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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6092 | 1 按：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作者向红是周宇
驰的女儿。据“维基百科”等资料：周宇驰（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乐亭县
人，曾任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1971
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于新野及李伟信在北京沙河机
场乘直升机出逃迫降，周宇驰及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四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
思绪万千。在40年前，我已经下了结论：从政治生命这个层面上讲，政治上的我，已经
随着我父亲死去了。遗憾的是，40年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的预言。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与之40年的渊源
，我想尝试一下管中窥豹，来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
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却不能走得太近，否则深陷其中，枝枝
蔓蔓，历历在目，只能看到一家一户的离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纠结？就真的“碧
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
看国家、民众的利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爷爷、爸爸与我
听我奶奶讲，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
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
，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干事并兼职战地
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的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
一航校，他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
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式——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
从北京搬到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
京的空司大院。
那是1963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
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奶奶在家，妈妈在门诊部上班，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
苦的地方，极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
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
妈妈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妈妈那认真样儿，还故意
逗她；有父亲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
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概是1964年，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受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
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的江湾，到西南角的虹桥机场，
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
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
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的快
乐；妈妈也觉得在上海那段日子，是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1966年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
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父亲在空二师的干部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
么社论。父亲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妈妈
说是北京的气候太干燥了的缘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
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成“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
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
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
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
自我父亲离开空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父亲调回北京，
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
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
错。刘的性格很闻名，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
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
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
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
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前因后果。
据我哥哥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
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
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
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
院里进行心得讲用。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
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他父亲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
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过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省
电台工作。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上，见我进
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
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
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1970年5月20号，早上程洪珍开车到中山医学院，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
”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
国杂志，所以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
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翻译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哗啦哗啦地响
，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
，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迭好靠在墙边，只
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二O
”大会，我坐着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
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
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
了林彪讲话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
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
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
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原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会这样啊……要是爸
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
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
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
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
，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
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
果还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第一次
觉得熟悉的父亲那么的陌生；后来慢慢想通了一点，逐渐地，我们开始走近我父亲。
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9月5号，是个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
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
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
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
都聚在客厅和张亚青阿姨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
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12号就要到广
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
不亲，线上分”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
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答，但我的性格内向，就爱胡思乱想，心里依然感到些许
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
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
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12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
有电话来。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
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
电话，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
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
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
我根本对什么叫“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
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
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是他。
何等的天真烂漫。
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事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痹。脑子里第一个
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着的是学校里睡在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
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
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到了，马上搬着櫈子往旁边
挪了一下。
传达完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
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
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
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
头，我跳过了前面的几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
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
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的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
胖子”呢？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
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是坐车去的
，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幸亏我还知道人民大会堂是开大会才
用的地方；天安门是节日或接见群众时才用的，平时上面没有人；“中央”二字对我而
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应该在长安街上的新华门里面。
何等的幼稚可笑。
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
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
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
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没头没脑，倔倔地说了
两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
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
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以为
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
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
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
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
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
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
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17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
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很生气，就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
的训练飞机，要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
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
是意外和伤心，他坐下来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
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
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
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
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
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
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
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
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
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
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
“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
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
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
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
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通过了之后，
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
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诱导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
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
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
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8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
》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
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
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是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境地，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
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
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不幸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很多人描述过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
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
碌”、“疲劳”，也听出了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
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他不是“党办的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
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接下来的40年里，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9月10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
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
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
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
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
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
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
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
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9月12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
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
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
来照顾老母亲。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同时被搜去的还有一块林立果
送的劳力士金表，据说世界上只有60只，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
，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
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一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历来对政治没
兴趣，淡泊名利。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以前哥俩碰在一起就经常辩
论。
1969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
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
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
题。
我父亲告诉他，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
《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
“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
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
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此时，他只有安慰哥哥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他反驳道：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
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
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
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
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也没见过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我听了二叔的
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
，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
“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1971年9月12日的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
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
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
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
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
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了”，这个
“谁”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
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
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
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
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据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9月12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
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
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
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
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们俩人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
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
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
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本质和能力的
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
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
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
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青涩过、失落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有“破罐子
破摔”。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
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尽力了，他想做到忠孝两全。我遐想，如
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去遵循道义，说不定也会跟他
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虽死犹荣。
40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
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
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五
七一工程纪要》中不难发现，除了可以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
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大政背离了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
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
。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五七一工程纪要》之
所以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
真话，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封建主义、反专制的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
越善于独立思考，终将难掩其独特的锋芒。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
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它的历史使
命也没有终结，对于专制的统治者们来说，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
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会满怀眷恋地俯瞰这片大地，一定会深
深关注这片大地上的四季风云，他们一定希望党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国家有序发展，一
定希望军队越来越强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额手称庆，重新有了安定、富裕
的希望，这正是林立果和我父亲他们没有完成的心愿。请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40年前改
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吧！ | d*c
发帖数: 1 | | s*****l
发帖数: 7106 | 3 林立果野心家的称号 好不为过
林彪掌权 做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宝贝儿
【在 d*c 的大作中提到】
: 属实
: 林彪一伙算得上是真爱国志士了
| b**e
发帖数: 3199 | 4 本来计划就是去广州找四野老部下避风头。结果不知道为啥临时改变计划去苏联了。 | M******a
发帖数: 6723 | 5 这些话都类似袁世凯的女儿写的回忆录，不能当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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