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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
1935年6月下旬，法国著名的、亲苏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莫斯科。他此行的目的，就是
他作为苏联的“忠实朋友”被苏联的现实所困惑，要求斯大林亲自就些问题给予答复，
以方便他在法国和欧洲为苏联做宣传工作。
事情的起因是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的被暗杀以及接踵而至的对“阴谋同谋者”、“人
民之敌”、“祖国叛徒”的镇压。从1934年12月1日到1935年6月下旬罗曼·罗兰访问莫
斯科，仅仅半年的时间里，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就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对其后整个20世纪
30年代的进程起了重大作用的事情。也就是说，苏联政府为进行镇压做出了一系列决议
、决定和法律来应付和解决“基洛夫被暗杀”事件后国内所出现的麻烦和棘手问题。就
在1934年12月1日这一天，苏联的最高立法机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迅速公布了
《关于策划或者进行恐怖活动案件的审理程序》的法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切反
对斯大林的活动：“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富农的、阶级异己分子的、“人
民之敌”的、“祖国叛徒”的活动统统被冠之以“恐怖活动”。在《关于策划或者进行
恐怖活动案件的审理程序》中，有几项规定是以往的苏联法律所没有的。他们是：一、
对这些恐怖活动和恐怖分子的侦查不能超过10天的期限；二、审判的结论只能在法院开
庭审理前一昼夜通知被告人；三、审判时，不得有人旁听；四、不允许被告上诉，不准
申请赦免；五、被判处死刑的必须在5天内执行枪决。
这个法令的全部实质就在于在不公开审理的情况下，迅速地、秘密地进行审讯并处决“
恐怖分子”，以免夜长梦多：被告人的上诉、翻供或者请求赦免；群众的反对和抗议。
这样就可以使“审讯”和判决完全按照执法者的意志和心愿来行事。只要案件落定，既
成事实，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利于执法者的异议。根据这一法令，既可审判犯
有“恐怖罪行”的人，也可对被怀疑犯有“恐怖罪行”的人执行防范性的惩治。正是从
这一法令开始，秘密逮捕、秘密审讯、秘密处决就有了法律依据；刑讯逼供、网罗罪名
、编造假口供和假证词就成为内务部门的工作的正式程序。
“人民之敌”、“祖国叛徒”被绳之以法了，被枪决了，他们的家属也不能放过，因为
他们是潜在的、可能要对亲人的被镇压进行报复的敌人。于是，在1935年3月30日，又
通过了《关于惩治祖国叛徒家属》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祖国叛徒”的家属和亲友
都要受到流放至边远地区的惩治。
在“人民之敌”、“祖国叛徒”及其家属遭到镇压和流放后，大批12岁以下的儿童无人
教养，流落街头，青少年犯罪事件陡增，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联共（布）中央正
在通过日丹诺夫领导的中小学委员会和加里宁领导的无人照管流浪儿委员会制定惩处的
法令。但伏罗希洛夫在得知在莫斯科的执法机关挂了号的竟有“3000名作恶成性的流氓
少年，其中近500名是公认的无恶不作的匪徒。平均每天要逮捕100名搞无赖勾当的无人
照管的流浪儿”后，就按捺不住了，于1935年3月19日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写
信，责问：“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该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安置流浪儿和无人照管
的儿童，以保障首都安全，免遭日益增多的‘儿童’流氓行为的骚扰。至于前面提到的
事件，我就不明白为何不能枪毙这些坏蛋。难道还要等他们长成大强盗的时候再说？”
终于，在1935年4月7日，又公布了《对12岁以上的孩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法令。其惩罚
是送劳教营，或者随大人被流放至边远地区。其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惩治“前××”，即
“前地主、前富农、前沙皇官吏、前警察”等等的法令。就在罗曼·罗兰访问莫斯科的
前两个半月，先后成立了对“人民之敌”和“祖国叛徒”进行快速、秘密审理和判决的
“三人小组”和“特别法庭”。种种法令一个比一个严酷，接踵而来。
在所有这些法令中，潜藏着一个铁的法则（尽管这种法则这时还没有哪个领导人公开承
认过），这就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苏维埃政权，为了党和领袖的权威不被亵渎，
可以，而且必须防患于未然，可以，而且必须预防抓人、审人和杀人。这种审理程序要
求的就是运筹帷幄、暗箱操作。没有这种运筹帷幄和暗箱操作，就没有秘密，也就没有
了预防抓人、审人和杀人的基础和条件。这种秘密的、幕后的司法、执法程序是一种苏
维埃的意识形态，一种苏维埃的文化观。它和世界上有过的并还存在的文化观是相悖逆
的。
对于这种眼花缭乱的执法景象，西欧的许多共产党和亲苏人士坠入云里雾中，纷纷要求
苏联共产党，甚至斯大林本人做出解释，并随之产生了对苏联的怀疑情绪。尽管罗曼·
罗兰十分亲苏，这种立法和执法程序，这种文化观他还是无法理解，不能接受的。他正
是在这个时候，为了这个目的来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
在令罗曼·罗兰最关注的问趣中，涉及预防抓人、审人和杀人的问题，一是基洛夫被暗
杀事件，另一个是有关惩治12岁以下孩子的问题。对于前者，罗曼·罗兰对斯大林说：
“您坚决镇压杀害基洛夫的阴谋的同谋者，您做得是对的。但是，在惩治阴谋者时，您
要向欧洲的公众和世界公众公布被告者的谋杀罪行。”对于后者，罗曼·罗兰说：“给
人的印象是，死刑正在威胁着这些孩子。我非常理解这样做的动机：必须使那些不负责
任的人和那些想利用这些不负责任的人们感到恐惧。但是公众不理解。他们会觉得，这
种威胁正在变成现实，或者法官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实施这种威胁。”
罗曼·罗兰所不能理解和担心的就是在法律条文下的“不向公众公布”和“法官的随心
所欲”。所以，他给斯大林的建议是：“苏联政府作出决议，或者是以法院的决议和判
决的形式，或者是以改变普通的惩罚措施的法律形式，这都是它的最高权力。但在一些
情况下，这所涉及的问题或人总是体现和具有普遍的兴趣和意义，并且由于某种原因，
外国的社会舆论也就总会骚动一片。避免误会本是不难做到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而斯大林对罗兰的惊讶也不可理解，在他看来，对基洛夫事件的处理，不仅从政治上，
而且从文化上说也都是无可非议的。斯大林首先回答了关于惩治12岁以下的孩子的问题
。他回避了“孩子问题”出现的一个主要事实基础，那就是大量的孩子流落街头正是由
于他们的父母被当做“恐怖分子”、“人民之敌”、“祖国叛徒”遭到枪决或流放，失
去教养所致，而归结为“孩子问题”是流氓团伙的操纵。斯大林说：“法令的公布是为
了恐吓和打乱成年人匪徒的阵脚，从流氓分子那里拯救我们的孩子。”这一法令所具有
的是纯教育的意义。我们想用它来吓唬的与其说是他流氓行为的孩子们，不如说是孩子
们中间流氓行为的教唆者。”斯大林在这里打出的旗号是“预防”，是防患于未然。
关于基洛夫事件，斯大林却十分坦率、甚至是毫无遮掩地解释了进行这种大规模镇压的
理由：“基洛夫是个优秀的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犯下了滔天罪行。这种情况不能不影
响到我们。我们所枪毙的100个人从司法观点来看，都和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没有直接的
联系。但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从波兰、德国和芬兰派进来的，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武装，
他们领受的任务是从事反对苏联领导人包括基洛夫同志在内的恐怖活动。这100个人都
是白卫分子，并且不想在军事法庭上否认自己的恐怖活动意图。他们中的许多人说：‘
不错，我们想过，并且还在想消灭苏联领导人，我们和你们没有什么好谈的，枪毙我们
吧，如果你们不想干，我们就会消灭你们。’我们觉得，在有辩护人参加的公开法庭上
来审理他们的犯罪案件，对这些先生们来说是过于的荣耀了。我们已经得悉，犯罪的恐
怖分子在杀害了基洛夫之后，还打算对其他的领导人实施凶残的计划。为了预防这种罪
行，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政权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在类似情况
下的政权就该是强力的、猛烈的和无所畏惧的。反之，它就不是政权并且不可能被政权
所承认。”
斯大林这段话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罪行，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们的
不愉快的责任”。这是苏联高级领导人中，第一次说出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苏联镇
压机制的这一核心基础。斯大林的这种公开承认也是罕见的，并且在此之后，他再也没
有对其他任何人讲过如此直言不讳的话。在斯大林看来，为了政权，可以预防杀人。这
是斯大林所说的“政权的逻辑”，当然也就是斯大林本人执政的逻辑。组成这个逻辑的
基本要素是什么呢？斯大林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杀害基洛夫就是消灭苏联领导人，
就是消灭斯大林和以他为首的苏共中央；第二，消灭苏联领导人就是消灭领导人所代表
的政权——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三，无产阶级政权是强力的、猛烈的和无所
畏惧的，因而个政权对于试图消灭它的人可以不予承认，可以格杀勿论；第四，预防杀
人就是可以不需要公开的法庭审判，不需要辩护人的辩护，就是可以随便杀害即使是与
“基洛夫事件”毫无关系的人。至于基洛夫被谁所杀，为什么被杀，怎样被杀，在这个
逻辑里和在体现了这种逻辑运作的进程里是无关紧要的。至于这究竟是真实的反革命事
件，还是幕后策划的阴谋，也许正是“预防杀人”的逻辑和措施所要掩盖的。斯大林的
这番话事实上也是对1934年以来的《关于策划或者进行恐怖活动案件的审理程序》等一
系列法令的最无顾忌的解释。
所谓“预防杀人”，从政治上讲，这个逻辑所体现的就是执政者统治权力的无上权威和
无可置疑。而从文化上讲，这种逻辑就是在形成并传播一种新的道德观，一种人与人关
系的新准则，那就是：人是可以随便被怀疑的，人是可以随便被杀害的，只要这种怀疑
和杀害是为了领袖和政权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里，预防杀人的被杀对象
是主观定下的，预防杀人的过程是没有法律基础和任何监督的。从而，那种在传统的俄
罗斯文化观里所延续的人的友善、宽容、相助和平等的概念遭到了空前的质疑和否定，
一切都被打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烙印。
这种逻辑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在1935年，苏联全国都处于一种独特的气氛之中，经
济上的赶超英美、“五年计划”的四年零三个月的完成、“苏联第一”宣传的惊天动地
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盛行，所有这一切都使苏联处于一种“凯歌盛世”
的人为想象里。说这一切是“人为想象”，是因为苏联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一系列指标都没有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不仅是一个超高指标的计划，而且
是一个更加动员经济化、军事化和时刻准备打仗的计划。农业方面的困难使国家处于工
业缺少原材料、工业化发展进程阻缓和大量农村人口无序向城市和工业基地移动的两难
境地。于是，反对斯大林的“直接工业化”就成了一种残酷的现实。但是，斯大林坚持
自己一贯的结论：胡说要降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的阶
级敌人的代理人。”让人们的全部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困境和问题上，而是转移到其他方
面去，这就成了维系政权能否存在和延续下去的刻不容缓的事。于是，从1935年起就在
策划一场空前规模的镇压“人民之敌”的运动——“大清洗”，把人们反对斯大林工业
化，甚至是反对斯大林个人的注意力有效地转移到“敌人”和阶级斗争方面来。
正是因为如此，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和战争的迫在眉睫，这两个概念这时就成了苏维埃
文化中的两根不可动摇的支柱。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推广就是要使人们相信，领袖
提出的这两个概念是绝对正确的，是思维和行动的金科玉律，就是要使人们相信，领袖
是代表苏联政权和苏联的发展道路的，是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因此假如你热爱社会主义
，你就得热爱苏联党和苏联政府，你就得热爱苏联的领袖，而反对苏联领袖，反对斯大
林就是反对苏联党和政府，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和人类的光明前途。在“预防杀人”这种
逻辑里，精髓的就是这种文化观念上的替换法则。
在苏维埃爱国主义里，一切是以对领袖，也即对斯大林是否忠诚来衡量的。人的权益，
人的尊严，人的生存、希望与未来都处于被怀疑之中，被监督之中，被掌控之中，这一
切在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进程中已经到处发生并对国家生活起到了消极否定的作
用。
几乎就在基洛夫被杀，他的尸体未僵之时，在怀疑、监督和处决的基础上瞬间就膨胀起
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一种贴有阶级标签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实质就是芸芸众生因
被怀疑、被监督和处于被处决惶恐之中的求生的意识。一种以牺牲他人来保全自己的逻
辑行为。而告密，普遍的告密就成了这种文化观的核心，其蔓延之快速和殃及所有人、
所有机构，甚至殃及处于权力最中心人物的程度之深，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告密是与准予告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通人的告密是与国家安全机构的倡导和支持分
不开的。自从有了“契卡”这个镇压机构，告密和鼓励告密就成为这个机构的工作的基
本原则。早在1918年11月，当时“契卡”的副主席彼得尔斯就曾经说过：“我们工作的
主要原则就是和群众联系。让工人自已警惕地监视资产阶级的活动，并且在稍有怀疑时
就立即报告。”1925年4月，在俄共（布）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对于一些党员的怀
疑告密和拒绝告密，斯大林借列宁之口说过这样的话：“列宁教导我们说，每个党员都
应该成为‘契卡’的代理人，即要观察和报告。”他还说过，“如果我们因为什么而痛
苦的话，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没有去告密。”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
也给代表们做工作：“预报不良现象不是告密，而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职责。”在1938
年的“大清洗”高潮中，斯大林就又说过：“现在，你们大家都要保持警惕，无论你们
是做什么工作的。”因此，在苏联的历史进程中，告密制度和鼓励告密的制度是双向同
时发展和巩固的。在契卡的工作中，告密就成了镇压工作中一个重要原则和重要步骤。
而告密者就有了“志愿者”和“编外契卡”的称号。
从1934年后，告密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群众性。而告密的兴起和普遍化却与一个
小人物有关。基洛夫被刺后，一个无名的，但曾经不断写信告密过他人的女人沃尔科娃
一时间成了一场闹剧的主角，这场闹剧在当时左右了无数人的生命，而至今仍具有许多
难以揭开的神秘色彩。关于这个女人和这场闹剧有两个基本的说法，一是她事先早就知
道了暗杀基洛夫的阴谋，并确认暗杀的凶手将是个叫尼古拉耶夫的人，因而被试图实施
这一阴谋的人关进了疯人院；二是她被内务机构所利用，让她成为“基洛夫事件“的见
证人，顺理成章地将尼古拉耶夫推为凶手，将沃尔科娃所说的“和尼古拉耶夫见过面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推为暗杀基洛夫的后台，以掩盖基洛夫被暗杀的真正阴谋
。然而，不管谁说属实，一个肯定的事实是，斯大林在基洛夫被刺杀立即来到彼得格勒
后，就召见过这个沃尔科娃。沃尔科娃在1956年5月30日写给苏共中央的信提到了这一
事实：“1934年12月2日，党和政府领导人把我从这个可怕的地方接到斯莫尔尼宫……
从上午10时到晚上8时同我谈话的有党和政府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
日丹诺夫……”同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沃尔科娃的审查报告中也写明：“在基
洛夫遭暗杀后，抵达那里的一个政府委员会审阅了内务局保存的带有恐怖活动性质的全
部实际材料。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沃尔科娃被召到斯莫尔尼宫，在那里政府委员会
的全体成员与她谈了话。”沃尔科娃的小女儿在回忆证词中也说：“她多次给我们讲述
过1934年12月她与斯大林的会见。一切看起来是这样的：斯大林亲自去医院找她，她当
时被‘人民的敌人’安置在那里。她同斯大林一起乘车并得知基洛夫被杀害。母亲哭了
，斯大林安慰她，把自己的手帕递给她，让她去擦眼泪。”
在这次会见后，毕竟立即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尼古拉耶夫作为刺杀基洛夫的凶手未经审
讯就被迅速枪决，二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叶夫多基莫夫遭到监控和审查。在“基
洛夫事件”和“预防杀人”的逻辑出现并在生活中起越来越大、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后，
苏联社会中。在一种由上而下倡导的程序和气氛中，对人的怀疑、监督、监视和告密就
同时盛行起来。对同事的告密，对邻居的告密，甚至是对不相干人的告密就日盛一日。
告密成了一种风气、一种时尚，准确地说，成了一种政治标签：你是忠于现政权和现政
权的政策，还是一个反对者。这种告密活动分两条线迅速膨胀，一条线是政府鼓励人们
向有关机构，主要是安全机构打“小报告”，为此到处设立投递“小报告”的“检举箱
”，招募雇佣告密者，告密者告密后除了获得自身一时的安全外，还会得到奖赏；另一
条线就是那些时刻担心自己安全和身家性命的人，在恐惧和不安之中自动地打“小报告
”，以陷害他人作为保全自己的系数，以臆想编造的“材料”作为获取更好的生存和生
活条件的基石。沃尔科娃几乎是个集双重职能于一身的告密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审查她的报告中就写明：在基洛夫被刺之后，“根据沃尔科娃以前报告的材料，内务人
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26人，指控他们进行反革命的反苏活动。在侦查过程中又逮捕了37
人”。沃尔科娃的告密范围很广，报告说：“沃尔科娃写声明告自己同住宅的邻居、熟
人、女儿、自己的同居者，并指控他们犯有严重罪行”，“准确查明沃尔科娃写了多少
声明看来是不可能的”。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她在“基洛夫事件”中的告密，取得斯大
林的信任后，沃尔科娃就径直给斯大林本人写告密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承认：
“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沃尔科娃声明中列出的所有人都被逮捕。”
事隔多年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否定了沃尔科娃的行径，认为她是患有“精神病”，
并进而宣布“今后对女公民沃尔科娃的声明不进行任何检查”。但是，从1935年开始的
“普遍告密”的进程却是不能用患有“精神病”来解释的。不管怎么样，有两个问题是
严肃的，值得人们的认真思索，一是沃尔科娃的告密，。还是她在内务机构的压力下所
作的伪证，还是她在其后的年代里所打的许多“小报告”，都不能排除沃尔科娃的告密
行为曾经使许多无辜的人遭到伤害和镇压；二是在那个年代沃尔科娃不是个别现象，是
一个在“预防杀人”逻辑下的“群起效应”，这种群起效应促使苏维埃文化更具有惩罚
和剥夺的功能。如果说，这是个别人的“精神病”状态，那集中了一系列人的“精神病
”状态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呢？那体现了这种病态的苏维埃文化现象又怎样呢？
沃尔科娃很快就被领导人遗忘了，但是由她作伥而兴起的普遍告密的巅峰时期还没有到
来，“预防杀人”的更为残酷的运作还要等到“大清洗”的关键时刻——1937和1938年
，体现了“普遍告密”和“预防杀人”的苏维埃文化观给苏联和作为社会主义时代新人
的“苏维埃人”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危害，这时在苏联这个体制内还没有人能预测到。
本文选自《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闻一／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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