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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055 | 1 新中国电影回顾之：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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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1-24 09:36
•来源： 察网
•作者： 郭松民
•浏览：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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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知识分子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否则将
一事无成。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作为五四运动中产生的最杰出人物的毛泽
东，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以一种“过来人”的透彻与仁厚，谆谆告诫
正从四面八方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
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大浪淘沙》贯穿了这一主题，也
很好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
明来自察网(www.cwzg.cn)】
《大浪淘沙》是我最喜欢的新中国电影之一，也可以算是我的政治启蒙电影。
自七十年代末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后，我就有点迷上了。但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都没有再看过，直到新世纪初年，偶然淘到一张光碟，大喜过望，后来又看了很多次。
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主要是因为这部电影充满革命激情的特殊气质。
《大浪淘沙》的故事跨越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第一次大革命
，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大革命也被称为国民革命，非常微妙的有别于人民革命，主要因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
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这是民族
资产阶级的诉求，只有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消除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才能形成国内统
一的大市场，为民族资本预留发展空间。
《大浪淘沙》的主角是四个山东青年学生，顾达明、靳恭绶、余宏奎和杨如宽。他们苦
于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没有出路，于是抱着追求真理的愿望踏上了前往济南的求学
之路，为了相互照应，他们在船上义结金兰，誓言“今后定要情同手足，患难与共”。
他们共同参加了1926年冬爆发的济南学生运动，后来又到了被北伐军占领的武昌，从此
进入了大革命的洪流，经受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
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大革命失败之后，顾达明、靳恭绶继续奋进，跟着秋收起
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如宽意志消沉，脱离了革命队伍，回家乡当了一个小画家;余宏奎
则叛变革命，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鹰犬。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电影，主角通常都是工农兵，他们往往是不堪忍受剥削、压迫才走上
革命道路，带有逼上梁山的味道。而《大浪淘沙》中的四个青年学生，则是主动思考时
代和人生，自觉寻找光明，又恰逢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时代，所以就特别富有激情和感染
力。
在《大浪淘沙》中，当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的共产党员赵锦章对靳恭绶的启蒙，
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靳恭绶考上一师之后，星期天在街上闲逛。看到乞丐和卖儿卖女的母亲，不禁恻隐之心
大动，遂掏出为数不多的生活费一一施舍出去。这被赵锦章看在眼里，他把靳恭绶约到
公园向他借钱：“我有一个妹妹，失学在家;我还有一个弟弟，失业了，生活很困难，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靳恭绶越听越气，蓦地站了起来，冷冷地说：“你在耍我!”
赵锦章说：“不!我说的是事实，全国有四万万同胞，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苦难
的日子，你有多少钱?你能帮得了他们?”
他们的对话到了这一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靳恭绶几乎是怀着
一种久旱逢甘雨的心情，狂喜地接受赵锦章向他传授的革命理论，并成为四兄弟中最坚
定的革命者。
深深的佩服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能够用最深入浅出的方式，把复杂的革命道理讲的
清清楚楚;也深深的佩服那一代的电影人，他们能够把这一切精彩地在银幕上再现出来。
在《大浪淘沙》中，余宏奎的参加革命与叛变，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余宏奎是“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中途加入顾、靳、杨的。这说明
他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有一点类似《青春之歌》的
于永泽。如果他能够在革命队伍中坚持到解放，庶几应该成为李锐、杜导正一类人物(
当然资格要比他们老)。
余宏奎在山东一师，和国民党员的教授薛建白关系密切。和赵锦章向靳恭绶、顾达明传
授马列主义理论不同，薛建白向余宏奎传授的是“宁可闯过虎口成大器，绝不默默无闻
混一生”的个人奋斗思想，反复提醒他的是“青年人最大的毛病是盲从，而感情冲动又
是盲从的忠实伙伴”，等等。总之，希望他能够沉着冷静，心狠手辣，实现个人野心。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国民革命的目标，余宏奎是认同的(当然前提是风
险不能太大)，但等到大革命发展到两湖地区，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兴起之后，余宏奎就
不能接受了。他认为“共产党在乡下搞的乱七八糟，简直糟透了。”
而他的“二哥”、亲手把他救上船的靳恭绶，则认为“农民起来推翻欺压他们的土豪劣
绅，好得很!”他们在武昌的小旅馆里激烈争论，加上余宏奎又嫉妒他心仪的女同学谢
辉站在靳恭绶一边，于是大打出手，终于决裂。
农民运动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1927年，当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开始和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利益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确实成为真假革命的试金石!
为什么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加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参与，并不足以推翻帝国主义。
要打到帝国主义，就必须动员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而要动员农民，就
必须把他们从土豪劣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毛主席在他著名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言简意赅地写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
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当时有人以农民运动“过火”、“恐怖”来指责农民运动，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农民运动
。农民几千年一直饱受剥削压迫，他们没有条件受到良好教育，也没有机会养成优雅风
度，这又如何呢?这就能够证明农民运动不合理?这就应该取消农民的革命许可证?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
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
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主席才是真正理解革命的旷世伟人。“不优雅”的革命拯救了中国，使中国摆脱了帝
国主义的压迫，获得自由、解放与发展，结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条件、有可能优雅
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当代。杨奎松的一系列所谓“党史研究
”不是继续在做翻案文章，重弹“糟得很”的老调吗?
在2009年为国庆六十周年献礼的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则把湖南农民运动
庸俗化为“把地主财产分给农民，农民就能富起来吗?”然后借黄埔军校学员之口质问
共产党员教官瞿恩。瞿恩竟不敢正面回答，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也算是报了《大浪
淘沙》的一箭之仇吧!
正是因为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知识分子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否则将
一事无成。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作为五四运动中产生的最杰出人物的毛泽
东，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以一种“过来人”的透彻与仁厚，谆谆告诫
正从四面八方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
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大浪淘沙》贯穿了这一主题，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余宏奎叛变革命，除了无法接受农民运动，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汉口各界群众收回英租界。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历史上的一大胜利
，但余宏奎却被这种“过激”行为和此前英国军舰炮击万县吓破了胆。他酒后吐真言：
“外国人不是好惹的”，“英国人的军舰上有大炮”。
二是余宏奎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他的“人生导师”薛建白攀上35军军长何健，做了
何健的参议，余宏奎则想借薛建白的关系实现自己的野心：“我见到薛建白先生了，他
现在是35军的大官了!”“在军部工作嘛，气派大，知道的事情也多，要钱嘛有钱，要
前程嘛有前程。”
阶级立场，加上个人野心，最终害了余宏奎。在发生在1927年5月21日的长沙马日事变
中，他在薛建白的指使下，暗杀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教官，也曾经是他启蒙者
的赵锦章，这也决定了他必死的命运。
在武汉郊外最后的决斗中，余宏奎被他结拜兄弟，“大哥”顾达明、“二哥”靳恭绶亲
手处决，为赵教官报了仇。靳恭绶并为他总结道：“你们背叛国民革命，暗杀赵教官，
你们走的是一条死路啊!”
究竟是革命立场高于兄弟情义，还是兄弟情义高于革命立场?这本来是在革命实践和文
艺作品中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兄弟情义忽然具有了至高无上
的价值，当代主流文化的堕落，由此可见一斑。
【郭松民，察网专栏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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