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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2 | 1 低端全球化!从曼谷到广州 一个黑人的搬家史(组图)
新闻来源: 腾讯 于 2018-06-02 12:17:34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网络,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54 岁的 Mustapha Dieng 是最早进驻广州的塞内加尔人，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 15
年。
Dieng 的墙上挂着两面钟，一面显示东八区的中国时间，另一面与零时区的塞内加
尔同步。
按照他的说法，来得早“正赶上了好时候”，签证政策还很宽松，无数的批发市场
里供应着你能想到的几乎一切东西，价钱也很便宜。那时的中国人对平生第一次见到的
非洲人还有着友善的好奇，Dieng 记得有人毫不顾忌地问他是不是穷得“活不下去了”
才来的中国。
法语是塞内加尔人之间的通用语言，除了那些刚来不久的新人，Dieng 和同伴都会
讲流利的英文。他们从来说不准时态变化，也拒绝复杂句式，但它有效。
最初 Dieng 是在泰国的咖啡厅打工时学的英文，曼谷是来广州前他的上一站，他
在那里生活了四年。真正“熟练掌握”这门有效的语言则是在广州，在批发市场日复一
日的讨价还价里，也在街头和出租车司机的争吵中。
靠着盗版的 Nike，他赚到了第一桶金。接着把这里的廉价商品统统打包，寄回塞
内加尔。
2008 年 Dieng 为公司拍摄了一个时长 9 分钟的宣传片，镜头一一扫过样品间里
陈列的货品，地上堆的有音响、电风扇、卫星电视接收器。墙上的玻璃展柜，婴儿纸尿
裤的旁边一格是洗发水，另一格又成了手电筒。这个样品间像是一个乱序版本的超市，
摆放并不讲究什么章法，“全”成了 Dieng 最得意的部分。“十年过去了，每一件我
都能告诉你它的生产厂家在哪里，当然，有的厂家已经没了。”
为了搭配同一年的北京奥运会，他自己选择了配乐，一首重复播放的 Olympic
Dreams。
但那一年也成了他外贸生意的顶点，北京奥运会之后，政府开始打击盗版。再后来
有了阿里巴巴，外贸受到冲击。几年后，这个样品间收铺。
这几年的外贸不大景气，但 Dieng 转型成功，成了物流代理，拥有一个 3000 平
米的仓库，帮其他外贸商解决物流问题。
Dieng 在广州搬了几次家，搬来搬去都绕不开小北。大部分时间在同一栋楼里打转
，那是位于小北西侧的天秀大厦，1997 年竣工。Dieng 和太太入住时还很新。公寓不
光是他的住所，也是他办公、会客和堆货的地方。
用了不到三年时间，他从位于中层的一间小公寓，换到了顶楼最大的一套公寓，有
跃层，视野更开阔。客厅里可以堆更多的样品，沙发上可以坐更多的塞内加尔同乡。
晚了十年才到达广州的年轻人们没有他当初的运气，东西贵了不少，签证也越来越
难拿到。这座城市有了门槛，还越来越高。
4 月底的一个午后，我在 Dieng 的办公室见到了他，1.9 米的魁梧身材，白衬衫
、黑西装。他解释这套正式装束是为了广交会，平日的广州太热，商人们更习惯的装饰
是衬衫或是 Polo 衫。
相比 2003 年他初入广州参加的第一场，这两年的广交会有些冷清。
以下是他的口述：
广州街头的非洲人（摄 / 李东）
2000 年，“人人都想离开非洲”
刚来广州那年，我在批发市场里碰到一个中国人，他很直接地问我，是不是非洲太
穷了活不下去才来的中国。我不觉得被冒犯，反而很有趣。那是在 2003 年，我猜那是
他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黑人，他还用手摸了摸我的胳膊，但他的眼神并没有让我觉得不
舒服。
我让中国同事帮忙翻译：“如果太穷了，我是怎么来的中国？谁给我买的机票？”
在非洲，能坐得起飞机的基本都算是中产了。我父亲是个公务员，母亲没有工作，
我有 6 个兄弟和 4 个妹妹——这在当时很正常，现在在非洲，家的规模已经小了很多
，一家通常会有四五个孩子。
我们住在达喀尔市中心的一个大房子里，300 平米，两层楼。除了我们还有一些亲
戚，这里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有 20 个。
很早我就被送去摩洛哥读军校，毕业后回到塞内加尔，在空军做了几年工程兵。
1998 年我 34 岁，从部队退伍。
2000 年前后，塞内加尔有一阵出国热，人人都想离开非洲。当时的国内环境很不
好，物价飞涨，生活变得困难。有条件的家庭都会让大一点的孩子去海外谋生，赚到了
钱寄回家贴补家用。
我想找一份航空公司的工作，但学历不够，试着申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学
校，但都石沉大海。
很多人都和我有类似的想法，管不了那么多，先出去了再说。
澳洲去不了，那就先去亚洲。我带了一笔钱，差不多两万人民币，兴冲冲地飞去了
泰国，想着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继续申请签证和学校。但很快就发现签证远远比我想象
得要复杂。
当时的两万块很多了，但很快你就发现花起来更快。我在曼谷的酒店住了一个礼拜
，很快搬出来和朋友找了一间公寓，很小，我们需要挤在同一张床上，1.4 米宽。
那一阵网络咖啡厅（Internet Cafe）刚开始流行，我找了一间做起了服务生，老
板刚好就是个澳大利亚人。他很奇怪为什么我执着于澳洲，按照他的说法，移民很难在
那里找到工作，即便你找到了，每个月的工资也需要扣除大量的税费。他劝我不如留在
曼谷。
那时已经有很多非洲人在曼谷做生意了，还有很多和我一样被出国热冲昏了头的年
轻人，大家都想着以曼谷为跳板，跳去香港、美国或是欧洲。但大多数人也和我一样，
被复杂的签证程序难住了。
我给自己找了个活，帮他们申请签证，虽然我自己都没办下来。但也开始帮人填表
，每天领着人去大使馆排队。
那几年，客人们太多了，挣钱很容易。每个人我收费差不多 100 块人民币。最忙
的时候，一天下来我可以帮 10 个人做好签证，饭也顾不上吃。
一位来自喀麦隆的时事评论人，2012 年受“淘金热”的鼓动，辞去工作来到广州
找寻机会（摄 / 李东）
后来，我开始跟着一些塞内加尔同乡学做外贸生意，把衣服、首饰运回老家。批发
市场就是最好的课堂，但你也要做好准备随时“交学费”。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大客户，一个塞内加尔的女士，她从曼谷进口珠宝。我的工作
就是帮她拎包，在市场里挑选合适的货、砍价，以及找合适的物流公司空运。一天，我
们在一家店里看货，我放下包和店主看货样，没过几分钟，转过身来，包已经不见了，
那里面有一批价值 5 万人民币的珠宝。
那是在 2000 年，我刚刚结婚不久。之前还盘算着做完这一单，赚到的佣金可以寄
一些回塞内加尔给爸爸妈妈，转眼间我就要自掏腰包赔上这 5 万。当时的批发市场不
像今天，没有监控探头，曼谷的警察也帮不到你。那笔钱我之前存了差不多两年，不知
道端了多少盘子，填了多少份申请表。
但也没时间觉得悲伤，很快，下一个客人又来了。
我在曼谷住了四年，慢慢地，你发现市场上所有货的产地都成了中国。一个马里的
朋友先我一步去了广州，回来时他很兴奋，那里太棒了！他告诉我，同样的东西，广州
的价钱只有曼谷的一半。
2003 年广交会，我第一次去了广州。
https://web.popo8.com/201806/02/12/d8d7a61f45.jpg
2004 年前，随着城市扩张，位于白云山西面的旧白云机场已经成了市区，常能见
到飞机“贴着大楼”飞过的奇景。与它类似，更著名的是香港曾经的启德机场。图为飞
机飞过环市路（图 / Sina）
天秀大厦
2003 年，我的飞机降落在老白云机场，不是今天靠近花都的那个新机场。那种震
撼你可能没法想象，站在大街上一抬头就能看到飞机，离你那么近，简直太现代化了。
我在广交会上认识了我的第一个员工，一个来自河南的年轻女士，她用英文和我介
绍牛仔裤的布料、价格、物流等等细节。当我决定从曼谷搬来广州时，第一个就想到了
她。
我在酒店住了两个礼拜，她帮我租下了小北天秀大厦的一间公寓——要在广州常驻
，酒店不划算，也不方便。我带着太太和在曼谷出生的大儿子住了进来，两室一厅，差
不多 70 平。
它是我的家，我的办公室，我的样品间，也是我的会客厅。
我和家人们住在主卧，次卧是我办公的地方，我想把它整理好，但总是没办法，经
常乱糟糟的。客厅里堆满了样品，T-shirt、牛仔裤、女鞋、运动服……
我算是最早在广州留下来的塞内加尔人，很多同乡们来广州的第一站就是我的家，
他们可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货，我儿子就在大人们的腿之间跑来跑去。
还有一个差不多 6 平方米的阳台，我在那里放了一张桌子，两个中国员工就在阳
台上办公。那时候一个月的租金差不多 1500 块，和今天比太便宜了。
流程差不多是这样，大的订单供应商会直接发货到仓库，如果是小的订单，比如
150 件 T-shirt 或是 200 条牛仔裤，他们会发货到你住的地方。小订单都需要这样“
中转”一下，我们要把从不同供应商那儿淘来的东西整理好，再找物流公司。
天秀大厦的三栋楼围合出了一个天井，随着不断涌入的非洲人，几乎所有的货车都
在这里卸货。我们需要检查一遍货，确认没问题就用行李箱、编织袋装起来运上楼。
天秀大厦的电梯有点“可怜”（poor），除了作为写字楼的 B 栋，A、C 两栋原本
只是为了住人，但很多非洲人都和我一样把家当作办公室和会客厅，客梯也就成了我们
的货梯。
我住的 A 栋原本有两个电梯，一个经常出问题，爬到 20 楼就“不愿意”再上去
了，住在高层的人只能把货拖出来，自己扛上楼。剩下一个好的电梯，但人太多了，你
经常感觉永远也等不到它。
https://web.popo8.com/201806/02/14/a989bc7236.jpg
竣工于 1997 年的天秀大厦曾是当时的高档小区。两侧的 A、C 两栋为住宅，中间
有着玻璃幕墙的 B 栋为商用，底层是格子铺，高层为写字楼。如今，这里居住了大量
非洲商人，许多人和 Dieng 一样把家当作办公室和样品间。（图 / 腾讯大家）
电梯很小，有的中国人很热情会和你打招呼，也有的人，你感觉过去八年几乎每天
都能碰到，但你们从来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最开始我住在 15 层，周围都是中国人。邻居们都很友好，我的大儿子经常和中国
孩子玩在一起。
但上个月，一个同乡在天秀碰到了非常“刻薄”（mean）的邻居，不让她在自己家
里煮饭，投诉“非洲菜”气味太大。那个邻居扬言要报警，让警察带走她这个“非法滞
留者”。之前有非洲人为了方便在居民楼里开起了餐厅，卖本国的食物，（居民楼的建
筑标准、排风条件等并不适合开餐厅）它们确实气味太大遭到过不少投诉。
但我的朋友有合法的身份，她告诉邻居请他报警，希望警察能告诉他，在家煮饭是
她的“人权”。她问我，为什么那些在达喀尔的中国人不会遇到这种状况？不会被当街
拦下，或是半夜敲门检查证件。
这和 2003 年我刚来时人们要摸你皮肤的那种好奇不大一样了，有人变得友好，但
也有的人，你从他们的眼神里就能看出他们在想什么。地铁里、大街上或是电梯里，总
有人在你经过的时候捂住鼻子。
人们对非洲人的印象有时候来自一些“坏的非洲人”，中国人不会区分塞内加尔还
是尼日利亚，黑皮肤的都是非洲人，所以一旦有人作出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大家都会觉
得，所有非洲人都是一样的。
一个安哥拉商人会找小北街头的裁缝铺借工具缝补衣服，老板娘每次收他 10 块钱
的材料费。（摄 / 李东）
“2008 年前，那是黄金时代”
我住进天秀大厦的那个“半家半公司”没多久，SARS 就来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
间，没有一个客人上门，我们甚至考虑过干脆关门。但在 2004 年一次斋月结束，大批
人又涌了进来。
外贸生意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在那时候，直到 2008 年以前。我的生意很快扩张，家
也从 70 平的 15 层换到了 29 楼，那是天秀大厦最大的一套公寓，一百多平，有跃层
。一楼是我的卧室和办公室，整个二楼都是我的样品间。
那时几乎是一周 7 天，每周 24 小时都在工作。从早上 10 点开始就有客人上门
看货，我们需要把大门打开，不然一直会有人来敲门。除了看货，人们也喜欢在沙发上
聊天，午饭或是晚饭，我太太会招待大家在这里一起吃。
很快我在不远处的怡东大厦租下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样品间，
客人们甚至不需要去市场。在我这里，他们就可以直接找到想要的一切，从婴儿纸尿裤
、爽身粉、洗发水、运动服装，到电风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音机、音响和彩色电视
，那时还没有超薄电视。
我还自己设计印刷了我们的商品目录。你想要什么，我这里都能找得到。我知道哪
里的货便宜又好，可以帮你联系厂家，也可以陪你直接去工厂里看。
销量最好的是牛仔裤和 T-shirt。2003 年以前，塞内加尔的牛仔裤主要从美国和
摩洛哥进口，在那之后，全是中国制造。有的客人们会一次性下单几千件。最火的两年
，可以说我认识的一些工厂只接我的单，只为我的客人们生产。
前几年，新流行起来的货是瓷砖，工厂在佛山。
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差不多四五十年前，人们会直接把地毯铺在地上席地而坐。
十年前，达喀尔的有钱人最开始用起了瓷砖。现在，它变得越来越大众，在很远的农村
你也看得到佛山运过去的瓷砖。
不仅塞内加尔，很多非洲人的建材都来自广州。可以说，除了水泥混凝土，人们造
房子的几乎一切“零件”都是这里的，一扇门、一块吊顶、一片地砖。
最近世界杯要开幕了，商人们很早就从广州运了超薄电视回去，销量很旺。塞内加
尔人很喜欢足球，同样热销的还有足球鞋和运动服。
很多非洲人觉得，生意不好做是这几年的事情，因为签证政策越来越紧，也因为货
越来越贵。但我觉得其实更早，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就开始打击盗版。还有
就是阿里巴巴。
2008 年以前，那是黄金时代。
如果说 2000 年非洲人都想去欧洲，那几年，更多年轻人涌入了广州。
我的家里、办公室里总是坐着一些年轻人，和我当初一样，他们兴冲冲地辞掉了老
家的工作，想来广州大赚一笔，但他们毫无经验。有的以前是裁缝，有的是老师。早年
生意太好做，人们以为赚钱就像是从树上摘果子一样容易。老人们会告诉年轻人，去中
国吧，去那里闯一闯。
2012 年，摄影师李东跟拍了他当时的邻居，来自苏丹的莫利。听说李东要给他拍
照，莫利翻出箱子里一件皱巴巴的驼毛长袍，那是临行前母亲为它缝制的，用料珍贵。
但母亲和他从没想到广州的湿热天气，来了之后他就再没穿过。莫利坚持要穿着这件长
袍拍一张“认证照”，寄回苏丹。（摄 / 李东）
莫利坐在出租屋里发呆（摄 / 李东）
两个月签证期满，在广州没什么收获的莫利只能回到苏丹。“黄金时代”的那几年
，小北常能见到这样来去匆匆的年轻人，几个月时间由意气风发变得消沉。（摄 / 李
东）
五年前，还有很多新人过来，他们不知道从何做起。我会陪他们去市场，或是让同
事带他们去见客户，市场是最好的课堂。这几年新人们变少了。
那也是小北最混乱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办公室走回家，路上给塞内加尔打电话，突
然一个维吾尔族人骑着摩托车擦着我的肩膀飞过去，抢走了我的手机。我的胳膊和脸都
受了伤，太太还等在电话的那一头，但电话已经跟着那辆摩托车迅速消失在人流里。
还有一次我和同事去批发市场，我把包放在一个店家的沙发上，没过几分钟，刚想
从包里找一个商品目录，拿起来的时候觉得包比来时轻了很多——之前我刚去银行取了
钱，可能出了银行就被盯上了。同事眼尖，看到有个人神色慌张，走得很快，还偷偷向
我们看，我们喊了一声，他跑了起来，最后被市场里的人拦住了。
批发市场的人也很珍惜维护自己的秩序，如果小偷太多，没有人会来这里买东西。
那天我们去警察局做了笔录，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七点，五个小时，写了无数份说明，
被问了无数个问题。幸运的是，虽然最后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但还是拿回了钱。
现在的小北已经很安全了。上个月在宝汉直街，一个警察拍拍我肩膀，让我把包背
到前面去。我不觉得这是坏事，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小北变得有些“无趣”，但只要我有
合法的身份，遵守规则就可以在这里安心做生意。
当然，“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们出现在广州。去年，签证程
序有了变化，人们需要提供学历证明。据说，学历越高的人被允许逗留的时间就会越长
，一些低学历的人只能短期停留，甚至被拒发签证。对年轻人而言，这座城市的门槛变
高了。
https://web.popo8.com/201806/02/10/0baa5796c9.jpg
小北房屋中介前的非洲人，2014 年后，小北的租赁市场也被整顿，为了打击逾期
滞留者，许多房子只允许租给有长期逗留签证的留学生。（摄 / 李东）
“在这些工厂里，我看到了中国是如何发家的”
过去几年，爆米花机在塞内加尔非常流行。我们国家的失业率很高，在达喀尔之外
的城市和农村更是如此。人们会给老家的姐姐寄一台爆米花机，她可以在学校附近摆摊
赚钱。
这让我想起我自己。刚到广州那几年，除了把赚到的钱寄回家，我还寄了一些货给
他们。有个表弟在加拿大，我寄了差不多价值 1000 人民币的女鞋，他想办法卖掉，据
说赚到了 2000 块。
三年前，一个年轻人找到我。他原本是个木匠，在达喀尔有个作坊卖自己做的桌子
、椅子，也是被家人鼓动来中国淘金。
我带他去了家具城，那里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他有些震撼，兴奋地拿回了一大叠商
品目录。但等回到我办公室，一坐下来又变得很沮丧。
为什么？同样一张桌子，在广州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样式、尺寸、装饰、颜色，价格
还很便宜，而他做的东西都很简单，价格也不占优势，甚至比广州运过去的到岸价格还
要贵。
他是家里的长子，爸爸已经退休，妈妈没有工作，年轻的弟弟妹妹还要读书。留在
广州他可以赚更多。回去做木匠挣的钱自然不如做外贸。很多塞内加尔人都有这样的压
力，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你们也曾经这样，一个人要撑起一个家。
我鼓励他学习图册里别人的设计。很快签证到期，他就回去了。在那之后，我们再
也没有遇到过，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做成功。虽然都是塞内加尔人，但你知道，这可能
就是你们这辈子唯一的一次相遇。
我去工厂看货，也能看到这些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有一次，我和同事去了广州
市区里一个“家庭工厂”（family factory），人们在那里缝制书包。很小的房间，机
器、工作台、书包堆得满满，机器声音很大，小朋友就在旁边做作业。同事说那里是广
州的城中村。
看到这些你会想，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既然中国就是从这些小的制造业里发家，为
什么我们不行？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的许志强曾研究广州城中村里的“住宅工厂”，图为一间
住宅工厂的剖面图，居住和工厂生产集中在同一空间内。但近些年，这样的住宅工厂越
来越少了。（图 / 许志强）
前两年，一个朋友在广州买了几台生产薯条的机器回去，现在你能在达喀尔的一些
杂货铺和便利店里看到他生产的薯条。
还有一个朋友原本就有自己的服装厂，过去几年，他每年都要来广州待上一两个月
，走的时候带回大包大包的花样，他可以把这些装饰性的花样缝制在布料上。三年前，
他干脆买了一台机器，开始在塞内加尔自己设计生产。现在他还是会来广州，但目的已
经不再是买便宜东西，而是来“考察”（research），看看市场上有什么新东西。听说
他的生意很不错。
这比单纯的便宜买进高价卖出赚差价有意义。前几年我还和太太商量，是不是回塞
内加尔开一间工厂。但事情不像我和你说的这么简单，你需要向银行贷款，需要找政府
借土地来建厂。如果一切像中国这么方便，就不会出现我们那样的情况，非洲有的是木
头，但连牙签都需要从中国进口。
还有政治，我们国家的问题就是这样，永远要和官僚周旋。年轻人们都希望做公务
员，稳定又赚钱。
不再便宜的“中国制造”
这几年，东西越来越贵了。
供应商说，这是因为工厂招不到工人，工资越来越高。
如果只有一个人这么说，你可以怀疑，这是借口，他不过是想加价。但当所有人都
在说同样的事情，你知道，“中国制造”不再便宜了。特别是在春节之后，客户很难按
期拿到货，工厂告诉我们，过完春节，没有工人愿意回来开工。
我们总想跳过中间商，直接从生产者手里拿货，但现在生产者的价格也不再便宜了
。我同事告诉我，很多城中村里的家庭工厂也随着政府的打击关闭了。有的工厂去了中
国其他城市，有的去了越南。
我现在的生意里，外贸赚到的钱已经很少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做物流代理。虽然
这里的外贸几乎要“死”了，但只要你想运东西，总需要有人帮你订集装箱，选择物流
。在广州我还有一个 3000 平方米的仓库，算是非洲的物流代理里最大的了。
我们还有了新的竞争者，现在塞内加尔有了很多中国人，专门做瓷砖生意。以前他
们是我们的供应商，当他们发现瓷砖生意这么好赚，就开始自己干了。
我们还在广州等着塞内加尔的客人们上门，结果广州和佛山的商人们已经先我们一
步“回到”了塞内加尔。
https://web.popo8.com/201806/02/1/11d359a784.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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