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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0965 | 1 与狼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虱子却被革命队伍所容忍、接受，并获得美名。
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写道：
“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是那边
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决不像我们这边看的那样羞辱。没有虱子的参议员，
那才可怪呢！”革命队伍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路上食不甘味，寝不暖席，虱子也就
相生相伴了。对此，革命队伍里的中国同志们，无论男女，无论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
都不屑谈此。只有来到革命队伍里的外国人才大为惊诧，留为文字。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次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采
访。“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
寄生物。”此“寄生物”非它，虱子或跳蚤是也。
一年后，当时的斯诺夫人，出身高贵的尼姆·威尔斯女士到延安采访，被安排住在没有
被日本飞机炸毁前的延安古城里由原来的基督教堂改设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她对革命
队伍里的这些寄生物们特别敏感，想方设法，又无可奈何，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就表示
出自己的十分惊叹。陕北的“跳蚤却似乎有着某种撑杆跳的器官，因为它们跳的尺寸是
没有限度的”。她把随身带来的帆布床和睡袋放在土炕上，“帆布床的四条腿下面，垫
着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以此希望能防止寄生物们的侵扰，可是跳蚤竟然有能耐跳
上去。“我用石灰粉填塞了所有的缝隙，但是，砖铺的地板上，仍然栖居着各种昆虫，
有相互争斗的，也有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每天晚上，我把凉皮鞋‘束之高阁’，每天早
晨把它们抖了又抖，看看有没有蝎子和蜈蚣，有没有虱子和跳蚤。”在延安革命队伍里
，她不能避免被跳蚤和虱子袭击。作为一个贵族身份的知识女性，清洁卫生是她的生活
习惯，并且她有关于西方中世纪鼠疫灾难的常识。
“传播鼠疫的是跳蚤，而不是老鼠。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地球上仍然流行的地方已为数
不多了，而陕北便是其中之一。我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经毁灭了基督教人口的一半，
于是，注意讲究清洁卫生，便在欧洲风行起来。而这一点，似乎在几个世纪之后，还没
有传到中国。那年夏天，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住的那个院子里没发生鼠疫。不过，有
一人得了伤寒，一人患了严重的痢疾，还有许多常见的小病。”
虱子肆虐，实在是当时的革命队伍没有什么很好的对付办法。据傅连的女儿傅维芳回忆
，“我记得小时候捉虱子，多极了，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虱子，那时刚从老乡家中接回
，又脏又瘦。上保小后，虱子也挺多，经常是太阳晒，开水煮的。”虽然采取了种种措
施，但虱子横行始终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在延安，有人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
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
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
灭之不绝，只有承认之、容忍之，并冠以佳名，是为对革命意志的考验，对青年知识分
子投身革命精神的挑战。
其实，虱子或跳蚤本身都是讨厌的，但被派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用场，人们在本来就“
无奈小虫何”的基础上，心理上再一个转弯，就崇而敬之了，美其名曰“抗战虫”、“
革命虫”。这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反对洗澡，称颂污垢，认为“凡是能使身体变美的
事物，都会导致犯罪”，所以，“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而虱子满身则是圣洁之人不
可或缺的标志”，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1941年2月，延安中央医院陆续收到一些高烧不退、病情严重的病人。经检查，“有的
患伤寒，有的患副伤寒甲、乙，还有斑疹伤寒和回归热”。到6月底这类病人就有27人
，内科应接不暇，7月临时成立传染科。“8月份，传染病人便突然增加，统计8月入院
各类传染病人达15人，9月17人，10月更猛增至57人。小儿科收治的传染病患儿，还不
在此数。”当时该院病床总数仅有100余张，伤寒流行使得传染科、内科，甚至办公室
都住上了病人。住院病人以延安大学和中央党校最多，分别为37人和12人。“由于预防
措施没有跟上，中央医院工作人员染病率甚高，虽然还作过预防注射，护士患伤寒者竟
达19人，占全院护士的四分之一还强，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一时无法进行。”在这种情
况下，经有关部门同意，医院从延大和党校抽调徐洲等18人紧急充任护理工作，病情大
约到年底得到控制。
经过这次伤寒流行，中央医院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教育，延安革命队伍
里逐渐注意消灭虱子。《解放日报》附设“卫生”专版，介绍虱子的种类、特性、消灭
的办法。“不过灭虱、防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常洗澡，常换衣服，总之，讲个人卫生
是最好的办法了。”可惜的是，这最好的办法，恰恰是当时最难办到的事。
延安是革命大本营，和平环境，医疗水平相对先进，前方阵线的情况就严重得多了。
1946年冬，在延川县拓家川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医院（后称第五后方医院）收容了数百名
从吕梁战役撤下的伤病员，中央医院派出外科主任周泽昭率领的手术队前往援助。据医
生们回忆，他们在医护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虱子。
那时条件艰苦，没有衬衫更换，一身棉衣，白天穿在身上，夜晚还要靠它取暖。我们进
到病房，一接触病人，鞋上、身上就爬了无数的虱子。怎么办？大家都觉得束手。后来
有人想出一个办法：用火烤。我们把伤员身上已藏了虱子臭虫的铺草换下来，燃起篝火
，两人一组，拉住四个被角，把被子展开在火上烤。这法子还灵，虱子一受热，便往火
里掉，劈里啪啦，像爆米花一样。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情况已大为好转。
上石膏的伤员，石膏里面也生了虱子。我们就把棉花塞到石膏口上，虱子便钻到棉花里
面，然后拿去烧掉。
这么多、这么难以对付的虱子，这么艰苦的野外环境，疾病传染是不可避免的。
1948年春，由中央医院部分改编的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一所三连在宜川秋林，接受数
百名瓦子街撤下来的伤病员。其中大多表现为发高烧、畏寒、全身疼痛、恶心、呕吐、
腹泻、肝脾肿大，身上有出血状皮疹，个别的还出现便血、黄疸。这是明显的回归热特
征。而回归热是通过虱子传染的。“要制止回归热的蔓延，首要的是断绝传染源——灭
虱。”“范医生出了个点子：砌一个大锅台，装一口大锅，四周砌上1．5米高的围墙，
锅里注满水，上面装上木架，把伤病员衣被装进去，顶上盖严，用大火烧水，蒸两个小
时，取出晾干，把死虱甩打掉。与此相配合，更换铺草，给病人洗澡、洗衣，单衣服直
接用水烫，把换下来的铺草烧掉。工作人员也照此法灭虱。”这样才基本上控制了病情
的局部蔓延。 （朱鸿召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7年7月版） | 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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