而具体的批判性
互为关联的，这是典型的积极认同表现。
在第二个阶段的明显标志，是1989年之后可以在大街上公开讲述共产党的坏话，而此前
要是公开讲述共产党的坏话，肯定会受到善意或者恶意的劝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
后，胡耀邦等人领着“两案领导小组”镇压了千万数量级的反革命之后，批评官场和官
员变成一项高风险事业。在群众批评权被当做反革命镇压下去之后，此后，意识形态与
合法性生产逐步回归西方政治学模式和逻辑：从统治阶级成员自身的状况来论证合法性
，诸如政治或者经济统治的有效性，法律或者管理的形式主义合理性等等。不过，此时
的官场和官员还受到民众的消极认同，积极或者自觉的拥护宏观政治的状况静悄悄地消
失了。
第三个阶段的明显标志是1999年之后，如果再要是公开讲共产党的好话，就变成不对的
了，就成了“五毛”。较为具体的变化是朱镕基的改革，实现政府职能与民众的生产条
件脱钩，民众从此作为工资劳动力在市场上接受资本家的挑选。此后，官场在民间的消
极认同基础彻底瓦解，自19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之后，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不再与旧
有的政权合法性论证方式吻合，政府就算是做了好事，也有一大堆人有坏话要说，洋人
都知道了：共产党在网络舆论中间总是成为笑柄。结果，一切共产党政权的历史和现实
的对立面，都有人颂扬，最为典型的舆论现象就是：以国民党政权之极度腐朽与极度堕
落都有人吹捧和追捧。在私有化改革完成之后，消极认同明显消失了，同时，是各种政
治不认同开始浮出水面并成为舆论主流。
作为非权威人士，也没有内部信息来源，老田只能从过去几十年的长时段的显著变革中
间去认识问题，这样一来，就只能做出不那么准确的粗略判断：最初中国民间存在着一
种与群众批评权有着伴生关系的积极认同；彻底否定文革之后这个认同就不存在着了，
就只剩下消极认同了；等到上世纪末政府与民众的生产条件脱钩完成之后，国企私有化
改革完成之后，民间残存的消极认同也彻底瓦解了。
在没有了政治认同之后，很多政府行为得不到民众支持和理解，就成为一种新常态了，
由此，也格外加大了一些建设成本，这较为典型地体现在拆迁征地过程中间。这一次北
京以治理火灾隐患为名义的驱逐低端人口行为，无论官府如何自证其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老百姓就是不相信，政治不认同的普遍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政府言论的说服力，还
使得各种重建合法性的努力往往归于无效。
二、拆迁成本上涨与政治不认同关系的粗略考察
工业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化，大量农业人口和土地转向非农产业，这是一个普遍的
趋势。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间，郊区土地的逐步非农化过程中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
地租抢劫战，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无法就级差地租分配比例问题达成共识，每一方都试
图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导致各种准战争状况的出现：2014年云南晋宁征地过程中间，拆
迁武力与村民冲突的准战争造成8死18伤；2013年苏州虎丘征地拆迁人员殴打房主家属
，范木根奋起持刀反抗致死2人。
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历史中间，武汉市最大一起拆迁事件发生在1950年代武汉钢铁公司的
草创时期，征地范围包括好几个公社，涉及到土地面积上百平方公里。当时的拆迁成本
极低，让民众迁坟、退地和腾屋，都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一位亲历者回忆：
不到半天时间，祖坟都全刨出来迁走。连生小孩坐月子的母亲，也主动借住他处，腾出
住房而决不影响搬迁。一位潘大爷说搬迁是“离开穷窝，去住金窝。”不到一个月时间
，全部搬迁完毕，农民都住进了统一搭盖的新屋。【戚茂卿：土地，载武汉钢铁公司厂
史编委会编：《武钢建设史话 》作家出版社1962年，第38-44页】
更有甚者，如果哪一个村民搬迁速度缓慢，或者有不想搬迁的言论，还会遭到本村父老
的共同鄙视：落后分子想要借机占便宜。在这样的情况下，拆迁非常和平，成本也低。
地球人都知道，雇佣农民工都是需要按天给工钱的，为拆迁而雇佣黑社会什么的成本就
更高了。
1950年代的拆迁成本极低，不仅肇源于民众对于政府的高度政治认同，还因为政府对拆
迁人口的长期利益的关注和有利安排，拆迁过后村民的生存机会转好，这更是得到民众
支持的关键因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依然能够依托企业扩张过程，给原先依靠
土地农业而生存的农民提供较为稳妥的非农生计，由此也依然能够实现低成本拆迁，据
曹锦清教授介绍，1980年代上海非常顺利地拆迁了50万人口的村庄和农地，都没有造成
任何一起基于地租争夺的准战争状况。到了1990年代末期国企私有化改革猛烈推进，就
不再有机会提供稳定生计给予新的非农人口了，这个时期征地拆迁难度和成本就骤然上
升了。
在没有了稳定的生计来源之后，郊区农民或者城中村村民手头的土地和房屋，就变成仅
有的滋利生计来源，这一部分资源不仅需要支持自己和家人的当前生活，还有子子孙孙
的生计都与此有关。因此，政府节约征地成本的考虑，市场上相同份额资源的可比价格
，对于持有土地和房屋的村民而言，都是无意义的参照物，持续的生计要求而且是子子
孙孙赖以维生的生计，才是村民地租算法的基础。由于时间具有无限性，因此，政府的
政策和市场重置价格无论多高，对于村民而言都不算够。也就是说，在失去了稳定的工
作机会安排手段之后，在征地拆迁方面，政府已经无从找到一个与村民算法合拍的地租
算法和补偿标准了。
没有一致的地租算法，也就没有大家都接受的合理补偿标准，这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争论
。对照孙中山那个著名的主张“土地涨价归公”——因城市或者积极发展而形成的新增
级差地租由谁所有——学界的主张相当对立，著名的周其仁教授明确主张“涨价归私”
，而贺雪峰教授则赞成孙中山的主张“涨价归公”。应该说，周其仁的观点比照工业革
命早期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看法，还有所后退，更接近于封建主的主张——一切土地
增益都归土地贵族所有。
在各地实际的征地拆迁过程中间，征地补偿数字往往与实际的博弈过程相关，对拆迁的
反抗力度越大，往往补偿数量越高，由此，也催生了一种经验性认识：任何不加反抗地
接受补偿标准最后都证明是吃亏的。这样的经验认识到处都有效，使得征地拆迁的难度
和成本，显著拉高。就目前大中城市而言，一般民众普遍认为“拆迁户致富”是一个共
同现象，而用尽一切手段“当钉子户”是获得更高补偿的首选策略。也就是说，拆迁成
本过度高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往往成为“房地产三头同盟”（地方政府、地产
商和银行）利润侵蚀的一个显著漏洞，各级各地政府在节约拆迁成本方面不得不费尽心
思和心血。
由此，节约拆迁成本，成为许多地方官民矛盾激化和显化的一个主要的检验场域。为了
节约拆迁成本，以有组织的拆迁武力去对付分散的拆迁户，就成为节约拆迁成本的常规
策略，这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前述晋宁和苏州的例子，都是如此。在这样的策
略选择中间，不管是地产商雇佣拆迁武力，还是公开注册的拆迁企业，他们以武力参与
拆迁补偿谈判过程，逼迫村民放弃高补偿要求，都是于法无据的黑社会行为模式。因此
，要想以武力降低拆迁成本的策略奏效，就需要国家的镇压职能——尤其是警察对其所
作所为的默许甚或支持，结果，节约拆迁成本的策略选择，最后无不付出政府合法性这
样一种无形资产损失作为代价。这就更进一步恶化了政治不认同的状况。
老田之所以把征地拆迁过程中间的地租分配问题，命名为地租抢劫战，是因为即便是政
府认定拆迁补偿标准业已过高，但这依然得不到多数民众尤其是那些利益相关民众的认
同，而且这个不认同还在进一步强化之中，在政府已有的策略选择中间这个不认同状况
只会加剧而不会缩小。而且，严重的政治不认同，还扩展到了对级差地租货币化的产业
链条的不认同上，下文将会分析到：地方政府、地产商和银行组成的房地产三头同盟，
借着级差地租通过房地产而实现货币化的链条，造成了多数就业人口难于跨越的高生活
成本，这本身就极大地造就了政治不认同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反过来，老田也不可能相
信周其仁那种“涨价归私”的主张有什么内在合理性。从现实看，未定的地租分配比例
都是由具体的村民反抗和拆迁武力的博弈后果来决定的，正是由于普遍的政治不认同的
存在，也就不存在哪一方具有绝对正当性的状况，只能看做是一种对未定利益的争夺战。
这一次北京西红门镇接着大火灾的东风，试图以治理火灾隐患的名义，以武力驱逐低端
人口，结果，迅速引爆了网络舆论和各种对政府的差评，这其实就是合法性损失巨大的
显著体现。在节约拆迁成本的过程中间，政府官员依然存有一种单线条思维：仅仅考虑
金钱成本节约，而没有认真评估合法性作为政府无形资产损坏的后果。
驱逐低端人口不是为了落实歧视，至少这一次的事件中间，还不在政府官员的视野之内
，核心问题是成本节约冲动，这其实是一场政府发起的地租抢劫战，借着火灾的东风，
以清理隐患为名，把村民搭建的建筑摧毁，快速夺回地皮和地租。在这个决策贯彻实施
过程中间，租住房屋经营的小资本或低端人口的死活，没有出现在高端人口的考虑之中
。因为，地租抢劫战如果通过合同谈判进行，成本极高往往达不到政府满意的限度。甚
至，在保留建筑物及其出租收益的情况下，拆迁谈判的主导权肯定不在政府手里而在拆
迁户手里，通过这一次武力驱逐低端人口之后，村民已经丧失了建筑物和土地的收益机
会，政府通过此种手法赢得了“先迁后补”和谈判主导权，拆迁户丧失了大部分的主导
权之后，这将使得补偿谈判易于进行。因此，这一次的速决战背后，同样是成本节约冲
动，推测是市区两级最积极推动的。
如果这一次事端未被查处，估计以后各地的地租抢劫战，都会出现此种以速决战为策略
的成本节约型战法，甚至会出现没有火灾也有制造一场火灾的高度必要性。火攻是否会
流行起来，这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以前也发生过以纵火帮助拆迁的案例，那只是针对
个别的的钉子户，没有作为区域性的拆迁策略来使用。
北京使用此种集体性的武力拆迁方案，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极为巨大，被引爆了网络舆
论和一边倒的差评，其实就是政府和政权合法性的大幅贬损的表现。但这一部分无形资
产方面的巨大损失，在政府高层目前似乎无人关心，也未见有人认真分析节约下来的拆
迁成本与损失掉的合法性之间，对比之后是个什么关系。
三、经济基础内部如何造成政治不认同：级差地租作为筛选标准与低端人口识别
级差地租成为现实经济过程中间的显著挑选标准，形成了一种空间成本排斥策略，在北
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中间，维持完整家庭生活所需的极高空间成本，是大多数就业人口无
法跨越的。低端就业人口的家庭生活成本过高，各地的工资支付中间都不包括这一部分
，由此，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半无产阶级——农民工群体，在农村则是大
量的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在农民工之上的小资白领群体中间，挣到一套房成为人生最
难于达成的目标，为了越过空间排斥策略设置的高成本线，很多人不得不选择成为房奴
和负翁，去为地产商的利润和金融业的净流量而努力挣钱。
而在城市化进程中间，对于土地空间与劳动者生产和生存条件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政策
选择。就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而言，有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毛时代大量劳动力人口
居住地接近上班所在地，这是由就业单位提供住房，这是一个显著的空间政策特点。在
毛后时代由于房地产产业的兴起，城市建设中间极差地租对于空间分配有着质的影响，
由此出现了普遍的空间分离后果，城市中心驱逐了多数人就业于其中的生产性行业，只
有高利润行业才能够继续留在城市中心。
地租占比在GDP总额中间，呈现长期的稳步增长趋势，这固然催生了金融业的繁荣，但
同时还开始挤压实业的利润空间，并且，显著地拉高了绝大多数民众最必要的那些生存
成本，结果造成大多数就业人口挣不到维持体面生存的开支数目。房地产尤其是大城市
房地产的畸形发展，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经济体验和感受，多数就业人口业已因此陷入
“相对贫困化”状态，这个状况的存在显著地影响了政治不认同的状况。
老子说过“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不满意，会转化为政治
不认同的坚实基础。就多数劳动力人口而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已经不再指望克服高居
住成本、维持完整家庭生活的奢望了，由此，是继续在这条高成本道路上努力跋涉的小
资白领感到高房价的压榨和痛苦，并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政治不认同。在网络舆论中间，
大多数发言者都不是底层体力劳动者，而是经济上无出路的小资白领。在一定程度上，
中国社会中间政治不认同最为强烈的群体，是受到高房价压榨的小资白领阶层，换言之
，对于政权合法性贬损最为严重的社会状况：不是工人阶级要革命，而是小资白领的意
识形态背叛，而中产背叛的经济基础则是房地产挤压的结果。
这一次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策略，也许能够达成部分拆迁成本节约的目标，这很明显是
在中产背叛之后，进一步采取措施去得罪低端劳动力人口。这从网络舆论发酵看，很明
显是怀有政治不认同的小资白领阶层，借此机会发言，真正的低端人口的抱怨倒是十分
鲜见。当然也会有与政权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自由主义群体发言，他们不是基于同情
心和事情本身发言，这个不在他们感兴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群人的发言中间就不存在
对事情本身的具体分析，只有在同情心包装下对政府的指责，当然这不是说政府没有值
得指责之处，而是说，每一次政府的失职和胡乱作为，都成为这群人的好机会。毕竟，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间，站在中南海门口最优先替补位置上的群体，就是“官学产媒四
大同盟”及其自由派喉舌精英们。所以，孟子所说的那种领导权转移状况，在任何时代
都是可以观察到的：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
四、矛盾主要方面以及作用力起作用的方式
中国上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还残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因此，在讨论官民关
系和社会矛盾时，革命时代的状况也总是会悄悄滴出场站队。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农民
负担问题特别严重时期，就有人出来总结官员与老百姓关系的三个阶段：在革命年代是
鱼水关系，后来发展成为油水关系，最后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关系。
这样的总结虽然粗略，但是很有效。按照毛泽东自己跟侄儿毛远新谈话中间的说法，在
战争年代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共产党干部连脑壳都保不住，因此，共产党干部带有一定
程度的自觉性去落实毛泽东那个群众路线的要求。等到革命成功之后，与老百姓的关系
就日渐疏远了。成为新时期起点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
上塑造了官员们对老百姓的看法。
文革被否定之后，镇压群众对官员和官场的批评权，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分界线，
从前群众的批评权是合法权利，现在变成了反革命罪行，这样的镇压后果并不仅仅是一
次性的，而是从根本上塑造了不同的政治认知——群众参与政治和行使批评权的政治作
用为零，甚至是为负，这样的判断本身，足以在政治上彻底剥夺群众的政治主体性，不
再关注群众中间蕴含的政治认同问题——不管是积极认同还是消极认同，结果，群众路
线就彻底地丧失了现实的根基，不可能不落入无何有之乡。
在改革起始的时候，为了给干部集权和垄断管理权做论证，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宣传“
大锅饭养懒汉”，在这样的宣传中间，群众的经济生产角色也被判定为消极，反过来，
认定劳动者有且仅有在权力的逼迫之下才会努力工作，企业的效益被说成是官员合理使
用权力而创造出来的，这就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作废了，重新进行
了理论创新——“权力效益论”由此成为宣传舆论的核心逻辑。在后续的主流经济学发
展中间，林毅夫等人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是沿袭人民日报那个著名的论断，通过引进西
方的理论而包装“权益效益论”思想。林毅夫等人的理论努力，最初阶段是说集体农业
肯定不行，干部会选择一个较低的监督水平而社员选择一个较低的劳动投入水平，这是
对“大锅饭养懒汉”进行原汁原味的理论化；在进一步的理论包装中间，林毅夫还有张
维迎等人主张给管理者以“剩余索取权”，使得干部从最终利润中间分享部分好处，促
使他们更为卖力地去强迫劳动者多干活，以为这样就能够促进企业效益的提升，这恰好
与企业承包制改革阶段人民日报宣传的主题思想高度耦合。到了最后阶段，就主张“经
营者持大股”和“管理层买断”，把企业低价转给管理层，说这才是解决激励不足的最
好方案，在这个阶段是张维迎和厉以宁等人声音比较响亮。中特社会的经济学主流的理
论创新，一直是围绕着权力效益论来展开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并推进了对权力的高
估，以及论证了对低端人口的蔑视。
总之，从改革开始，“官学产媒四大同盟”都一直鼓吹那种没有权力者对于效益的关注
，并由此逼迫工人多干活就没有企业的效益。虽然最后证明，国企被他们彻底改垮了，
效益每况愈下，但是，在舆论上和统治阶级成员的心理上，业已塑造出一种劳动者不仅
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一种消极角色的社会刻板印象，这就使得很多官员潜意识地
习惯选择各种强制手段去对付民众，包括偏爱选择强制手段去处理与民众之间的利益纠
葛。
最近几十年来的舆论场域变革，最后合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或政经动力论——统治阶级才
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而民众是阻力，这就与革命年代的判断恰好相反。同时，也一样合成
了一个新的价值或声望分配原理——上智下愚，“民众如土芥”的观念有着如此强大的
历史生成逻辑，变得难于挑战和改变。面对这样的逻辑和价值分配现实，哪怕是总书记
亲口宣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都不见得能够在官场留下多少痕迹。
基于强大的价值分配原理和社会刻板印象，为人民服务的政策和选择往往不容易落到实
处，而各种要穷人给富人让路的政策却很容易出台，低端人口为高端人口腾地的政策选
择，也常常会出现。例如，深圳不容许电动自行车上路，据制订此项政策的公安局发言
人说是因为道路不够所有人走，所以需要出台措施促使穷人给富人让路。而北京驱逐低
端人口的努力，背后显示出对低端人口合法利益的极度蔑视，也恰好体现了同一个逻辑
。而在背后起作用的地租抢劫战逻辑中间，房地产三头同盟的利益也先于村民的收地租
利益，更早输入了政府决策链条。就这样，体现为政策后果很负面的各种毁灭性的作用
力，就连续不断地被官场人士制造出来了，并由此激起各种反作用力的表现形式。
也就是说，与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相伴随的是，一种过度高估统治阶级自己同时过度低
估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会自动地生成并在统治阶级成员头脑中间起作用，这会导致
各种“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认识状况发生，由此肯定会带来一系列的错误选择，最
终会导致把被统治阶级逼上梁山的状况。远在被统治阶级想要走上梁山之前，统治阶级
合法性这样一种无形资产损失，就已经每日每时在进行着，而各种怀有政治抱负并自认
为政治合格的替代竞争者，就等候在一旁并借机扩大其收获。在实际的政权换手之先，
无形的领导权换手过程则持续进行着，各种政治不认同的状况在一直不断地发展着，并
且还被利用着。
很多人对产业升级怀有好感，但这并非低端人口的不足。就全球竞争而言，地球人都知
道，中国的低端人口最具有竞争力，由此支撑了中国低端产业的急剧扩张并在全球市场
上占据绝对竞争优势，若非西方国家搞贸易壁垒，中国的低端产业和产品优势还要可观
。反过来，中国的高端人口却不咋的，无论是意识形态生产（所谓社会科学）还是科技
创新（自然科学），都居于竞争力不足的劣势地位。连带地，中国高端人口行使统治权
的方式和方法，都被自由派人士依据西方标准认定是劣等的。毫无疑问，这几个方面的
现实，无法通过驱逐低端人口而改变。所以，正确的努力方向是反过来进行，给高端人
口施加必要的压力，让他们更加努力去赶上西方的同类项。对照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和建
设年代的经验，高端人口主动采取各种自动加压的方式，比低端人口组织起来逼迫其提
高努力水平，是一个更优的选择，而且社会成本也更低，这首先是对统治阶级自身有利
，其次才是对广大被统治阶级有利。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p***n
发帖数: 17190 | 2 看吧
一開始清洗低端人口
孟子就出來了
孔子就靠邊站了
【在 t********n 的大作中提到】
: 从“屁民”到“低端人口”：中国“不和谐社会”建设经验初探
: 老田
: 【老田按：土逗公社以“DD人口与中国塔西佗陷阱的形成”标题首发，结果被秒删，不
: 得不感叹：删帖网管太勤奋了】
: 南方某位高官酒后把老百姓称为屁民，到最近北京官府命名的“低端人口”，都较为贴
: 切地反映了四十多年来中国统治阶级再形成的实际状况。从现实社会中间的政经地位落
: 差，到观念中间的高低分野，都极其有效和明显。
: 孟子有个说法流传千古——“君视民如土芥，民视君如寇仇。”这个说法非常吻合自然
: 科学的道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结合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拥有
: 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激发反作用力的作用力，视民如土芥就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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