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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9 | 1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容易抢占先机,因为天性有点与世无争,反映到学习和追求上就是不
够上进,或者说没有进取心。1985年大学毕业,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我在北
京大学修完了全部学业并且留校任教了。我当上了北大英语系的老师,一个星期授课八
节,月薪60元。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多么优秀才留校的,而是因为当时北大公共英语迅速发
展,师资严重缺乏,结果把我这个中英文水平都残缺不全的人留了下来。尽管当时我的教
学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我却很喜欢北大宁静的生活,而且能当一名老师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了。
按照北大相关的管理规定,学校还分给我一间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地下室做宿舍。我每天
在北大分给我的这间八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自得其乐,天天在见不到一丝阳光的房间里读
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整个楼房的下水管刚好从我房间旁边通过,24小时的哗哗
水声传进耳朵里,我把它听成美丽的瀑布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内容。后来北大可怜我,把我
从地下室拯救出来,让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楼同样八平方米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打开窗户
就能见到阳光,把我感激得涕泪横流,决定把一辈子都献给北大也值了。
当时很多人都向往我这样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经过青年时期的艰苦奋斗,在中年到来以前
取得些工作成绩和顺利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接下来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出书、
晋职称、做教授了。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创造一个个的辉
煌战绩,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荣誉的奖杯上,让自己的成长经历成为年轻人奋发上进的指
南。
我工作上比较努力,这得易于我学生时期养成的一些好习惯。我第一次在北大给学生上
课是在1985年,刚开始面对学生的时候心里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就适应了。学生们也都
喜欢我,因为我生性幽默,课堂气氛非常好,讲课的水平也提高了。不过,即使我当了老师
之后,我还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的朋友并不多。虽然我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
在教师圈里却没有什么交往,我还是游离在大家的视线和交际圈子之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全国上下出国潮高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国几乎成了一个
人成功的标志。当我还埋头教书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开始悄悄准备去美国了
。虽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适应了北大安逸的生活,而且也会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
绩,但这些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得到的。没有大的惊喜,也没有大的波折。然而,有
些人却不喜欢这样波澜不惊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们一心想的和做的都是出国。
我是一个对周围的事情发展很不敏感的人。到今天为止,我对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变化
依然反应迟钝,认为这是大人物的事情,和我这样的一介草民没有太多关系。我对周围的
人在做些什么事情反应也很迟钝,认为这是人家的私事,我没有知道的权利,而且也不想
知道别人的私事。在这种迟钝中,我周围的世界和人物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中国已经
向世界开放了,出国的热潮在中国悄然兴起。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是奔走在风口浪尖上的
人物,迅速嗅到了从遥远的国度飘过来的鱼腥味,偷偷地顺着味道飘来的方向前进了。当
时大家联系出国都不会让单位知道,甚至不愿意让朋友知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发现周
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北美大
陆。
看到他们都出国了,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我一直认为能从农村出来进入北大就
已经算登天了,出国留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不敢想的事情,还是顺手拿本《三国演
义》读一读比较轻松。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攀比,我老婆会把
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
后,她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
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后来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
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就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学
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
,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
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于是我就开始
选专业,我平时虽然涉猎甚广,但对任何专业都没有真正的爱好和研究。我就病急乱投医
,几乎把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联系了个遍。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
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
至少需要2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得十几万,现在来看这个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
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一年,我为了积攒赴美国求学的各种费用,就约了几个同学一
块儿出去代课,挣出国的学费。我们悄悄在其他的几个学校的培训班里代课,代课方式很
有效,最大的收获就是代课费很高,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
增长了起来,当时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这笔天价的费用就可以准备充足了。校外代课
能获得高回报的这种激情就像一团火,熊熊地在我的心里燃烧着,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控
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课余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课的工作中。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
的,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
代课收入之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方向
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须要
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
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
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
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
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
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
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
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出国不成,积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课谋
取生活费用。从1988年开始,三年多联系出国的经历,使我对出国考试有了很深的了解。
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大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出国而拼命。这个
时候北京的TOEFL、GRE培训班已经遍地开花,就连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GRE培训班。
北大里面的培训班轮不到我去教,因为老资格的人把职位全占满了,我又需要钱,于是我
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课,这样可以额外收入一些钱,但是我这个人天生有一点点经商的头脑,看着很
多同行都在招生办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计算了一下,作为一个代课教师,而且自认
为是一个授课顶好的教师,我只拿到了招生费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为我的工资,怎么想
也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我觉得如果自己办培训班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比那
些学校和那些老师办得更好的。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个老师联合办班的想法,他想办法
盖上民办学校招生的章以后,我们俩就在北大校园张贴广告开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
了我们两个人的预计,而且还有些学生是慕名而来,取得了开门红,这个班的诞生就给我
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办班的过程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呢？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的学
生数量的锐减,因为有一部分学生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上课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的英语
系领导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上升到最后,就变成了北大给我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按理说,我在北大租用礼堂做讲座,北大的后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长肯定是管不到这个事情
的,他们也没这个时间和精力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北大校园里还能关注我、对我感兴趣
的人并不多,也就是给我处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关者们。北大处分我表面的原因,
是我在外面教了课,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深层原因则是和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上课的学
生人数减少,导致培训费的收入减少有关,引起了那些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所以我就成了
北大整个英语系的死对头。
为什么呢？第一,管理短期英语培训项目的北大老师的收入减少了,这个项目的运作当然
是这个人拿得最多的,我的培训班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收入。第二,围绕这个培训项目获利
的其他老师收入也减少了。也就是说,北大英语系的其他老师都在那儿教书,我瓜分了他
们的生源,等于抢走了他们盘子里的蛋糕。第三,这个项目剩下来的利润在每月的月底都
会分下去,每个老师都是可以拿奖金的,叫做人人有份。
那么我的培训班一举办,学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很显然北大的英语老师们就会少拿这一
部分,这个主管也必然就少拿一部分,当然了他们自己的上课费还是不一定少拿的。总而
言之,大家已有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了损失。内心不平衡的矛头很快都指向了我,就因为我
俞敏洪这么一个人,坏了大家的好事,所以我的这个处分是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的。试想,
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它也不会随便处分我的。这个处分下发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处分是对
的,没有人同情我,我当时确实是犯了众怒。
后来想想自己也做得挺过分的,断了别人的财路,肯定要引起别人的不满。但是短期英语
培训项目收入的减少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即使我不出来办班,别的学校的老师也会在外
面举办培训班的,一样还会分流学英语的学生生源的。所以说我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做出
了特定出格的事,受到大家的责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是我也想在北大校园内办的培训班多教课,多增加点收入,但是他们
说我们这个培训班现在哪有你教课的地方,因为当时各个培训班都是系主任、副系主任
、教授在教课,不可能为我提供足够的课时让我挣钱。所以只能是在月底的时候分那么
一点可怜的奖金,没有办法,学校里也得讲究论资排辈的。我是新留校的老师,只能排在
资历深的人身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这样混吃等死,还是应该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新
的收获。正好,赴美国求学的机会给我提供了一个需要挣钱的理由,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
的,我就在校外代课挣些外快,结果还被学校发觉并给了一个处分。
1990年的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连续半个月广播了对我的处分,大意是我打着北大
的名义私自办学,严重影响教学秩序等,处分决定是记大过。我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因为校方在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我通气。
我在北大第一次出名也是因为这个处分,当时北大已经有了闭路电视,这个处分在闭路电
视上也播放了无数遍,用来警示其他人。对别人起到什么警示效果我不知道,结果是我在
北大出名了,走在路上的时候,陌生的学生和老师都能把我认出来,身后常有人指指点点
地说:“哎,那个人就是电视中看到的被处分的那个俞敏洪。”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面
子一下子被丢在了地上,任人践踏,这种滋味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当时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奇怪的眼神,一下子摆在我面前。我自己很明白,无论再怎么
努力,成绩再怎么前进,我心里始终会有一道坎迈不过去了。这个处分带给我的刺激太大
了,所有物质上的缺失我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弥补,但心理上的障碍却更难克服
,我在北大待得就不那么舒心了,就想到了辞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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